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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学术论文] 21世纪：民间文学研究的当代使命（2） [打印本页]

作者: 边缘人 时间: 2013-6-14 16:12 标题: 21世纪：民间文学研究的当代使命（2）

——关于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
　　(接上篇)

　　刘锡诚

　　(三)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国学的基本构成部分

　　考其历史，我国的“国学”，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1921年11月建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国学门”由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等五个学科构成。[6] “国学门”这个称谓一直沿用到1932年。歌谣(早期民间文学的称谓)研究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组成的主要学科之一。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之《1926年始刊词》里说：

　　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一头猫，一块石，一根草，一座机械，是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为什么一个圭，一张皇榜，一个灶神，一首情歌，就出于科学家的研究的范围之外呢?若说科学家仅仅能研究自然，研究工艺，而不能研究社会，研究历史，那么，科学的领域未免太小了，科学的伎俩未免太低了，这人的眼光也未免太狭隘了。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贤遗言看作“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做研究的，当然说不到科学，我们也当然不能把国学一名轻易送给他们。若说他们在故纸堆中作生活，我们也在故纸堆中作生活，所以两方面终究是相近的，这无论我们的研究在故纸堆之外尚有实物的考察，就是我们完全投身于故纸堆中，也与他们截然异趣。为什么?因为野蛮人有拜火的，有拜蛇的，而物理学者也要研究火，生物学者也要研究蛇。当他们崇拜和研究的时候，他们的对象是一致的;但他们的目的与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若能知道研究火的物理学者不即是拜火教徒，研究蛇的动物学者也不即是拜蛇教徒，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研究国学的人不即是国粹论者了。

　　我很欣赏顾先生80多年前关于“国学是什么”的这番话。而现在的新国学，却变成了以儒家学说一个学派的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把国学构成的最早成员——民间文学研究排斥在外了。中央文史研究馆于2007年举办的第一届“国学论坛”时，袁行霈馆长在主题报告中说：“国学只有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在人民群众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并永远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国学研究既要保持其传统性与本土性，同时也要彰显它的时代性与世界性。当代的国学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足以使之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学。现在已经是重建国学的时候了。”“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继承传统文化，要有所取舍，不能复古倒退;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取舍由我，不能不分优劣，全盘西化。复古倒退和全盘西化都丧失了文化自主创新的立场，都是没有前途的。自觉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新文化，乃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所在。”根据这个思想，中央文史馆把研究民俗节日列入了“国学论坛”的议题。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广大民众、广大劳动者的精神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根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主要载体。有什么理由把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排除在国学之外呢?恢复1921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传统，让民间文学及其研究回归国学，自是名至实归的事情。

　　(四)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民间文艺学

　　在我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起步是比较早的，差不多与世界同步。蒋观云于1903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日本横滨)第36号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被认为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我国第一篇论述民间文学(神话)的文章。20世纪初，许多文化革命的先锋人物，以蔡元培、胡适、刘半农等为代表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以茅盾、郑振铎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的作家评论家们，以北京的《晨报副镌》、上海的《妇女杂志》等报刊为代表的文艺编辑们，都先后大力关注、提倡、呼吁、重视和研究民间文学。可以说，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我国的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就已经进入到现代学术层面了。稍后，1925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在推动我国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上也成绩辉煌。20年代末在广州，30年代在杭州，40年代在大西南、在延安等解放区、在上海、在香港，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建国后，民间文学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成立了专门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机构，专业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搜集记录和出版了数以千计的民间文学材料，大约30余种各种类型的研究著作，作为与文人文学并行的另一个系统，民间文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的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学在批判了“左”的和庸俗社会学的干扰，从单纯的文学方法中走出来，在多学科和多种方法的参与下，在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方向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诚然，民间文学与原始信仰、原始艺术以及漫长的农耕社会中形成的民俗与信仰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和影响，但民间文学毕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民众的道德观、伦理观、人生观、世界观、是非观的载体。

　　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登陆中国，在其影响下，国家学位委员会有违中国文坛和学坛的传统，在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和多方协商的情况下，抹杀民间文学作为文学之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性，即用形象反映民众的现实生活、民众“发表意见”的意识形态性，以及民众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的功能，把民间文学及其研究归到民俗学之下。这种将具有意识形态特性的民间文学等同于民俗，至少在中国，是一种学术的倒退。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在中国学界讨论和争论了几十年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由于教育界在少数人的闭门决策下，把民间文学纳入到了民俗学学科之下，作为研究民俗的资料，于是民间文学在教育部系统的学科目录里成了三级学科。这样一来，学校教育、人才培养、专题研究、学科建设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和负影响。事实证明，这种闭门决策，显然是草率的，缺乏传统和国情的支持的。

　　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学科设置中，民间文学则仍然保持着在文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地位，从而造成了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国两制”的格局。曾经集中了来自国统区的以郑振铎为代表的一批俗文学研究学者和来自解放区的以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鲁艺的民间文学学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名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继而改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建所之初就设有“各民族民间文学组”，其民间文学学科，60年来一直是文学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据最近得到的消息，民间文学(以《歌谣》周刊和歌谣研究会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学校已经批准把一向隶属于中文系的民间文学，升格为文学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显然这是适应时代之变，带有示范意义。

　　再看文艺界。从建国起，在中国文艺界的现行体制中，“民间文学”就是一个独立的文艺门类，不仅最早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性群团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全国从事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人员数以万计(20世纪最后25年，先后从事“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调查搜集和编纂工作的人员达200万人)，遍布于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从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3年文化部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并被列入国家“十一·五”、继而列入“十二·五”国家文化规划中，已经取得了举世触目的成就。“民间文学”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个大类中的第一类，其社会、历史、文化价值以及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得到了包括组成“非遗”领导机构的十四个部委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重视和肯定。故而我愿意借中国文联主持召开的第六届“当代文艺论坛”(2012年)的讲坛呼吁和建议，请中国文联在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上发出声音，并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契机，促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尽快恢复民间文学在文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地位，给广大老百姓的民间文学创作及其研究以应有的地位。这无疑是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前提条件。

　　当然，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我们还面临着在新的社会和学术环境下多方面的努力，如资料积累、传统继承、学理研究和方法择善等的学科提升问题。

　　仅以我所知道的和我所经历的资料积累为例。从20世纪20年代，北大歌谣研究会所征集的上万件民间文学(主要是各地歌谣)资料起，前中央研究院民间文艺组搜集的那些民间文艺资料，……一直到五六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搜集和征集的(包括许多文坛和演艺界名流捐献的)那些民间文学资料，包括当年已经经过多人参与了科学分类、并命名为“留参稿”的那些民间文学记录稿(在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联旧址的三楼，装满了329室整整一个房间那么多，甚至经历过严酷斗争的“文革”十年还保存下来的)，史诗《玛纳斯》的记录稿，青海省文联《格萨尔》的至少五六十种内部印本，中(国)芬(兰)三江联合调查的资料，……。地方上搜集的资料就更多了。我们常常羡慕芬兰文学协会的民间文学资料保管。如果我们冷静地、客观地反观我们自己的既往，我们的前辈们并不是没有有意识地进行田野资料的积累，我们的成绩甚至也许并不亚于芬兰人。可是，如今上个世纪搜集记录的这些海量的中国民间文学调查采录资料都到哪里去了?不值得我们作体制上的深刻反省吗?

　　在理论建设上，我们虽然有了很大的、值得自豪的成就，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著作，包括若干选题有价值、论述有新意的博士硕士论文。但从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上着眼，则还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也还有着许多空白等待我们。前文说了调查采录当代社会里的“活态”的民间文学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应该说，这是最基础性的一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还要整理、研究浩如烟海的古人随笔杂记和其他经典中记录和保存下来的民间文学材料，深入研究和有甄别地继承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民间文学理论遗产。在这方面，近年来，学界已经做了一些工作，至少对多年来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民间文学理论思维的观点发出了挑战，但还缺乏系统性和结构性的解读和论述。致使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对我们自己过去的民间文学研究，破的多，否定的多，无一是处，而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肯定的较少，大地上变得一片白茫茫，于是只好转向外国、乞灵于外国，形成了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的倾向，于是在国际上已经盛行多年、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研究倾向，在我们这里一时间压倒了早已形成为坚固的传统的诗学的研究。

　　说到这里，不能不谈谈学习外国。学习外国的先进理论和方法是时代使然。民间文学亦然。我们在封闭的环境中时间太久了。闭关锁国使我们落后。问题是现在连西方的垃圾也被包装后运进国内。笔者崇尚的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搬进来奉为经典、尊为指南。二三十年代我们主要是搬用英国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和民俗学理论，五六十年代我们主要是搬用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有些常常习惯于后发制人的学者，喜欢举起批判的武器。但，那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必经之途。钟敬文先生生前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的民间文艺学已经走过了“描红模子”的幼稚阶段。年轻学者陈连山先生近年来曾经撰文呼吁，走出西方的阴影。如今，细细考察起来，在某些方面，我们似乎仍然没有脱离“描红模子”的阶段，我们甚至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再次陷入了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描红模子”的误区，一些玩弄名词术语堆砌术、建构术的“拼积木”式的文章和著作，也许作者意在显示学问的高深、眼界的开阔，其实所显示出来的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的文风和学风，仍然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我们的学界(至少是一部分人)尚处于儿童式的幼稚中。让我们记住“走出西方的阴影”这句话，走自己的路。

　　2012年10月30日

　　(本文系2012年11月2日在中国文联举办的“第六届当代文艺论坛”(昆明)上的专题发言，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1期【总第218期】，发表时作了修改。)

　　[1] 周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词》，《周扬文集》第2卷第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2] 刘守华《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足迹》《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 拙文《对“后集成时代”民间文学的思考》，见《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第428—441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第2次印刷。

　　[4] 吕微《中华民间文学史·导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5] 拙文《正确认识“非遗”的文化属性》，《学习时报》2011年10月14日。

　　[6] 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1期《缘起》。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3-6-15 08:00

如今，细细考察起来，在某些方面，我们似乎仍然没有脱离“描红模子”的阶段，我们甚至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再次陷入了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描红模子”的误区，一些玩弄名词术语堆砌术、建构术的“拼积木”式的文章和著作，也许作者意在显示学问的高深、眼界的开阔，其实所显示出来的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的文风和学风，仍然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我们的学界(至少是一部分人)尚处于儿童式的幼稚中。让我们记住“走出西方的阴影”这句话，走自己的路。

作者: 边缘人 时间: 2013-6-15 15:50

谢谢得到润平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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