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作为方法论意义的区域表达

徐义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4日
　　



　　西南的意义在于“可能把握汉族社会文化的基本特质及其在不同时空的变异”，沿袭王崧兴的“从周边看汉族社会和文化的理念”和初衷。云南的意义就在于超越了“汉族研究”框架，而志在“中国研究”，其意义非同小可。

　　知名人类学家王崧兴教授曾提出“什么是汉文化？”的议题，并认为研究汉文化也可从汉文化的边缘地区切入。以前我们的研究往往从中原、关中等汉文化的核心区域直接切入，如换一个视角，从韩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边缘”来审视“中心”，往往可发现现今汉文化区所丢失的一些精髓。

　　秉承这一思考方向，后续有不少学者沿此继续推进，如中山大学教授麻国庆曾撰写过一篇题为《作为方法的华南：中心和周边的时空转换》的论文，在人类学界乃至社科界引起一定反响。该文特别强调了“华南”这一地域性概念对于“中国研究”的价值，认为我国华南社会的研究，恰恰具备将人类学文化和社会研究的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基础。换言之，华南已超越了研究对象，而具有地域的方法论意义。

　　受相关研究的启发，笔者想到另一个迥异的地域性概念：“西南”。笔者认为，与“华南”相比，西南（云贵川）更具备方法论上的价值。毫不夸张地说，其背后的学术意义可能更甚于华南，只是惜于目前没有学者进行深入挖掘和细致的爬梳。

　　人类学最有可能从中抽离出宏大理论的田野点

　　大凡在云南贵州做过研究或生活过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与汉族的村落传统文化消失殆尽而呈现为高度同质化所不同，少数民族村落保留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麻国庆曾预言，我国人类学最有可能从中抽离出宏大理论的田野点将是我国云南与泰国、缅甸、越南交界的边境之地。其原因是此处文化多样性突出，与生物学上的多样性类似，越是多样性越是古老，也就越有活力。

　　且以云南为例，近代人类学史上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是当时人类学的重要田野基地，形成了一批重量级的著作。知名人类学家中山大学杨成志1928年从广州经香港、河内，再由滇越铁路辗转到昆明，对一些学生、士兵和犯人做了体质人类学调查。其后，他又深入川滇交界处闭塞艰苦的凉山彝族地区，做了1年零8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彝族社会文化民俗资料及彝文经卷。他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文字与经典》、《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一百三十部）、《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等著作，开创我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先河。费孝通1938年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在云南禄村等村落研究，著有《禄村农田》、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云南三村》，还开创了人类学研究中的“魁阁时期”。林耀华1941年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对凉山彝族社会进行细致的考察，写出《凉山彝家》，此后他又多次重访凉山。综观之，若要取得学术成就，必定或有丰富细致的材料，或有宏大理论支持概括，方能形成气候。

　　在海外，学者对于西南尤其云南亦特别重视，时至今日，各种NGO和国外大学等在这一区域做研究的不乏其人，仅在人类学领域即有郝瑞（Stevan Harrell）、埃里克·缪格勒（Erik Mueggler）、海伦·雷丝（Helen Rees）等，此外还有人文地理、遗产研究等诸多领域。

　　彰显文化多样性、复杂性

　　就云南与华南相比，两者存在不少相同之处。首先，与华南一样，云南地处边陲，古语云“礼失求之于野”，所以于人类学而言，边陲具有从周边看中心的张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既为边陲，都与周边国家地区保持密切关系，既有经济来往亦有文化互动。

　　若论云南与华南这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可能就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不同。华南的研究集中于“以宗族为中心的华南汉族社会结构的研究、华南族群与互动的研究、华人和东南亚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虽也涉及少数民族但主要为瑶族、畲族、回族、苗族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跨境民族。如麻国庆在广东阳春县一个瑶族村落作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瑶族虽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但该地的家族、宗族组织却和汉族社会相差不大。总之，华南以汉族研究为主导地位，加上毗邻香港、台湾地区，海外学者参与颇多。但云南则相对比较纯粹且以少数民族研究为主导地位。费孝通曾在云南进行十分出色的研究，但却是以汉人村落为主，可以想象，假若他研究的是纯粹的少数民族村落，其结果可能会更好。

　　而第二个差异是在学科取向上，华南民间拥有大量文献资料，最后终于衍生出华南学派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而云南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却没有保存和记录文献的传统，一些民族如哈尼族历史上更是无文字而仅有口述资料，文化由祭司巫师口传身授。如此衍生出来的特色学科就注定不会是历史人类学而可能是文学人类学或与此相关的民间文学等。

　　第三个差异是华南这一区域经济高速发展，快速现代化的同时带来一些传统文化的消失，而云南受此影响相对较小。

　　西南研究仍须更多学者加入

　　第四个差异是华南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密切关系主要以儒家文化为纽带，尤其是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新加坡。而云南则主要是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尤其是拥有同一种民族语言的跨境民族，如哈尼族与泰国、越南的阿卡人就有着强烈的基于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

　　第五个差异是研究地位和角色，由于一些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学人无法到我国内陆进行调研，而将台湾、香港地区作为一扇窗口和中华文化的缩影，华南一直被视为研究中国的试验田。云南则一直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之域，因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风情而成为中原想象的“异邦”。

　　第六个差异是华南地区目前已出现较为成熟的规模化研究，可以说是已开出“矿产”。而当今人类学界大致有这样的评价：西南守着一座金矿，但“矿苗”却迟迟没有出来，有着黄金般的民族文化资源，鲜有一流学者加以发掘。其个中原因恐怕是只有材料采集而没有形成理论。云南目前还处在“矿苗”阶段，虽然研究的时间较早但还有待更多学者加入。

　　综合来看，如果说华南研究的意义在于关注我国文化的同质性，那么西南、云南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对文化多样性、复杂性的彰显。如果说华南的意义在于“可能把握汉族社会文化的基本特质及其在不同时空的变异”，沿袭王崧兴的“从周边看汉族社会和文化的理念”和初衷。那么，云南的意义就在于超越了“汉族研究”框架，而志在“中国研究”，其意义非同小可。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http://www.cssn.cn/16/1600/201309/t20130904_40306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