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韩雷、杜昕谕：居住空间认同与古村落保护——以温州永嘉苍坡村为例 [打印本页]
作者: cfngroup 时间: 2013-10-18 08:14 标题: 韩雷、杜昕谕：居住空间认同与古村落保护——以温州永嘉苍坡村为例
居住空间认同与古村落保护
——以温州永嘉苍坡村为例
韩雷 杜昕谕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325035)
本文来自黄涛博客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action-viewspace-itemid-33563.html
摘要：古村落保护必然牵涉到居住空间的认同，若村落主体对居住空间不能形成某种认同，古村落保护注定无功而返。旧房子与新房子并存的现实逼迫着保护者或研究者要正视其背后的情感认同错位，以及错位产生的历史情境。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可以相携而行的。对古村落历史感的创造性重构若能尊重村落历史文化和村落主体，所谓旅游式开发不失为一种保护思路。
关键词：居住空间;认同;古村落保护;苍坡村
居住空间认同与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在当下历史情境中逐渐获得凸显，用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的话说，“传统文化极有可能在旅游、现世主义与消费主义的重压之下被吞噬掉”[1]。除去这些因素外，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也在加速编排着中国传统乡村的居住空间景观。这些源自传统乡村内部升级换代的心理诉求和城市化的外力推动，抑或二者暗送秋波之私下里联手，都不仅仅是对村落空间和民众居住空间进行简单的外科式手术整容乃至改头换面，还牵扯到村落空间认同和居住空间认同等重要问题域。村落空间是众多居住空间的合集。相对说来，村落空间认同是大认同，居住空间认同则是小认同;这两种认同存在交集。居住空间认同发生问题，必然牵涉到村落空间的重构。在居住空间升级换代的心理诉求过程中，中国乡村生活主体往往忽略了村落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历史感延传或重构等重要问题。居住空间主体若认同了这样的历史感，古村落保护才会落到实处。浙江永嘉楠溪江流域还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古村落群，笔者曾对其中的苍坡村做过多次田野调查。本文试图以苍坡村为例对居住空间认同与古村落保护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一、新房子与旧房子的冲突
浙江永嘉楠溪江流域的古村落苍坡村原名苍墩，南宋时为避光宗赵惇字讳而改名苍坡。该村落为李姓聚居村。苍坡村位于永嘉县岩头镇最北面，背靠笔架山，面朝楠溪江，东面毗邻仙清公路，交通便捷。苍坡村布局别具匠心，村落四周环境优美，是楠溪江中下游著名的古村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苍坡村是一座典型的“宋庄”，也是中国目前比较罕见的宋代耕读社会的遗址。村落四周用大块的鹅卵石砌成约一人多高的围墙即寨墙。[2]
我们最近几年连续跟踪调查发现，苍坡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村寨墙被拆除与新建楼房的醒目点缀，昔日的古村落已不再自成一体。村寨墙之所以能被蚕食般地拆掉，在笔者看来，该村李姓支书的说法较为合理。他说谁家门前或权力范围内的寨墙谁家有权利处置，村级政府无权阻止或干涉，因为这是村民自己家的事，他们想拆去寨墙腾出地方盖房;现在看来这是很可惜的事，也说明村民只看眼前的利益，没有长远的目光。[3]不过，这也说明村民的居住空间确实太狭小，之所以要利用这一点地方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村寨墙原本为集体所有，但随着村里人丁的繁衍，原来的居住空间难以满足村民的需要，所以总会有村民想方设法竭力突破寨墙的限制，试图建造新的楼房。中国农村只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随后就会有很多跟风者。按照曹锦清先生对河南农村的调查和研究，他认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公家集体的东西分得很彻底。[4]对于产权不明晰的村寨墙，苍坡村的村民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把它分掉并拆除殆尽。现在即使想恢复原状也很难了，因为寨墙外面就是平整的水泥路，直通古村落外面的世界。
苍坡村村民传统居住空间与村落整体尤其是寨墙的命运很相似。我们2012年7月份再去该村调查的时候，其整体布局大致是这样的：东门、大宗祠、仁济寺以及女织馆这些标志性建筑基本上保持原貌。女织馆后面有白墙，系砖体建筑的新建房。其后有厕所和猪圈，但猪圈已被闲置，厕所也不再经常使用。这些都是当代农村生活被机械化改造升级后的必然结果;因为古村落要保护，即使被闲置而不再承担已有功能的建筑也不能随意拆除，但弥漫着不可名状的荒凉。岩头镇苍峰社区服务中心设置在村委会，其旁边是蓄满历史故事的东池，东池边有公共厕所，厕所北有一废弃的新房，现今仅用来放置杂物。村落东南角的望兄亭也显得寂寞衰败，已经没有人在这里守望邻近村落的灯火。
旧房子基本上是石砌墙根，或者是石头墙夹杂青砖的老房，有的墙上还遗留下用毛笔书写的“战无不胜”等字样——显然是上世纪文革时期所留下的印迹。苍坡村四合院居多，在老屋旧址上新建房屋的墙上大都嵌有刻上“泰山在此”四个字的石板，风格相似;也有看似随意刻在墙根处的，据村民说系房子建成后小孩子刻上去的，是故字迹不是很工整，但也说明传统就是这样被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在水月堂的西北方向有三层新楼房，其北是新盖简易房，其东也有一排新建房，已被拆除，显然不是房屋主人自愿所为。新盖简易房后有一排三层钢筋水泥楼房，共九间，主体呈白色，已入住七户人家。靠近村落东面新铺筑水泥路有两幢三层红墙在建楼房，后面那幢已有八户人家住进去了。那里人多，热闹;两幢楼之间距离太近，采光性差。我们调查时适逢夏天，乘凉的村民很多。因为寨墙拆除了，这两幢楼房之间狭小的地带恰好朝向村外的水泥路，通风效果好，村民在此拉家常或嬉戏就很凉快。
村落新建楼房每户村民的住房有一间房子的宽度，一般三层，共六个房间。据一位回娘家省亲的年轻母亲说，邻村的姑娘还是愿意嫁到这个古村落来的，用她的话说，“这个村有名气，生活很方便”。这些新盖楼房上边都接有半层楼房，系三角形的阁楼。村民说上面——比村政府地位高的单位，如镇级或县级以上的单位——不允许盖超出三层的新式建筑;这种阁楼是村民发挥民间智慧，迫使政府妥协的结果，或者说是村民在充分利用当地政策的空隙，为了拓展改善居住空间，而打政策的擦边球——民间智慧就是这样被逼迫出来的。这样的拓展肯定不是政府所鼓励所允许的，但是政府对此也无可奈何，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村落是熟人社会，就像苍坡村支书所说的那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别把事情给做绝了”。村民在此对待古村落和传统居住空间的情感显然是暧昧的，与上面即政府的保护意愿存在着某种错位，甚至与之发生了冲突，以致每年都有村民越级上访。我们在苍坡村调查时，就有村民告诉我们，村民李某为了拓展居住空间，多次在宅基地旧址上盖新楼房，也多次被上面派人强行拆掉，李某为此多次上访告状。我们这次调查的时候，他又在盖新房——不知道这是他第几次在原址上重盖了。
苍坡古村落的热闹氛围是不同家庭共同营造的结果。相对说来，旧的民居比较封闭，一则是居住里面的人大都是老弱病残，二则是旧宅子大都有院落，居住空间相对昏暗闭塞。在笔者看来，传统居住空间昔日充满活力的生活场域很难重现了。而新建楼房虽然前后幢间距很小，但生活感浓郁。如村落东边新建楼房每间宽3.2米，长14.5米，两幢楼之间距离仅2米;其一层楼外间是客厅，中间是厕所和楼梯，采光性很差;里间是厨房，灶台上方贴着灶王爷的画像，建有地锅和存放干树枝和木材下脚料的空间，干树枝等专供烧地锅做饭用;厨房内也有煤气灶和抽油烟机等现代化设施，是传统与现代的奇妙联姻。我们调查时恰好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母亲，正抱着孩子坐在门口;不远处还有好几个小孩子在玩耍。这幢楼房的后面还有一幢七间的三层新楼，每间是三层白色墙体的楼房。最北面一幢系三层白楼，与前一幢相距还不到一米。白楼西边是文明东街2号，第29号住户有一废弃的院子，最后面一幢是较窄的平房，仅有2.5米宽。
在古村落东部是李氏两兄弟新盖的二层楼房，对过也是新楼房，但外表是仿古的;仿古可能是一种改造传统居住空间的策略。靠近古村落寨墙的水月堂旁边有两处系对老房子进行局部手术的半新房，而邻近村东边水泥路建的却是新房。古村落寨墙于2008年前后被拆掉。苍坡村的村落空间原本自成一体，寨墙是村落空间与外面世界的文化分界线。原本象征着封闭的寨墙被拆除后，是否就意味着古村落的对外开放?我们若进一步追问，古村落将对谁开放?谁促使或更愿意古村落开放?答案如果是游客的话，没有寨墙的古村落还能继续吸引游客的凝视吗?这里的“谁”是政府如旅游局之类的，抑或是村落的主体即村民?从古村落旧房与新房并存的现状看，任何一种简单化的答案都不能真正化解古村落生存之痛的难题。诚然，建在古村落外围公路内侧的三层楼，毋庸置疑破坏了古村落的景观线。而古村落内部的新建筑和残败的旧房子也在解构着游客的审美凝视。令人感到吊诡的是，与古村落民居保护较为完好的相比，新建楼房的内外空间更显得热闹，而老房子却显得落寞冷清。不过，前者的热闹已不似过去传统家族或宗族的同质热闹，而是不同家族所营造的异质热闹。这种热闹是村落开放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时代的变迁。
新房子与旧房子在苍坡村并存共生，前者在时时刻刻挤压着后者的存续空间;这种境况并非为苍坡村所独有，中国其他地方的古村落也面临着类似的生存压力。苍坡古村落新旧房屋并存的局面实则隐含着这样的认同：一是村民对现代化生活设施和居住形式的认同，二是村民对传统居住空间所饱含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第二个认同背后是村民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在古村落日益凋敝的当下，这样的自豪感显得弥足珍贵。平心而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村民们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可以理解的;而他们对古村落居住空间的认同也是真诚的，有不少村民就曾对笔者表达过这样的感慨：“房子毕竟是祖先留下来的，是吧?当然珍贵”。
调查后我们发现以上两种认同却未能和谐兼容，而是相互对立的二选一。换言之，若追求现代化生活方式，村民就要抛弃祖先留下来的旧房子;若认同祖先的荣耀或居住空间所积淀的历史感，村民就需忍痛割爱，放弃传统居住空间的现代化。究其原因，第一，是村民的这两种认同可以调谐共处的思想意识很弱。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顶层所设计的城乡二元格局，在农民心底烙下如此根深蒂固的观念：城市生活优越于农村——实际情况也大都如此，农民把城市生活视为现代化生活的样板。在城乡这两个选择项上，你只能做二选一，二者之间很难实现真正的流动或互动;中国当代文学也有对这方面的深刻反映，如路遥的《人生》、叶辛的《蹉跎岁月》等小说。基于这样的历史情境，我们就能理解甚至同情，当代中国农民为何对都市生活如此一往情深了。进而言之，这样的二难选择其实是身份地位的选择，更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历史宿命——谁让你出生在农村家庭呢。所以，苍坡村的村民把老房子——学者一般称之为古建筑——视为通向现代化生活的沉重负担或一时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上面即政府要保护。笔者调查时，很多村民得知我们是来做调查研究的，一脸的暧昧;当确证我们的调查是为古村落保护献计献策时，暧昧中所夹杂的一点尊重和好奇瞬间消失，剩下满脸的不屑和不以为然：“古村落还要保护干啥，还不如开发好呢!”有一位20岁左右的村民还说，“你们说这里好，什么要保护啊，我们换换，你们来这，我们到城里，行不行?”
第二，是政府管理层面没有做过深入调查，不了解村民的真实想法，更谈不上对村民心理诉求的理解和尊重，仅从政府美好的意愿或政绩观出发，想当然地去保护古村落，以至把村民对城市现代化生活的渴求与当下古村落保护对立起来，无法真正理解村民们潜在的消极对抗心理。实际上，当地政府目前并没有这样雄厚的财力去保护;退一步说，即使有丰盈的财力，政府出面主导的保护大都搞一些面子工程，未能切实改善村民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面子工程丝毫不能满足村民对居住空间升级换代的心理冲动。所以村民大都采取消极的态度，想方设法寻找盖新房的机会，根本不考虑旧房子的死活，任其自生自灭。我们2012年7月再次去调查时，恰逢县政府有关部门正在改造苍坡村大门前的空地;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青砖和石头铺就的历史记忆又被翻了起来，坐在苍坡大门口乘凉的村民，依然拉着家常，偶尔投去好奇的眼光，俨然是古村落保护的旁观者。
二、传统民居与民众现代生活
在古村落整体保护得相对完整的前提下，其中的传统民居不像点缀在钢筋水泥建筑汪洋中的老屋一枝独秀，老房子终有一天会被吞没掉;而依托较大生存空间即村落的老房子，毕竟多了一道脆弱的防火墙，虽然村落也可能被现代化建筑所包围所蚕食。防火墙内传统民居的主体能不能享受现代化生活?传统民居若与现代化生活绝缘，那么这道防火墙终有一天会被拆除。作为温州楠溪江流域著名的古村落之一，苍坡村里的民居最近几年破坏得尤为严重。如前所述，使古村落显得更为完整的石砌寨墙已被拆除，村落四周尤其是东北和西北面，新建楼房很抢眼地穿插在传统民居中间，亦越来越有规模。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在此把苍坡村民居粗略分为四类，以座作为统计房屋的单位。第一类属于新建的房屋，原则上不超过三层楼高，但有村民在楼顶又搭建了一阁楼，相当于半层楼高，即三层半新楼房，共有80间。第二类是名副其实的老房子，基本保持原样，共有34间。第三类是在老房子已残损部分续建的新房子，亦即老房子被部分拆除，而后在此基础上建造新的楼房，或直接在老房子的残垣断壁处建新房子，也有特意延长旧房子两头接建新房的，这样的房子共有14间。最后一种属于半旧茅舍，并非传统旧房子，是用石头砌墙的，总共有6间。苍坡村所规划的新民居共有6幢三层仿古式楼房，有的新民居已经有村民入住，有的尚在建设中。
村民中有钱的都在村后靠马路的地方即原先村寨墙所在的位置盖起了三层到三层半的新楼房。村东北处新建楼房最为集中，楼房与楼房间距太近，影响到采光。但村民说这样热闹，有人气，住着也舒服亮敞。古村落西边是新农村建设的杰作，有六排整齐划一风格统一的新楼房，但也没有超过四层。这样的房子外观很漂亮，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但由于地皮太贵，大多数村民买不起地皮;即使能买得起盖房子的地皮，却没有钱建房了。在苍坡古村落内，通向老屋的小路显得越来越窄，也越来越脏，但村落外围通向新建楼房的马路却很宽。这些都是现代化生活节奏突然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由此可见，没有被破坏的旧房子最多占古村落房屋总数的四分之一，新建的房屋明显多于旧房子，旧房子有被新房子逐渐分割包围的态势。传统民居若还不能被有效保护，任其自生自灭的老房子很快就会被新房子所取代。再加上天灾人祸——所谓天灾是指不可抗拒的自然损毁;所谓人祸是指有村民为了能名正言顺建新房子，而故意把自己老房子烧掉。调查时就有村民给我们指认哪家哪家是这样曲线建新房子的，政府相关部门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对这样的村民也无可奈何。
传统民居与新建房屋并存的现实确实表征着民众的矛盾心理，以致我们不禁要追问，生活在古村落的民众到底认同传统民居的什么?是对现代化生活方式认同还是对传统民居所积淀的历史感认同?如果认同的是前者，村民理想中的现代化生活是什么?根据我们的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农民思想中的现代化其实就是居住房屋的现代化，居住空间竞相模仿城市里的火柴盒建筑，过上与城市市民相似的生活。在曹锦清先生看来，中国传统村落从来都是一个充满内部竞比的社会，村落内部血缘关系的尊卑从来不足以定贵贱，相反，贫富差异决定着各户在村落社会内的地位高低。在土地家庭私有制的条件下，农户间竞比之物，主要集中在土地，而在土地承包制条件下，新一轮的地位竞争主要集中在住房。住房庭院的好坏已成为乡村社会内部衡量财富与地位的外显标志。[5]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在云南调查喜洲镇时就发现过类似的情况，喜洲镇居民，“在传统的墙壁上绘上带有欧洲文化色彩的图画，而并没有在其他方面欧洲化的现象说明了住宅主人仅仅是想利用这一点对欧洲的喜爱来加强他自己的声望，而并非要改变传统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每一幢新住宅都要完全按照前人的模式建造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镇上的富裕人家，尽管他们已在湖边建造了西式的洋楼，却仍然忘不了在镇内额外地修建一幢传统风格的大住宅。从这一点来看，住宅本身是激烈竞争的代表物。房屋住宅与其说是众家庭成员用以栖身的舒适之地，还不如说是整个家庭——包括死去的，活著的，未来的家庭成员——社会威望的象征。”[6]
总体上看，传统村落内部一直存在着竞争关系，内在的丰富不易被看到，主要通过外在的如民居等来彰显身份或地位。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推动村落变迁的重要动力，也是改变重构传统居住空间格局的潜在力量;甚至有的村民终其一生就是为了通过居住空间的升级换代而提升自己或家族在村落共同体的地位或威望。据我们调查，苍坡村外出闯荡打工中的成功者，成功之后首先考虑的是在村落盖上或买上体面的楼房，哪怕在城市里已经拥有了商品房。虽然每年他们在古村落的房子里住不了几天，但心里感觉踏实而有成就感。
苍坡村李氏兄弟老四所口述的就很有代表性：
老百姓住老房子住了几百年了，想住点洋房享受一下，有什么错啊!老
房子你漏雨就漏吧，塌了政府会给你盖的，还会拨钱给你。用一把火把老房
子烧了，民政局还有钱给你，这样多爽!我们村里好几间老房子就是这样烧
掉了嘛!没办法，老百姓给逼得无路可走，只有这样。我们现在老百姓跟那
个永嘉县打游击战，就像以前跟日本鬼子打游击战——真是一模一样的;我
就天天跟他们打仗。我造房子，就造半间房子，我还不苦啊?三年我找了那
么多部门，说给你发个图纸才能盖。但图纸就是发不下来，有什么用?不让
盖，我没办法。我三十二岁讨的老婆，之前没房子，没人嫁给你的。我盖了
那两层楼，然后娶了老婆，生了一个女儿。我们村里有好多小伙子，三十多
岁了，都还没找到老婆，就是给房子害的!我娶的老婆是外地的，若是本地
的还不给你盖。[7]
生活在苍坡村的民众最希望对古村落进行开发式保护，对城市现代化的生活很向往;向往是如此强烈，以至不惜一把火烧掉老房子，以满足自己对居住空间升级换代的世俗欲望。所以，当下村民处在观望状态，心里充满着怨气和渴望。我们从以上李氏兄弟的口述中就能深切感受到这种爱怨交集的复杂心态。专家学者对村民的意愿未必真正理解或尊重;他们之间也意见不一。主导古村落保护的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财力去落实自己的保护计划。但是村民对现代化生活孜孜以求的迫切愿望没有变。
根据我们调查，有一部分村民抱怨住在古村落的空间太小，孩子长大后要成家立业，原有的居住空间根本满足不了他们追求私密空间的心理诉求，所以就时常出现所谓钉子户见缝插针造新房子的违规操作;而更能赚钱的人则到城里买商品房。我们访谈的一位李姓媳妇可证之。她说：
一般都愿意住新房子。我有一个女孩现在住在宁波奉化溪口，我叫她来这住几天，她还有两三个月就生小孩了。她说，妈啊，我就不想去啦，去了不方便。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做了个洗澡间。她说洗澡间做了，但上厕所不方便。我去呢，也只能住一两天。我说你就过来吧，因为你(刚开始)怀孕要保胎，现在都七八个月了。她觉得洗澡还是不方便，上厕所呢就根本没办法上。农村里的事就是这个风俗。现在什么都要搞新式的。你看这房子，去年重修过但全部塌掉了;旁边也是老房子，但不能住人。[8]
李氏兄弟老二说得更直接：
我要求不高，让里面舒服一点，瓦房搞起来，你说是吧!他(政府)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也没办法。到时候给我拆了，也没办法。老房子本身它破掉了，是危房。他说你这个房子是老房子，要保护，旅游局说这是古村落，可以开发旅游。但我人住在这里，塌下来怎么办?那你就把保护标准拿出来，哪怕你说我这个房子是古董，你要把它保护起来，可以啊。或者说你就把我搬迁走。搬迁又不给搬，保护又没做到，你说让我怎么办。人住在里面总要生存吧。[9]
当下古村落的民众还无暇追求精致的文化品味，实际上其将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无法预测。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肯定会追求居住空间的诸如舒适、自然和谐等内在的精神享受。现在的苍坡村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传统民居确实很讲究生活情调的，所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即是强调这样的品位;理想的居住空间不仅要有华美舒适的卧室客厅，还要有深深深几许的庭院。这些都是文化发展精致到比较高峰阶段的表现。但是这种精致是传统农耕社会的精致。当中国传统居住空间突然遭遇以机械化、电气化为表征的现代化技术的升级改造时，传统的生活节奏或方式，对这种并非渐至的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高原反应就在情理之中了，虽然生活其中的民众也被现代化生活所诱惑。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积累到一定阶段而逐步实现的;而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与西方形成某种错位，其现代化升级是被迫的，其现代性也因此是被压抑的现代性。所以，传统古村落中有的民居就因为无法适应现代生活而被拆除。但是，那些新盖的楼房又没有达到与现代化生活相匹配的精致阶段——它们至多属于过渡期的纷乱表现。令人担心的是，此过渡期尚未结束，传统民居可能就被拆解殆尽了;曾经的精致和品味还未来得及被充分吸纳以至重构就成了“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文化碎片，届时再奢谈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就会显得不合时宜了。
现在的苍坡村由于没有规划好，给古树和新栽的树留存的生长空间太小。这也是其他古村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古村落里没有古老的大树实在不可思议，古树本身即粘附着村落的历史和传说，见证着白云苍狗和村民悲欢离合的生活史。村落里若没有了故事和传说，其衰落几乎是注定的。古村落现有的空间相对狭小，而规划保护者又没有很好地解决村民追求居住空间的舒适和品味等紧迫性问题，古村落原来的生存空间就日益遭到致命的挤兑，树木的生存空间以及其他公共空间也就越来越狭小。居住空间毕竟是首要问题，至于有没有绿树成荫的公共空间或故事传说却退居其次了。
诚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住宅是一个按照组织宇宙的同一些对立组织的微观世界，它同宇宙的其余部分保持了一种对等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住宅世界整体上与世界的其余部分保持了一种对立关系，其原则不是别的，就是住宅内部空间和世界其余部分的组织原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所有生存领域的组织原则。”[10]同样，我们也无法忽略古村落居住空间事关生存领域的组织原则，生活其中的民众对其内部空间组织原则的认同就显得极为重要，因为其事关每个生存主体的实践感和生活感等问题域。当下村民认同现代化设施所带来的便利舒适，但并非天然地拒斥传统民居的生活空间。若保护仅止于供游客凝视的空间展示，而忽略了村落和民居的生活维度，那么，这样的保护注定要无功而返。其结果可能就是：政府对古村落保护做得愈多，对其破坏亦就愈甚。或许，从作为对接现代与传统的的生活空间去切入相关问题域，一些保护上的难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众的现代化生活渴求还是可以相携而行的。
宋代词人晏殊在《浣溪沙》一词中写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第一句可能写实，是一种现实逼迫的无奈，但仅仅徘徊在传统的香径上怀旧是不够的，被成功保护好的古村落或传统民居应该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有时代变迁的症候，也有强大厚重的历史传统立在那里——我们甚至可以触摸得到。
三、对古村落历史感的认同
旧房子里飘出苍凉刚健的旋律。之所以说其苍凉是因为老屋年久失修，像是被这个后现代世界遗忘一样，任凭风吹雨打，任凭蜘蛛在编织自己的八阵图;说其刚健，是因为飘出来的旋律是温州鼓词，是与温州人传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艺术形式。老人们带着孩子守候在这历史积淀较为丰厚的老屋，时间仿佛停滞了，亦如小孩的岁月是没有褶皱的，老人的岁月却是怀旧的。有本事能折腾的年轻人都走出去打工或做买卖去了;他们寻找谋生的新途径，有的留在了大城市，有的又回到古村落，用辛苦赚来的钱建造像城市住房一样的新房子。
美国学者玛丽•赫福德(Mary Hufford)曾提及诺拉•鲁宾斯坦(Nora Rubinstein)在其最后形成的报告中所观察到的案例，即当邻居街坊和他们的名字发生了很大变化时，人们很难维持一种历史感(a sense of history)。斯蒂夫•苏维茨基(Steve Soviczki)的祖先生活地现在是一开发区，他对靠近阿特卡(Atco)地区变化程度之大感到很懊恼：“这是进入我曾祖父出生地旧的入口。这块被称为霍纳的地方(the Horner place)，系我高祖母的父亲给高祖母的财产。她生活在一间小木屋的家里，生下过七个孩子。我曾祖父以赛亚(Isaiah)就出生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小木屋里。他祖父叫伊萨克(Isaac)。他们在此筚路蓝缕……这是所有新的开发蓝图。是啊，它跟过去完全不同……你也许认为他们会把这块地方命名为霍纳，或其他名字。”[11]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祖祖辈辈来说，旧房子及其所依托的村落或区域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那里浸透了一代代人的情感和记忆，是历史感积淀丰厚且已被情感化的空间。我们回忆故乡童年，总会想到大树，大树背后的游戏，流过汗水和眼泪的土地，我们童年的伙伴，我们的亲人，以及我们出生的房间，等等——这些都是见证我们成长历程的情感固化物。其实，我们之所以要保护古村落，也即是保护我们进入历史场域的入口，以期与祖先或曾经的自己时时保持某种联系。
遗憾的是，民众对古村落历史感的认同在城市化背景下已经发生了磁暴现象;古村落的历史感弥散在已渐趋碎片化的传统居住空间景观之中。毋庸讳言，古村落突然遭遇现代化和城市化，就像苍坡村的旧房接新房，总显得那么不适应。村民原先引以为傲的村落历史记忆如今竟成为文化负担。古村落的视觉景观已经被马赛克化，历史感虽然还可以感受得到，但其中所蕴含的生命已经支离破碎。村落传统也像千年老屋，再也无法抵御城市化推土机的摇撼。苍坡村就有村民希望老房子快点倒下，否则还要守在拥挤的老房子里。他们却很少顾及古村落是积淀着历史感的情感化空间。村落文化无疑是农耕社会的产物，随着农村的城市化或城镇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可能就此终结。按照李培林[12]对广州羊城村的研究，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村落也会就此终结。不过他研究的对象是城中村，而不是本文所论及的古村落。但是，古村落的生存现状确实堪忧，其原本的宁静从容变得越来越焦躁、自卑。村民的这些情绪在调查者面前丝毫不加掩饰。笔者访谈过的三轮车夫即是留守村落的年轻人，他说自己尚未结婚，至少三十岁了。
在通往温州市区的高速公路两旁张挂着这样的标语：城市化让生活更美好!温州市下辖的文成县正在搞美丽乡村建设，我们还没调查过，不知道其美丽乡村之“美丽”是如何打造建构的，有没有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记忆?后现代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世界是平的，所有的深度被抹平。若我们的乡村包括古村落都变成千村一面的平面世界，那么，我们的生活世界就太单调沉闷了。在笔者看来，古村落的历史感却能消除民众生活世界的平面化特征。古村落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无法与历史感(a sense of the past)相分离的。人类学学者凯文•林奇(Kevin Lynch)就曾洞察到，地方感能“强化发生在那里的人类行为，并激活历史的沉淀物。”[13]作为视觉景观的古村落建筑，“使景观保持活力的不是对历史的严格保护，而是把过去不断重构到现在中去。”[14]生活在古村落里的民众，在感知世界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创造性地使自身形象能呈现出来。他们应该有力量改变这种形象，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不是仅仅听从专家学者或政府的指导;他们对古村落历史感的认同程度关涉到古村落保护的成败。
苍坡村西边的寺庙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规模原本很宏大，清代遭火灾后重建，原有地盘被其他公益设施侵占大半。就在我们调查的前一天晚上，该寺庙走廊支柱下的础石被偷走两个。据村支书说，这两个础石系唐代传下来的镇寺之宝，也是苍坡村的镇村之宝，但村政府仅派一个年老的五保户看守寺庙。村支书推测，这桩盗窃极有可能是里外勾结。盗窃础石的案子一直到是年年底都没有告破。苍坡村民也就街谈巷议几天，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那些础石是元代的，雕工精湛，以前在灵山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可谓古村落活化石的国宝级文物就这样从村落民众的生活中消失了。苍坡村被偷走的何止这两个础石，李氏宗谱早就被人偷走卖掉了。1997年之前，李氏祠堂里摆得满满的，现在都空了。大宗祠大厅里面以前有很多名人字画，也全给人偷走了。村民李氏兄弟老四对此痛惜不已，“值钱的都被偷走了。那些国宝级的东西被偷了，我们都心疼，村里的干部却说偷了就偷了。那么值钱的好东西被偷了，真可惜!被偷的真的很多啊!村里好多村民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否则，房子传到现在，每家都该拆得精光了。”[15]
苍坡村的“历史沉淀物”若消失殆尽，其历史坐标就很难呈现出来了，剩下的也就难以支撑所谓的眼球经济了。换言之，古村落的历史感对村民的认同极为重要，对古村落的旅游开发也很重要。众所周知，长久以来，各种历史遗迹一直都是日本国内旅游的支柱部分。除了通常分布于城市或已城市化的农村地区的著名神殿、寺庙和城堡外，独具特色的乡村景点正受到人们的欢迎，其中大多数是快过时或已经废弃的建筑物，包括考古遗迹、农场老屋，像民居即村庄小屋，或者通常是由村庄小屋汇聚而成的“老房子公园”，与欧洲的生态博物馆有些类似。为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参观，人们在老屋子里开餐馆、表演传统的手工艺以及出售纪念品和土特产。最引人入胜的景点之一，是位于金泽县的新建的温泉乡森林公园，它由一片重修过的芭茅顶民居组成，每座民居内都举办一种传统手工艺展示活动，诸如制作漆器、陶器、纸与烹制乡村风味等。这座公园由当地出租车公司的富有业主修建，耗资巨大，距附近一个知名温泉胜地只有几公里路程。[16]日本的保护之道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人的做法若再配上对地方标志性文化人物或文化的创造性开发，一定能使传统民居文化遗产在城市化浪潮中幸免于难。村民对古村落的自豪感亦即认同感会因游客的凝视而被强化，也就是说游客来此凝视的不仅仅是景点、各种传承至今的遗留物，还有古村落自身的精神品位或文化内涵。游客与村民乃至村落形成某种精神互动。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所言，“任何一趟特定的旅行都不会只局限在一种吸引物上：人们总能在新鲜中体验到怀旧，在陌生或‘自然’与文化的有趣结合中发现熟悉的东西。”[17]只不过，“旅游者的凝视是围绕着该文化的奇异性来构建的，因此提供的服务也不能影响或消弱凝视的质量，而且还应该提升这种凝视质量。”[18]古村落保护若真像村民所希望的那样，最好在开发中保护，在此玛丽•赫福德的观点也许值得我们重视，“若鼓励保护区的开发商对其地方特色保持敏感的话，土著和外来者的生活质量都将得到改善。[19]当然古村落的外来者主要是游客。
四、结语
综上所述，居住空间认同与古村落保护关系密切，前者认同的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生活，还有村落的历史记忆和祖先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而古村落保护若尊重村落主体的心理诉求，理解尊重村落保护背后的各种利益博弈，并对之调谐到位，我们的保护才会落实到实处。“我只希望在安装了空调设备的现代书房里，依然会有一盏传统的明灯照亮我的原稿纸和打字机。新和旧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多少前朝旧宅的深深庭院里，处处是花叶掩映的古树。房子和树是老的;花和叶是新的。”[20]诚然这是董桥比较抒情的说法，但却意味深长。对居住空间的重构若未能使村落主体形成认同，像苍坡村这样的古村落最后或许就像里尔克在一首名为《这村里》的诗中所描绘的那样：
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
荒凉得象世界的最后一家。
这条路，这小村庄容纳不下，
慢慢地没入那无尽的夜里。
小村庄不过是两片荒漠间
一个十字路口，冷落而悸惴，
一条傍着屋宇前去的通衢。
那些离开它的，飘流得远远，
说不定许多就在路上死去。[21]
The Recognition of Living Space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with Taking Cang Po Village of Yongjia County in Wenzhou City as an Example
Lei Han Xinyu Du
( Humanities Institut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Abstract:The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is related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living space. Exclusion of a village’s main body from the recognition will certainly lead to a failure of the conservation. The reality of coexistence of old and new houses drives conservators or researchers to address the underlying emotional identity dislocation, as well as the resulting differences in historical contexts.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houses is able to coexist with modern lifestyles. If a creativ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historical sense respects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villages and its main body, the so-called tourism development may indeed be a way for the conservation.
Keywords
iving space; Identity; Ancient village conservation; Cang Po Village
(发表于温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5期。编辑：刘慧青)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居住空间认同与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研究》(12BSH040)、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双重视域下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研究》(11YJA840002)以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一般项目：《双重视域下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研究——以温州楠溪江古村落为例》(10CGSH06YB)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雷(1970-12)，男，安徽省颍上人，博士，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民俗学、民间文艺学。
[1](美)Nelson Graburn：《人类学与旅游时代》，赵红梅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2]本段文字参见李盛仙、李盛献编著的《楠溪江古村落——苍坡》，香港：天马图书2002年版，第1-5页。
[3]访谈对象：李姓书记，50多岁;访谈时间：2012年7月4日下午;访谈地点：在从村西边庙里出来回到村里大宗祠的路上。同时参加访谈的还有黄涛教授。
[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764页。
[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
[6]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王芃、徐隆德译，台湾：南天书局2001年版，第31-33页。
[7]访谈对象：李氏兄弟老四，农民，35岁;访谈时间：2012年7月5日。
[8]访谈对象：李氏媳妇，农民，50多岁;访谈时间：2012年7月4日。
[9]访谈对象：李氏兄弟老二，农民，42岁;访谈时间：2012年7月5日。
[10](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页。
[11]Mary Hufford, One Space, many places，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1986, p.50.
[12]参见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3]Kevin Lynch, The Image of the City(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0), p.84.
[14]Hufford, One Space, Mary many places，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1986, p.74.
Hufford, One Space, Mary many places，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1986, p.74. [15]访谈对象：李氏兄弟老四，农民，35岁;访谈时间：2012年7月5日。
[16](美)Nelson Graburn：《人类学与旅游时代》，赵红梅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171页。
[17](美)Nelson Graburn：《人类学与旅游时代》，赵红梅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18](英)John Urry：《游客凝视》，杨慧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19]Hufford, One Space, Mary many places，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1986, p.74.
[20]董桥：《英华沉浮录》(二)，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21]梁宗岱：《宗岱的世界·译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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