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德勒兹转向”，即人类学界对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思想的借用，被视为“能动性”与“结构”之争的延伸。作为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勒兹与瓜达里的“根茎”（rhizome）概念表示一种无等级、水平性、异质性的无限连接状态，以此反对中心式的社会控制，也就是如何在福柯式“生物政治”的总体性支配之外，寻找摆脱结构依赖的人类“能动性”和日常动态过程。因为不可预料的事情时有发生，新的因果关系不断呈现，个体主体性不断变化、不可预测，所以主体性是开放的、处于不断形成中的，德勒兹影响下的人类学也因此被称为“形成中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becoming）。2010年美国人类学家协会组织了一场名为“德勒兹与人类学”的讨论，其影响广泛体现在对自然文化、本土性和安全性等话题的研究中。
其一是“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概念的使用，其核心内容是所谓的“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这一领域的支持者认为，人类与非人类、文化与自然的本体论区分是有问题的，人类学应将其他非人类有机体纳入思考，“考虑大多数有机体的生计如何塑造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以及为这些力量所塑造……有机物的宿主的生与死和人类社会的关联”（《文化人类学》2010年冬季卷）。早期人类学当然也有对非人类生物的关注，比如结构人类学图腾研究中对动植物的关注，但动植物是作为人类的思考对象而存在的，即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good to think”。在多物种民族志里，动植物存在的价值是“good to live with”，动植物已成为社会的一份子。多物种民族志体现了一种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融合、共享生态和社会空间的尝试，从侧面反映了人类对如何认识自身以及对生态环境变化的焦虑。
此外，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2010年接连出版著作《文艺复兴：一次还是多次？》和《欧亚奇迹》，继续对欧洲文明中心论提出质疑。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2011年在《皇家人类学会会刊》连续两期发表了题为《亲属制度是什么》的长篇论文，通过阐述“生命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的概念，旨在解决“150年来弗雷泽式的老问题”，称得上对人类学亲属制度经典论题的一次标志性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