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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王铭铭]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以人类学为中心的思考（3） [打印本页]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09-2-17 11:30 标题: [王铭铭]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以人类学为中心的思考（3）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以人类学为中心的思考（3）
作者：王铭铭
五、结语

回顾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人类学在中国的演变进程，我们看到，人类学这门西学的“中国化”是随着世界格局和国家形态的演变而展开的，它基本上经历了（1）19世纪末到1927年人类学启蒙知识的传播、（2）1927年到1949年国族建设背景下的学科建设及（3）1950年以后“冷战”背景下国家制约力量的增强和人类学进一步“内部化”这三大阶段。倘若我们将关注点集中于学科的总体发展脉络，而将特例和细节的多样性忽略不计，就可以认为，这三阶段的发展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学科国家化随时间推移而得到不断升级的趋势。华勒斯坦及其支持者认为，“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要以国家的疆界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华勒斯坦等 1998：28）。我在前文中也指出，在欧洲的语境中，这一社会科学的国家品质论，虽可能符合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特性，但却似乎不符合人类学的基本论述特性：在西方，人类学学科更多地带有“走向世界”、否定民族—国家疆界的世界主义色彩。相比之下，在汉语世界，人类学的国家根源论却完全符合事实：19世纪末，古典人类学之引进，与建立强大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努力一致；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汉语人类学所具有的实证主义态度，与民族—国家境内民族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问题有着密切关系；五十至七十年代，尽管台湾海峡两岸人类学命运遭遇十分不同，但其服务于国家的品质，却在借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和苏联民族学的不同风格中得到同样的增强。

笔者在论述过程中已经指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七十年代汉语人类学“国家的社会容器”特征的形成，与民族—国家概念同中华文明体系之间的张力有着莫大关系。这里有必要重申，在世界格局中，中华文明属于一个文明体系；而若以文明体系而非民族—国家体系的疆界来考察这个文明，则在后殖民的时代，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自有它的“文明独特性”。相比部落基础上建立的后殖民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原来所包括的文化类型及生活方式要远为多元。在这样一个类似于帝国的体系当中，不同文化的原有历史纽带与被期望成为主流的汉语文化有着更深刻的差异性。人类学专注于这样的内部差异性的研究与治理，显然不无它的特定历史背景和根源。这门学科长期以来对于文明内部文化和族群差异性的关注，是以失去人类学本来怀有的海外文化研究旨趣为代价的；而现实中，这样一种代价或许是必然和必要的。然而，从文明的内部“异化”衍生出来的大量偏狭的文化自我论证，却已经对于我们认识世界中的他人和自我产生巨大的障碍。那么，这样一种内部化和国家化的人类学，是否一定应继续作为新时期学科建设的前提存在下去？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中国人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民族学研究者而言，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首先表现为作为学科的民族学重新得到了重视。同时，恢复三四十年代初步得到发展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框架并以此为基础上重新建构人类学，也成为中国学界的主要动向。与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地位的恢复不无关系地，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走出少数民族研究、朝向汉族本土社会研究的趋向，这一趋向结合了与西方汉人社会与文化的研究的直接对话，它的作用在于促成汉语世界人类学者对于三四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继承及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门的打开，大量西方人类学论著也被翻译为中文在大陆地区出版，这些论著包括分析性的原著及教材，涉及面已经不局限于个别概念的介绍，而于九十年代进一步涉及到人类学学科及研究品质的实质性问题。然而，二十年来汉语学术界人类学令人乐观的情状，不能掩饰历史和当前社会科学语境的制约给身处其中的学者们带来的困境。事实上，除了学科恢复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之外，人类学者尚未清醒认识到他们自身与20世纪汉语人类学的历史及其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与世界文明体系的转型之间可能构成的关系。西方人类学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人文思想革命，这个革命的成就在于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改造成为一个试图透过非西方文化的镜片来窥视西方文明体系的局限性和现代命运的知识体系。相比之下，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地区人类学者当中，还是在台湾、香港、以至移民到西方和日本的汉语人类学者当中，从西方学习来的人类学知识体系，却长期缺乏这种对于异文化的自我反思意义的追求。尽管汉语世界的人类学理论大多来源与西方，但20年代开始在西方呈现出起精神面貌的人类学“文化良知”，却向来未在汉语世界占主要地位。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的人类学”，除了个别例外，集中地表现汉语世界对于自身文明体系的边缘社区及体系内部的少数民族族群文化的关注。从跨文化认识的角度看，对于边缘社区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本来也应当可以属于“异文化研究”的一种类型（如：黄应贵、叶春荣主编 1997；乔健 1998）。然而，当边缘社区、少数民族文化与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及其象征体系）构成关系时，其“异文化”的色彩即因可能拥有主权合法性的权力体系需要对社会加以治理，而转变成为治理的对象。即使如此，人类学在其间的角色，本来也应当可以包括从边缘社区和少数民族来反思国家化的文明体系之主体这一面。然而，这种有限的“文化良知”，时常为民族—国家的社会治理需要所冲淡。

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起，人类学的“中国化”发展，即缘起于试图在一个宏大的文明体系基础上建立多文化民族—国家的努力。必须承认，这样的努力对于发挥文明社会的本土人类学研究之优势，是有它的裨益的。然而，它对于文化意义上的“非我”的意义发掘，却也不无阻碍作用，它至少能因为使人类学者满足于民族—国家或区域性政权内部的“异文化”（边缘社区和少数民族）的“本土人类学”研究，而造成跨文化人类学理解的缺失。我们不应否认，汉语世界人类学者对于身处其中的文明体系及其内在的复杂性进行本土人类学的探究，将有助于促使世界体系形成以后西方世界观的二元化向一个更为复杂的观念形态转变，或者至少可以说，在西方—非西方之间加进一个相对模糊的形态；但若站在20世纪西方主流社会人类学的立场来体会对于研究者自己文化之外的文化的研究旨趣，则对于汉语世界自身文明的边缘—与中心关系的探索，虽不无历史必然性地成为20世纪汉语人类学的总体特征，却不应继续作为唯一的知识体系支配学界的探讨，因为尚待我们探索的问题，还应包括如何在一个文明多极化的世界中延伸在文化中心主义的自我反思中确立起来的社会人类学世界观。要从事这项工作，就要求汉语世界的人类学者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展开对于“非我”的文明体系的广泛研究。这一点，正是笔者依据汉语人类学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有关学科未来发展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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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耿娟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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