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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2-17 20:45 标题: 文学理论、文本阐释与人文科学本土化
学术中国 >> 学术周刊 >> 08年12月A >> 观察与思考 发布时间：2008-12-31
文学理论、文本阐释与人文科学本土化
作者：张卫东
毋庸讳言，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科学（the humanities）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知识类型，并且在多年的移植之后依然水土不服。其中，文学理论的遭遇颇具代表性——在中国思想当中，它至今还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可以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科学的本土化，今天仍然是中国思想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由于中国思想的本土经验主要沉积在汉语文本（尤其是古代文本）当中，所以，对汉语文本的重新阐释就成了人文科学本土化的必经之路。这样，中国的文学理论学科就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和使命，在引进大量具有革命性的概念、方法和观念之后，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突破中国古代汉语文本这一壁垒，重建文本阐释的基本前提和模式，不仅关系到其他人文科学的本土化进程，也关系到文学理论自身的命运。
一、文本阐释在人文科学本土化中的地位
1900年前后，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生的派遣，西学著作的翻译，大量图书和报刊的出版，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新学制的推行，逐步打破旧学的坚冰，引发了文本阐释模式的转变。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分类迥异于以往的太学或国子监，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则更进一步确定了大学的定位和分科（文、理、法、商、医、农、工）、管理机构及制度等事项。1913年公布的《大学规程》又将以上七科细分为若干门，其中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学四门，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另有专门研究学术的大学院，内分哲学院、史学院等。○1这些措施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建制更加完备，增强了中国思想的“学科意识”，为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奠定了制度方面的基础。
相对而言，自然科学在中国不存在本土化的问题，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障碍则较易克服，比如，中国的社会学可以借助田野调查，努力使西学框架与中国经验相适应并提出本土化的新概念（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而人文科学由于与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却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事实上，中国的人文科学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具备雏形，但许多学科至今还很难说真正具备了“科学”（学科）的特性和“自主性”○2，即真正建立起“人文科学”的知识范型——将人文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贯彻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
汉语文本阐释是人文科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新的观念和方法往往要在文本阐释中得到验证之后才能得到认同和确立。中国文人科学的建立一方面得益于西学的引进，一方面始终伴随着汉语文本的重新阐释。比如哲学学科的发展，就离不开中国哲学史的建构，而建构中国哲学史，就需要对相关的汉语文本进行哲学化的阐释。同样，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学等学科当中，汉语文本阐释也占据了显赫的位置。由于旧学的主体是经学，新兴的学科要想在中国思想中立足，就很难绕开经学式的文本阐释而另起炉灶，而必须面对经学模式所造成的无处不在的“前理解”。显然，汉语文本阐释是一个焦点，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该问题，中国学者就很难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限制，真正进入人文科学的“问题域”。
我们看到，在人文科学的框架之中处置汉语文本，一直是一项棘手的工作。症结何在？如果必须“一言以蔽之”的话，可以这样表述：症结就在于汉语文本以及相应的阐释方式是排斥“人文科学”的，它被包围在历史悠久的经学注疏和文学趣味的保护之中，总是倾向于拒绝人文科学式的解释，排斥或贬低逻辑性（理论性）的知识建构。正如美国学者陈汉生所说：
中国思想家从未发展关于观念、概念或共相这类抽象实体的理论，这不应被当作不合理的或缺乏哲学深度。……抽象理论对中国并不是不可能的，只是不必要而已。○3
这种“不必要”除了对于逻辑性的知识建构漠不关心之外，其实还有一层含义：结构精巧的汉语文本一旦进入人文科学的视野，置于抽象理论的观照之下，立刻就会分崩离析。在陈述事实和逻辑推理方面，汉语文本似乎很难在经过“科学”的分析之后保持其意义的完整性。因为其基本结构主要不是建立在逻辑、思辨和论证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修辞、审美和劝说的基础之上，阐释者为了保持文本自身的完整性，保持文本的“原意”和“本来面目”，往往必须尽可能回避人文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始终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努力推动汉语文本（汉语思想）的现代转换，一方面又试图保持汉语文本的“完整性”和特质。正是这种企图激活汉语文本以便使之产生现代意义的尝试，加速了汉语文本之“固有”意义的瓦解。反过来，西学的概念和理论之所以难以真正落实到汉语文本阐释当中，也是因为这种矛盾的态度。文本意义的瓦解和西学概念的混乱，是20世纪中西知识范型交汇时的一种特殊景观。
在20世纪之前，汉语文本阐释之所以未能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因为汉语文本与经学范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合谋的关系。蒙培元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是以经学的形式发展的（冯友兰、冯契、张岱年都有此说），其特点是经典注释”，中国哲学“缺乏概念化、形式化、理论化的系统，往往以诗化的语言表示出来而缺乏精密论证，富于生命体验而缺乏知识化的形态，长于解悟体知而缺乏逻辑推导”，而西方哲学则“概念明确、逻辑清晰、论证严密、注重方法”。○4一般来说，经学式的文本阐释，无论是长于训诂的汉学、长于义理的宋学还是长于考证的清学，都不以求知为最终目标，没有“科学”的观念和方法作为知识背景，不关心逻辑性的知识建构，因而缺乏逻辑意义上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很难直接与人文科学“对接”，却适宜于经学式的体系建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以“拘”、“杂”、“悍”、“党”、“肆”、“琐”六字分别概括两汉、魏晋唐代、两宋、元、明末、清之经学特点，陈少明则认为今文经学讲经世之术，过于急功近利，喜欢随意利用经典，古文经学讲训诂之学，过于烦琐冷僻○5，皆为中肯之论。
20世纪上半叶，一大批具有西学背景的学者的著述成为人文科学转型的标志，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朱光潜《诗论》等，与旧学风格迥异，都是对于汉语文本的重新阐释，其成败得失，乃是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缩影。
冯友兰、张岱年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都面对着一个问题：“中国哲学既本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我们是不是应该以条理系统的形式来表述之呢？”○6当然，他们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张岱年努力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与辩证思想，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新儒家”的哲学建构，都试图整合中西哲学思想，但似乎并不成功。蒙培元认为，牟宗三试图以“良知坎陷”、“返本开新”的方法解决科学与民主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行不通。而20世纪的中国史学转型的三个方面，即考古与文献的互证、中外文献的互证、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记载的互证，前两者仅仅是史料范围的扩大，第三条则意味着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只有外来观念即理论、范式、概念的引进并用之于解释传统史料，才导致了近代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根本特征”，在中国史学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中，“中国本土经验的升华则道路更为艰巨……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如何建立和培植出自己的理论土壤，建立适合于本土经验的理论范式，还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7。除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历史撰述之外，中国史学主要是一种史料学，其主要成就在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甄别，而不是历史的解释。中国文学研究存在同样的情形，不仅主要的理论资源来自西方的文学理论，而且其运用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简单套用的层面。总之，在成功地建立起新的汉语文本阐释模式之前，要实现人文科学的本土化，依然任重道远。
二、汉语文本阐释的两种范式
在20世纪的汉语文本阐释领域，一直并存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其一是经学范式，它以注疏和考据为主，以文本为主要的乃至唯一的依据来展开论述。其二是“科学”范式，它将汉语文本视为有待解剖的对象，其意义往往难以确定，文本不仅很难构成学科知识的证据链，而且多半令人感到棘手。在许多领域，汉语文本既是各个学科难以回避的研究对象和必要的资料来源，也是其误入歧途的重要诱因。
大体而言，两种范式之间很少发生直接的冲突，往往相安无事，或曰彼此隔膜。只有跳出狭窄的学科视域，才能发现二者的巨大分歧：当我们进行考据性质的研究时，汉语文本多半是面目清晰、秩序井然的，而一旦要形成理论性的命题，汉语文本立刻就会变得模棱两可、捉摸不定。造成这种窘况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各种研究范式（其基本问题、概念和命题）都来自于西方思想，一般不适合直接套用于中国经验；二是汉语文本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同一性被打破，汉语文本所保存和传达的中国经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审视和质疑。在经学史上，学者们对于汉语文本之真伪以及文本之间的关系一向抱有浓厚的兴趣，所谓皓首穷经，绝大部分功夫是花在了考订文本真伪及关系上面。这种对于文献的关注，与今日之“研究”在旨趣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同时，汉语文本之建构特性一向为学者们所忽视。尽管文本是现实经验的载体，但它毕竟有别于文本所指涉的外在事实与内在体验。对于那些高度依赖汉语文本的学科来说，文本意义的复杂性无疑是学科知识生产过程中经常遭遇的难题。
在西方，大学和科学的发展是在摆脱了“教义权威”○8的支配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而在中国，人文科学远未摆脱外在权威、流行观念和经学范式的控制，因而难以提出带有普遍性的、有价值的问题，难以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如果满足于文献的考证、清理，始于文献而又止于文献，人文科学就会为文献所拘，忽略文本之外的事实世界，从而很难认清文本的建构性特征。
文本建构的方式也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逻辑的（logic），一种是诗性的（poetic），前者以西方的诸多哲学和科学文本为代表，后者以几乎所有的汉语文本为代表。二者虽然都只是一种建构，但它们在建构世界的过程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关切。对于逻辑性文本来说必须完成的事项，比如概念的厘清、命题的推敲，在诗性文本当中显得毫无必要，甚至是一种累赘。反之，对诗性文本来说至关重要的修辞手段，在逻辑性文本当中也是需要尽量剔除的。
按照经学范式来阐释汉语文本，尽管文本形式受到了充分的关注，但最终指向的依然是某种预先限定的意义。疏通字句之所以要花费经学家们毕生的精力，是因为汉语与其意义之间的对应错综复杂，包括汉字的字形和读音的变化、句读的处理以及句法和文法等方面的复杂情况。比如《论语·宪问》开头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一句，在句读和解释上就有很明显的分歧，何晏和朱熹的解释之间的差异，就源于汉语文本自身的模糊性和歧义性。○9目录校雠、文字训诂、考据辨伪、笺证疏义等传统的研究范式，不仅运用于核心典籍如《周易》、《论语》等的阐释，而且成为一种通用的阐释模式，《十三经注疏》就是一个例子。这些阐释性的文字，在体例和思想上受制于原作，与原始典籍之间存在着同质或互文关系，很难在思维方式上有所突破。比如，自司马迁的《史记》到清代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在体例上一脉相承，这些“正史虽是整理史料而编写的史书，但从现代观点看，仍不过一堆史料”○10，这种情况虽然不能完全归因于传统的注疏模式，但却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经学范式的影响之下，少量“异端”其实并不具备挑战性。比如晋代的王弼一方面拿道家的道理来解释《易经》，一方面拿儒家的部分经典附会道家的学说。佛教的“格义”拿老庄及《周易》解释佛经，而周敦颐取道士讲修炼的太极图来解释《易经》，又以佛教的“寂然不动”解释《中庸》的“诚”，其方法都是以经典解释经典，是借助权威和师承之力量来解决问题，而非立足于对事实的认定和对论证方法的改进。再比如，朱熹是汉语解经史上的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人物，他“是首先对诠释过程产生的‘疑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将解疑作为诠释的重心以及理解方法的人”，他认为疑点的解决不仅需要虚心平气，“惟文本文意是求”，而且“对圣贤的每一句话的理解，都必须与对文本整体意义的理解和谐一致”。○11然而，经典文本中常常有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之处，朱熹为《大学》所作的《格物致知补传》“已不能满足于对经典字句的狭义解释，而是直接参与经典文本的创造”○12。从解释到创造，必须利用调和手段替古人填补文本中的裂缝，难免过度诠释。朱熹对于汉语经典文本的阐释，暴露出了经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和限度。
简略说来，经学范式具有以下特征：1、围绕经典进行全方位的阐发，包括文字考订、语义推敲等，但主要的意图则是发掘和阐发圣贤的原意（微言大义）。2、经典既是阐释的基本出发点，也是阐释的最终依据。3、经典原文的地位高于事实和逻辑。4、由于经学以经典文本为中心，而并不以问题为中心来展开论说，所以，在经学范式中要想明确地、持续地关注一个问题就显得较为困难。
古代汉语文本被纳入西式的学科框架之后，才能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组成部分。所以，胡适和冯友兰在叙述中国哲学史之前将“哲学”的定义中国化，不惜违背其本义，○13以便容纳汉语文本和汉语思想。黄人《中国文学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等早期的文学史著作，都要先就文学的定义进行专门的探讨，因为文学史之“文学”乃是经由日本传入的西方晚近意义上的文学，而作为一个学科，它更是“中国古来未有的学科，它的方法规范、语言概念全部源于西方”。○14经典文本在新的学科范式中得到了重新确认和重新阐释，但是，同样的文本得到的评价和阐释并不相同，甚至大异其趣。文本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文本阐释的基本前提、原则和方法。由于新的学科范式迅速控制了知识生产体系，新的文本阐释框架基本上是突如其来、不由分说建立起来的，在科学范式获得话语霸权的同时，古代汉语文本的确切位置往往并不明朗，也很少得到理论上的反省。
一种范式之所以得到承认，“是因为它们比它们的竞争对手能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实践者团体认识到是最为重要的。”○15与经学相比，科学范式在逻辑性和清晰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是作为外来者的科学范式能够在中国取得合法性的重要原因。各门人文科学整合汉语文本，都试图将文本纳入某个逻辑性的体系当中进行阐释，比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框架，使文本由阐释的中心和依据转化为学科体系中的原始材料，从而摆脱了传统的权威和外在的权威，客观上具有“祛魅”的效果。但是，汉语文本阐释的范式转换明显不同于库恩所说的从常规科学到科学革命的转变。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乃是在科学内部发生的，而经学既不从属于科学，也不看重科学。经学内部虽有分歧和论争，但它不以解释经验世界为最终目标，而着力于文本互释和以日常经验解释文本。甚至可以说，经学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即使遇到来自经验世界的挑战，它也很容易化解。因此，对经学而言，很难出现真正的“反常”，经学范式几乎不可能遭遇内在的“危机”。 这样一来，两种范式之间就不存在线性的关系，二者在大多数时候既不彼此对立，也无法彼此说服。实际上，在20世纪的汉语文本阐释当中，范式之间的冲突远不及学者或“学科”之间的隔膜严重，两种范式之间的深刻差异和内在矛盾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
三、汉语文本阐释对文学理论的挑战
两种范式隐含着两套预设和方法，而探讨文本阐释尤其是“文学文本”阐释的预设和方法，正是文学理论的基本任务。因此，无论是韦勒克还是乔纳森·卡勒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当代都无法回避以上问题，同时也都有望在汉语文献“文本化”或者汉语文本“对象化”的过程中作出贡献：追问众多汉语文本的潜在意义，质疑那些在比附式阐释中强加的意义，让汉语文本在更开阔的视域中呈现出本来面貌或多重面貌。
范式更替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方面源于经学范式的积弊，一方面也源于理论研究的薄弱。经学限于解释文义或阐发微言大义，多有文献的累积，少有问题的推进和知识的增长，即使是清代学者，其“方法虽然是进步的，但所研究的对象非常狭隘，所获得的成果非常微末……最大的收获只是在文字训诂方面”○16。不少学者对此有过深入的思考，但似乎影响甚微。比如，顾颉刚曾指出“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旧时士大夫之学，动辄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17；曹伯韩断言“国学和世界一般学术还是没有打成一片，浩如烟海的四库典籍，只是一堆杂乱混合的历史材料，亟待我们整理”○18；梁启超认为，即使是全盛时代的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相比也有六大缺点，包括“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物理实学之缺乏”、“无抗论别择之风”等，而以朴学著称的清代学术，尽管“二百年来诸大师，往往注毕生之力于一经，其疏注之宏博精确，诚有足与国学俱不朽者”，但“综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不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19皆道出了传统学术衰落及西学大盛的内在原因。
科学范式取代经学范式，从学科建制上看几乎是势不可挡，但人文科学的发展仍然难以摆脱经学范式的影响，理论建构的意识和能力都严重不足。在中国文学学科当中，源自西方的“反映论”和“审美论”至今仍是撰写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理论依据，“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风格流派论的两大核心概念，而诗、词、曲、赋、文等传统的文体划分方式则得以保留，由此构成的文学研究框架表面上体制完备，实则漏洞百出。而在语言学领域，套用西方语言学的模式来解释汉语，也造成了很多弊端，比如汉语语法学的繁琐，对汉字重要性的忽视。美国学者J.格雷认为，“在中国，学术上的假设和证明很少能够结合在一起”○20，这说明中国史学乃至各门人文科学除了史料学、文献学等层次的研究之外，缺乏较高层次的、原创性的理论建构。
没有理论建构，知识就是一堆碎片。比如程裕祯主编的《中国学术通览》列举了儒学、墨学、易学、老子学、理学、朱子学、文字学、楚辞学等53种，可谓名目繁多，支离破碎。由于文本之间的关系远远重于文本与现实经验和意义世界之间的关系，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虽然科学研究始终侧重于实证，“但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却主要不靠收集实证研究的结果，把这些结果堆积到‘手册’里面，而主要靠对各个领域的基本建构提出疑问……真正的科学‘运动’是通过修正基本概念的方式发生的，这种修正或多或少是根本性的，而且对它自己并不清楚。一门科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其基本概念的危机，这一点规定着这门科学的水平。”○21人文“科学”在中国仅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基本概念的移植和使用已经充满了含混和误会，而文学理论所隐含的革命性力量，在汉语文本阐释中尚未真正显露出来。尽管学者们对于许多极具颠覆性的西方理论早已耳熟能详，比如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理论，但是，一旦涉及到汉语文本，这些理论却很难得到有效的运用。
当前，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依然缺乏解释本土经验的能力，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文本阐释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在表面上，文学理论已经广泛地渗入汉语文本的阐释，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都在自觉地运用各种文学理论的观念及方法。但是，这基本上属于被动乃至盲目的运用，或者说，仅仅是其他学科对文学理论的“借用”。文学理论自身还缺乏主动介入的意识，常常在汉语文本面前束手无策，甚至有回避汉语文本的倾向。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学科危机和沉闷局面，是逃避汉语文本阐释的必然结果。
关于“失语症”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失重”或许更为恰当。其症结不在于中国的文学理论无法对世界（西方）发言，而在于“它的论域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22，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目标都不明确。余虹所说的“文学理论的寄生性”○23的确难以避免，但是，中国的文学理论还有另一重寄生性：它寄生于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史的知识体系当中，缺少独立的判断能力和存在依据。迄今为止，移植西方理论是最有成效的工作，移植的目的何在？答案无外乎两个：一是构建一套更为严密、更具普适性的文学理论体系，二是指导中国文学创作。在今天看来，这两个目标都有些虚妄。尽管有学者认为文学理论应该结束单纯的模仿时期，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己任，○24但是，何谓中国问题，如何解决，却需要大费思索。
我们看到，文学理论并不以求真为最高目标，而是以争夺话语权（向假想的西方），以获得民族文化的独特身份为目标，致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常常陷入误区。文学理论还将自己局限在“文艺学”学科当中，不敢立足于文本分析，关注更为广泛的理论问题。对于汉语文本阐释而言，文学理论依然是一个闯入者，而不是合法的阐释者。这种境况很容易让学者们避重就轻，转而寄望于中国古代文论，认为中国文论对于汉语文本的阐释更到位，只需要把中国文论“转换”一下就可以完成理论建构，却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和不可通约性。现在，文学理论应当介入文本阐释，这一方面是为经学式的考据研究划界，一方面也是为自身积累事实依据。
一个世纪以来，汉语文学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利，汉语文本很少进入文学理论的视野。学者们常常担忧，将具有西方背景的文学理论运用到古代汉语文本的阐释，有可能破坏文本的完整性。他们忘掉了一点：一般的文学史的解释，同样会破坏汉语文本的“完整性”，比如以“忧国忧民”来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以屈原、李白为浪漫主义做注脚，以史记、杜甫和《红楼梦》来为现实主义做注脚，诸如此类的解释，都要以破坏完整性为代价。而且，任何“史”的写作都隐含着某种“理论”，正是由于这些理论前提的存在，文学理论才需要主动介入，刺激学科知识不断更新，以消除种种似是而非的定见。也正是由于理论的缺席，汉语文本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至今未能充分呈现出来。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文科学之文本阐释的基本预设依然显得狭隘。文学理论要获得活力，就必须打破大一统的解释模式，让各种分歧和立场暴露出来。
那么，突破口在哪里？是什么样的困难在阻碍着文学理论的介入？语言障碍，文献浩繁，范式之不可通约，使得任何一个专题的研究都需要花费大量的功夫，更不要说志在打通各个领域、发现一般“规律”的文学理论研究了。穿透汉语文本，把其中的本土经验对象化、概念化，将是一项繁重、艰难的工作。但是，从整体上对汉语文本的形式特征和意义生产机制进行重新审视，是中国本土的人文科学所无法回避的一项工作，而文学理论应该率先承担这一任务，它应该站在人文科学本土化的高度来为自己定位。汉语文本的重新阐释必须面对现实问题，包括汉语文本自身所构成的“现实”，比如汉语文本的修辞特性和结构特征，正是文学理论大有可为之处。从19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一直在寻求范式转变或突破，而汉语文本阐释却一直为文学理论所漠视，今天已经成了一个难以消除的盲点。当前的文学理论正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况：它实际上无法侧身于中国文学文本的解释。如果说中国的文学理论患有“失语症”的话，那也首先是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失语。文学理论为文本阐释作贡献，意味着文学理论必须突破原有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将汉语文献当作“文本”，注重其建构原则，这也意味着注重那些非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因为几乎所有的汉语文本都有文学性。从汉语文本阐释入手，尤其从文本形式入手，或许可以带来双重突破：一是改变文学理论的失重状态，二是为其他人文科学的本土化进程扫清概念和观念上的障碍。唯有将被禁锢的意义释放出来，本土化的文学理论才能产生，文学理论学科才有自救的可能性。
注释：
1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页。
2参见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3陈汉生：《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周云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4蒙培元：《20世纪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5陈少明：《作为政治文化的经学》，《中州学刊》1994年第5期。
6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7张国刚：《从历史学20世纪的遗产谈21世纪的任务》，《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8赖特：《知识之树》，陈波编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9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3页。
10、16、18曹伯韩：《国学常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3页、第10页、第14页。
11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12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13方朝晖：《“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4期。
14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5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7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23、130页。
20J.格雷：《20世纪的中国史学：对其背景和发展过程的评论》，《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6期。
2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页。
22赵宪章、曾军：《新时期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反思——赵宪章教授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23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24许明：《中国问题：文艺学的当代性》，《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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