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张海洋】中华民族到了讲信修睦的时候 [打印本页]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13-5-5 08:46 标题: 【张海洋】中华民族到了讲信修睦的时候
中华民族到了讲信修睦的时候
兼论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权力之笼”和危机缓冲机制
时间:2013-04-09 14:50来源: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作者: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会2011年《励行学报》序
2013年春是中国10年前爆发“非典”的季节。这段时间，北京的“雾霾倒春寒”、上海的“东方之猪”和各地水土污染的报导，使得满世界的愚人节消息，都在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们欢呼的《中国震撼》、“中国模式”面前相形见绌，甚至望风披靡。
清明节前三周，研究生会送来2011年《励行学报》文稿并索序。笔者略知《励行学报》是研究生“励行杯”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调研成果年度精选集。“励行杯”是学校鼓励学生假期去边疆调研实习的奖助项目,2006年创建。项目在申请、结题两个环节有教师评议。其他事务由研究生会操办。这样的立意和操作机制，符合“美美与共知行合一”的校训，能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和精神，且能给囊中羞涩但襟怀天下的莘莘学子提供见世面的机会，还有推广民族研究领域“参与式研究型教学模式”之功，堪称一举多得。笔者作为校友合当尽力。
但真想动手时，还是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戒慎恐惧之心油然而生。脑海里陡然间就涌出了代沟、隔行、中国思想、制度自信、名实之辨、成果时效性等纠结人的难题。循着解题的思路走，势必写成自问自答的“元芳体”。但不循此路又苦无脱身之讲。蹉跎踌躇三周后，笔者还是服了那条“留得葫芦籽儿不怕没有瓢”的老理，先图个在清明节后博螯会前交稿赎身。
打定主意就有了这个标题：旨在十八大报告关于民族工作的论述接续起十三大的背景下，继续推动民族学研究从“社会发展史”转向“文化生态学”，民族关系从“猜疑防范、单边维稳”转向“培元固本、讲信修睦”，推动民族区域自治挺进为中国政治改革顶层设计的首选领域，确保全国如期建成小康社会。
这里讲的“隔行”，是说当今中国高校学科如林高手如云。笔者对很多学科专业都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不敢妄加评议，因而只能先跟同学校友说上几句泛泛的忠告：一是要基于民族院校认同和生态家园意识，秉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做好以人为本的调查研究。面对边疆民族地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扶贫开发、对口支援、生态移民、非遗抢救、资源开发、空降(援建)干部、双语教育、文化旅游等好想好听的发展项目，都要从“再政治化”的角度，看它是不是有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包括提高边疆民族的文化形象、家园权益、主人翁地位和参与全国政治的能力和潜力。如果效果与此相反，那在就客观上就是劳民伤财，主观上就是缘木求鱼，就要分析病源并提出兴利除弊的建议。二是要恪守学科本分，在“身、家”、“民、族”、“国家”和“天下”这个选题系列里，聚精会神地参照天下格局，做好“民、族”范畴的项目，把有限年华用在民族领域的“正能量”积累上。遇有“国”字头选题如国计民生、国民认同、国家安全这类，要按照低炭分工原则，相信政府官员和军警官兵都能尽职尽责胜任愉快，不必“咸吃萝卜淡操心”或“皇上不急太监急”。遇有“身、家范畴即个体自由民主层次的选题，也要相信普通院校主流学界能比我们更能“给力”。三是要有懂礼貌、守规矩、积口德的意识，理直气壮地按照十八大文献口径把民族称作民族，不要心猿意马，迷恋“江南style”,总想把政府识别、国家承认、人民珍惜的民族称号变成“族群”。四是写到各地各民族的行动主体时，可用亲属称谓，也可称居民、公民、乡亲、百姓，对宗教人士要用敬称，就是不要跟着官员媒体去喊“群众”。语言是心灵的窗口且能影响思维行为。做民族研究的人，应该把用“群众”来称呼国家主人、衣食父母和骨肉同胞，特别是用于称呼有着生态家园和文化基业的边疆少数民族，看成语言腐败和行为堕落的征兆。青年学子一旦染上这个毛病，迟早会破坏魏公村共识，丧失民大校友认同。学生写中国的事儿用“我国”而不用“中国”也是语病。即使真的不想跟国外交流，也应该用“咱国”来体现内部包容性。从培养创新张力的角度看，笔者推荐生态家园、主体性、博弈论、互主性、帕雷托改进、重叠共识、资源诅咒、囚徒困境、转型陷阱、维稳黑洞、发展的悖论、发展的代价、发展的受害者、文化公平传承、“责备受害者”共和宪政、协商民主等概念，建议同学校友作为概念工具尝试学习使用。
“代沟”是说在校同学跟笔者年龄已经跨代，经历知识都恍如隔世。例如笔者明明记得新中国建国《共同纲领》、国家《宪法》和执政党《党章》都有“自治区”一词，谁都没说少数民族不能在本地当书记。中国五大民族自治区确实也有过乌兰夫在内蒙、韦国清在广西、杨静仁在宁夏、赛福鼎在新疆、天宝在西藏担任书记的事儿。湖南土家族杨正午、贵州苗族王朝文、云南纳西族和志强也都在本省当过书记。但今天跟学生讲这些就像天方夜谭。如果再讲杨靖宇是回族，跟毛泽东有交情，胡耀邦曾提名巴唐藏族老党员平措汪杰出任西藏自治区领导，台湾、新疆和藏区的能力和权益也是中华民族的能力和权益，那就更像是痴人说梦话语迷离。弄得笔者倒象是“庄生晓梦迷蝴蝶”，或刚从桃花源出来，尚不知今夕何夕了。只有闭上眼睛讲起“差异就是差距”、民族就是差钱，利益就是意义，策略就是政策，权力就是知识，拆迁就是建设，喊打就是爱国、汉语就是双语，维稳就是和谐、屁股决定脑袋、唯有永恒利益时，同学才会有“如听仙乐耳渐明”的醍醐灌顶之感，才能满足大家解馋过瘾的未知欲。教师当到这个地步，如果没有干过体力活儿，或者练过气功国术的底子，还真有可能在课堂上以身殉职。代沟岂小事哉?国民教育遭人诟病岂无因哉?
“中国思想”关乎时代精神、文化本位、价值认同和道德关怀。陶东风早年曾惊呼中国失语。甘阳近年呼唤过《通三统》。《共识网》近期也刊出了荣剑关于“没有思想的中国”、高全喜和许章润等教授关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讨论。这是学界对于中国文化断裂导致学人数典忘祖，过深地陷入乡愿犬儒、机会功利、理论误区和思想淤泥的警戒和忧虑，当然也是经济发展托起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意识的表征。它意味着今后即使在中国做学问，也不能再满足于鹦鹉学舌、食洋不化和做短期实用对策研究，而要像秦晖教授那样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型”学者，扎扎实实地从各民族往圣先贤的经典中汲取道德智慧，构建中国文化本位的伦理价值观，才能有尊严地参与学界和世界的理念博弈。研究生校友要把握这个贞下起元的时机，大胆地从“边缘度化中心”、“边疆度化内地”，“乡村度化城市”、“牧区度化农区”、“关系度实体”的角度，用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来丰富中国的文明话语，助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制度自信”是说同学校友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问题上，要有守土有责的道义担当，用知识、智慧、良知和意志讲好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道理和实现路径。笔者认为《十八大报告》除了规划全面建成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目标之外，还单独给民族领域部署了四项工作：第一项是要“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它要求执政党领导立法机构，开展一次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全国大检查活动，在拨乱反正中撤销干预民族政策落实的各种法外机构和机制，恢复各级民委主管民族工作的职能权威和可问责的体制。第二项是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它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变通高校率先接受相关教育，转变先前那种只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居民接受教育的方式。第三项是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它要求全国五个自治区要计日程功地出台本地区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条例》，完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布局，确保中国走向共和110年和中国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四项是要“创建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民族关系”。它要求全党全国全面清理清除民族领域的左倾激进思潮，治理整顿以任何借口推行的大汉族主义，确实惩治任何个人或团体违反民族政策法规，侵害少数民族权益的言行。这四项任务样样高屋建瓴，需要学界参与实施。
“名实之辨”是说民族领域研究生既要讲科学实证，也要讲伦理规范，要承认“实然”，更要追求“应然”。中国55个少数民族1亿多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公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主力。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国家赋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权力权益，更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同志在《十八大报告》总结经验的第二章里，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列为中国特色制度第三项，这是党和国家的正念正见。但《报告》在讲政治改革的第五章时，又没把这项制度建设列在人大政协之后的第三条，而是跟着侨务宗教，一块放在讲“统一战线建设”的第七条里，这是明显错位。这种错位令人想起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功德：第一是摒弃了“阶级斗争”的理念和话语，恢复了上亿贱民或曰“阶级敌人”及基子女亲属的国民身份。第二是给知识分子摘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体而不再是统战对象。令人尴尬的是：原本不是统战对象，或者权有“上层人物”才是统战对象的上亿少数民族，今天却跟知识分子换位，进了统战对象系列。这种错位的原因和后果值得民族研究从业者警觉。原因上，它是马大正2001年在新疆写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胡鞍钢、胡联合2011年在新疆发表“第二代民族政策”宣言，倡导左倾激进思潮所致。后果上，它会给那些对民族区域自治没有制度自信，甚至根本没有真心诚意也不想奉公守法的人，提供否定这项制度的缝隙。民族院校师生对此既要有自觉意识，又要努力做出“会天下之理，通古今之道”的成果来积累正能量，争取少数民族作为国家主人公，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第三项基本政治制度，也能跟十三大精神一样早日复位。
当今中国学界正在忙活两件事：一是响应习近平主席的号召，想法儿编织能够关住权力的法制笼子，防止它腐败作恶引起治理危机;二是回应王岐山同志的忧虑，积极研读法国人托克维尔1856年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如果我们能把中国民族领域当成田野，把《旧制度与大革命》当成民族志经典来读，就能发现一个道理：旧制度里面大量存在的多样性设计，包括地方民族多样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本来都是关锁权力的现成笼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不仅是新中国开国先贤们给权力腐败量身订做的“笼子”，而且还是立竿见影的阳光和“防腐剂”。激进的官员公智也懂这个门道，所以他们才对少数民族、对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看着不顺眼，想着不放心，逮着机会就要搞人权、文化和制度拆迁，好让他们不仅能在城市和内地得心应手地搞腐败，还能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随心所欲跑马圈地。现在中国真要惩治腐败和伸张公平正义，当务之急就是讲信修睦，依法健全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社区民主自治，严禁部门权力违规进入，严厉惩罚强行进入乱搞拆迁的人和事。这样，权力腐败就会像2003年的禽流感病毒碰到隔离机制一样，因为失去孳生条件和繁殖能力而销声匿迹，至少能休眠一阵儿。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还能缓解国人的一系列心头之患：首先是缓解缺乏信用信任所导致的边疆民族维稳困境和向力心难题。“人有恒产则有恒心”。真正当家作主的人，自会珍惜文化生态和精神家园，不会纵容别人来家里折腾。赵藩给武侯祠写的对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时便宽严皆误”。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亲中国开国领导人对边疆边区治理“攻心”和“审时”的制度设计。
二是缓解国家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治理危机。如同托克维尔所言，法国大革命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激进者用激进政策毁坏了包含有各种多样性的制度平衡体系。其后果如同拆除了“泰坦尼克号”上防水隔离舱，遇到危机就会全体沉没。中国历史文化比世界其他文明更能可大可久，因为就是它在把边疆内地两个板块合成一体的同时，又保留了多元多样的管理机制和社会文化节率，因而在一个板块出现危机时，由另一个板块来起缓冲隔离作用，避免整体危机。中国学界近年仍在争议1942和“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数字，但没人认真统计当年有多少内地人因为逃荒到东北、内蒙、新疆、藏区和宁夏而保全了性命。内蒙古大学郝维民教授去年暑假就提示笔者：乌兰夫主持的内蒙古自治区在三年困难时期不仅帮助宋庆龄基金会就解救过数以千计的上海孤儿，还把包括翦伯赞教授在内的很多很多文人作家请去吃肉进补，从而留下了一批散文作品。民族区域自治对缓解当今中国自然生态恶化的作用兹不赘言。读者参考汪永晨登在《共识网》上的“黄河十年行2012—河源纪事”就会得到启示。
三是维护国家陆疆安全和海疆权益。中国陆地边疆地广人稀，边防军希望当地农牧民能散居各地协防固边，不希望他们都迁住城镇的道理自不待言。且说近年从东海钓鱼岛到南海的西沙南沙群岛都有邻国觊觎中国海疆权益的问题。吉首大学杨庭硕教授建议：中国的疍家人即疍民，本是凭船附水，靠捕鱼为生的水上原住民。东海南海都是他们的生态家园和生计资源场地。疍民原有语言文化和生计特色且虔诚信仰妈祖。《百度百科》记载：1950年代初，东南各省疍民曾被国家作为少数民族对待。但在1955年民族识别后，中央政府才把疍民认定为汉族支系。但民族识别也不能一劳永逸。国家民族始终承认中国南方，特别是贵州省仍有几十万人要求识别。杨教授认为国家可以根据形势需求，维护少数民族权益，承认疍家的民族身份，把三沙市建设成疍家民族自治地方，就会有正合双赢的利益。同理，中国东北面对俄国和朝鲜半岛，也有必要更加有力地维护满族和通古斯各民族的权益和历史文化记忆。总之，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保护、保持、发展和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地位，不仅有利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和体现社会正义，也能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中国各民族属于一个“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你好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所以才能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但当今中国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官员学者的却心术不正，总是认为少数民族在中国没有前途，终将消亡同化。这是国民教育灌输社会发展史，不讲文化生态学，导致国民心胸萎缩神智僵化的结果。考究历史，民族消亡同化的例子固然不少，但民族生成的史实也同样是汗牛充栋。新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的“共和”，就不仅是republic的“民国”之意，更是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共和国”之意。这种共和精神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不是各民族消亡同化成“国族”，而是“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万岁”。北大的“三古”教授(古文字、古文献、考古学)李零2013年初总结：至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好比一条龙。它的一头一尾最重要：一头就是走向帝国。一尾就是走向共和。就龙头而言，周、秦、汉最重要。西周大一统、秦代大一统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底色。西汉的制度整合、学术整合、宗教整合，完成了走向帝国的三步曲。待到东汉结束时，就连改朝换代的也固定下来。大局从此抵定。后面的历史格局直到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前没有变。
司马迁2000的前就在《史记.天官》里总结：“夫天运，三十年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十年是一代人从积累能量到发挥作用的时间。验之以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史实：以30年为周期的1949-54和1979-84都是民族关系的春天，也都是对前一时期大汉族主义激进思潮做拨乱反正的周期。当今中国处在1979-84到2009-14这三十年小变，1911到2011这百年中变这两个周期的重合点上，今后几年必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的新高潮。十八大确认要在建党百年时，领导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有这个要求。这个分析不仅能使我们对民族区域自治有制度自信，而且还对各自的知识有学科专业自信。中国经济要求国家对企业做出“松绑、让利、放权、减税”举措以利于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关系建设的需求与此大同小异。人有希望都会有幸福感。少数民族的幸福感就是看到生态家园安全和文化公平传承。大家都知道国家有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很少人知道农民和少数民族也都有核心利益。笔者理解他们的核心利益就是不挖祖坟、不毁家园、不绑孩子。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社区自治就是承认和保护这些利益的制度设计。有了这个基础，再讲发展才有意义。
本文讲的“时效性”有两层含意：第一层是我们在写励行杯项目的申请和论证时，就要把成果报告的架子搭出来，便于进入现场随时填写和调整，确保离开现场两三周就能形成报告初稿，确保研究成果在当年，至迟到寒假期间，即中国的“两会”召开之前就推出来，以便形成提案议案交给各地委员代表去转化成政策建议。第二层是人文社会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民族研究领域的成果更有“时效辩证性”。很多人担心2011年的成果到2013年推出，时效会有多大折扣。笔者认为制度开放建设高潮时期确实如此。但中国民族领域在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和1987年十三大以来，即便没有冻结，也是处在长期“保鲜”的状态下，时效敏感性因而大大降低。中国社会建设的情况与此相似。秦晖教授今年推出的《共同的底线》，收集了他2003年前写的文章。很多人读过这本书，都觉得里面的分析和建议仍属切中时弊。因此，2011年的成果在今年推出也是难能可贵。再举一个例子：笔者5年前就听友人讲，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编写的民族工作叙事专著，最好的还是1984年组织，1993年才出版的那部《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无独有偶的是，研读和讨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人都认为那本写于1856年的专著，仿佛就在讲今日中国。这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压根就不是直线进化，而是绵延不断的轮回转世。线性发展迟早会有终结，而且发展越快终结越早。只有轮回创化才能生生不息。
学术和教育都是社会活动，也都既有个体的功名利禄，又有共同体的道德伦理。个体的本性是相争相斗。共同体的本能是互报互惠。个体生命有时而尽，共同体文化绳绳相继。人类因而离不开共同体。民族就是共同体的典型存在方式。我们在民族院校学习“民族”知识，就要学会按照互利互惠的原理，确保民族共同体持续不断地进化创化和转世轮回。学校的学历学位，导师的知识教诲，学生的孜孜以求，都是共同体送出的礼物。由于礼物之灵总有想家和回家的本性，所以我们既要学会撷取，也要学会相互赠予。个体间的交道如此，民族间的交道更是如此。我们能在2013年的春天，为了构建中国的和谐民族关系而相聚和出力，这既是民族大学这个共同体的功德，也是师生个体的三生之幸。
励行杯的长远目标是培养能够理解民族地区生态和少数民族心态的专业人才。一两次实习调研报告的水准，则可从长计议。学生花了钱地交不出像样的活儿，固然是有失厚道。但指望几个星期的走马观花就能做出石破天惊的响动，那也是看低了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研究的门槛。这个领域的脉象理路，结构形貌、含意影响和治理难度，在当今中国即使不是首屈一指，也是屈指可数。为今之计，只要这次调查行程对各位的毕业论文选题和撰写有所助益。
“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励行杯和《励行学报》在中国民族领域遭受困厄的时候问世，眼下就要迎来春天。按照自然之理，春天肯定会来，但也不会永驻，人类留不住春天，但能留住共同体的精神和事业。“东方物之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做事必于东南，而收功实于西北”。我们在冬天把种子埋进土里，等待春华秋实。这就是持之以恒和善始善终。
笔者粗看过本期《励行学报》的18篇调研报告和10篇随笔文章，认为其中有4-6篇报告较好，但决定为了保持“无知之幕”的公平，不做短长评论。除建议编者把报告题目精炼，有外文的地方注意校对之外，就对同学校友提出了上述。所有大而无当荒腔走板不如人意处，还望作者编辑同学同事海涵海谅批评指正。转录唐人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一首作为序言结尾并示校友共勉之意：
离乱十年后，长大一相逢。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张海洋 20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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