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央视为邻

《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6期

大火熊熊，三号楼旁观着一切。这是一座1998年建的14层居民楼，在CBD闪烁的巨型写字楼群中很是显眼。高大铁皮广告牌圈住了央视新址，把三号楼也当作围墙的一部分，一半住家的窗户都正对当时着火的综合楼。“这个楼是灯下黑，着火的时候我一点不知道，因为太近了。楼矮，顶层才到央视的腰。是住在团结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你们顶上着大火了！’我这才抬头——平时谁还要抬头呢？好家伙，也就是10分钟的时间，头顶上的大火就像龙一样蹿了下来。”

记者◎葛维樱   徐菁菁   王墨馥

距火场30米

　　与着火的大楼间约30米，是贺永存的阳台。“吃完饭，就等着元宵节晚会，看看小沈阳出来不。”打点好一切。乐呵呵的贺永存老两口和儿子、儿媳、小孙子，一同住在一套不足70平方米的公寓里。“大概是20点30分上下，电话突然响了，是平时和我一起玩的老朋友，我们每天在公园打乒乓球。”住在团结湖的球友对贺永存极为担心，“我往窗外一看，哪着火了？他说，抬头！”贺永存算是最晚看到大火的三号楼居民。在这栋楼里，大部分的家庭结构是五六十岁的老两口带着儿女同住，元宵节这一天大部分人选择了央视的元宵晚会。“我们本来最爱看BTV5，但是因为盖央视大楼以后总说我们要拆，不给我们发机顶盒，也没什么可看的了。”

　　贺永存觉得火虽然大，但还没有蔓延的势头，“看起来还是能扑灭的”。他拿出自己的DV站在阳台上拍摄，“这时候烟花还没放完，心里头还没有害怕的念头，以为小事故很快就能搞定了”。等烟花终于放完，贺永存却看到火越来越大，“我本来是横着拍的，火龙就开始向下扑，我手上机子赶紧跟着拍，取景框都装不下了，我把机子竖过来，结果机器停拍了，我拍下来了最近但是却不连贯的画面”。贺永存的画面的确非常近，近到火焰的热度已经使画面出现了一点变形，“开始烤脸和手了”。贺永存这才觉得不对劲了。“我看到消防车从红庙那个方向开过来，我还以为别的什么地方着火了。结果消防车到呼家楼桥，掉头转进了央视工地。”“坏了，是这楼着火了！屋里烤得慌，这才感到热浪扑面而来了。我说我先下去，让儿子带着小孙子，儿媳带着我老伴，离开家。”

　　慌乱中一家人失去了联系，谁的手机也打不通。2岁的小孙子一开始一句话不说，他爸爸说，“我只好骗他，你看这个焰火多大多好看，大火炬啊！和刚才那些烟花都是一起的，你看这么多人都来看啦！孩子居然开心地笑起来，到现在还觉得很好玩”。贺永存则在楼下碰到了潘石屹，“潘石屹带着老婆孩子，拿着相机也在拍，我走过去给他看我拍的火龙，他说拍得真好，给他当下就拷走了，现在就在他博客上贴着呢”。贺永存拍的照片相当清楚，把火势从起点到后来熊熊燃烧的过程都交代了。“那一条到底是什么？大家都说是观景电梯，怎么会在10分钟之内贯通全楼呢？”贺永存拍到后来忽然激动起来，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看热闹的邻居，而成了现场最贴近、忠实的记录者。在录像中，能听见很多人过来围观和议论的声音，但贺永存的声音却有抑制不住的愤怒：“都过来看看！烧一个火苗子就没了一百块钱！这就是这场大火！”

　　更多楼里的居民本来是抱着欣赏的态度看烟火的，也是他们最早发现了这场盛大烟花所造成的可怕。胡明光的老母亲看元宵晚会时，听见“那花特别的响，震得你觉得地都在颤，玻璃窗都在震，连马路对面小楼的玻璃都轰轰响”。老人说自己本不是爱看热闹的人，可突然看见其他楼的玻璃里映出来的礼花，吃了一惊：“我心想，这不是国庆时才会放的大花么？”她颤颤巍巍坐电梯下楼去看，早已经有不少邻里街坊都在抬头赞叹了。胡明光自己也买了烟花，“和儿子拿上买好的烟花爆竹，到楼下燃放。放了没多久，央视开始放花了。我和儿子说：你看他们比我们放得漂亮，也放得响，咱们不放了，看他们放吧！”两人高高兴兴地看。“奥运礼花都来了，五环、笑脸真是太好看了。不过烟花最多冒青烟，这怎么冒起黑烟来了？我说今年烟花太怪了，还有黑色的。”胡明光忽然觉得不对，立刻跑到央视大铁圈子的入口处，对保安说了：“我说让他们整几个灭火器去楼顶看看吧，这怎么回事？保安说，你离远一点，现在出入都是领导的车子，你不要挡住路。我说你抬头看看啊，不对劲！他很轻蔑地让我快走！”

危险的家

　　“一下子几十层都燃着了，我们站在马路上，楼上飘洒下来的东西辨不出颜色，像雪花一样扑面而来。”让胡明光一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块燃烧的物质飞过他们居住的三号楼，坠落到朝阳路上来。王武丽和7岁的孙子在家收看重播的北京台春节联欢晚会：“我记得特清楚，小沈阳快上场的时候——我孙子爱看，我专为他等着看这个——突然听见楼道里有人喊说着火了。我衣服也没穿上，拿被子把我孙子一裹就跑了出来。”她本以为是楼道里着了小火，下了楼才发现是家对面的央视着了大火，“我想回去拿钱，一辈子也就那么点钱，但是警察拦着不让再进楼了”。

　　那时，胡明光已经返回家中，他让妻子和儿子先到楼外躲避，自己在家陪着母亲。他说，据他观察，前来灭火的消防车“只怕都有上百辆”。可他马上发现，消防车并不能有效地灭火。“我看他们的水枪大多只能达到那个平台的高度。”他指着北配楼中部突出的一块地方，那里正对着7楼胡家阳台。将近21点30分，“火烧得最大的时候，北面墙呼呼地朝阳台上下‘火雨’，那真是‘火雨’，一个个火球往下掉，迎面朝阳台上飞”。他决定带母亲撤离，“什么东西都没拿，抓起一件我母亲的衣服就往外赶。老人家还担心家里的财产，我说，妈，再不走可就别想再出去了，留得人在，就算烧掉了以后也能赚回来”。“我那时吓得腿都软了，路都走不了。”老太太说。胡明光连搀带抱把母亲撤出了楼：“幸好当时电梯还没停，我们连内屋的门都没关，有的人家连大门都没来得及关上。”

　　21点30分，派出所民警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敲门声让14层留在家里的李霞放弃了最后的坚守：她正把家里晾晒的衣服收下来，一遍遍用水浇湿阳台。“火光越来越大，听到窗户外噼里啪啦的，楼道里味道已经很重了，开不了门。”李霞始终不相信，这火就能把央视大楼烧没了，“我看着这楼起来，知道花了多少工啊！政府花了多少钱啊！不会有危险！”她还记得对门独居的老太太卧病在床，也不愿离家。派出所的民警劝她：“您没见这楼着得这么厉害，要是和美国那两栋楼似的，像火柴棍一样塌下去，咱这楼也躲不过啊。”李霞听着这话，再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判断，和对门老太太一起最后离开了三号楼。

　　谁也说不清楚当时的组织情况，有人说，“站在楼上看，3辆消防车只有1辆进了央视的院子，里面的小轿车还往外跑呢，消防车哪能进去？”四周所有的大街上站满了人，“都是团结湖那边住的，本来来看烟花，结果成了看大火，人越聚越多”。逃离家的居民们和围观的大批人群一同聚集在周围的道路上，并随着警戒范围的不断扩张向北向东离去。“好多人都是穿着睡衣或者单衣出来的，我爱人就没穿袜子。”李霞说。王武丽抱着吓坏的孙子在街边冻得哆嗦，“孩子还只穿着拖鞋”。她抱着孙子去东边一公里开外的麦当劳，给孩子要了杯热水，又找了两张椅子，铺上被子，让孩子先睡了一觉：“警戒线已经拉到了那里，避难的居民很多。麦当劳的人很好心，告诉我们，只要是我们楼里的居民，尽管在这踏踏实实地待着。”

　　零点，露天避难的居民得知政府正组织他们入住附近的旅馆，通上了电话的家人得以重聚。凌晨一两点，火势渐渐平息，人潮渐渐散去，部分居民已经前往亲属家落脚，留下的三号楼居民陆续在呼家楼宾馆和朝阳宾馆安顿下来，才发现“我们的脸都给熏得黑一道白一道了”。较早离家避难的顾大爷没在街上待太久，他找到附近一家经常光顾的理疗室，“找他们要了一张小床，借宿一宿”。第二天早晨，他想回家看看时，才知道邻居们已经被统一转入了附近的宾馆。

CBD核心区的平民生活

　　央视新址工地坐落于东三环和朝阳路交叉路口的东南角上，这一带是北京CBD核心区。新址西侧沿三环往南向国贸桥方向，依次是泰康人寿、民生银行、普华永道、国贸等高级写字楼。新址北面的朝阳路一侧则相对不那么繁华，路北几栋红色的旧民宅建于上世纪50年代，已经在拆迁中。在路南，央视文化中心工地北侧，从西往东依次坐落着3栋居民楼。火灾发生后，这3座居民楼中的600名住户被疏散安置在附近10多家宾馆、饭店中。新苑三号楼是3栋楼中最西边的一栋，最靠近起火的央视新址北配楼。

　　这栋楼的窗子很小，整齐又密集地排列着，“一门12户”，每户约在60平方米左右，都居住着一家两三代人。楼里有200户居民，因为拆迁，2005年搬走了将近一半，还有100多户人家因为不满于协议价格，没有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我们这楼才给1.6万元/平方米，对面街道的小旧楼还给3万元呢。”三号楼的居民们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甚至50年代就起就住在附近的老住户，房产一代代传下来，“小一辈都是老一辈看着长大的”，“邻里上下都认识，很和睦”。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朝阳区成为北京市工业基地的主要所在地，化工、汽车、机械等传统产业都集中在这里。大型厂房遍布，据老人们回忆，现在央视新址所在地，原本是北京汽车制造厂，这里老一辈的住户也大多是附近厂里的职工。当时住宅是成片的平房和简易楼。“这里一点不偏僻，因为有大工厂在，生活配套的设施在当时也都比较完善的。那时候朝阳路这块儿还是一条小马路，划分了自行车道。路边上都种上了树，可整齐了。”

　　胡明光的父母从1971年起就住在这里，刚开始住的是平房。1979年大地震后，经过统一的危房改造，一家人也住进了四户、两户合居一套的简易楼。这种简易楼存续了近20年时间。上世纪80年代前期，紧邻北汽厂的大北窑一带建立了朝阳区公共汽车大型起始站，东三环也开始建设，逐渐变成北京东部重要的交通枢纽。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北汽周边更是建起了国贸中心、中服大厦、招商大厦等当时最高档的写字楼。1993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北京市商务中心规划》，将CBD的范围确定为西起东大桥路，东至东三环路，南起光华路，北至朝阳路。北京汽车厂也就是现在的央视新址，恰好位于这个初始版图的边缘。胡明光们始终享受着的，是城市建设带来的便利，他们为自己聪明的选择自豪——没有选择在东五环以外的新房子，那里虽有80平方米却远离了中心的便利。

　　1994年北京CBD开始建设，大量简易楼拆迁，邻里们被分到不同地区的过渡房。幸运的是，在距北汽4公里的十里铺住了3年过渡房后，1998年10月，胡明光一家又回迁到了北汽旁新建的三号楼。CBD的商业写字楼和高级百货商场越建越多，在一片拆迁大潮中，三号楼奇迹般一直留存下来。居民们大多很有本地“土著”的自豪感，并不觉得狭小的居住环境和周围的繁华格格不入，相反，他们一致认为CBD带来了无穷尽的幸福感。交通让居民们感到惬意：附近的立交桥建了起来，邻近东三环，地面公交网四通八达。2008年7月北京地铁十号线开通以后，从三号楼到金台夕照站步行时间只有5分钟。

　　尽管地处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带，居民们却根本不用为物价发愁。对他们来说，只要不搬走，繁华就意味着一切便利。“红领巾公园、水锥子、小庄、石佛营都有早市，拉辆旅行车就去了。葱6角钱一斤，萝卜1块钱六七个，便宜得我们都觉得人家农民真是不容易。”对于老人们来说，附近遍布的医院让他们感到安心：“平时可以去小庄医院，有了大毛病还可以去朝阳、光华这些大医院。”“周围还有公园，走到团结湖公园只要15分钟，还能扭秧歌跳舞。”

眼看起高楼，眼看烧毁了

　　幸福生活2005年发生了变化。居民们发现，阳台底下的北汽厂址被人买了下来，挖了10层楼深的地基，“那么牢固的厂房，大片拆迁，天天的声音和地震一样。我们当时还想，谁那么有钱，买了这么大块地盖房子，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央视新台址。”胡明光回忆，“从我家阳台往下看就是他们挖的坑，离得这么近，我们还担心会不会伤到楼的地基”。新楼的建设给居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困扰是噪音和光污染。“每天半夜里都有大货车运建筑材料、卸钢板，哐哐哐，根本睡不着觉。”他说，“我妈每天吃安眠药都睡不着。说出来你不信，儿子睡觉要先塞上耳塞，再在左右两边各堵上一个枕头。那也不顶用，经常要到早上5点才能睡熟，过两小时闹钟响根本听不见。那灯光照的晚上和白天一样，拉上3层窗帘都不管用。”

　　但居民们依然固执地认为这里是自己的家，“四辈子以前就在这了”。2006年底，被称为北配楼的35层电视文化中心实现结构性封顶，居民们发现，自己的家再也不能从南面阳台的窗口获取阳光了。“每天下午15点4分，有五分钟的阳光。”2007年9月发生的事情引起了居民更大的不满。“我清楚记得是9月21日，垃圾站门上贴了张通知，说是要我们楼拆迁。”拆迁款是每平方米1.6万元，楼里一半住户不满意这个水平，就都成了“钉子户”。搬迁的地点是在11公里外的常营，新房是期房，大多是80平方米左右的两居室。因为要拆迁，央视付给每户居民每月120元的噪音费也就此停发了。“从寸土寸金的东三环搬到东五环外的常营去？”胡明光用笑话的口吻说，“我从三号楼到光华路的单位步行只要十几分钟，儿子在双井找到一家英资公司的工作，步行也只要半小时。”他们去讨要噪音费没什么结果，给市长热线打电话，也说管不了。

　　“烟花不是第一次放，放了第三年了。”居民们对于央视作风都有共识。2月10日从宾馆回到家里取东西的居民们，在楼道和房间里闻到了刺鼻的气味，“就是化学物品烧着了留下来的味道”。李霞打开家门，发现屋里床单被罩都变成了黑色，地板刷上好几遍都刷不干净。刚擦过的家具一会儿又是一层黑灰，“这还是没起风，要起了风，谁知道会刮下什么东西吹到我们的阳台上来”。胡明光阳台的窗台上备着两个小铲子，前两天，他把着火当天窗框槽里塞满的焦炭一样的物质铲了干净，可如今又覆上了厚厚一层。“着火第二天朝阳路上的渣滓积得绝对有1厘米厚，我看环卫工人冲了12遍都不止。”胡明光的母亲掀起拖鞋的底来，白色的鞋底已经变成了炭色，“这还是刷过几遍的”。不仅仅是扬尘和渣滓，这几天回过家的居民们觉得在屋里待长了“嗓子干疼，眼睛睁不开”。有人指着自己的眼睛：“这儿还红肿的，上午刚去医院看过，花了470块钱，心脏都心动过速。”

　　大家都在等待一个“说法”。让居民们担心的是被烧得露出支架的北配楼是否真的安全，“他们说主体结构没有损坏，可是那么大的火烧了那么久”。“我找到街道，他们告诉我楼绝对不会塌，可没有人肯给我写个字据，我怎么相信呢？”一个78岁的老教师到处感谢着街道办、政府的帮助，一边又担心得受不了，“我出来的时候老伴也跑散了，我出来只拿了我们金婚纪念的照片”。“就算楼是安全的，可这楼以后又要重修，之前的噪音污染又要重来一遍，我们该怎么办呢？”

　　2月13日20点，央视新址办的副主任来到居民们暂时居住的呼家楼宾馆。他拿出一张纸条，念了3行字，大意是表达对居民们的歉意。“今天早上我去晨练，乒乓球玩了一会就是黑色的了。我该带来给您看看，是黑色的。那是在2公里以外的晨练场。”贺永存说，“为了噪音和污染我们忍了这么多年，从选址到建造，到完工内装，到大火，我看着央视从一个大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没想到一把火就给烧了。”一个女士插话：“我们过去看工体放烟花，那是围了一圈的消防车啊！你们呢？消防不让放你们还放！”多年的不满夹杂着对自己家园的复杂感情，一句句话围绕着面无表情的副主任。“我们天天看央视，你们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张嘴，一说话就是13亿人的声音。‘3·15’消费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是你们说的，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注意安全也是你们说的，你们说得多好啊！出了这么大事情，《焦点访谈》怎么还不来啊？”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