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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学术论文] 民俗调查与当今小说中民俗元素 [打印本页]

作者: 疏延祥 时间: 2013-12-25 09:29 标题: 民俗调查与当今小说中民俗元素

民俗调查与当今小说中民俗元素

现在国家对民俗非常重视，清明、中秋设置为法定节日，修谱建祠也得到政府默认，这都使使传统文化的民俗元素日益凸显。曾任中华农工民主党宣传部长的学者李汉秋提议，将孟子的生日、孟母的受难日农历四月初二定为中华母亲节，父亲节将和重阳节合并，孟母是“中华第一贤母”，孟母三迁的故事意义深刻，这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用母亲节来纪念她，符合中国国情。美国母亲节最初是由美国格拉夫顿城教会主日学校的总监贾维斯夫人提出，以慰藉南北战争时期为国贡献出英勇战士的母亲们。她愿望未了便逝世了，她的女儿安娜在母亲逝世，继承遗愿发起创设美国母亲节，得到教会、教堂的支持。她纪念其母的活动与教会仪式相结合于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在教堂举行。经过7年的努力，1914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美国母亲节就定在五月份的第二个基督教礼拜天。这就是风靡全球的母亲节的由来。它是美国文化和美国国情的体现，不同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个性，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母亲节应植根于自己文化，因而陆续都有了自己的母亲节。同处美洲的尼加拉瓜、阿根廷等国也在过自己的母亲节；虽与美国文化相近，但许多欧洲国家都有自己的母亲节；亚洲国家印尼、韩国、日本等在母亲节的问题上都没有认同美国，阿拉伯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以3月21日“春分”为母亲节。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设立了自己的母亲节。我们有五千年灿烂文化，有无数令人崇敬的母亲。孟母就是她们的杰出形象代表，理应得到后人尊敬和永远的纪念。我是李汉秋老师的学生，他的提议是鼓舞人心的。
中华母亲节的提议就是民俗调查的结果。2006年，李汉秋到山东考察，发现孟子故里邹国（今山东省邹城东南）世代相传，在农历四月初二纪念孟子和孟母，查文献，才知这天是孟母的受难日、孟子的生日。“礼俗而求诸野”，幸亏这一民俗还在，这是人民的集体记忆。
民俗在建国后民族识别时，曾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土家人一开始没有划为单一民族，但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毕兹卡”（土家人），被誉为土家族的“女普罗米修士”的田心桃教授于1950年10月的共和国周岁庆典上，把这一问题反映给周恩来等，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去调查，这个工作落实到社会学家潘光旦等人头上，他们从语言、器物、民俗（风俗）入手，土家人有哭嫁歌（出嫁时新娘不哭不合规矩）、上梁歌、摆手舞、腊月二十八和二十九过年等土家人特殊风俗，这些民俗因素和语言、器物方面土家人的特点最终成为土家族成为单一民族的重要依据，所以，民俗是重要的，民俗调查是不可缺少的。
我是研究小说的，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民俗多作四旧处理，这是对民俗和传统文化的破坏。比如浩然发表于五十年代的短篇小说《新媳妇》①中梁大伯儿媳边惠荣结婚那天，大家按照老习惯要闹洞房，好热闹的要把蒺藜狗子、毛毛虫、辣子面给新媳妇来个下马威，边惠荣讲说笑可以，动手动脚办不到，有人借着酒劲说，不要上政治课，她说不能拿人开心，要互相尊重。顿时，大家觉得无趣，都散了。梁老汉很生气，认为媳妇给他家丢脸。小说中的边惠荣也没有蜜月，洞房花烛夜第二天就参加劳动，老汉也很生气。浩然认为新娘子是移风易俗，值得表扬。现在看，移风易俗有时有必要，但一味反民俗未必是好事。启蒙大师鲁迅是伟大的，他笔下的魏连殳给祖母办丧事，族人怕他这种维新人士反对旧制，提出三个条件：必须穿孝服，必须跪拜，必须请和尚道士。魏连殳答应了，但因为自己妥协了，又伤心地像狼一样嚎，这种和民俗过不去，是不是就可以提高到反封建的高度，也是值得商榷的。和民俗对着干，做清明、冬至，面对祖坟不跪，任何场合，大家都不敬烟，不敬酒，民众不干。他们以传统礼节来追怀先人，有错吗？难道数典忘祖的人还要贴上“先进文化”的标签，以反传统起家的不也说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民族优秀文化吗？慎终追远，绳其祖武，才能民归德厚啊！烟酒茶代待客，不好吗？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是个异数，人们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研究者发现构成汪老小说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写了大量的民风民俗，像舞狮子，跑旱船，老式剃头掏耳朵，捶背拉筋，可以治落枕的毛病，相当于半个跌打医生，顾客非常受用。《岁寒三友》里“放焰火”，那是万人空巷，陶虎臣的绝活是“芦蜂追癞子”，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人，这个人是癞痢头，手上拿着芭蕉扇，霎时间，出现许多马蜂，这些马蜂都是火花，纷纷扑向瘌痢头，瘌痢头四面躲闪，手里的芭蕉扇不停地飞舞。满场大笑，大家看得十分投入，开心。这不仅热闹，而且可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传，工艺的程度高，民俗文化的氛围浓。《受戒》里荸荠庵的和尚娶妻生子，做法事放焰口，放焰口要念经文，而且要敲打各种法器等等，描写既细致，也吸引人。
民俗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往往不仅是重要元素，而且是重要情节。我们前面提到的《新媳妇》就是，康濯在1957年发表的《水滴石穿》②故事的一部分就是在民俗“打铁火”的活动中展开的。康濯在小说里交代，这是只在山西河北两省的赤焦镇和乱泉村独有的风俗，时间是每年元宵的晚上。到时盘一个炼铁炉，炉里放上铁矿石，煤火一烧，就化出火红透亮的铁水。打铁火的人用特制工具将铁水向天空、月亮、山水树木打去，打出各种不同的花样和图景。男男女女穿着节日才着的光鲜衣服，争相喜气洋洋地来观赏这一盛典。在这个美好节日里，如果哪个小伙子看上了哪个姑娘，就要费尽心思地把铁火打到意中人身上，既要在衣服上留下标记，又不能伤着皮肉，这就要相当高超的技巧。在这个欢庆的晚上，也有不少男女青年乘机相识而成就婚姻大事。《水滴石穿》中的张永德也是打铁火的好手，他把铁火打到了申玉枝身上，把她的衣服烧穿了几个洞，他们恰恰就是一对恋人。
现在的小说民俗描写多了，赞美民俗的也不少。陕西作家侯波的中篇小说《贵人相助》③运用了大量的民俗记忆。书中成为副县长的折方宇父亲的葬礼诸如“吊”——死者娘家人来，“下话”——葬礼中，娘家人坐着，死者的孝子和媳妇跪着，由孝子叙说死者生病的经过和死去的情形，娘家人会当着众人的面评价死者每个儿子、儿媳对老人是否孝顺，不留任何情面。这都是侯波家乡陕西宜川的从宋代就传下来的古老民俗——“夫子礼”，“夫子”者，张载也，就是那个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儒张载。死者为大，每一个忠厚的死者都是和圣贤张载一样的人，他们在人间最后的一程应该富有尊严。侯波家乡的民俗是丰富的，这将成为他丰厚的写作资源。
贵州作家冉正万长篇小说《银鱼来》④的最大特色在于书中有许多黔北地区的民风民俗。四牙坝一年一度的四月上旬拉银鱼是他们的节日，大雨一般在四月初八光临，大雨过后，南面半山坡上的大嘴巴洞就会有“喝啰、喝啰喝啰”的响声，有的年份响几个小时，有的年份要响两三天，响过后，就把一张大网罩在大嘴巴洞上，一声锣响，就开始拉洞口涌出来的银鱼，一边拉，一边叫喊“银鱼呀，银子做的鱼呀。银鱼来，银子来。银鱼来呀，银鱼快来。”这是人们渴望富裕，渴望大自然恩赐的祈祷，只是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却在1958年毁林炼钢和随后开荒种粮的运动中神奇地消失，拉银鱼的民俗在这时居然是破坏总路线。三十年后，四牙坝出现了零星的银鱼，上面也在每年四月份举办银鱼节，《银鱼来》开篇不久即进入这一民俗场面的描写，提供给读者陌生的阅读经验，使阅读的兴趣随之增加。而且，这一民俗不是猎奇，是承载着作者对四牙坝乃至贵州七十多年文化和生活的思考。
小说中另一个民俗发生在小说中的人物杨玉环身上，她母亲在出嫁前给了她八个铜钱，名叫嫁钱，压在箱子底下，作为嫁物。这个民俗类似于赵树理《登记》中的“罗汉钱”，《登记》中，“罗汉钱”作为爱情信物，也是民俗。《银鱼来》中，杨玉环也把嫁钱作为爱情的象征，送给了自己情人余得白。所不同的是，嫁钱在《银鱼来》中还承担性教育的功能，八个铜钱合起来是十六幅男女合欢的图案。这样的嫁钱在黔北地区是一种风俗，每一个母亲在女儿出嫁时都要打造一副，送给女儿，并叮嘱女儿，她将来有几个女儿，就要铸几副，女人婚前都是通过此来获得性知识的。这在宋明理学发达的中原地区，大约是没有的，即若有，也被礼教革除了，倒是不发达的贵州，在相当地区保存这一习俗。杨玉环在看了这一图案并和范若昌结婚后，充满着肉体的渴望，但在儿子出生不久，就遭冷宫待遇。余得白来了，她第一次升腾起作为女人的爱欲，在和余得白有了几次死去活来的性爱后，她将那套摩挲得发亮的“嫁钱”给了他，说今后再也不想这件事了，余得白没有做到，她做到了。杨玉环在《银鱼来》中令人难忘，很大因素在她身上结合着民俗。
洗骨的民俗不仅在《银鱼来》中出现过，在冉正万一篇散文和长篇小说中干脆作为题目——《洗骨记》。《银鱼来》中孙国帮给遭土匪杀害的异乡人（红军战士）洗骨，不是因为他们是烈士，是光荣的红军战士，是怕这些人骨头脏就下葬，会给他们的亲人带来烦恼和疾病。学者何胜莉说，这一贵州山区的风俗，是人性的洗濯和人性的寓言，我同意这一看法。孙国帮通过这一行为，自觉不自觉地追求人性的完美，这种人性的救赎对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人，都有一种启示意义。这种洗骨而葬是西南地区的风俗，至少在唐代就存在。公元725年夏，李白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初游洞庭，吴病卒，李白抚尸痛哭，草葬于洞庭之滨。三载之后，李白再来洞庭，起吴尸骨，洗骨裹之，背负而走，将吴指南的遗骸营葬于鄂城（今湖北武昌）之东。
《银鱼来》还有的民俗如范若昌儿子出生后，他看到一条蟒蛇，从蟒蛇，他就联想到蟒袍，想到了儿子美好的前程。可惜，范若奎开枪打死了蟒蛇，范若昌马上予以埋葬，并念经超度。孙国帮给范若昌前妻坟上钉竹签，这一风俗显然是迷信，可当事人是深信不疑。另外，书中卖历书敲着铜碗唱的民歌，也饶有意味：“黄桷树，黄桷桠，黄桷树下住一家。得对对儿，会写字；得对女，会剪花。大姐剪起灵芝草，二姐剪起牡丹花，只有三姐不会剪，放下剪刀纺棉花。棉花纺得十二斤，留与哥哥织手巾，哥哥心平嫂不平，嫁我高山苦竹林，早晨听见猿猴叫，夜晚听见水流声，想与山水一路去，只怕山水不回头……”，这种民歌可能对应于当地的某种民俗。小说中这些民俗和民调的的运用，既增强了小说的看点，也构成小说的一部分，它们不是游离于小说之外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加强了主题的表达。像那首民歌，如果我们把它和杨玉环的命运，花容（小说中另一个女性）的念想，以及被重重大山环绕的四牙坝人既想走出大山，又对家乡充满着爱恋的感情联系在一起，便呈现出丰富的意义。
叶炜的长篇小说《后土》⑤里有关于土地庙和天主教，都是民俗。麻庄人原来是信奉土地神的，供奉土地爷的庙建在哪里和祭祀事宜那是大事，这个信仰在天主教于新时期渗透后，依然有众多的信仰者。小说中的刘青松是员，可一有大事就到土地庙请示土地爷，有大事发生，土地爷也会托梦给他。刘青松的侄子刘兆平对麻庄的远景规划要动迁土地庙，刘青松坚决不允许，他要刘兆平改动方案，哪怕这样会造成资金缺口，他也在所不惜。村里发生什么坏事，甚至村民生病，大家都会请土地爷和他的人间人来处理，因为他和曹东风是干部，在党的人，所以他要么偷偷地去拜，要么把事情交给村民去办，村里买单。《后土》中天主教来麻庄的时间不长，应该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但是它发展迅速，信众越来越多，信了主，好多妇女精神好了，家庭也和睦了，像如意信了主，就很少和吴计划做那事，直至一次也不做，变得清心寡欲，把家和土地收拾得齐齐整整，比那个好赌博吃喝，不爱弄庄稼的丈夫在世时还要好。她本来可以回娘家，再找一个人，但是她要等着王东周回来，让他在麻庄还有个家，她终于等到了王东周回来。
《后土》在土地庙和天主教之间似乎有所取舍，那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神应该得到中国人的尊重，不能由外来的神祗僭越。《后土》对于这两种民俗都没有批判，多有溢美之辞。
我希望民俗调查和研究的活动能热起来，我会继续关注小说中有关民俗的记载。

①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2002年7月北京第1版
②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北京第1版
③ 《清明》2013年第1期
④ 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
⑤ 《作家》2013年第6期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作者姓名疏延祥

[ 本帖最后由疏延祥于 2013-12-25 10:59 编辑 ]

作者: 阿底阿侯 时间: 2013-12-27 22:58

嗯，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里的民俗记忆更多。

作者: 朱卿 时间: 2013-12-30 12:22

民俗应该是小说叙事的有机构成，成为表现生活场景的重要手段

作者: 张多 时间: 2013-12-30 16:02

小说中的不叫“记载”，而是书写。其可以用作民间叙事的“素材”（叙事学意义上），但一定要慎重，小说书写不能代替田野作业，也不是民俗学研究的主要依据。小说书写也应当严格区分其与民间叙事的本质区别（见《民间文学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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