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spectives from Media Studies on the Efficacy of Symbols，Theory and Society(舒德逊：〈文化怎样发挥作用，从媒体研究的角度考察符号的效力〉，《理论与社会》，第18卷2期；第153－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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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曾在哈佛大学以“中共农村根据地（1922－1949）”为主题举办过一次著名的会议。那次会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尖锐地批评了对他的观点进行质疑的众多年轻学者。他遭到质疑的观点是“革命或反革命之成功的条件基本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学的确定不移的事实。”(霍夫海因茨，1977年著作，序言）。在此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几种研究革命的社会史方法被提出来，但是霍氏在其发言中把这些方法作为“退步”而摈弃。当时，这场争论中“进步”的一方认为社会—经济结构才是重要的，且形成了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或原因）。
我以这个例子启始是因为有必要告诉更年轻的同行们，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为社会史进行辩护是一种进步的立场。虽然我不相信那时我们中的任何人会相信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学是“确定不移的事实”，但我们深信社会和经济是重要的。我明白社会史现在已经从其原来的进步地位上挪开，但我还是执著地回忆其过去的角色，希望我现在对于那些时髦的文化研究的回应姿态，能被理解为对于一个进步过去的留恋，而不是一个正在经历人生中年危机的、渐入老境的社会历史学家的唠叨。
近年来社会史无疑已经失宠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之中。这反映了在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最近当我读到一篇由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所写的引人争议的文章时——它刚刚登在新近改名为《二十世纪中国》（〖WTBX〗Twentieth-Century China）杂志的专号上，我才意识到这一过程已走得多远了。这篇文章探讨了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几种新思路，并讨论了许多令人激动的可能性，但其间仅仅一次顺带提及“革命”这个术语。我自己也认为我们应当摆脱那种简单地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周锡瑞，1995）。但现在我怀疑我们是否走过了头。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根本忘掉它，或把它当作某个碰巧一起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外部事件。
因为革命已经被搬离中心舞台，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就基本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并且特别转到了上海。关于中国城市的学术新成果与韩起澜（Emily Honig, 1986)和贺萧（Gail Hershatter）所写的早期作品迥然不同。《姊妹与陌生人》（Sister and Strangers)和《天津工人》（The Workers of Tianjin)都聚焦于工人阶级，并对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保持着关注，是优秀的社会史著作。虽然我不能说城市社会史在 1990年代被放弃了，但是毫无疑问向文化研究发展是一股强劲的趋势。如要举例，可以想一下近来出版的突出作品，如1995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从国族中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1993年傅葆石(Poshek Fu)的《顺从、抗拒和合作》(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瓦瑟施特伦（Jeffery Wasserstorm）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学生运动》(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和叶文心（Yeh Wenhsin）的《分裂的学园》(The Alienated Academy)。也许这个趋势在1997年贺萧的第二部专著即关于上海色情业的《危险的愉悦》（Dangerous Pleasures）中，能看得更清楚。虽然我不会持有像亨利厄特(Christian Henriot) 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所表达的那种敌对观点，但我不得不对这一情况感到惊诧甚至失望，贺萧全书精彩的研究中几乎不注意分析上海社会色情业的不断变化的形式和场所，而是津津乐道于导游手册、改革者的作品和小报，把它们当作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对话”来讨论（第8页）。
即使革命史仍旧是关注的焦点时，文化研究的方法在其中也特别突出。在民国史方面，费约翰1996年的获奖作品《觉醒的中国》（Awakening China）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但更加惊人地依赖文化研究方法和肯定话语权力的是阿普特(David Apter)和赛茨（Tony Saich)1994年的《毛的共和国的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其主要的工作是证明“颠倒的（即革命的）话语怎样产生权力”(P. xiii)和把“延安时期的中国”比作“其权力源于话语的宗教救赎运动”（第184页）。因聚焦于话语而产生的历史唯心主义在此处暴露无遗，而对于为什么毛的特殊的“颠倒”的话语比其他党内外的竞争对手的话语更具威力这一问题，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比较了近期清史研究的某些成果，二十世纪中国研究中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变就更加惊人。尽管很大程度上仍存在着棘手的史料问题，清史研究仍然有一大批社会史的著作。不过即使这些作品比起七十年代以来的同类作品也对文化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力，但仅仅这些书名如埃菲琳·罗斯基（Evelyn Rawski）的《最后的皇帝们：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1999年麦考莱(Melissa Macauley)的《社会权力和法律文化》（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1998年的玛兹穆德(Sucheta Mazumdar)的《糖与中国社会》（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就表明了社会史在清史领域中仍保持着活力。除了玛兹穆德的专著，王国斌 (R. Bin Wong)1998年的《转变的中国》(China Transformed)和李伯重1998年的《江南农业的发展》(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显示了经济史依然在继续繁荣。在性别研究的领域中，文化研究的方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即使在性别研究方面，我们也会在布雷 (Francesca Bray)的《科技与性》（Technology and Gender）中不期然地找到比二十世纪中国史领域的绝大多数成果更接近唯物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
如果我们反过来沿着纪年的顺序前进，进入二十世纪晚期，一个独立而类似的模式就显而易见了。中国开放田野调查使社会科学家从早期的对精英政治的关注，转到了非常成功地探索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模式的田野调查工作上。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在近期发表的著作中，多得不胜枚举。但是如果仅限于最近几年农村社会与经济领域出现的重要著作，我们就可以举出阎云祥1996年的《礼物的流动》（The Flow of Gifts），景军（Jing Jun）的《记忆的圣殿：中国村庄中的历史权力与道德》(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鲁夫（Gregory Ruf)1998年的《干部与亲族》(Cadres and Kin)；1997年茨威格（Dawid Zweig)的《解放中国农民》(Freeing China's Farmers)；1997年金莱和格里芬(Kinley and Griffin)的《中国农村的财富分配》(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Rural China)。
近年来已有很多文章谈到需要打破“1949年障碍”，贺萧、黄宗智(Philip Huang)、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和瓦瑟施特伦这些学者的著作已经证明跨越1949年障碍是有益的。但我们正处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上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非常关注当代农村社会，但是几乎无人研究民国时期这一领域的状况，因此无法找到共同语言。
假如我上文所论述的情形是真实的，有人会问它该如何解释。文化史研究的流行显然在很大意义上直接反映了历史学科内（实际上是所有的人文学科）的一个总体趋势，一个至少在上述的著作里和《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纸面上一样明显的趋势。中国革命在当代意识中的衰微无疑已在中国研究的领域增强了这一趋势。由于革命似乎对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会起源对于那些想理解过去的人们仿佛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一因素肯定要为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研究事实上的消失负责。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城市、现代性和认同的研究——都是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们特别关心的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已经兴盛起来。
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韦伯学说的信奉者，按照这种模式取得的最好成果都提出了有力的比较模型，其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被用来解释社会实践和集体行为。但这些模型倾向于否认行动者的力量，而我相信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尽管主要是那些能够留下文字记录的人），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因，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
文化史研究（特别是对更年轻的学者而言）的引人之处，是人生一个确凿的事实，是我这样的老顽固不得不去适应的。而我并不认为那种前景没有吸引力。实际上，几乎我所有的研究生都在进行文化史研究——从电影审查制度，到杭州的旅游业，老北京传统的再生，重构京剧成为国剧的过程，到运动和体育的作用。他们的工作已经极大地丰富了我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最使我着迷的是改变了现代中国的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和当时社会、经济与政治进程之间的联系。相反地，近来某些成果使我担忧的是文化研究反映出舒德逊（Michael Schudson）已经在社会学中警告过的同样的问题。用舒德逊的话说：“从文化社会学转向文化研究常常包含着一个从强调现实由社会构成的观点到一个强调现实由文化或符号构成的观点（似乎这是一个发生在社会之外的过程）的下滑过程”（见舒德逊1997年书第50页）。
我对历史过程的肇因问题总是格外感兴趣（实际是着迷于它）。福柯（他的著作对近来绝大多数文化史研究是如此重要和富有影响力）坚决拒绝对他在现代性的话语和实践中揭示的根本断裂的原因作出任何分析。就福柯而言，他的观点来自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批判。但是在文化史的研究中福柯的观点导致了轻易把变革的力量归诸权威话语自身（如阿普特和赛茨）——或者是想象国家或资本主义企业中一些含混的“殖民地”的或现代主义的精英促进了权威话语并赋予其权力。但是这个过程怎样发生和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某些文化实践兴盛而其他的衰亡，他们却一直没有彻底讲清楚。借用斯佩伯（Dan Sperber）的术语说，我们需要“表征的传染病学（an epidemiology of representatons）”来解释“为什么某些表征比其他的更有吸引力”。(有关斯佩伯的话引自舒德逊 1989年著作第158页)。
我认为仅仅文化史不能解答为什么现代中国会走她的一条独特历史道路这样的重要问题。除非历史学家对其原因作出解释，否则，我们将会逐渐地被愿意（甚至渴望）解答这些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们排除在关于中国的公共话语之外。即使在对特殊文化现象进行严谨的经验调查时，我们也必须牢记蒂利 (Charles Tilly)所说的“大结构，长过程，大比较”。我进一步认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的档案材料恰好提供了其他地方的社会历史学家一直赖以支持他们研究的那类数据（从国家各社会机构，工业、商业和金融企业，也许更重要的警察和审判系统的文件），相应地就有重要的理由和必要的手段来复兴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假如社会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复兴，它肯定不会返回到从前所做的工作上去。我特别不希望招收众多的做革命的社会背景的博士生。新的社会史将不得不与已完成的文化史成果相联系，并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并（很有希望）为它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提供基础。（还是用建筑学上的比喻来说，新的研究就其论题而言将以文化史为基础，但从分析角度来看，它又为文化史在社会与经济方面提供了基础。）如果同意这一点，我愿意提出一些看法，谈谈新的社会史假如与我最了解的某些文化史领域如城市、大众娱乐（电影和戏剧）、体育、新的教育场所（博物馆、报告厅、图书馆）和色情业等相联系，它将呈现什么样的面貌。〔请读者注意：随后的讨论并不涉及所有这些题目，但是我把这句话保留在此处以表明一个理想的（但未实现的）目标。〕
新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史应关注的课题之一是城市化。中国当然已经拥有一个绵延许多世纪的繁荣的都市传统，她中世纪的城市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但是近现代的中国城市，特别在通商口岸，也包括沿江和东北地区，以及抗日战争期间的内地，在1890年至1950年之间经历了巨大的扩张阶段。上海的人口约增长了三倍，其他城市人口许多翻了一番。相对于城市化总体水平上的许多重要转变、如就城乡人口的比例（伊懋可,Mark Elvin 1974年著作第8页）而言，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变化更加在于，新居民加入城市人口的速度使得城市很难以旧的社会和居住模式吸纳他们，并使贫民窟数量增加，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的差异变得更大(卢汉超，Lu Hanchao 1999,即将出版)。
在这些城市增长的同时，它们也经历了急剧的转变。墙被推倒了，街道被拉直，拓宽，铺设了路面，安装了照明设备；黄包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把原来自成一统的邻里联系起来。新的交通方式用闹市区、娱乐区、工业区、公园和火车站创造了一个新的城市形态。闹市区的企业和百货商场改变了消费模式；娱乐总汇、电影院、剧院、舞厅、咖啡屋和妓院为社会背景各异的观众提供了新的娱乐方式。公共设施提供水、电和电话服务，新的管理制度提升了公众健康和安全水平，而按全新方式组建的警察则使它们得到强化。公园、广场和运动场提供了新的公共空间，博物馆、图书馆和礼堂增强了新的国家和公民意识；充满活力的报章杂志把新闻和评论、流言和诽语、时尚和奇思妙想喂给了急切的城市公众读者们。铁路、和电信用国内城市交通网将主要城市联接起来，市政府第一次能够组成并把城市作为从农村腹地脱离出的社会和政治实体加以管理。
当我们研究这一城市变化过程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具有明显的西方原型的制度和科技，如报纸、电影、有轨电车、。同样重要与需要研究的是 “传统”制度的改革及其在现代的流行。这一点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在研究京剧时有上佳表现。他指出西式的、带有舞台灯光和统一座椅的剧场怎样帮助京剧提高了观赏性，大剧院和捧场的戏迷杂志的出版怎样改进了明星制度。城市固定的一周工作日程表使得旧日的全天表演在经济上变得不可行，剥夺了更年轻和次要的表演者在名角压轴戏之前的演出机会。一旦理解了京剧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就不可能再把它作为一个“传统”形式，而应作为中国混合的现代性的一个部分来对待。
另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是由邵勤(Qin Shao)发表在《亚洲研究》(JAS)上的关于南通茶馆的文章提供的。邵勤1998年的著作尽管有精彩的材料以及在总体上有说服力地分析了现代职业精英对茶馆文化的批评，我还是不能赞同她把茶馆看作中国的“一项传统的社交风俗”（第1009页），因为就在次页上她写道：“茶馆在南通广为流行主要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象，与城市化过程和该地区的现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第1010页）二十世纪的茶馆文化（和现代杂志上对它的诋毁）代表的是衰微的精英和社会中下阶层的文化，他们发现茶馆的公共空间比更为西方化的专业精英们所提倡的图书馆、阅览室、公园和博物馆更为舒适。后者的文化批评因此反映了城市社会一个重大的社会分化，这一分化的本质和意义尚需要更多的分析。
随着都市化和城市空间和制度的变迁而来的是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革。第一，久已商业化的城市经济逐渐被金钱用全新的方式所统治。现代发行钞票，增加了资金周转的速度，新式的信用润滑了商业的齿轮。家这一新职业，恰成为中国新的富有的现代性的象征。随着零售商业从地区商店和市场转向百货商场，定价代替了讨价还价，商品买卖中的人际因素去除了许多。一种新的非个人的交易方式从买卖日常生活用品扩展到戏票，到色情服务。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平坦或彻底，但是金钱非个人化的统治和人情的淡薄却是全中国的城市都在体验和品评的。
第二，城市居民（其中许多最近才从农村搬来）流动性更强，与范围广大的亲缘集团的联系更少，更依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建立关系和组织以在城市的新环境中生存。工人们也许通过本乡的亲戚或熟人或在工厂里或在码头上或在妓院中找到工作，但他们独自掌握自己绝大部分的工资并设法提高自己的地位。我们无需看到城市、现代性和个人主义之间的联系就能认识到，这些中国城市居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更多地属于他们自己的创造，而不是那些在乡村或前现代的城市里现存的人际关系 (加林和加林Gallin and Gallin,1974年著作)。
第三，这些城市产生了一套精英生活方式，不断使他们与农村分开。杂志和电影院提供了一种小型家庭生活的样板，一种洁净健康和合理的生活习惯的榜样，一种自我意识到现代并和愚昧、迷信和落后的农民区别开的穿着和消费方式的范本。妇女们在教育、服务性行业和作为消费者的社会角色在迅速增强。新的城市的现代性的本质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如果只选取一个最令来自乡村的游客吃惊的方面（当然那也会让任何翻阅当时时髦杂志的人吃惊），那就是人体突然成为个人显眼的表征。新式的旗袍，无论是其作为校服的原型还是它演化成妓女、影星和上流妇女的服装后，都用自唐代以来公共场合未见的方式展现了女性的形体。更为大胆的是时髦女郎身着泳装的相片被印在学校的年历或报纸上。同时男人们在运动中以强身健体作为增强国力的明显贡献。但是在所有这些方面，身体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公开地成为自身的可见的表征，这反映出随着新的更大更亮的剧场、广为流行的电影以及甚至是相对而言不大引人注目的现代城市生活本身而来的、人们对于视觉形象的普遍偏爱。
但是在这个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悖论。迅速的城市化导致了中国大城市人口的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都由以前的农民，或至少是从农村和小镇移入的人所组成。城乡之间人的联系也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因为工人们都是来自乡村，女工们经常要回家结婚。另外，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几乎肯定比清末更为重要。乡村土布织工依赖工厂生产的棉线，产蚕丝的农家要把丝卖给城市里的工厂。越来越多的农民点煤油照明，用钟表计时，向城市市场出售商品粮挣钱。所有这些对紧邻大城市的农村的影响肯定比边远地区大，而我这里所说的一切与波默朗 (Kenneth Pomeranz)描绘的农村腹地由于口岸城市的兴起而边缘化的图景并不矛盾。但是这意味着即使当城市和乡村在文化上分道扬镳时，它们之间也由于货物和人口的流动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倘若我们采取社会分层的视角来看城乡关系，就会发现当精英阶层、城市社会和文化不断地和农村相分离时，在贫穷者中这道城乡裂缝仍然很小。我们毋需接受牟复礼(Fritz Mote)的假想，即晚清帝国是一个契合无间的统一体，就能认识到晚清城市和乡村的精英们比现代有更紧密的联系。许多绅士中的领导人物住在乡间,儒家文献对乡村生活也称赞有加。城市和小镇并不作为独立管理的实体而存在，表明地方政权必然包括城市和乡村的精英们在内。科举制度为所有人准备了统一的教育经历。所有这些在二十世纪都发生了变化。城市的教育是成为精英的必要条件，城市学校里的教育内容也越来越西方化。新的职业如家、律师、记者、教师、医生、军官、政治家、商人和演员组成了多元化的城市精英阶层，而成份相对单一的绅士精英的子孙们则在乡村和远郊区保持了他们大部分权力(参见萧邦奇 Schoppa，1982年著作)。城市上层和专业阶层的穿着、语言和社会行为的风尚改变得更加迅速和彻底。城市社会和文化的改变、警察巡视的街道、有轨电车、汽车、公园、图书馆、百货商场、旅馆、咖啡厅、舞厅以及各式妓院，表明城市精英们与农村精英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但是工人和城市贫民与农村的联系仍然要更紧一点。许多城市贫民只是临时移民，就像从城乡之间大量的双向人口流动中能看出的一样(伊懋可，1974年著作第 10-11页)。二十世纪天津的工匠和工厂工人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第一代移民，其中的男子（与上海不同，天津即使纺织工人绝大多数都是男性）通常把家庭留在乡下，只在过节或找不着工作时才回去(见贺萧，1986年著作第44-5,49-51,57-59页)。这些工人的文化生活也与农村的形式保持得更近，如讲故事、唱地方戏、杂耍、变戏法和玩魔法——虽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文化活动的基本形式都变化了，更多城市的主题进入表演者的曲目(见贺萧，1986年著作185-189页)。南通的现代精英们看不起茶馆，这种鄙视在很大部分上反映了对非特权阶级的阶级偏见，重要的是他们代表了这样一个事实：“愚蠢的乡下人”为了解决他们自己的矛盾来这些地方寻找讼师和调解人 (见邵勤,1998年著作第1028页)。
如果我们从城市转向乡村，这些社会变迁的本质就变得模糊了——但是社会变迁的事实显得更清楚了。两个大的进程看起来最为重要：现代国家的侵入和农业商品化的持续迅速发展(见黄宗智 1985年及1990年著作；杜赞奇 1988年著作)。这些进程的后果包含了城里也可见到的某些悖论。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财政需求的增加和以村庄为单位的摊款估算，导致了农村社区制度加强：需要一个乡村政权机构在村民间分摊税额(见黄宗智，1985年著作,第275-291页；杜赞奇，1988年著作,210-215页)。同时在一个游兵散勇组成的流寇四处掳掠的时代，安全的需要也提升了乡村组织和自我防卫手段的水平。这些进程都强化了地方保护村庄不受外敌威胁的努力。
另一方面，农业商品化和不断扩张的国家需求导致了农村与外部世界的新联系，这些联系要求有新技能的人来办理。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恶名远扬的“土豪劣绅”。他们大体上相当于黄宗智所说的“地方恶霸和村落强豪”（黄宗智，1985年著作，第285-291页）和杜赞奇的“职业化的中间人（entrepreneurial brokers）”(杜赞奇，1988年著作，第217-243页)。虽然这一群人声名狼藉，但是我愿意为他们的作用进行部分辩护。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和国家》（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一书的主题思路在我看来是，由于现代国家不断地介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时为了应付国家介入而产生了新的职业化人。这些变化造成了农村旧有政权与“文化纽带”的解体。(见杜赞奇，1988年著作，第243页，参阅第 41,74,246页)。这种文化研究方法使我不太满意的是它与老式涂尔干的论调（Durkheimian theme）互相呼应，认为社会的不宁源自于传统社会文化凝聚力的涣散。我希望提倡的是另一种社会史研究观念：那些依靠社区内的声望、宗族里的地位和对地方及礼仪的熟识来使其地位合法化的老的乡村领导人，已经不适合承担应付市场或国家的侵扰的任务。为获得贷款或减税而交涉，应付征兵的官员或学监，要修桥或者是要免去给别人修路的劳役，这一切都需要新型的领导人。他们更年轻，更顽强，在应付世事上更加明达，做起事来不那么畏首畏脚。这里的关键在于，在民国时期社会政治变迁形势下产生的新的乡村领导人与人民共和国里能干的农村干部极为相似，有关的描述可以参考黄树民（Huang shu-min）或鲁夫(Geegory Ruf)的人类学著作。
在结束这些散乱的思考时，我要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几种新的、极端有力量的人，他们包括：新的专业人士(家，记者等等)，军人(他们已经主宰了中国政治)和控制了大部分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城市帮会与乡村土豪。民国时期由军人主宰的国家推行了专业人士的现代化计划。他们一起追求秩序、纪律、效率和国家的发展——到了三十年代，这些计划带上了相当浓厚的法西斯主义色彩(见柯伟林，Kirby，1984年著作，第145-189页)。因为国家的计划和城市专业人士们基本是现代主义的（也因为他们的努力，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献资料），他们已经成为文化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但在那种研究中，我们也许忽略了乡村精英们（他们被普遍批评为守旧、落后、狭隘），而且由于这种忽略而未能了解现代中国一个重要主题的意义：城市和乡村精英们之间的疏离和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精英内部文化凝聚力和有效政治团结的丧失。（如要参考当代的观点，可见汉韦尔，Hanwell，1937年著作）。
但是我更要强调帮会和土豪的作用。对这类所谓的“豪强”要有广泛理解。他们包括上海的青帮、四川的袍哥、河南或陕西的民团头目、广东珠江三角洲碉堡的头人，以及各类地痞、毒贩，甚至中国各城镇里会党的头目。这些人一直使国家专业人士们的现代化方案遭到挫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不只是旧社会顽固的残余。他们被现代主义者们塑造成这样，但事实上他们也是中国现代变革的产物。如果我们仍然受到现代主义精英的话语所支配的文化史的束缚，那么中国的现代性看起来将与西方的没有区别：又是一个关于纪律、理性、商品化、军事化、国家、个人、主体性和（理所当然的）抗拒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类人带进我们的研究范畴里，认识到他们所建立起来的联系既使得普通人能在现代社会里生活下去，又使现代主义精英们加强秩序的方案遭到挫折。这样我们就能对二十世纪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得到更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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