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之初，我曾经十分倾心地崇拜过两位西方学者，一位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藏学家、意大利学者Giuseppe Tucci先生(1894-1984)，另一位是二战后德国汉学的领袖人物、世界著名宋辽金元史研究专家Herbert Franke先生(1914-)。这两位先生既是学问的大家，也是Charisma十足的大人物。Tucci先生是当代藏学研究的奠基人，他一生留下了近四百种著作，涉及西藏语言、文献、考古、佛教、历史、艺术、民俗、地理等各个领域，且均有非凡的成就。不仅如此，他还创立了意大利远东研究院，创办了享誉世界的"罗马东方研究丛书"和学术期刊East and West。没有Tucci，今天的世界藏学研究，甚至世界东方学研究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象。而Franke先生则是当代德国，乃至世界硕果仅存的最杰出的老一辈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大家。凭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精熟和扎实的语文学功力，以及出色的学术组织能力，西方学界宋辽金元史研究的水准从此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如此，Franke先生桃李芬芳，他的弟子们一度几乎占领了德国所有大学的汉学教席，使得二战后德国的汉学研究成为世界汉学重镇。
多年前，我在1994年出版的Asia Major第七卷上读到Franke先生的一篇新作，题为"Consecration of the''White Stūpa'in 1279"(《论1279年的白塔胜住仪轨》)。这是Franke先生八十岁时发表的作品，是他晚年的代表之作。他利用所见各种文字的文献资料，对北京元建妙应寺白塔的历史做了迄今最充分的研究。文中Franke先生对元人祥迈所撰《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作了重点翻译和解释，照例旁征博引，鞭辟入里。可是，他的译文中竟然出现了一处令人触目惊心的硬伤，令我深为偶像惋惜。《释迦舍利灵通塔碑》中有句云："取军持之像，标驮都之仪"，Franke将其译作"(The construction) was in the hands of selected soldiers, and its shape symbolized the form of a form of a sacred element"。他竟然将"军持"翻译成"the hands of selected soldiers",译言"所选士兵之手"，而不知道汉文"军持"是梵文Kundikā的音译，意为"瓶"、"净瓶"，此处指的是藏式覆钵形菩提塔如净瓶般的形状;而"驮都"确如Franke所认定的那样是梵文dhātu的音译，通译作"界"，但dhātu也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如Franke认为的"a sacred element"(成分、要素)等。可偏偏在这里的意思与"成分"毫不相关，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佛之舍利。所以这句看起来挺复杂的话可以简单地翻译成"(The stūpa)takes the shape of a vase to mark the manifestation of Buddha's relics"。指出Franke著作中的这个硬伤，并无意于损害偶像于我辈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先生一世的英名也决不至于因此而毁于一旦。我在此只是想借此说明任何权威都有其各自的局限，都会与常人一样犯可笑的错误，盲目崇拜和神化学术权威实不可取。
我对Ruegg先生的钦佩首先是因为他的博学和杰出的语文能力。他是一位典型的印藏佛学家，说他兼通印藏佛学实在不足以表达他的能力和成就，更确切地说他是贯通了印藏佛学。他对梵文和藏文两种语文工具的精熟，使他可以广泛地运用这两种语文的历史和宗教文献，对佛教哲学思想在印藏两种佛教传统中的源流有极其深刻的把握。Ruegg先生对佛教的如来藏思想、中观哲学、政教理念、"他空见"等都有精深的研究，他的相关著作都是业内的经典作品。晚近，Ruegg又出版了一部题为《南亚佛教与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与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地方崇拜"的共生关系》(The Symbiosis of Buddhism with Brahmanism/Hinduism in South Asia and of Buddhism with"Local Cults"in Tibet and the Himalayan Region,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的专著，再次显示了其学识之渊博。
不仅如此，Ruegg对世界人文学界，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新思想极为敏感，常常将它们精妙地结合到他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之中。例如，他曾经对佛性论，特别是印藏佛教传统中的顿悟和渐悟思想作过非常出色的比较研究，出版过一部题为《比较观中的佛性、心识和渐悟问题》(Buddha Nature, Mind and the Problem of Gradualis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ondon, 1989)的经典著作，不但对印藏佛学传统中有关顿悟与渐悟的文献和思想作了深入的讨论，而且还将当年流行的"历史记忆"和"传统的创造"等新理论运用到他自己的研究之中，非常精辟地指出藏文历史文献中对"吐蕃僧诤"的记载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更像是一个半历史的topos，和尚摩诃衍已经成为一个非历史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而"吐蕃僧诤"成了一个历史与神话交杂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个"记忆之场"。正是受Ruegg这段话的启发，我对藏文文献中有关和尚摩诃衍及其"吐蕃僧诤"的记载作了系统的检讨，得出的结论与Ruegg的预想完全一致，藏文文献中有关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的说法基本上是后世藏族史家创造出来的一个传统(参见沈卫荣，《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新史学》第十六卷第一期，第1-50页，2005年)。
除了Ruegg先生，我曾十分钦佩的学术偶像还有相当不少。例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系的Chris Beckwith(1945-)教授就是其中之一。Beckwith先生的大作《中亚的吐蕃帝国》(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利用汉、藏和阿拉伯文献资料，宏观地构建了吐蕃对外扩张和吐蕃帝国的历史。Beckwith利用他兼通汉、藏和阿拉伯文献的杰出能力，完成了中亚学研究的一桩宏大建构，并获得了奖励给天才学人的麦克阿瑟奖。阅读Beckwith此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也是我至今依然对它推崇备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Beckwith要言不烦、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纷繁复杂的问题到了他的笔下，好像都一目了然，读来十分惬意。虽然中外学者，包括我的朋友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都对Beckwith这部大作有过很多这样那样的批评，但在我看来，《中亚的吐蕃帝国》这部卷帙上无法与Tucci《西藏画卷》同日而语的小书，却是继后者之后世界藏学研究的又一部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
近年来，我和我的学生们又都成了美国印藏佛教学者、Fairfield大学宗教学教授Ronald M. Davidson教授的粉丝，他的新著《西藏文艺复兴：西藏文化再生中的密宗佛教》(Tibetan Renaissance: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Rebirth of Tibet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成了我们研究藏传密教，特别是黑水城出土藏传密教文献和藏传密教于西夏和蒙元时代在内地传播历史时常备左右的参考书。Davidson别出心裁地将公元十世纪中到十三世纪初这段时间称为西藏的文艺复兴时期，通过对大量印度成道者所传密教文献于西藏传译的精细研究和对以萨迦派道果法为中心的密法教义和修法仪轨的描述和诠释，Davidson对最终成为藏传佛教之典型特征的密教传统的形成过程，对藏传密教的印度渊源、文献依据、师承次第等都作了清楚的交待。在这一部头不大的专业著作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有关早期藏传密教的所有有用的信息，为我们深入研究萨迦道果法在西夏和元朝的传播提供极大的方便。
Davidson对梵、藏文密教文献有全面和精深的了解，他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大量一手的资料。此前不久他出版的《印度密教：密教运动社会史》(Indian Esoteric Buddhism: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antric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印度密教，它和《西藏文艺复兴》一起成为研究印藏佛学的当代经典。尽管西方的印藏佛教研究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以往的研究，如前述Ruegg的著作，较多地集中在对印藏佛教思想的比较研究之上，对印藏密教传统的比较研究尚未全面展开。Davidson的这两部著作开风气之先，引领世界印藏密教研究新潮流。他之所以能有如此之成就，首先得归功于他超强的语文能力，他的所有研究都建立在对大量梵、藏文密教文献的精细的译解的基础之上。让我颇为吃惊的是，最近Davidson竟然开始大量利用汉文佛教文献来研究早期的陀罗尼。西方印藏佛学家中少有兼通汉语文者，Davidson早年以研究印度梵文佛教文献和哲学见长，后专擅印藏密教，学习汉语文、重视汉文密教文献，恐怕是最近的事情。从他的这段学术经历中，我们见到了一位优秀的西方佛教学者的学术轨迹。
近年来，我读到了不少青年学术同行的优秀作品，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无疑是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史研究助理教授Christian K Wedemeyer先生(1969-)的著作。Wedemeyer是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的博士，曾师从美国最著名的藏传佛教专家、宗喀巴讲座教授Robert Thurman先生。Thurman贵为哥大佛学教授，但其做派更像是一位藏传佛教的传教士。虽然在民间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力，但其著作的学术含量则实在不高。令人吃惊的是，Wedemeyer的治学方法与他的老师有天壤之别，他竟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语文学家。他出版的第一部专著是圣天造《合行明炬》的译注本(Aryadeva's Lamp that Integrates the Practices (Caryamelapakapradipa): The Gradual Path of Vajrayana Buddhism according to the Esoteric Community Noble Tradition, New York, 2007)，遵循的完全是欧洲佛学研究传统的语文学方法，从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语文学功底。Wedemeyer兼通梵、藏两种语文、擅作佛教文献之比较研究的能力在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反映得更加淋漓尽致，这篇论文题为《译师之功的诱人痕迹：宗喀巴著述中梵文资料的别样翻译》，对宗喀巴著作中所引述梵文文献的误译、误解作了十分精到的检讨和批判，对传统以为藏译佛教文献十分忠实梵文原本的说法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并进而对梵文佛教文献于西藏传译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非常有见地的讨论。
更令我吃惊的是，与他深厚的语文学功力相比，Wedemeyer的哲学和理论修养似乎还更胜一筹。Wedemeyer近十年间发表的论文总共不足十篇，但篇篇珠玑，其中有两篇文章对印藏密教研究带来了颠覆性的震撼。第一篇题为《修辞格、类型学和转向：密宗佛教史学的简短世系》(Tropes, Typologies, and Turnarounds: A Brief Genealogy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antric Buddhism,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40, no. 3 (February 2001), pp. 223-259)，它对西方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密宗佛教历史编纂的历史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和批判。Wedemeyer在其文章开头提出了如下一个人文学科建设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在众多学科的初始阶段，通常都会预设一些临时性的理论，以用来为这个形成中的知识领域提供一个大致的结构，以便更详细的研究得以开展。这些理论，除非很快就被推翻或者随后被重新考量，设定了初期研究的程序，变成了组成这个学科研究背景的重要成分，甚至成为这个学科不言而喻的"公理"。而一旦成了"公理"，这些假设，尽管完全没有(或者只有微弱的)实证依据，通常会定义、结构和界定这个学科之学术研究的路线。而当足够多的时间和能量已经被投入到了预设那些"既定观点"之正确性的研究之中时，它们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会受到质疑，以免打破学科之平静的外表，也不使让人感到舒服的"进步"的幻象被打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有时我们可以真切地见到一种非常强大的、跨越好几代学人的学术保守主义，在这种学术保守主义之下，长辈学者们(权威、偶像)非常不愿意鼓励(且不去说"允许")对一个领域的那些最基本的假设作激进的修正。
Wedemeyer另外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题为《牛肉、狗和其他神话：大瑜伽密教仪轨和文献中的引申符号学》(Beef, Dog and Other Mythologies: Connotative Semiotics in Mahāyoga Tantra Ritual and Scrip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75, no. 2 (June 2007), pp. 383-417)。在这篇文章中，Wedemeyer试图处理密教研究中另一个长期令佛教学者争论不休的十分棘手的大问题，即如何来解释密宗佛教中那些有悖常理、十分违规的成分?密教长期受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修法中包含了很多违犯佛教戒律，甚至与世俗道德观念相抵触的特殊修法，如男女双修和"五肉"(狗肉、马肉、牛肉、象肉和人肉)、"五甘露"(大香、小香、精、血和骨髓)供养等等。对于这些极为怪异的修法到底应该作如何解释，学界历来有很多激烈的争论。有人以为应该按其直接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将它们视为实际的修法;也有人把它们当成是特殊密码，只具有比喻和象征意义，认为这类密乘修法是观修，而不是实修。而Wedemeyer则提出：以上两种说法，不管是实指，还是喻指，都把它们当作直接的指义自然语言的范例来处理，所以都没有抓住这些传统之符号学的最本质的方面。他的这篇论文试图表明密乘大瑜伽续部采用的是一种可称为"引申符号学"的指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来自自然语言的符号(一种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在一种更高层次的话语(神话语，mythic speech)中，有能指(signifiers)的功用。将这些符号学工具引入对解释密教修法之批评中的目的，无非是要人认知，不管是仪轨的实修，还是经典的叙述，其中起根本性作用的是一种关于清净和污浊的语法规则(清浊无二)，而这种规则出现在与早期密乘佛教和更广泛的印度宗教常规的重要对话之中。这表明见于密乘佛教中的这种对常理的违背表示的既不是"部落式"(字面的、原始的)的修习，也不是纯正的瑜伽密码(象征性的)，而是反映了主流印度佛教固有的关注。
世人走过的学术道路千差万别，每个人或都应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崇拜和扬弃学术偶像的个人经历。我相信每一个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最终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任何学术偶像都不是永恒和不可超越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后代超越前代是大势所趋。在Tucci的时代，他的《西藏画卷》和《西藏宗教》(The Religions of Tib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无疑是最杰出的经典，但到了Samuel的时代，《文明的萨满》就理应取代《西藏宗教》的经典地位。Tucci无疑也曾经是Samuel的学术偶像，Samuel曾是Tucci《西藏宗教》一书的英文译者。但Samuel的《文明的萨满》和他最近出版的新著《瑜伽和密教的起源》最终超越了Tucci的《西藏宗教》。西藏宗教研究在Tucci和Samuel两代学人之间完成了学术的更新，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而无论是从理学，还是从朴学的角度来看，血气方刚的Wedemeyer的能力和水准都已经丝毫不逊色于德高望重的Ruegg。毫不夸张地说，今日的Wedemeyer已经具备了最终超越Ruegg的所有潜质和能力，明天的Wedemeyer一定会成为今日的Ruegg，他们注定都是印藏佛学研究的祭酒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