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虽然我只跟他通过一两封信,但他马上就能为我未来的学习路线作了些规划指导。我还记得那一年,1987年,开学前两周我抵达哈佛,第二天一早去见他时,他很明确地告诉我应去拜访人类学系的巴菲尔德(T hom asB arfield)教授和东亚系的叶慈(R obinY ates)教授,还要我选修汤拜亚(StanleyT am biah)的经济人类学等课程。如此几天之间就决定了我往后三年将要修的课程。我现在作为台湾一所“顶尖大学”(类似大陆的985大学)中兴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然而,我很惭愧,如今我却不能给我们的学生提供这样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