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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胡鸿保/杨玉珍]文字VS 图像——兼谈视觉人类学的边缘性 [打印本页]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09-2-18 10:44 标题: [胡鸿保/杨玉珍]文字VS 图像——兼谈视觉人类学的边缘性

文字VS 图像——兼谈视觉人类学的边缘性
作者：胡鸿保/杨玉珍
摘　要] 　以现代科学工业技术为基础的“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字的霸主地位遭受严峻挑战;不过,迄今为止,对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来说,声像手段还只是起到补充文章的作用。视觉人类学对反省人类学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它在学科里的地位仍将注定处于边缘。
[关键词] 　文字;口语;视觉;理解;边缘
[作者简介] 　胡鸿保(1948～) ,男,上海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北京,邮编:100872 。杨玉珍(1974～) ,女,福建厦门人,福建医科大学人文社科系教师。福建福州,邮编:350004 。

一、语—文—图

      作为多媒体社会文人,回顾远古文字诞生造就的划时代意义,把它与当今数码技术的兴起作一番比较,似乎不无裨益。因为这恰恰是文字革命与文字面临被革命的前后两个不同的标志性时刻。
      随着近代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兴起,人们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有了更为科学的结论。现在普遍认为,文字的发明是文明起源的诸多要素之一。至少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起,文字就被人类学家当作文明的标志之一。张光直虽然强调文明起源过程中财富的积累和相对集中以及至权威的崛起的重要性,但是文字或符号的运用依然是与之相关和不容忽视的因素。文字被看成是一种攫取权力的手段。列维- 斯特劳斯在他对南美洲南比克瓦拉族的田野笔记里也有感而发,认为“书写的出现只是借用来做为一种象征,其目的是社会学的而非智性上的使用……[文字]只是为了增加一个个人的情感与地位,或者用以增加一种社会功能的权威与地位。”“书写文字似乎是被用来剥削人类而非启蒙人类的工具”。（注1）伊特斯林认为,文字“是有声语的补充性交际手段,这种手段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主要用来把言语传到远处, 长久保持, 并且借助图形符号或形象来表现……”[1] (P10) 其实中国清代文人陈澧也早有类似表述:“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东塾读书记》) 按中国传统的说法,文字的发明是“惊鬼神、动天地”的创举。长期以来,学术界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文字起源于图画;现在尽管有人认为文字起源于三种记事方式,但图画记事仍旧是其中之一。（注2）对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启发意义的是学者们对于文字与图画的区别、怎样才算真正成为文字而不是图画或者刻画符号的辨析。值得重视的是:文字作为一个视觉化表达口语的符号系统,它是规范的、集体性的,可以不经由书写者本人解释而让读者们读出一致的字面意义。这一点,为我们比较日后录音和图像借助高科技来挑战文字书写的作品提供了参照。文字超越口传、超越刻画符号而成为文明起源的一大标志。德里达在《论文字学》等著作里一反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直至索绪尔的传统, （注3）他不认为口语高于书面语,而声称文字较诸口语更具有本原性。（注4）
      一经告别“野蛮”进入文明时代,尽管其间经历过印刷术、留声(录音) 机、照相术(摄影) 那样的技术性革命,文明不仅没有被颠覆,反而通过积累发挥了更强大的能量。文字和书写便独领风骚数千年,把“口语”和“图画”都挤压到学术殿堂的边缘。（注5）

二、从表现他者到参与者互动

      照相术和电影技术的出现,曾经引起人类学家对于如何在民族志著述中更客观地表现他者的新思考。19 世纪晚期,人类学研究开始逐渐摆脱纯书斋的方式而注重实地调查。电影发明于1895 年。1898 年剑桥探险队开始了它的远征托累斯海峡之行。探险队里的著名人类学家哈登(A. C. Haddon) 将电影摄影机看成是“人类学必不可少的工具”。所以说视觉人类学( visual anthropology ,亦译作影视人类学) 几乎是与影像技术的发明创新同步出现的。早期图像作品在人类学里的功能侧重在记录和展示。视觉记录则被认为是在物化的意义上“拯救”了一些事件,而很少被考虑到有解释文化乃至反思人类学认识论的作用。（注6）可是,后来视觉人类学却不怎么关注可视的文化内容(如面部表情、舞蹈、服饰、广告等) ,它关注的是技巧、方法和人际关系(如民族志影片的制作) ,也就是更加注重于运用视觉媒介来分析文化、同时反映主客互动。有关专家认为,视觉人类学可以提供不同的理解方式,“民族志电影”的作用不应只是简单地看成“电影式的民族志”。以下介绍学界关于这种参与者互动的一些论述。
      戴维·麦克道格尔(David MacDougall) 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视觉信息,他的《人类学中的视觉信息》一文介绍了视觉信息处理中的人类学立场,进而分析不同参与者的互动关系,为探究视觉人类学边缘性的原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麦克道格尔说,视觉人类学关注的不是视觉本身,而是渗透、编码于视觉中的文化系列关系;人类学可以解读视觉中的关系,也可以运用视觉来建构作品,作品以更为丰富的知觉来解释文化是如何渗透、模塑社会经验的。视觉人类学由基于“单词—句子”的人类学思维向基于“形象—序列”的思维转变,建构了视觉人类学的智力基础。[2 ] (P276～295) 但是,人类学如何处理不同的“人”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我们必须观察在视觉人类学制作过程中参与者包括拍摄者、被拍摄主体及其他合作对象,他们的“意识”与“态度”如何进行彼此意义的交换、协商、妥协以及共构,以及这些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以何种方式得以呈现。[3 ]
      影视作品还可以从主客二元互为主体的角度加以分析,其间充斥着权力关系和政治话语。有论者认为意义是建构的,把视觉领域作为文化意义建构的场所,意味着同时把有关听觉的、空间的以及观看者的心理动力学全部分析和阐释集于一身。由此,视觉文化打开了文本空间的全部世界,形象、音响和空间描写彼此交织,不断积累我们每一次接触电影、电视、各种作品所获得意义和主观反应。观众身份意味着眼睛“看”的东西是由一整套信仰和欲望体系以及一整套符码化的语言和通用的机制强加给它的。[4 ] 关于“看”的隐喻和机制成为十分重要的论述方式,因为“看”应该从种族、社会和性别意义上的“自我”和“他者”之间划分出本体论的界限。然而,“看”所包含的界限划分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它并不按照“这是你们”和“那是我们”的自我封闭的认同和传统的实证主义分类来行事,而是指谁在“看”(或“窥视”) 谁,以及如何看的问题。在文化多元决定论“眼睛”的注视下, “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强调“看”的意义在于以此来说明不同种族的主体如何发现自己身处的文化困境。在分析时所依赖的“看”的机构化机制,电影、电影理论以及围绕这两者发展起来的人们的态度和幻想,这是一个主导的象征秩序,其有效成绩不可避免地与其窥视机制联系在一起。[5 ] (318～361)
      此外,当前人类学家们还面临原住民媒体和其他媒体的关系问题。原住民媒体自身迅速地变化,其制作者越来越吸引全球观众,他们身处跨文化位置,文化影响不断变迁并互相贯通渗透,原住民媒体进入大众传媒,反之亦然。现代影片作为大众传媒的工具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很多本质性的事物,如道德、价值观、理想人格等。原住民和异族及移民社区的人一起,他们已经不再是以往孤立、不受外界影响的聚居地,不再认为他们自己是一种文化或政治群体的必然代表。所有这些因素导致原住民媒体制作者、艺术家处于跨文化和跨文本的位置。他们的作品既是争取文化认同,同时也是解说,创造了文化上的“视差效果”,取代了传统民族志电影的视角,同时又激励了它的发展。[3 ] 但是,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也正因此而日益边缘化,他们的认同与其他边缘人日趋相似,这便导致人类学研究中研究者身份认同困惑的问题。
      再让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视觉人类学做一点探讨。虽然俗话说“眼见为实”,然而现在的问题却是:看到的并不一定可信,或者人们相信并不是因为他们见了,而是因为他们信了才去看。论者要问“视觉人类学看见的是什么?”如果真实所见的不一定可信,那么科学就不仅仅是“眼见”的问题了。正如没有概念化的看法不一定是盲目的一样,在知识界、政治、宗教或任何领域,意义在本质上都是内在互相关联的。由于感知是动态地嵌入文化信仰的符号实践中的,故而可见的并不一定可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信仰的实践:相信了才见得到。人类学观察者的记录模式应当是经过社会文化信仰实践获悉的,这规定了在特定的文化中什么才是“真正”应该看的。这也恰是特定文化中照片、电影主题关系被严重误解的原因。也就是说,照片的含义并不是由照片本身赋予的,更常见的就好似边远地区人们石刻艺术的含义就隐含在制品本身,或者讲故事者其自身、手势和谈话便界定了它的含义。在人类学摄制上人类学摄影家们推陈出新,开始注重和依赖地方性知识,培训当地文化持有者,用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去拍摄人类学电影也正是为适应这一需要应运而生的。

三、视觉人类学的边缘地位

      可视之物作为文化的产品和指示器,对于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家来说具有很大的魅力,但它却没有能力解释自身。图像,尤其是脱离了原来文化脉络的图像,对于观众是作为一种隐喻呈现的。早先哈登(A. C. Haddon) 将电影摄影机看成是“人类学必不可少的工具”,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已经对此持有异议。哈斯崔普( Kirsten Hastrup) 认为,与人类学撰写相比, 电影只是“浅描”而不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 ,借用格尔茨语) ;而英国人类学家布洛克(Maurice Bloch) 更坚信,人类学家如果花太多时间在电影上的话,那是他对自身的思想丧失了信心。[6 ] (P282)
      杰伊·路比(J ay Ruby) 曾经撰文指出,视觉人类学从来就没有完全融进主流的人类学,往往只是某些人类学家教学的视听辅助工具。视觉人类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后半叶,那个时期大众媒体在文化认同的形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是视觉人类学家发觉,他们反倒是涉入了其他专业的(视觉社会学、文化研究、电影理论、摄影史、舞蹈表演研究、建筑理论等) 图像制作者和学者领域,而不是与其他分支的文化人类学家合作。……人类学是一门由语词驱动的学科(a word - driven discipline) ,由于不相信形象具有传递抽象观念的能力,所以它比较忽视视觉——图像世界。当编纂民族志时,研究者仍必须将复杂的田野工作经验以语词转录为笔记,然后通过理论和分析的办法把笔记转化成其他的语词。本来,人们可以尝试运用多种感官的经验来了解异文化,可是这种逻辑中心主义的理解取向基本上否决了多元的求知途径。（注7）
   图像研究处于边缘地位未被接受的局限有不同的认识论理论的渊源和技术上的成因。人类学里图像研究的局限地位并不是因为影视作品的质量,也不是因为作品的关注点,而是因为作品本身的特征。理论上,经验主义者定性研究对科学的认识,以及定性研究的范式使用的大多是语词,偶尔才用数字,除了为进一步展示语词和数字外极少使用图像。从人类学学科史看,主流的理论范式都要求抽象、概括,它们一直是由语词来建构的,语词有抽象的特点,与图像的具体性、特定性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技术层面上,因人类学的主导是语词,不信任图像传达深奥理论的力量,反对图像研究最常见的原因是认为图像视角缺乏可信性。比如,温斯顿(Brian Winston) 在《“摄像机不撒谎”:图片证据的片面性》一文中指出,照片在起初还被认为可作为科学论述的证据,然而,由于对照片的可操作性极大,照片并不代表外在世界。研究者们追溯发现,大量档案文件照片被伪造,以及数字技术处理可在摄像机和照片内切割重组不同的图像,这就打破了可视图像作为证据的幻想。温斯顿还以观看民族志电影《斧战》( The Ax Fight ,1975) 为例,对图像表达的局限性发表了评论。《斧战》是人类学家查侬(Napoleon Chagnon) 和电影人阿什( Timothy Asch) 拍摄的反映南美洲委内瑞拉的亚诺玛莫人( Yanomamo) 的系列影片之一,查侬以撰写关于该民族的民族志著作《亚诺玛莫人:暴躁的民族》( Yanomamo :A Fierce People ,1968) 而成名。温斯顿评论道,如果不依靠字幕和画外音的解释,观众根本无法了解电影画面所诉说的内容。[7 ] (P60～68)目前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视觉能否作为调查和论述的媒介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有论者提议暂时中止把人类学定位为一门言辞的学科,而根据只有通过非口头方式才能获得的理解,来反思人类学某些知识的范畴。视觉人类学既不是对书面人类学的抄袭,也不是对它简单的替代,正因如此,必须建立有利于人类学整体发展的其他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但是,目前尚不能指望一门自足的视觉人类学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奇迹般地出现。[6 ] (P293)

四、结语

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口传文化”——“书写文化”(后来又衍化出“印刷文化”) ——“电子文化”的发展过程。社会发展导致文字的产生,而文字的出现又曾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不论如何,书面语言产生之后的数千年来,学术和近代学科的建设基本以“书写”为基石,晚近方始成型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学科尽管具有关注边缘的特点,但是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仍然仰仗文字书写。照相术和电影技术的出现曾经引起人类学者对于如何在民族志著述中更客观地表现他者的新思考。以现代数码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时代”或“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字的霸主地位遭受了严峻挑战;不过,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对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来说,声像手段还只是起到补充文章的作用。视觉人类学对反思人类学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它在学科里的地位将注定处于边缘。为避免引起误会,我们要声明这里不是从艺术的角度探讨图文关系,谈论人类学也侧重在它的主体而不是作为分支领域之一的“艺术人类学”。我们强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人类学,首先考虑到的应该是“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探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普同性”这一宗旨。

注释：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0BSH013) 。
注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 ,第一章“史前各文化阶段”;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第七章“政治权威的崛起”;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 ,第一讲“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 [ 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三联书店,2000 ,“一堂书写课”,382 、385 页。
注2：汪宁生的研究表明,文字是由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等三类记事方式引导出来的,详见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 《考古学报》,1981 , (4) 。
注3：索绪尔专门研究了“文字表现语言”的问题,并对“文字凌驾于口语形式的原因”做了探讨,他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说道文字(书写形式) 的威望遮蔽了语言的口耳相传的传统,在索绪尔列举的四条理由中有一条是,“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们更重视前者。结果,书写形象就专横起来,贬低了语音的价值。”详见(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 ,47～48 、50 页。
注4：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甚至通过生造“分延”(differance ,或译作“延异”) 一词来展示他的这种思想。参阅(法) 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德里达, 《延异》,载王逢振主编:《2000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 。
注5：为节约篇幅、使话题相对集中,在此我们只拟讨论图—文关系,而实际上当代冲击文字主宰地位的还有来自“口述”的“声音”。近期“口述史:历史人类学”和“口承传统”的两组相关专题讨论分别参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 , (3) 和《读书》,2003 , (10) 。
注6：直到1975 年时米德(Margaret Mead) 仍这么认为,她写道“为了将来”用电影来“抓取和保留”行为,解释的工作可以后来再做,关键是拯救资料。
注7：J ay Ruby ,‘Visual ant hropology’, in Levinson , D . and Ember , M. ( eds. ) 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 hropology , vol . 4 ,New York : Henry Holt and Co , 1996 , pp. 1345 , 1351. 转引自Jon Prosseer , Image - based Research : A Sourcebook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 1998 , pp . 97 ,102 - 103 。顺便提及两个相关的论述,以资比较。(1) 钱钟书在《通感》一文里曾经说到,在日常经验里,视、听、触、嗅、味等感觉可以不分界限、彼此打通。普通语言对此也都有表现。(见钱钟书:《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 :62～76 页。) (2)爱德蒙森注意到,弗洛伊德把希伯来人禁止偶像崇拜、信仰一个不可见的上帝,称为是智性上的进步,并且认为摈弃形象对文明的发展极为关键(马克·爱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第2 章“攻击在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96～97 页) 。

参考文献：
[1 ] (前苏联) 维·亚·伊特斯林,左少兴译.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 ] David MacDougall , ’ The visual in ant hropology’ , in , ? Marcus Banks and Howard Morphy (eds. ) Ret hinking Visual Ant hropology , New Haven and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 pp . 276 - 95. 中文节译见戴维·麦克道格尔. 视觉人类学———人类学的扩展[J ]1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 , (8) .
[ 3 ]林文玲1 米酒加盐巴:“原住民影片”的再现政治[ Z]1 http ://www. tave. sinica. edu. tw/ c/ ve/ vel . 1. htm.
[4 ] (以色列) 艾利特·罗格芙1 视觉文化的政治学[J ] .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 , (8)
[5 ] (美) 周蕾1 看现代中国:如何建立一个种族观众的理论[ A ]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 C]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6 ] Marcus Banks and Howard Morphy ( eds. ) Ret hinking Visual Ant hropology[ M ] 1New Haven and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 7 ]Brian Winston ,‘The camera never lies : t he partiality of photographic evidence’[ A ] . Jon Prosseer ed. , Image - based Research : A Sourcebook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C] . London : Falmer Press , 1998
原文出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1期

文章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6/06/1032.html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09-2-18 11:20 标题: 胡鸿保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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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鸿保（1948－），上海市人，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史研究。

1978年考入云南大学历史学系；1982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1986年至1989年在中山大学人类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至今，主要教授人类学等相关课程。

胡鸿保论著（部分）：

1.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著：《中国民族学史(下)》(精)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2.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胡鸿保，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04期。

2.胡鸿保，当前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从学科史和互为学科性角度谈起[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02期。

3.胡鸿保,王建民，近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若干热点透视 [J]，民族研究，2001年01期。

4.胡鸿保，陆煜，历史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

5.胡鸿保，略谈中国人类学重建以来的学科史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05期。

6.胡鸿保,李红武，反思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史[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03期。
（1948－），上海市人，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史研究。
1978年考入云南大学历史学系；1982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1986年至1989年在中山大学人类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至今，主要教授人类学等相关课程。

胡鸿保论著（部分）：
1.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著：《中国民族学史(下)》(精)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2.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胡鸿保，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04期。
2.胡鸿保，当前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从学科史和互为学科性角度谈起[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02期。
3.胡鸿保,王建民，近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若干热点透视 [J]，民族研究，2001年01期。
4.胡鸿保，陆煜，历史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
5.胡鸿保，略谈中国人类学重建以来的学科史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05期。
6.胡鸿保,李红武，反思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史[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03期。
图片和信息来源：守望家园——尉迟铭珂 博客
http://www.anthropology.net.cn/?490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09-2-19 20:16

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探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普同性。
就这一句耐人寻味，意味深长啊！

欢迎光临民俗学论坛-中国民俗学网 (http://chinafolklore.org/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