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鲁惟一教授一家四代的学术和社会生涯均富有传奇色彩。鲁教授提到他早年曾参与破解日本军事密码的经历。他效力的机构就是二战期间英政府设立的著名秘密情报所“政府代码与编码训练学校”(Government Code and Cipher School, 简称GCCS)，对外戏称是“高尔夫俱乐部与象棋协会”(Golf Club and Chess Society)，因地点在白金汉郡的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后来更以布莱切利园扬名于世，被研究者誉为二战期间对击败德日轴心作出贡献最大的一个机构。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破解德日的军事密码，由于该项工作的智力要求很高，所以该机构吸纳了大量学术型人才。除了鲁惟一，当时在那里工作的还有后来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西方中东史名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鲁先生被招募前正在牛津大学的抹大拉学院(Magdalen College)学习西方古典，进入该机构后先强化学习六个月的日语，接下来是数周的密码破解课程，然后就上手。巧合的是，后来在剑桥和鲁教授长期共事的杜希德先生当时以军人身份在英国海军情报部从事类似的工作。我猜想这种压力和使命感对养成一个杰出学者的素质是极为有帮助的吧。而去年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的拉斐尔·罗威(Raphael Loewe)是鲁先生的长兄，当年也主动参军抗击纳粹，转战北非和意大利战场，以英勇闻名。战争结束后重返学界，成为中古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大家和知名的诗人。
鲁惟一这些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声望最主要是通过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秦汉史卷而确立，因该卷早有中译本。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又与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合编《剑桥早期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这是对早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未能涵盖的先秦部分所作的综合研究，在西方学界造成的影响不下于秦汉史卷。而更少为中国学界所了解的是，2010年他又和戴梅可(Michael Nylan)合编一巨册 《中华早期帝国：一种重估》 (China's Early Empires：A Re-appraisal)，同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视作对已带有岁月痕迹的《剑桥中国史》秦汉史卷的补充和拓展。鲁惟一教授的一些著述我当年念研究生时已相当熟悉，他和业师杜希德也多年在英国剑桥共事，但我只在数年前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有关武梁祠的学术会议上见过一面。此次他的来访，我受汉学家研修基地的委托提供协助，虽短短数日，却有缘亲炙其学。数回闲谈，也对先生个人的学术人生有更多的领略，这里稍稍记录我和他谈话中几个涉及他学术生涯的问题以及他的答复，加上我个人的一些说明，与读者分享。
鲁惟一：汉代研究在过去似乎更多注意西汉，东汉方面却严重不足。我一直试图寻找到东汉社会的发展程式，从政治到宗教，但尚未能成功。我想我们不妨从有争议性的事件入手，去讨论东汉发展的轨迹，比如产生《白虎通》的东汉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需要从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去考察。过去对于东汉的研究，太多的关注放在诸如宦官和外戚专权一类的问题上。地方豪强兴起的问题讨论也不少，但这个问题还是不容易解释清楚。就汉代史研究而言，日本学者的贡献很多，但我对早年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较持保留态度，他们受到太多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影响，有比较机械的一面。东西两汉的区别至为显著，除了政治结构外，从礼制到学术变化都非常剧烈。比如《史记》和《汉书》显示出来的文化立场就很不同。司马迁的时代孔子很少在文献中被引到，而班固时代则已经成为权威，汉朝的政治实践也从西汉早期的追随秦制变为追随西周。这一转折过程中我认为王莽是关键，但他在思想和制度上起到的积极作用和产生的深远影响被过于低估。我在十多年前曾撰写《论儒家伦理在后汉时代的失败》(收入 Peter Kuhfus 主编的《中国历史的尺度》论文集)一文讨论王莽的实验和儒家政治的局限等问题。在港大任教的王爱和教授同我的看法类似，都认为王莽是唐代以前儒家化最彻底的统治者，他的实践塑造了东汉的政治文化。我们的视线因此不光要注意西汉奠定时期和所谓的强盛期比如汉武帝时代，也要关注西汉消亡前的最后五十年，尤其是汉元帝和成帝时期。
鲁惟一：剑桥对我的影响的确很深，不过这倒未必来自于其汉学研究的传统。这方面的影响最早应该来自我的父亲赫伯特·罗威(Herbert Loewe)，一位剑桥犹太法典的专家和典型的人文学者。另一位对我进入汉学领域有积极影响的是德裔学者西门华德(Walter Simon)。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为躲避纳粹而移居英国。四十年代开始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积极推动中文的教学。他使我对中国古典学问的妙处和相关书目有了了解。同在亚非学院任教的刘殿爵(D. C. Lau)和葛瑞汉(A. C. Graham)两位学者也都对我有很多启发。他们两位都是研究早期中国思想的大学者。刘殿爵英译的《论语》《道德经》和《孟子》水平都很高，他对清儒学问的熟悉引导了我，而葛瑞汉对《庄子》思想有很独到的解说。碰巧的是我的第一个教职也是在亚非学院。剑桥对我学术的影响更多大概还是来自于中国学以外，比如来自于欧洲史和日本史的研究。剑桥大学教学生活的紧密结合对我的汉学生涯也有帮助。我是卡莱尔学院(Clare Hall)的终身院士。这是剑桥大学系统里面一所比较年轻的学院，正因如此，该院的学术视野较少受到当时剑桥保守学风的限制，对那些当时被视作边缘的学术领域比如汉学有更多的重视。多年来我得以利用卡莱尔学院的这种优势展开与东亚学者的合作。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许多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国学者来剑桥访问，都是卡莱尔学院和我接待的。比如李学勤教授就是最早来访和合作的中国学者之一。
您是西方学者中最早从考古材料特别是汉简入手研究汉代社会和文化的，很早就关注汉代的日常生活。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小册子《早期中华帝国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多次重印，迄今仍是西方读者了解汉帝国特色的经典读物。您目前是否还继续这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