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是从这样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问题开始的：在海外，尤其是在文化研究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文化研究的主体往往是文化人类学，而在国内多年的“文化热”中，我国人类学为什么保持沉默，听不见多少人类学家的声音？对此，乔先生认为，这既与国内“文化热”里的文化内涵偏重于思想文化有关，也受人类学在中国的微弱地位和发展现状所制约。对于前一因素，难以用三言两语作一全面、准确的概括和分析，我们主要从人类学这个角度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的确，相对于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学科在文化研究中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丰硕成果，人类学显得相形见拙。何以至此？是人类学不善于进行文化研究吗？不是的，人类学自19世纪诞生以来一直以文化作为核心的研究方向，问题的原因不在人类学学科本身，而是在中国的人类学上面。回顾一下近几十年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似乎一直不很如意。以香港为例。香港中文大学在1963年创建时，一开始就有计划设立人类学系，因为这里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而人类学在美国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我们的人类学系原来准备在70年代初期开办，但受1973和1974两年香港经济衰退的影响，计划紧缩，人类学系开办事宜被搁置了，进人80年代，人类学系才成立(1980)。人类学是一冷门学科，在社会上还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不为多少人所知。人们甚至因对它并不理解而闹过笑话。香港某电视台曾播放一出戏，剧中人陈积问：“斌仔，你报读中大什么系？”斌仔回答：“人类学系”。陈积感到惊讶：“什么？有工商管理系却不去读，难道你只想研究猴子吗？”斌仔回答：“不是我不想，而是我的成绩太差，其它系是不会收我的哩！”这真是天大的误会，以为人类学系只是研究猴子，只是招收成绩低劣的学生。这种误解的产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人类学还未在社会上占有它应有的地位，这门实际上很有前途的学科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在内地，人类学也是一门新发展起来的学科。这点和香港的情形相似。1949年以前这一学科已经存在，如清华大学有人类学与社会学系，故这些年内地人类学的恢复也叫重建。重建毕竟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学科的基本建设上，如学科构架或体系的建立，人类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基本理论的引介等等，这些基础性的工作需要人类学家花大力气去完成。相对地，和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成熟程度相比较，人类学还不易于直接参加文化热中的“文化”讨论。在内地，人类学各分支学科如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古人类学等均发展的较好，但如果要加人到文化研究的行列中去，还需要找到联系它们的接合点，否则就只能是一种表层的研究。文化研究中种种难以深入的现象，就颇能说明问题。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人类学也在努力加强对文化的研究，如我们组织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就作过一些尝试。相信今后人类学在文化研究中的作用会愈来愈重要，文化研究中必有更多的人类学家参与。
乔先生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也谈到了中国人类学的现状，这正是笔者拟请教的问题之一。故请他着重谈谈内地人类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他对现阶段中国人类学的总体印象。乔先生指出，以下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一方面缺乏与国际人类学的广泛交往，固步自封情形仍存在;另一方面又有赶时髦的现象，对国外人类学理论趋之若鹜，没有很好消化，更甭论结合中国实际来进行研究了。缺乏国际交往的一个客观因索是缺乏共同语言，你说你的，我谈我的，相互难以理解对方的含义，似乎在中外人类学之间有一道表达和沟通的屏障。这不是指汉语和英语或其它语种纯语言形式的沟通，而是在专业领域内名词、术语和概念方面存在太大歧义。这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妨碍了中国人类学走上世界学术舞台。此外，中国人类学田野工作还不够扎实，材料还不翔实。这有待方法上的改进，应将“田野密集工作”和过去的“调查工作”结合起来。“密集工作”不以一般概括性的知识为满足，而是深入观察研究群体生活和习俗特色的每一具体细节。这样才能获得完整的人类学资料和科学的研究基础，至于说对现阶段中国人类学的总的印象，从上述文化研究中人类学的沉默、从国内少数人类学系及其生源的不足或稀少，从这门学科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来衡量，可以归结为“寂寞”两字。现实的中国人类学者正在孤军作战，努力耕耘，正在为收获的季节而默默耕耘。顺便提一句，目前中国内地四所大学的人类学系均在东南地区，正与贵刊立足和幅射的区域吻合。这四系各有自己的特色。中山大学以前在杨成志、后在梁钊韬等教授的主持下按美国传统组成体质、考古、民族和语言四分支的人类学系。厦门大学的源于菲律宾留学的林惠祥教授，今所继承的也类似美国传统，台湾大学的是由李济和董作宾等先生倡导的考古学和口本的民俗学结合而成，最初叫“考古人类学系”，近年才易名为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由社会学系里的人类学组独立而成，一直与社会学的关系较密切，受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影响较多。
我们由上述寂寞的人类学谈到人类学家的寂寞。乔先生以他亲身的经历和生动的事例娓娓道来，笔者听得人迷，心动不已。乔先生说，他在台大念书时，是一班一个人，形影孤单地唱独脚戏唱到毕业。不但在学校里十分孤单寂寞，毕业后去做田野工作更是寂寞。人类学的研究工作有一大特色，那就是要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人的调查探索，无论是蛮荒异域还是穷乡僻壤，都要去住上一年半载，这即是人类学三大方法论之一的“参与观察”。在那样的蛮荒或偏远地区而又人生地疏之处，一个人单枪匹马要去住一年半载，不但孤单寂寞，而且会遇到种种危险。乔先生在北美纳瓦霍(Navajo)印第安人村落做田野调查时，土著怀疑他是间谍，并扬言要杀掉他。大家熟悉的一件往事：3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偕夫人前往广西的坳瑶调查时出事，王同惠女士因此遇难。可见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确是十分辛苦而寂寞的。功能学派人类学的鼻祖，发明“参与观察”方法的马凌诺斯教授，在太平洋的小岛杜步兰群岛(Trobriand Is.)做研究，前后住了四年。由文明世界去那种蛮荒孤岛上住这么久，有时候烦躁起来真是要发疯。所以，马凌诺斯基在他的私人日记中有时竟会诅咒那些他原来很心爱的杜步兰土著。他死后其夫人将日记出版一一《一本地地道道的日记》(伦敦，1967年版)，曾引起人类学界不大不小的风波，按人类学的职业道德，我们总是姑在土著立场为他们说话，不应该诅咒他们的。但仔细想想，这也应当理解，人总是人，人类学家在田野一久，总不免有些牢骚，那就是源之于长久的寂寞之故。
谈至此，记者问到：人类学家为什么要这样自我放逐似的去倍尝田野的孤单寂寞呢？乔先生认为，那是因为田野调查实在有其吸引人之处，尤其面对异民族异文化之时，所引起的那种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常是使你终身难忘，甚至于刻骨铭心的。(记者插话：你的近著《飘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笔记》就是这种震撼的记录吧？）正是这样。该书是想把白己三十年来在北美和国内各地做田野时所遇到的种种震撼，以及艰辛和寂寞，尽量以轻松的笔触记下。其中有一篇纳瓦霍印第安人游记，说到一则纳瓦霍人调侃人类学家的笑话。一个纳瓦霍家庭通常包括母亲(他们是母系社会)、父亲、子女和一个人类学家。这是因为人类学家很喜欢以纳瓦霍族为研究对象，所以研究者不断进出他们的保留地和村落，纳瓦霍人觉得很不耐烦便造出这则笑话。还有另一则调侃人类学家的笑话：“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鲁伯(A.R.Krocbcr)一生著作等身，写过许多有关印第安人的报告。有一次他又到一个印第安人家中去访谈，问一个报道人问题时，那人总是要回到房间去一会再出来回答。克鲁伯很奇怪，问他是不是到房间去转问他母亲，那印第安人答说是去翻阅一个人类学家克鲁伯的报告，以免把自己的风俗说错了。”从这两则笑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土著民族对人类学家的复杂态度。人类学家不仅是寂寞孤单地做调查，而且随时有遭白眼或调侃的可能。我在纳瓦霍社区做调查时，土著爱对我说：“你们研究对你有好处，对我们却没有好处。”“你是从那麻烦最多的地区来的，我们怎能信任你呢？”其实，人类学家做研究，有时并不一定对自己有好处，他也不一定在意于是否能对自己有好处。他心中所想的大半是如何对土著或被研究的人有一些好处。因为人类学长期参与观察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了解土著内心的所思所好，藉以从他们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向世人说明他们的文化状况与心理趋向，以免文明人、城市人或异族人误解了他们的心意，而把自己之所爱硬按到别人的身上，而且还白以为是“人道主义”。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讲过一个实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从前有一位大官到高山族聚居的兰屿去视察，看到雅美族人所居住的半地下屋，以为是落后贫穷，有碍观瞻，所以下令替雅美人盖了一排排钢筋水泥的“国民住宅”。没想到这些“现代化”住宅都不为土著所喜爱，一间间变成养猪的屋子。这位大官没有上过人类学课程。也没有人给他有关高山族的知识，所以他不知道雅美族人的居屋构造有适应地理环境、调适气候、表现社会地位等种种功能，而且他们的房屋组合也分住屋、工作屋、凉亭、船屋等类别，不是简单的一小间钢筋水泥屋就可能解决事情的。
乔先生又指出，由于人类学家总是站在土著文化的立场为他们说话，为他们的处境与内心思维作阐释，并企图扮演他们的代言人。因此，便犯了行政当局之忌，不为他们所喜欢，甚而说我们是偏袒少数民族。人类学家对少数民族的心结就是这样复杂而纠缠。我们觉得他们是少数，所以意见常被忽略，所思所想常被抹杀，利益常被忽视，现象常被误解，以致经常要为他们说话，为他们争取利益。我们不但为文化上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说话，也为让会上的其他少数或弱势群体如女性、老人、少数宗教团体和残障者等说话，并为他们争取权益，因此常常就会被误解为异议分子，甚至被认为是吃里扒外，为行政当局所不喜欢。人类学家就是这样不知讨好的人，宁愿形单影孤地到蛮荒之地过寂寞生活，宁愿忍受土著的下耐烦和行政当局的误解甚至厌恶。这是为什么？是为了一种信念，一种遥远的理想在鞭策着他们。我的书取名为“漂泊中的永恒”也是对人类学这种信念的一个概括。人类学家研究的千家峒运动(国内)和千年福祟拜(国外)，可对这种信念加以说明。就象瑶族人民追寻他们的千家峒一样，人类学家只是在迫寻他们对人类永恒本质的信念。元成宗大德九年，即公元1305年3月19日，元兵攻人湘西的千家峒老家，瑶族人的祖先弃峒而四散逃走，并把原来供奉的神祗埋在地下，并发愿五百年后子孙再回来相聚朝拜。千家峒原是一个瑶族人民象陶渊明诗中所描述的桃花源那样的人间乐土，这代表瑶族人对固有文化及其发源地的一种怀念之情。人类学家执着于人性共同本质与文化异同的追寻，就象瑶人的千家峒寻根一样，忍受寂寞与困难，锲而不舍去迫求他的理想。然而，他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人类学家是用理性与科学，而不用传说或巫术去追求其理想之国。所以，其历程虽象现时重建中的中国人类学一样仍很寂寞，但其理想之国终有一天会到临。
乔先生补充道：三十年来他先后在台湾高山族、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保留区、大陆西南和华南的少数民族区域做过调查。海内外的田野经历有相同也有不同。就内地的民族调查而言，常得到各级政府部门和调查对象的多方支持和尽力协助。这一点是为海外同行们所羡慕的。就此而言，我国人类学的发展是存在有利条件的。加之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它与现代多元民族所构成的异质性，都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座宝库，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话题一转，记者提到，从传播信息、掌握动态、交流意见的角度看，四通八达、五方杂处、不拘一格的香港，在沟通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诸方面都具有独特与无可取代的地位。乔先生一向关心和致力于推动国内学术发展，记者特意请他介绍在这方面他做过的大量工作及今后的设想。对他已做过的工作，乔先生很谦虚，轻描淡写简单介绍而过。记者穷迫不舍，就了解到的线索逐一向他提出请教。一是关于“中国民族学资料丛书”事宜。乔先生说：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就中国少数民族及汉族之历史、语言、宗教、社会与政治制度等项目，或收集整理原始文献资城，或作实地调查，编著成极有价值之专书。惟以其缺乏销路，甚难获得出版。有鉴于此，遂拟系统地收集一批有关此类专书稿的基本资讯以便向有关基金会申请出版资助。乔先生介绍道：计划中之“丛书”拟限于资料性强的专书，包括对于罕见文献资料之收集与整理以及第一手的实地调查报告。首期“丛书”以出版与中国南方之民族与族群有关著作为主。
乔先生在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尤其是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牵线搭桥的另一方面的工作，是长期与费老(费孝通教授)合作，就社会科学一般性论题进行探讨和交流。1983年和198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由乔先生具体组织，在香港召开了两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每次乔先生都邀诸内地、台湾、新加坡、美国和日本等地的数十名学者参加。炎黄子孙摒弃了种种隔阂和偏见，聚会一堂，为振兴中华各抒己见，沟通了感情，亲如一家。这些活动的意义，显然已经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颇引各界注目。海内外各大报刊均有报道和评论。正如乔先生在介绍第二届研讨会筹备经过时所说：“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再次融汇一堂，进行学术交流，他们之间既有七、八十岁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开拓者，也有三十多岁的接班人，老、中、青结合，代表了中国现在学术研究发展的方向”。研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已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乔先生还透露，第三届研讨会将在内地举行，今后还将此类会议继续举办下去，并希望将范围扩大。
由于对人类学情有独钟。乔先生更是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发挥他杰出的组织能力，架起一座座与西方人类学联系的桥梁。
1983 第11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在加拿大召开，乔先生出面组织了一个以“边缘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为题的研讨会。参加者分别来自内地、港台和美加等地，于是形成一个居住在各地区的中国人类学者的难得聚会，讨论会极为热烈。会后编辑论文集、为扩大篇幅，又向海内外中国学者征集论文，于1986年出版了《中国人类学研究专号》，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少数民族、中国社会及港台地区的人类学的研究概况。
瑶族是我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不仅在国内分布很广，还散布于世界各地。由于瑶族分支繁杂，文化丰富多彩，所以瑶族研究一直受到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者的重视。为了促进各地对瑶族研究的交流合作，沟通中西文化，乔先生鼎力与同道者创办了“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并亲自任主席多年。自1986年以来，该会每两年一次，已先后在香港、湖南和法国召开了三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每次都有瑶族代表与会，有论文集出版。中间举行过两次“国际瑶族专题研讨会”，第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以“盘瓠”研究为主题，中央民族学院为此出了集刊。第二次在云南，以“瑶族传统与现代化”为题。这些会议和会后的论文集，反映了当前国际上瑶族研究的信息和动向，引起我国学术界和瑶族社会的关心与兴趣。
1988 年，乔先生又在南斯拉夫召开的第13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组织了一次以探讨中国少数民族为中心的研讨会。会后又仅以数月的时间将会议成果以英文形式结集出版，扩大了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形响。在由他主编的这本名为《中国民族和民族性》(Ethnicity & Ethnic Groups in China)一书的前言里，乔先生写道：“在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继续迅速发展的今天，尽快将本书呈现于世是我们每个同道者的兴趣和愿望所在”。“我们希望本书能从总的方面给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用和颇富意义的导向，并进一步促进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在中国进行社会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已愈来愈变得重要和紧迫。”
在福建祟武半岛最东端，有一个著名渔港叫大岞村。随着岁月流逝，大岞村人迁居各地。在台湾基隆窟仔底乡，就有大岞人建立的大岞新村。1987年，乔先生赴福建参加“祟武古城创建六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积极倡议闽、台、港人类学者共同研究海峡两岸的大岞人，进而扩大到闽台惠安人。这一倡议在乔先生的身体力行之下，已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厦门大学相继完成和出版了《祟武大岞村调查》、《祟武研究》和《祟武人类学调查》等专著。1990年2月，内地和港台学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交流研究成果。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正在编排中，不久即可面世。
乔先生不仅不遗余力通过召开各种学术会议邀请各方学者参加的形式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学术的进步。他还多方建议：为了使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我们应该多派些学子到人类学发达的国家学习。通过国际性人类学期刊的订阅和投稿，通过广泛参加国际性人类学会议，增加中国人类学的参与，扩大我们的影响。正基于这些思想，乔先生经常回内地与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进行访问交流，并一直想方设法为内地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提供帮助和支持。
最后，记者请乔先生介绍一下为费老祝寿的东京会议的情况和收获。乔先生说，这次会议的全称是“东亚社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费孝通教授八十寿辰”。(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tudy of Fast Asian Societies：In Honour of Professor Fei Hsiao- tong's 80th Birthday)，于1990年12月11日至14日在东京国际大厦举行。这是一次小型研讨会，16名代表分别来自北京、香港、台北、汉城、伦敦、波士顿和东京。费老和国家民委的司马义·艾买提主住及潘乃谷教授参加了会议。召集人为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先生。因是祝寿会，事前并未要求提交论文，但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议主题集中在方法论的探讨上，每位代表都作了发言，水准都很高。与会者都感到，人类学基本上是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有许多概念并不适合于东方社会。费老以“中国人的研究——个人的经历”为题作了主题发育，就东方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他很有见地的看法。费老有一个根本的观点就是学以致用，了解中国的目的在于改造中国。这是他从开始其人类学生涯时就立下的宏愿。由此，会议就人类学究竟有什么功用？它怎样帮助东亚社会的了解和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们正在把会议论文编辑出版。乔先生还指出，在这次会议里，南朝鲜人类学者第一次与内地学者聚集，双方都表现出相互了解和交流合作的良好愿望。我们祝愿我国人类学和社会科学不断扩大对外交往，并在亚洲和国际学术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发挥更大的作用。
采访结束，从乔先生他们人类学系所在的山顶走下来，将几次拜访的情景回忆一遍，想到乔先生所介绍的和自己从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不禁悟出：他之所以那样热心和致力于各种文化的交流和促进学术的进步，正是为了让寂寞的中国人类学不再寂寞！
(2013-06-03 17:1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