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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卡尔 G.海德：《观看人类学──通过电影的文化人类学》 [打印本页]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3-3-28 18:12 标题: 卡尔 G.海德：《观看人类学──通过电影的文化人类学》

作者：卡尔 G.海德(Karl G.Heider)　导读：安定明张伟明

　　一当摄像机和电影技术成为可能，电影工作者就在寻觅拍摄对象。

　　不同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风俗和舞蹈就成了很好的拍摄对象。有记载表明，这些人从千里迢迢之外被带到欧洲进行展览。探险者和人类学家跑到国外对澳洲土著人，美洲土著居民及其它原居民进行拍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出现于1922年，罗伯特·佛莱贺提(Robert Flaherty)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发行后，极获公众好评。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可称为纪录片的经典之作。而人类学家对在研究中使用电影技术方面，显得要滞后一些。F· 博厄斯(Franz Boas)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拍摄过英属哥伦比亚的Kwakwaka'wakw(Kwakiut)的素材片(footage)，但直到格利高力·贝特森(Gregoryo Bateson)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o Mead)在1936-1939年对巴厘岛进行田野调查，做有关文化与性格的研究时, 影像才被真正运用到重大人类学研究当中。二人拍摄的素材片剪辑后成为供大家观赏的纪录片，是作为研究性质的民族志素材片提升为人类学电影的范例。但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人类学片才开始被剪辑并进行发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随着让·鲁什(Jean Rouch)的影视作品的出现，法国人类学片的制作进入新的时期;伴随约翰·马绍尔(John Marshall)的作品的问世，美国人类学片于五十年代中期进入制作新时期。1958年，马绍尔的《猎手》(Hunter)的出世开创了美国人类学影视制作的多产期。本书涉及的影片包括早期的人类学片如J·马绍尔的《苦瓜》(Bitter Melons)见第五章及鲁什(J Rouch)的《猎狮人》(The Lion Hunters)见第十五章和具有现代意义的主位角度与本土性更强的影片，如越南影片《如何处世》(How to Behave)，见第七章。多年来，人类学片引发了不少激烈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影片反映文化的真实性。当人类学与影片结合时，如果人类学的科学要求与电影的美学要求发生冲突，在作者看来，人类学电影要重科学而牺牲美学。

　　人类学片分两种，一种是人类学的成片，这是经过了人类学家剪辑后的成品，另一种是人类学的素材片，这是人类学成片的来源。就两种人类学片的重要性来说，人类学家更加偏爱的是人类学素材片：它们是典型的历久弥新的东西，越久越珍贵。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原因就在于人类学片的本质。人类学片的本质是另外一种民族志的形式。相对于文本这种靠人类学家的观察和写作来完成的民族志类型来说，人类学片的优点恰恰在于弥补了文本民族志的不足，即文本需要读者借助想象来还原人类学的田野场景，而人类学片则直接显示了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环境，观看影片的观众需要做的只是在人类学的理论指导下理解该片所要揭示的主题。

　　但是，两种类型的民族志是有相通性的。这就是说，人类学片和文本民族志一样，它们都在尽可能地反映人类学者所认为的真实的田野工作环境，这就意味着人类学片把真实性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而为什么要追求真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主要原因有一点，那就是在人类学的传统中，民族志一直是作为人类学家建构理论的资料基础而存在的。资料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真实性。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人类学家偏爱人类学的素材片了。因为人类学素材片保留了田野工作环境的第一手资料。

　　然而，我们应当越过把民族志仅仅视作人类学家的资料库的狭窄视野，而应当用高屋建瓴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志。前面已经说过，民族志要尽可能地反映人类学者所认为的真实的田野工作环境。问题就出在这里，民族志是一种相对的真实，也就是说，民族志所反映的真实受人类学者的理论视野、田野经验和情感历程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是田野工作的必然，尽管人类学者一直在尽量突破这种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并不是一无是处，因为恰恰是这种限制突破了民族志作为一种单纯的资料库的性质，使得民族志成为一种既反映了田野工作环境的相对真实，又反映了人类学家的理论视野、田野经验和情感历程的作品，这种作品将资料与人类学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民族志的另一种类型，正如前所述，人类学片也具有将资料与人类学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性质，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共享"的思想就反映了人类学界对人类学片的这种思考。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有了卡尔o海德的这本著作《观看人类学：通过电影的文化人类学》。该书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专题为章节，在阐述人类学的理论的同时，配有专题性的人类学影片，以做到在理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的同时观看人类学影片，在研究人类学影片的同时理解文化人类学，作者的目标是试图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影片提供的资料互为参照的背景。

　　二具体来说，本书有四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将人类学片融入阐述文化人类学的课程中。这涉及三方面的内容：1)围绕一或两部影片，形成课本的一个章节，通过影片阐释该章的主要内容;2)通过介绍影片所反映的文化及影片的独特之处，使每部影片都能被用来进行人类学研究;3)针对如何将人类学片视为民族志，并把它看作是传统(书面)民族志的补充，却又不同于传统民族志，提出一些建议。

　　第二个目标，该书集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范例所阐释的部分观点，而非给出大量的资料，将人类学的各种材料和文化悉数容纳。

　　第三个目标，通过阐述不同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介绍文化间的相互联系及对彼此产生的影响，避免忽略文化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样做会把对人类学的研究引入对异国风情的猎奇上。

　　第四个目标，讨论通过何种途径使人类学的方法和思想对公共事业及国际范围内存在的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卡尔o海德从上千部人类学影片中挑选出21部片子，用在本书中。卡尔o海德已观看过其中的几百部片子，并在教学中使用这些片子以寻求多种阐释方法，这21部片子不一定是最好的人类学片，但在卡尔o海德看来，它们却是最适用于本书内容的。

　　卡尔·海德的选片标准： 1) 篇幅较短，具有说教意义，能反映多种文化类型和地域。 2) 符合撰写民族志所要求的准确性;具有坚实的书面民族志的支持。 3) 制作精良，具有可视性。 4) 每一部片子对该章内容都应具有针对性。

　　在本书中，海德说明了在众多人类学片中挑选这21部片子的原因：

　　《女神与计算机》(The Goddess and the Computer) 该片在人类学研究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看法，它既有理论性又有应用性。J· Stepheno Lansing 就同一研究对象写过两本书及一些文章，而且巴厘文化是一种非常有趣味的核心文化。

　　A Man Called "Bee" 该片对灌木田野工作的特殊类型进行了详细的举例说明。法国人类学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关于 Yanomamo 族的记述及其它人类学家对Yanomamo族文学的记载，是十分重要的。根据蒂莫斯·阿什(Timothy Asche) 拍摄的影片得以让海德重访Yanomamo族。

　　《近邻东京》( Neighbourhood Tokyo) 该片为人类学工作者演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田野工作。西奥多·贝斯特(Theodore Co Bestor)的同名著作对该片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支持。影片介绍了为人类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国家文化-日本文化。

　　Dani Recess 该片由海德亲自拍摄完成，介绍了荷属新几内亚的Dani族。尽管存在技术方面的缺憾，但该片引起了影视与文化间存在的强烈的困惑。

　　Latah 该片是一部反映生物文化模式的片子，海德对该片关于马来人不同寻常的反射行为的介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罗纳尔多o西蒙斯(Ronald Simons) 以该片为基础，做了进一步研究，并完成了自己的新作。

　　《苦瓜》(Bitter Melons) 该片是约翰·马绍尔(John Marshall)有关卡拉哈里沙漠的San Forager的早期作品。该片篇幅虽短，却介绍了一系列能够反映San人谋生活动的歌曲。

　　《丹尼人的甘薯》(Dani Sweet Potatoes) 该片是海德反映Dani族维持生计的另一部短片，该片主要是围绕Dani族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甘薯，但对Dani族抚养孩子方面也进行了介绍。

　　《盛宴》(Feast) 该片是蒂莫斯·阿什(Timothy Asch) 和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1968年拍摄的另一部关于委内瑞拉南部Yanomamo族节日欢聚的人类学片。该片介绍了在节日欢宴过程中,主人和客人之间为了送礼和回礼发生争执的戏剧性的场面。二人在剪辑时尝试先用静止画面及图表作民族志内容解说，再以正常速度不加旁白地呈现，以求弥补影像无法充分表达意涵的缺憾。

　　《如何处世》(How to Behave) 该片是一部另类影片，是由越南电影制作人员，而非人类学家拍摄完成。从某方面来说，当他们探究价值和性格的内容时，海德认为他们重新阐释了人类学。

　　Kypseli 该片关注了Thera的希腊小岛上的一个小村庄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并指出这种影响是如何通过符号或在空间上传达的。

　　Niai：The Story of a I kung Woman 该片是约翰·马绍尔(John Marshall)的作品。讲述了卡拉哈里沙漠的一位名叫Niai的San族姑娘如何从少女成长为已婚妇女的过程。其中包含了Niai对自己的性特征的坦率描述。

　　Maring in Motion 该片描述的Maring是一种和Dani 文化十分相似的新几内亚高山文化，Allision Jablonko围绕该文化，描述了这种文化的承载者在工作和舞蹈中如何交流的场景。

　　《努尔人》(The Nuer) 该片对居住在尼罗河上游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努尔人(Nuer)的社会组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介绍。记录了努尔人的居住环境，放牧生活。部落组织，宗教仪式，体质特征。此片因美国人类学家爱文斯o普里查德(Eo Eo Evans-Pritchard)撰写的民族志(The Nuer)(1940)而一举成名。爱文斯o普里查德(Eo Eo Evans-Pritchard)的这部著作是第一部关注生态的人类学经典之作。

　　《农歌》(Farm Song) 该片实际上并不是人类学家拍摄的, 但却十分成功的介绍了日本北部农村的一个主干家庭是如何运行的情况。

　　《斧战》(Axe Fight) 该片是蒂莫斯o阿什(Timothy Asch)和拿破仑o查冈(Napoleon Chagnon)运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在Yanomamo族村庄发生的一场复杂的争论如何失控，并升级为冲突的过程。

　　The Cows of Dolo Ken Paye 该片是根据James L oGibbs, Jro的民族志研究拍摄的，影片描述了非洲利比亚Kpelle村的法律程序。

　　《死鸟》(Dead Birds) 该片是美国人类学家加德奈(Robert Gardner)的早期作品。1961年，加德奈带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物馆(Peabody Museum)探险队前往荷属新几内亚的Dani族，在做研究的同时拍摄人类学影片。当时，卡尔o海德也是探险队员之一。加德奈在1963年完成了这部关于Dani族战争的片子。该片反映了Dan族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在Dani族际间发生的使用弓和矛进行战斗的场景。

　　Releasing the Spirits 该片由人类学家蒂莫斯o阿什(Timothy Asch)，佩特西o阿什(Patsy Asch)和琳达o康奈尔(Linda Connor)制作。该片在巴厘人举行葬礼仪式的过程中，对部分葬礼进行了追踪拍摄。

　　《猎狮人》(The Lion Hunter) 该片是被誉为法国"真实电影之父"的让o 鲁什(Jean Rouch) 遵循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象征分析方法制作的。该片突出了尼罗河上游的猎狮人在仪式中表现出的双重矛盾，他们被召来以保护Fulani牛免遭狮子的侵犯。

　　Trobriand Cricket 该片是Jo里奇(Jerry Leach)针对马林诺斯基早期的研究对象拍摄的一部人类学片，介绍了特罗布里恩德的居民借助保守的英式板球适应自己的文化需要，巧妙的响应了殖民主义。

　　House of Spirit ：Perspectives on Cambodian Health Care 该片由美国友谊社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制作，介绍了柬埔寨人对健康和疾病的看法，说明了和在美柬难民相处时，了解对方文化的重要性

　　三全书共分为十七章，每一章由内容简介、理论背景、人类学影片观摩三部分组成。作者先对每一章都给出了提纲以及该章的核心概念，便于读者在开章之前就能本章的主要内容有大致了解，同时根据每章主旨，把上述二十一部影片穿插其中，意在通过鲜活的画面和细致的文字描述，让观众获得对这些核心文化"身临其境"般的体验。下面简要介绍每一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何谓"文化人类学"? 海德认为人类学就是研究族群间的文化和体质差别, 突出了文化在本书中的核心地位。认为明确文化的含义并非看起来那么容易，如本书提到的巴厘(Bali)文化。"巴厘"(Bali)一词通常指的是一组文化特征。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地理单位-巴厘岛(Bali Island)，和社会政治单位-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省。带有不同文化的人居住在这个岛上，但同时他们也带有从当地人那儿学来的巴厘人(Balinese)的思想和习惯。他们说巴厘话，以巴厘人的方式生活，但文化在地域或政治上是不相连的。尽管有人认为巴厘人具有相当的同构型，如在女神和计算机(The Goddess and the Computer)中，典型的巴厘人都是操巴厘话，精耕稻米，具有艺术性的印度教徒。但作者并不持此种看法。他认为还有许多巴厘岛上的其他居民分属于别的文化：如爪哇人，中国人，欧洲人，澳洲人和美洲人。他们虽生活在巴厘，并掌握了一些巴厘文化，但并不能就此称他们也是巴厘人。正如格利高力o贝特森(Gregoryo Bateson)和玛格丽特o米德(Margareto Mead)在半个世纪强调的一样，即使是在巴厘人内部，存在的差异也很大。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是仅由隶属于同一种文化的群体组成的。不过这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政府强力推行的共同文化理念的约束下，联合在了一起。在文化人类学中，认同文化间的相互联系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文化和彼文化之间的一切联系都是协调的。文化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有条不紊的体系。文化之间的种种联系通过诸多不同的方式发生作用。海德将人类学划分为四个领域，即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生物人类学(体质人类学)(Biological Anthropology)，考古学(Archaeology)，和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并从这四个领域对核心文化如巴厘文化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以明确文化在这些领域中的研究内容和范围。在作者看来，具有生态观念是文化人类学的另一标志。从生态角度出发分析文化，会发现生活在其中的人和他们的文化都是环境中相互作用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环境是自然和文化的综合体，二者相互作用于对方。对此，作者以《女神和计算机》(The Goddess and The Computer)为例，做了具体说明。在该生态体系中，土地，水，水稻，青蛙和鸭子都和当地人民的生活发生着联系。文化和环境之间是相互适应的。在一定的环境中，文化要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该环境的要求，同时，文化也在改变着环境，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求。

　　第二章;人类学田野工作田野工作是海德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人类学因其研究内容的广博，采用的田野工作有好多种，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亦是各有不同。海德就一些基本的田野工作方法，所要研究的群体，及在不同的环境下出现的问题和有关议题，结合人类学影片进行了讨论。如A Man Called "Bee";Neighborhood Tokyo。并对田野工作的几种形式，如个人田野工作和集体田野工作;一次性访问和长期追踪访问;以及定性和定量研究分别做了分析说明，提出了人类学家在进行研究时会遇到难以避免的人类学道德准绳问题和人类学著作的翻译准则。海德援引美国人类学协会(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AAA 的职业责任准则认为，如果在人类学研究过程中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之间出现误解或冲突，人类学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根据AAA的职业责任准则去解决冲突。如果问题还是不能解决，那么人类学家就得停止自己的工作。但海德同时也认为，一个群体的文化越是得到真实的反映，这个群体也就越安全。

　　第三章;文化沟通海德对文化的概念做了界定，认为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分别是;1)文化是后天学来的;2)文化是一定范围的人共享的;3)文化是人的行为意识。针对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和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海德认为必须区分文化中出现的概念是专指还是中性的用语。自观(emic)和他观(etic)是帮助人类学工作者正确认识一种文化的有效方法，要理解异文化，首先得了解对该文化的客位(etic)描述。海德亲自拍摄完成的影片Dani Recess介绍了荷属新几内亚的Dani族，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Yanomamo族的部落。尽管存在着技术上的不足，但是，该片的重要意义在于反映了影视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强烈的困惑。海德提出"何为游戏规则?"的质疑，并鼓励学生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找出答案。

　　第四章;生物文化模式文化和生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广为争论的一个话题，也是当前人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人们谈及文化时，总会把文化和种族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又是没有多少事实根据可以证明的。海德认为，生物模式最能反映我们对人的行为的理解。通过这一模式，纷繁的文化现象在人类所共有的生物性基础之上进行构建。尽管文化行为之间的差别迥异，但它们的生物性基础却是一致的。他把生物文化模式划分为两种基本模式，语言模式和性别模式。语言模式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人天生具有学习语言的能力。没有任何事实证明语言带有遗传的痕迹。不能把语言的差异归因于语言操持者性格的不同;在性别模式中，不同的文化对其在物质领域的先天和后天条件进行了各种阐述。在生物意义上，一个人非男即女，但就男性和女性在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性别的意义何在，如何对它进行理解，它的象征意义何在，二者之间的特点和差别又是什么，这些都和后天获得的文化类型有关。

　　第五章;生产模式在这一章中，海德对文化的适应性，及文化背景下技术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做了分析。经济人类学所关注的经济问题经常是为经济学家所忽略的。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实就是二者间共同适应的过程。在一定的生态条件下，每一种文化都因为人们的生存需要而被迫发生改变。生态体系是文化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本质。通过两部反映不同生产方式的影片，《苦瓜》(Bitter Melons)和《丹尼人的甘薯》(Dani Sweet Potatoes)，海德就文化的适应性、技术、文化生态和生态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地分析。《苦瓜》(Bitter Melons)是约翰·马绍尔(John Marshall)拍摄的有关卡拉哈里沙漠的San Forager的早期作品。该片篇幅虽短，却介绍了一系列能够反映San人谋生活动的歌曲;《丹尼人的甘薯》(Dani Sweet Potatoes)是海德反映Dani族维持生计的另一部短片，该片主要反映了Dani族种植甘薯中所用的刀耕火种方法，但对Dani族抚养孩子方面也进行了介绍。

　　第六章;交换：物品与服务的分配如果个人能够完全自己自足，能够制造他(她)所需要的一切，分配就不会发生，经济就不可能出现，社会也就不会存在了。分配犹如细线一般，将社会网络中分属于不同群体的成员联系在一起。群体内部及群体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以共同利益为驱动力的，而交换最终促成了这一联系的形成。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使人际间依赖性增强，个人劳动的专业性越强，对社会的依赖性就越大。《盛宴》(Feast)是蒂莫斯·阿什(Timothy Asch) 和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1968年拍摄的另一部关于委内瑞拉南部Yanomamo人节日欢聚的人类学片，该片介绍了在节日欢宴过程中，主人和客人之间为了送礼和回礼发生争执的戏剧性的场面。在海德看来，尽管Dani人， San人和Yanomamo人的社会也存在着以性别和年龄为根据的专业分工，但这种劳动分工是所有社会分工中是最少的，而且是在权衡生理和心智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七章;心理与文化生物文化模式在文化的构建中是十分重要的，心理是人类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心理这一词涵盖了人类的种种行为和情感过程，正是这些行为和过程反映了重要的跨文化差异。而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之间交流和沟通上的单向性(one-way street)使心理学家忽略了对心理进行文化上的考虑。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人类学工作者开始在文化领域内关注心理问题。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成名作《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1928)从文化结构方面介绍了萨摩亚青年青春期时的心理活动，她认为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人格的差异取决于社会条件，尤其是个体发展的早期条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1934)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三种文化模式进行关注，描述了这三种文化模式下的人格特征。海德关注文化中的国民性及文化主旨，《如何处世》(How to Behave)，是由越南电影制作人员，而非人类学家拍摄完成，在海德看来，当他们探究价值和性格的内容时，他们实际上是重新诠释了人类学。

　　第八章;性特征与性别的文化结构海德界定了性别(gender)和性()的涵义，认为性别(gender)在社会和文化中的使用如此广泛，超出了它本身仅指男性或女性的含义。民间智慧在人们对性别(gender)的思考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海德认为，揭开性行为(act of )所带来的"生理愉悦"(physical pleasure)的面纱，性()折射出潜藏于其中的权力、性别、社会结构方面的交织关系。文化之间思想和行为的巨大差异，使学者们超出了对传统的两性思考的羁绊，开始关注第三性(the third gender)对解释异文化的意义。北美印第安部落的Berdache，印度的Hijra，都是第三性在文化中的具体反映。萨比亚人(Sambia)从孩童时期的同性恋教育到青少年时期的异性恋的转变则暗示了个体文化对性()与性别(gender)的"利己"考虑。Niai：The Story of a I kung Woman是约翰·马绍尔(John Marshall)的作品，该片讲述了卡拉哈里沙漠的一位名叫Niai的San族姑娘从少女成为已婚妇女的过程，其中包含了Niai对自己的性的坦率描述。

　　第九章传播体系语言贯穿于人的整个思想和行为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经由语言进行传播。语言是"人之为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语言学家查理斯·霍克特(Charles Fo Hocket)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确定了人类语言的十六种特征。海德认为，语言只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方式之一，非口头交流如身体语言或某种象征同样传递着信息，但相同的身体语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有时甚至会完全相反。例如，美国人常用来表示OK的手势在日本则表示钱，而在地中海中部却是猥亵妇女的一种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的意义总是在发生变化，即使在同一文化中，象征的含义因其使用阶级的不同，也带有明显的差异。萨匹尔-霍尔夫猜想(Sapir-Whorf Hypothesis)让我们看到语言和文化的作用是交互的，人们的文化活动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因此语言必定要适应文化需要;如果语言是人们了解世界的中介，那么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我们能够获得对文化的认识。文化借助语言反映，并且改造着语言;同时，语言也在改变着文化

　　第十章社会组织和亲属制度卡尔o海德在本章中讨论了群体构成的五个原则，并指出理解社会组织的三个通则。人类学在研究群体方面具有自己的传统，即研究亲属这个群体。早期的人类学家很早就开始注意小型社会的亲属群体的研究，最出名的当然是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的研究，然后，这个传统由英国的社会人类学派所继续，拉德克利夫o布朗在《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中就专门论述过亲属这个问题，由于英国社会人类学派的影响，人类学逐渐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对亲属群体的研究方法，60年代，认知人类学使用成分分析的方法大量研究亲属制度，这之后，由于人类学研究方向的改变，人类学对亲属研究的趋势转弱，人类学的亲属研究更多的是成为初学者的一种必备的学科素养而存在。亲属群体是由同血缘，或有姻亲关系，或有收养关系的人所组成的。卡尔o海德给出了一个亲属的公式："亲属=姻亲+血亲"，这个简单的公式漏掉了因收养而形成的亲属关系，不过不妨碍我们理解亲属这个概念。人类学主要研究两类亲属群体形式：父系血缘群体和母系血缘群体。父系血缘群体的组织原则是儿子继承父亲的全部的权利和义务，母系血缘群体的组织原则是女儿继承母亲的权利和义务。卡尔o海德举了两个例子说明父系和母系群体。一个是以父系血缘为原则的努尔人(Nuer)社会。另一个是印度尼西亚很出名的母系血缘群体Minangkabau社会。人类学影片《努尔人》(Nuer)拍摄于1968年，该影片并没有直接反映努尔人的继嗣原则，但观者可以和需要在影片中发现这一点。人类学的亲属研究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亲属称谓。实际上，在亲属研究中，人类学最早研究的就是亲属称谓，因为每个考察亲属群体的人类学家都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些亲属称谓。人类学常用一些约定俗成的符号和图表来表示亲属称谓，比如，○表示女性，△表示男性，树状表则用来说明亲属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其他研究的方法，比如，Krober发展出一套文化中立的亲属分析系统，认知人类学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成分分析的方法。亲属群体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但是，人类学也研究非亲属群体。在小型社会中，人类学者可能会研究以年龄为组织原则的群体，在努尔人社会中，则表现为"年龄组"的研究，参加"年龄组"的努尔人不分继嗣群体，而是根据年龄。在大型工业社会，比如美国，人们的组织原则很少根据血缘，而更多的是基于兴趣、职业、阶层的因素，这是一种志愿群体，俱乐部是这种群体的典型。

　　第十一章婚姻和家庭卡尔o海德给婚姻和家庭下了一个定义：婚姻是由社会所认可的男人与女人的结合，这种结合以某种公开的结婚仪式为标志。婚姻的结果是家庭，它承担调节性活动、抚育婴儿和进行经济活动的功能。人类学在婚姻问题上有这样几个研究的问题：第一个是婚姻的缔结是包办还是自由恋爱的问题。一个文化是赞成包办婚还是赞成自由恋爱，反映的是这个文化如何看待个体的问题。如果文化将个体定义为自觉的和独立的个体，就会倾向于自由恋爱婚，如果文化更强调个体作为一个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包办婚就会成为一种理想的缔结婚姻的形式。婚姻的缔结除了反映文化对个体的定义外，人类学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婚姻，这就是将婚姻当作两个亲属集团之间的契约，这种契约是通过交换物品和服务将两个群体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二个问题。这种婚姻的交换包括嫁妆(dowry这是女方带给新家的一笔重要的财富)、新娘的财产(bride wealth这是新郎补偿女方家的财产)、新娘的服务(bride service新郎要以女婿的身份为女方的家庭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和新娘一起回到新家)。不论在小型的社会，如Dani社会，还是在大型的工业社会，如美国，都可以看到这种交换的存在。在这里，卡尔o海德详细论述了Dani社会和美国社会的婚姻的交换。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婚姻的调节。因为每一个文化都不会允许人们任意挑选自己的配偶，所以每一个文化都会有某些规则，用来规定人们婚配的对象。总的来说，存在两种调节婚姻的机制，一是外婚制(Exogamy)，一是内婚制(Endogamy)。外婚制禁止同血缘的群体内部互相婚配，一般继嗣群体、氏族、胞族、部落都实行外婚制。内婚制在某些小型社会还存在，在大型社会中，例如美国，理想的内婚制是不存在的，但是，存在着某些内婚制的变种，典型的是"同类婚姻"，也就是说，人们选择配偶时，通常会寻求"门当户对"，而在日本，媒人的主要目标也是将阶层、地位、财富相似的人们撮和在一起。婚姻的调节还涉及乱伦禁忌问题，因为文化调节婚姻的一个内在动因就是防止乱伦的发生。为什么每个文化都强调乱伦的禁忌呢?人类学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说法，卡尔o海德叙述了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古代人认识到近亲结婚通常带来不利的后果，所以禁止近亲结婚，第二种解释认为从小生活在一起的亲属之间会导致彼此性吸引力的减弱和厌恶，第三种解释认为相对于内婚制来说，外婚制会带来更多经济和政治的利益。第四个问题是涉及婚姻形式的几种特殊的例子。在父系血缘集团中，如果一个成年男子没有儿子，那么他就要承担世系中断的责任。在不同文化中，通常都有某种婚姻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古希伯来人的"叔娶嫂制"(levirate)、努尔人的"女性丈夫"(Female Husband)和"鬼婚"(Ghost Marriage)、日本人的上门继承姓氏的女婿。家庭是婚姻的结果。人类学将家庭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是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人类学影片《农场之歌》(Farm Song)反映了日本的一个扩展家庭，该影片的主角是两个妇女。家庭还有不同的组合形式，这包括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多配偶(Polygamy)家庭。在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内，有两种多配偶家庭值得注意，即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在农耕社会广泛存在着，如古代的中国。一妻多夫制比较少见，在尼泊尔的藏族人中间存在着一妻多夫制，通常是兄弟两人共妻，共妻的原因被解释为经济的，即为了防止分家所造成的财产的流失而共妻。

　　第十二章社会控制的系统本章涉及的是人类学对社会控制的系统，主要是习惯法和法律的研究。早期人类学对习惯法的研究是基于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殖民主义的实际需要。当欧洲殖民者在接触到欧洲之外的诸多文化的时候，为了保证对殖民地区经济交换的顺利进行，欧洲殖民者认识到必须理解当地的社会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地区的稳定，研究人员很快发现，许多文化并没有欧洲那样成熟的法律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动，他们依靠的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的制约。 20世纪，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和人类学的成熟，习惯法的研究脱离了殖民主义的色彩，人类学注意的焦点转向研究习惯法是如何体现文化的基本原则这个方面。美国人类学家EoAoHoebel的《原始人的法律》(Law of Primitive Man)(1952)一书体现了这种转向，他指出，法律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这些法律是基于该文化所特有的基本假设的，因此，要理解法律，人们必须理解这些基本的文化假设。由于不同文化对法律术语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在人类学研究法律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何对法律进行定义的问题。人类学界有两种解决的方法，一种是保留法律的特殊性的限制，比如，美国司法体系中的"法律"、"犯罪"、"审判"和"惩罚"，这些词汇只有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准确地理解;另一种是寻求文化中立的术语来表示不同文化的法律体系，例如，人类学家就倾向于使用下列术语：规范(Norms包括法律)、违规(Transgressions包括犯罪)、解决(Resolutions包括审判和惩罚)。卡尔o海德在本章中就利用了这些术语。背离规范就是违规。违规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分成许多类型，例如，违背官方法律就是违法，违背宗教规范就意味着违反教规的罪恶，而违背语言规范就只是语法错误或发音不准。为什么一个文化会存在背离规范的行为?人类学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杜尔干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规范》中指出："犯罪对社会是必要的。"他的意思是说，违规是文化所需要的，因为犯罪等行为给社会树立了一个消极或反面的例子，因而成为社会运行的粘合剂，一个社会需要反面的形象来为自己辩护，这就像要标明边界，就应当有某种东西跨越边界，这样才能显示边界的存在。这种消极或反面的形象，在人类学中经常以"他者"(Other)这个词出现。违规的行为会受到社会控制系统的纠正，这就涉及冲突的解决问题。在冲突的解决中有三个变量在起作用，第一是权力，作为第三方的裁决力量要具有某种合法的社会权力;第二个变量是必须要有一个正规的处理程序;第三个变量是解决冲突的目的问题，即是为了惩罚罪犯还是恢复违规前的社会秩序。调解(Mediation)是一种特殊的解决违规的方法。调解的特点是没有正式的处理程序，调解者依赖的权力通常是自己个人所具有的权威而不是官方的权力，调解的目的是使冲突的双方重新和谐，如果调解失败，调解者就没有其他的力量来阻止冲突的升级。在小型社会，调解是一种主要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例如Kalahari沙漠的San部落，没有正式的法律程序，利用调解来解决争端。人类学影片《斧战》(The Ax Fight)表现了在Yanomamo村落中一次冲突的发生、调解和调解失败、冲突继续的过程。审判是另外一种冲突的解决方法。它比调解要正式得多，审判所依赖的力量也要正式得多，而且，与调解不同的是，审判可以将裁定的结果强制施加在冲突的双方。电影《The Cows of Dolo Ken Paye:Resolving Conflict among the Kpelle》反映了在Kpelle人中间的一个审判的过程。

　　第十三章战争与和平人类学对战争的研究很晚。美国人类学界真正开始关注战争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战期间，越战结束后，人类学家的兴趣继续增长。人类学家对战争的研究表明，与欧洲的接触极大地改变了非欧洲社会的战争模式，例如，北美草原上的Comanche和Dakota部落，在17世纪前，既不用马也不用枪打仗，但在19世纪，他们已经扛着枪，骑马作战了。不同文化中的战争都可以被定义为"在两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有组织的武装冲突。"战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四点：第一，所有社会都有战争;第二，战争几乎是男人独占的行为;第三，战争包括杀人的行为;第四，战争具有规则。为什么每个文化都具有战争的行为?战争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是跨文化研究在战争问题上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有一种观点是生理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侵略和占有是人的内在本质，因而战争在每一个文化都存在。另一种观点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认为如果一种文化鼓励侵略和占有，这个文化群体就会经常处于战争之中，如Yanomamo社会就是这样。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Dani社会在家里非常温和，但该社会也经常陷入战争中。人类学家Clayton和Carole Robarchek曾经对Waorani社会和Semai Senoi社会作过比较研究。这两个群体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如，都居住在雨林中，操持刀耕火种的农业，用吹管和毒箭渔猎，没有成瘾性药物的嗜好。但是，Waorani社会是一个喜欢战争的文化群体，Semai Senoi社会比较喜欢和平。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文化的差异，Clayton和Carole Robarchek经过研究发现，环境对这种文化的差异没有影响，因为Waorani社会的自然资源要比Semai Senoi社会丰富得多。有影响的是两点：一是世界观的差异，Semai Senoi社会强调个体依赖群体，使用巫术和禁忌来应对环境，Waorani社会强调个人的独立性，较少依靠巫术和禁忌;一是社会控制系统的差异。Semai Senoi社会极力避免冲突并消除潜在的冲突，Waorani社会则没有应对冲突的机制。《死鸟》是1963年拍摄的人类学影片，该片反映了Dani人的一次战争的场面。Dani人用死去的鸟来隐喻人的死亡。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和平，但人类学在和平问题的上的困惑在于：和平是指没有能力进行战争的时期，是两次战争的间歇期，还是人类的一种永久持有的状态?

　　第十四章面对超自然的力量：巫术和宗教所有文化都有超自然的观念，都有某种与超自然交流的方式，所有文化都谈论过超自然的事物，比如，神、精灵、鬼魂等等，所有文化也都关心超自然的力量并具有某些仪式去帮助人们渡过困难的时刻，特别是在某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些重要的时刻，如出生、成年、结婚、死亡等。因此，研究文化中的这些围绕超自然而产生的各种现象，自然是人类学的天然领域。人类有三中应对自然环境的方式：巫术、宗教、科学。弗雷泽在《金枝》中辨别了这三种应对方式的不同。而马凌诺夫斯基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研究中，发现特洛布里恩德岛民在渔猎活动中就利用了两种应对方式：当岛民在熟悉的礁湖之内捕鱼的时候，依赖科学或技术，但是，当他们的捕鱼船驶出了礁湖，驶向茫茫的大海的时候，他们就要诉诸各种巫术来弥补科学的不足，因为巫术起码有一个功能，就是在知识不足于应对未知环境的挑战时，巫术可以降低岛民的焦虑心情。从这个例子出发，马凌诺夫斯基总结出"巫术的焦虑理论"，即人们施行巫术的原因在于降低未知因素带来的手足无措和焦虑之情。宗教的根源也可以适用这种焦虑的理论。人类学对巫术和宗教的研究还涉及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马那"(Mana)和"塔布"(Taboo)的研究。"马那"最初是由传教士科德林顿在美拉尼西亚人中间发现的，后来，人们发现，最单纯、最发达的"马那"观念在波利尼西亚。"马那"被认为是一种可以给人带来成功和幸福的特殊力量，它与权势和威信相联系，它是人的领袖气质，个人力量，社会地位，王子般的个人魅力的体现。因此，"马那"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具有的，一般奴隶是没有"马那"的，"马那"特别喜欢跟着首领和贵族，他们拥有最强大的"马那"，一般的部落平民也有"马那"，但是他们的"马那"和首领或贵族的比起来，力量要小得多了。太平洋地区存在着一个"马那"圈，这说明"马那"是一个太平洋地区广泛存在的一个观念。通常，"塔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禁忌"。一件物或一个人处于"塔布"状态，就是处于某种"禁忌"的状态，普通人不能随意的去跟他接触。"塔布"在波利尼西亚人当中被认为是"马那"的危险状态。人类学家发现，"塔布"是世界上许多民族中都存在的一种广泛的观念，弗雷泽的《金枝》就专门研究过世界各地的禁忌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人与超自然之间的中介的研究，也就是对巫师、灵媒和从事神职工作者的研究。卡尔o海德特别提到了对女巫问题的研究，因为在欧洲中世纪曾经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猎捕女巫的运动，这几次运动对欧洲人的思维有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在欧洲人的思维中，女巫仍然是利用魔鬼的力量作恶的老女人形象。第三个方面是对人们如何利用仪式去影响超自然力量的研究。占卜术是人类学的一个研究对象，占卜术主要是巫师的行为，在这里，卡尔o海德举了两个个案。巫术和宗教的仪式是人类学在这个问题上的重点。在小型社会，人们使用精细的仪式来引导人们经历人生的重要时刻，比如，1908年，人类学家Arnold van Gennep介绍了"通道仪式"(Rites of Passage)，这种仪式帮助人们从一种状态走向另一种状态，如，一个孩子在经过了"入会礼"之类的"通道仪式"后，就意味着他结束了童年的状态而进入成年状态。最后一个方面是对世界宗教的研究。人类学对世界宗教的研究集中在世界性宗教在传播过程中是如何与地方性巫术、宗教互相影响的问题上。在本章中，卡尔o海德安排了有关巴厘(Bali)一个村庄火葬场面的人类学影片。

　　第十五章象征象征是代表其他事物的事物。有时候，在象征和象征所代表的事物之间有某种逻辑上的联系，例如，枫叶代表加拿大，雪松代表黎巴嫩。但是，很多情况，象征与象征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并没有某种逻辑上的联系，例如，在某些文化中，黑色代表哀悼和忧伤，而有的文化，则用白色或红色代表悲伤，再比如，人类左右手的象征，左通常是邪恶、笨拙、不善交际和受污染的象征，右则代表正确或准确。最早对象征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位人类学家是列维·斯特劳斯。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神话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二元的对立。影片《猎狮手》是由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制作的，该片反映了很多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观点。最出名的象征系统是图腾。图腾的意思是"亲族"，它的象征意义在于表示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某种亲密的关系。过去，人类学对图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型社会，例如澳大利亚的图腾系统，但是，现在人类学正在探讨大型工业社会的图腾系统，这是一个新的方向。卡尔o海德指出现代体育运动中的吉祥物就类似于小型社会的图腾。

　　第十六章文化变迁：从部落到超越国界所有文化都是新和旧的混合体，考察所有文化都要注意文化变迁的问题。然而，认识文化变迁，。并不在于认识文化的变化，而在于认识文化的持续性，因为任何文化的变迁都不是完全任意的，文化变迁存在着一个选择过程，即不管该文化变迁的因素是内部原因还是外来影响，该文化本身具有拒绝或接受影响的力量。这种文化选择尤其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人类学影片《特罗布里恩德的板球：一种对殖民主义的巧妙回应》表现了特罗布里恩德的岛民是如何有选择地接受英式板球，并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运动的场面。文化变迁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人类学在文化变迁上关注的重点。显然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变迁有内部的动力。卡尔o海德举了一个游戏，来说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游戏是这样的，十几个人，第一个人低声向另一个人说一句话，然后依次传递，最后这句话传到第一个人耳里，肯定已经变了样。这个游戏形象地说明了信息是如何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改变的。但问题是，人类学家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其他文化隔离的文化群体，近年的研究发现，许多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广泛的贸易网络，这意味着即使以前认为是"隔离"的社会，也可能不是真正的"纯"文化。因此，文化变迁的原因必须再寻找外部的原因。很显然，文化的接触和传播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人类学有一个传播学派在文化的传播研究上有很大的贡献。有一种文化变迁的现象，被人类学家所特别的关注，即"复兴运动"(Revitalization Movements)，例如"弥赛亚"运动(messianic movements)，1889年美国内达华州的"鬼舞"(The Ghost Dance)。Anthony F oC oWallace将"复兴运动"定义为："由社会成员所组织的，自觉建构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文化的努力。" 现在，人类学在文化变迁上的关注重点转向跨越国界的研究。

　　第十七章世界上的人类学人类学在三个方面做出过贡献，卡尔o海德将这三个方面表示为"人类学行动的三个圈子"(Three Circles of Anthropological Action)。第一个圈子是对人类学的学科贡献，人类学研究最显著的成果就是促进了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第二个圈子是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的贡献，卡尔o海德认为，至少从马克思吸收摩尔根的思想以来，人类学对其他学科就具有了影响;第三个圈子是对学术界之外世界的影响，在这方面，玛格丽特·米德的成就最为巨大，她促成了人类学的"平民化"，现在，许多普通人使用着人类学的术语而不自觉，就是人类学对普通人影响的证明。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是现代人类学发展的一个趋势，这包括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和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的研究。医学人类学研究文化在诸如艾滋病和妇女更年期等疾病方面是如何起作用的，《灵魂之屋：透视柬埔寨人的医疗保健》(House of Spirit: Perspectives on Cambodian Health Care)是一部可供医学人类学研究的片子，它反映了柬埔寨传统的医学观点，同时也表现了在美柬埔寨难民是如何回应美国的医学的。发展人类学研究则强调在经济发展时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将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投身于人类学的研究当中，人类学的发展也肯定会摆脱相对孤立的小型社会的研究，在视角、方法上都会出现巨大的创新机会，这是卡尔·海德对人类学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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