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是伪造的吗？
作者和荷马史诗最过不去，车轱辘话说了一大摞，反复说这两部口传史诗不是信史，还搬来十九世纪德国和英国史学家以为佐证。可问题是，谁说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信史”呢？谁会相信《伊利亚特》卷十四中，宙斯和赫拉真的在山顶上豪放地男欢女爱？谁又相信《奥德赛》卷十一中，奥德修斯真的沉入地下，作冥府一日游？不要说十八世纪之后，就是未受启蒙洗礼的古人，都你追我赶、忙不迭地质疑这些神话。前苏格拉底派的哲人和后来的柏拉图，虽都对荷马作道德鞭挞，但共同的前提是，均不以这些故事为实录。早期基督教就更不用提了，希腊教父对荷马的诅咒和詈骂还言犹在耳（试读一下Tatian）。作者先把无人相信的理论扣在所有人身上，说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把夸诞的史诗当作了上古史，然后再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这样的胜利也未免太过轻巧了吧。
荷马史诗是否伪造，只要读读版本流传、校勘的简史，就不难弄明白。如果嫌这些文献学的书太过专业，还有一种省事的办法，就是看看考古发现。作者忿然道：“有谁来给我说一说？”我倒是可以请出一位证人，那就是在埃及发现的古代纸草文献（papyri）。这些文物从十九世纪开始陆续出土，既有残篇断简，也有篇幅较长的纸草卷子。其中有平头百姓过日子需要写的借条、契约、往来书信，有学生的习字帖，也有识文断字的人抄录的高雅文学。单单在著名的奥克西林克斯（Oxyrhynchus）一地，纸草残片和卷子就出土了数千件之多。这些外观破烂不堪的历史遗物，足以给作者上一课了。
目前出土的古代典籍的纸草写本中（区别于公文、文书类），以荷马史诗的残片数量为最多。我们先用数字来说话。纸草学领域，过去有一部常用的工具书，是Roger A. Pack编辑的《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的希腊文、拉丁文典籍写本编目》（The Greek and Latin Literary Texts from Greco-Roman Egypt，第二版，1965年，以下简称《编目》）。编者将誊抄有古代典籍的所有已知的纸草写本，按照古典作家的姓名和所抄写文本的章节数，全部罗列出来，并加以编号。所以学者提到某件纸草残篇，往往会注出Pack这部书中的序号。《编目》中著录的有名有姓的希腊作家，共占七十五页（16-90页），著录的写本共计一千五百六十六件。这其中，抄录有荷马史诗的写本就占了二十一页（49-69页），共计六百零五件（编号552-1156），占到写本总数的五分之二。这还只是截止到1965年的情况。英国古文书学专家特纳在《希腊纸草》一书中（E. G. Turner, Greek Papyri，第二版，牛津，1980年），说当时已经编辑过的荷马史诗古抄本和残篇已有六百五十件之多，这个数字肯定在持续增长。这些纸草写本的年代，最早的被学者定在公元二世纪，最晚的定在六七世纪。这可以说明在古代晚期，荷马史诗在埃及一地是广受欢迎的。
这些古代写本，大多是残篇，只保留下几行、甚至几个字。但是古文献的专家凭借哪怕几个字母，都可以确定书手抄录的是荷马史诗哪几行。另外，也有保存相对完整、抄有大段诗行的写本。比如，英国人佩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于1888年在埃及哈瓦拉（Hawara）一处墓穴中，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纸草残卷，现保存于牛津的“饱蠹楼”。在Pack《编目》中，残卷的编号为616，抄写的年代定在二世纪，学界有时简称为“Hawara Homer”。虽是残卷，但从保存较完好的部分，不难看出原本抄录在卷子上的，是《伊利亚特》第二卷全文。这个残卷的最后一页，止于史诗卷二最后一行（第877行），书手在卷末还写有“《伊利亚特》卷二”字样，甚至还有校对者校读过后所加的记号。
另有几件保存相对完好的荷马史诗写本，值得介绍。我们只需翻翻一部出版于1891年的老书，就会有更详细的了解。之所以引这本老书，是因为如今网上下载非常容易，读者可自行查对。这本书标题是《大英博物馆藏古代典籍纸草写本》（Classical Texts from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编辑者是凯尼恩（Frederic G. Kenyon，1863-1952）。凯尼恩于1909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知名的英国古文字学家。所著《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一书，已有极好的中译本，译者苏杰对他的生平有详细的介绍。编辑这本书时，凯尼恩还是写本部的助理，他将当时尚未披露的几部馆藏纸草写本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就列出了四件荷马史诗写本。比如，当时所知最长的荷马史诗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为126，Pack编号为634），是由英国人A. C. Harris于1854年在埃及发现的。这个写本的形制不是卷子（roll），而是册子（codex），共九页，每页对折，左上角装订的穿孔仍在。书手誊抄的是《伊利亚特》，始于第二卷101行，终于第四卷第40行。虽然卷二中，希腊和特洛伊英雄登台亮相的部分（Catalogue）省略了三百行，但只看抄在纸草页面上的，也有多半部第二卷和整部第三卷，加起来超过一千行。肯尼恩将这个写本的年代定在公元四五世纪之间（详第81-92页），但后来也有学者定在更早的三世纪。肯尼恩讨论的最后一部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128， Pack《编目》中编号为 998）是《伊利亚特》最后两卷，共保留了第二十三卷中的五百六十多行，以及第二十四卷中五百二十余行。就是说，这个写本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晚期在民间传抄的一千多行的荷马史诗。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不是高呼“荷马史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作”吗？在立说之前，最好能先做初步的调研。如果想脚踏实地，甚至可以到现今的大英图书馆访一访这些卷子。若不明纸草文献的贡献，便没有资格对荷马史诗的传抄说三道四。当然，作者还可以祭出“阴谋论”这件法宝，谁也无权阻止他作下面的推测：由共济会资助的造伪高手，先雇人、雇船远赴埃及，购得生产纸草的原材料；再依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给出的步骤，加工出从十一世纪以来就已不见于欧洲的纸草；然后，将编造出的史诗文本秘密抄录于其上，并制造文字漫漶的假象；此后，再花钱雇人、雇船，千里迢迢，重返埃及，觅得几处穷乡僻壤，选择月黑风高夜，将整批赝品深埋于地下，并巧设标记，以为诱饵，吸引四百年后一群头脑简单的英国人来发掘整理。这就如同当年康有为所论，刘歆为辅佐王莽篡汉，不仅于古书多所羼乱，还私铸钟鼎彝器，偷偷埋藏各地，以欺后世。作者若能以康南海为榜样，揪出共济会里的刘歆，以自圆其说，倒是一个更加新颖、更加刺激的假说。
高峰枫 发表于2013-05-12 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