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有声有光地生活：学界送别青年学子张晖 [打印本页]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3 23:50 标题: 有声有光地生活：学界送别青年学子张晖
原题：有声有光地生活
作者：施爱东
来源：经济日报 2013年3月23日
日出日落，一张一弛，生活本来就该是有声有光的
学术研究最需要清静，有时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快递突然将你拽离了思路的轨道，等你想要回去的时候，飘浮的思绪就像鬼打墙一样，半天都降不回原点。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无不偏爱熬夜，只有在那样一片无风无浪的寂静中，你的时间才是属于思想的时间，纯粹的时间。
我的母亲来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她不能理解我对于纯粹时间的要求，总是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干扰我熬夜。她会在我好不容易渐入佳境的时候突然闯入我的书房，“你刚才洗澡换衫了么?”我很无奈地告诉她，我需要安静，夜里是我的工作时间，没事不要进我房间。后来她就改了，我熬了半宿睡得正香，一大早她就嘭嘭嘭来敲我门，“你昨晚洗澡换衫了么?”
我很生气，她也很生气。她生气的理由很简单：“你日夜颠倒黑白不分，我养你这么大，不是养你来熬夜的。”我们母子俩为此吵了不知多少次，直到她认为我的熬夜恶习已有改观，这才放心离京。
近读张晖《无声无光集》，于其自序中的一段话心有戚戚焉：“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慈寿寺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想必这才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学术境界。但得学心纯净，无论嘈杂的市声还是闪烁的霓虹，无论黑的夜还是白的昼，都可以化作无声无光的世界，任你思绪驰骋。理想与生活就在这种古与今、声或光、有和无之间奇妙地交织着。难怪吴小如先生称赞张晖是当今少有的“能耐得住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青年学者”。
张晖是中国社科院著名的“拼命三郎”，勤奋好学，著述宏富，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同事许继起说，张晖几次早上6点来钟就给他打电话，许抱怨太早，张却笑说，“早吗?我都工作了1个多小时了。”
张晖年轻，长得牛高马大，虽然貌似谦恭，实则志存高远，常常勉励自己“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正是这种留声留光的坚强信念，支撑着他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过去的张晖，常常被人视作学习的榜样，那是因为他的勤勉和成就。如今的张晖，也许更应该被学术领域的“拼命三郎”们引以为戒。过度的透支，没日没夜的思与想，无休无止地读与写，终于耗尽了他年轻的生命。父母年迈，妻弱子幼，尚有百万房贷，痛何如哉!
又是一个寂静的深夜，想念张晖，油然而生悲酸之情，禁不住潸然泪下。情不自禁地拨打父母电话，刚一接通，又后悔放下。不一会，母亲就将电话拔回来，“刚才是你电话吗?”“是。”“什么事?”“没事。”“怎么还不睡?”“马上就睡。”
第二天一早，母亲又来电话了，“你昨日夜里几点睡的?”“打完电话就睡了。”我不敢告诉母亲，其实我躺在床上一夜没能睡着。虽然没能睡着，但我真的努力在按时作息。日出日落，一张一弛，生活本来就该是有声有光的。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3 23:54 标题: 学界送别早逝张晖
2013年03月20日 星期三 新京报
追悼会现场悲伤的亲友。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张晖生前系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同事感慨青年学者物质与晋升压力大
昨日上午10时，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告别厅一楼梅厅，36岁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张晖生前师朋好友们与他作别。张晖的年老双亲，晚年失独（张晖是独生子），在一群表情沉痛的送别人群中，哭声尤其撕心裂肺。他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时的博士生导师陈国球，特意从香港赶来告别，一直安静地，目送人群的来来往往。仪式结束后，他又站立在焚烧炉边，看各种物品、花圈被一一焚烧。
一颗学术界新星的早逝，引发师友们无限感伤和追忆，也引发对青年学者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的吐槽和感慨。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无声无光，一语成谶
3月12日，周二，张晖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室上班时，感觉身体有些不适：牙龈出血，低烧，于是请了假早早回去休息。周四，因为眼睛疼痛，他去医院看眼科，大夫说他眼底已经充血，而抽血化验时，他的血也开始往外直涌，于是让他赶紧转院。而当转到北大人民医院时，他已经昏迷。
3月15日下午4点，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他作别人世，年仅36岁。他的新作《无声无光集》刚刚出版，一语成谶。
师友追忆：不是一个书斋式学者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严志雄是张晖攻读博士后期间的指导老师，在他的印象里，张晖总是“一直微笑，是个非常温柔敦厚的读书人”，而且学术背景汲取了华人地区的精粹。张晖先是在国内师从南京大学张宏生老师攻读本硕，后师从香港科技大学陈国球老师，之后又前往台湾“中研院”攻读博士后。严志雄说，张晖所凝聚的不同体系已经具备了做大学问的基础。
据张晖的生前好友，南京大学副教授卞东波介绍，张晖是当年南京大学文史哲强化班第一批学生，大三时，就写出了《龙榆生先生年谱》一文。当张晖把论文寄给历史学家吴小如后，吴先生表示：“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使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
张晖的博士生导师陈国球说，张晖初到香港时，曾因为两地学风差异，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和调整。他爱逛书店，泡图书馆，而且对学问有着整体性的掌控。他觉得张晖的未来，不仅仅是一个熟悉课题的专家型学者，而是一个大学问家。张晖曾多次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学问能否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陈国球认为，在古代文学专业做学问是很容易成为书斋式学者的，但张晖显然不是。他很像一些西方的学者，把生命和生活经验相联系，和他完全投入的学术相连接。这次来参加告别式，他也收到哈佛大学王德威和台大等很多知名教授的邮件，希望表达慰问之意。王德威在信件中说，他和张晖有过一面之交，张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他经常会引用到张晖所著写的《诗史》，所以张晖的早逝让他非常难过。
■ 同事吐槽
张晖去世后，同事在医院哭成一片，很多人对他的早逝进行了追问和思考，并觉得他的死亡是一个缩影，他生前的压力同样是一个群体的压力的体现。
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高建平谈及张晖，几近哽咽，他说尽管一个人的病情不能和他的压力完全挂钩，但是张晖的遭遇还是引起很多人的反省。他说，当下青年学者的物质压力非常大，在社科院，工资非常低薄，像张晖，2006年刚到单位时，才拿一千多块钱。加之出身农村，全凭一己之力在北京买房，两年前，他又成为父亲，房奴和孩奴的压力曾让张晖颇为焦灼。张晖的同事杨早，在微博上为张晖的家庭发起了募捐。
而张晖的一个女同事则表示，张晖应该不仅仅有物质层面的压力，还有精神层面的肯定、荣誉，以及在学术体系晋升的困难让他焦灼。据高建平介绍，拘于指标的限制，尽管张晖学术成果卓异，但他的副研究员职称去年才得以解决。他的博士后指导老师严志雄称，张晖为了获得物质保障，曾劳心劳力去做额外的劳动，这让他很痛心，当下的体制应该为青年学人提供更好的安心做学问的环境。
最后，一个同事更是复杂地说：“张晖一向遵守学术规范，只是这次，在活着这件事儿上，他违规了。”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3 23:56
有声有光的流星——悼张晖
◎蒋寅
2013/03/22 00:00:00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编者按
3月15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张晖因急性白血病辞世，年仅36岁。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写出令学术大家吴小如惊喜的著作，此后之路，一直不失“大家气象”。出身农家的他是独子，如今撇下了自己年仅两岁的独子，还有相知十余年的妻子和年迈的双亲，以及海内外学界的一连串的痛惜和惋叹。
编者特集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蒋寅、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宗美、张晖老友维舟的文字刊出。为悼念，也不仅仅为悼念。
张晖新著《无声无光集》自序说：“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今日想他，我一字一字地键入：“有声有光的流星”。
以我个人的价值观，流星的光焰虽然短暂，也强似黯淡得几乎失去存在感的恒星。
放眼今日学界，张晖可说是罕见的少年有成的学人。在南京大学文科强化班读本科时，即撰著《龙榆生年谱》行世，见称于前辈。后在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又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十年间出版独著四种，合著一种，编纂、整理文献六种，身后尚留有两部书稿《易代之悲：钱澄之的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短短十多年的学术青春，竟结出如此丰硕的果实，治学领域涉及清代词学、批评史、近代学术史和南明诗歌。我每读他的论著，都不能不深感后生可畏。
是啊，以张晖的笃学、勤奋兼颖悟，大器岂待晚成？鹏翼初展，虽毛羽未丰，但抟扶摇而薄九万，已是指顾间的事，所内所外的前辈、同侪，也无不期以远大。然而万恶的病魔却猝然吞噬了他的生命。面对无声无息地冷却下去的身躯，我悲恸欲绝，难道夺去张晖生命的，仅仅是病魔么？
在张晖弥留之际，我赶到监护室，夫人张霖呜咽着说：“蒋老师，张晖是你带他到文学所的，可他没实现你的期望。”我黯然无语，泪水夺眶而出。是的，是我将他引进文学所！
想当初他来所里咨询我工作的事，人大文学院的聘用正等待着他。我极力劝说他来文学所工作，认为这里更有利于他的学术发展。他信任了我，面试以出色的表现赢得学术委员会的肯定，进入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但结果，随之而来的境遇，是文学所每个年轻学者都经历过的，薪水低，评职称难，各方面待遇差……张晖同样经受着多重压力，而最不思议的是，凭他这么卓异的学行，这么丰富的成果，居然博士毕业六年才晋升副研究员，而他从前的同学已将升任教授！
几年来，张晖一直承受着经济和职称的双重压力，即便没有张霖的泣诉和同学的回忆，我也早由自己的经历感同身受。无奈之余，只能时常宽慰他，一如我宽慰其他年轻的同事。但我不能不自问，我将他引进这个自诩为“国家队”的科研机构，我能给他什么待遇？让他有什么良好的发展？要说国家队，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都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水平，不是足球队的水平。但我们有国乒的待遇吗？这个社会，可以养上成千上万的贪官、蠢材，却不能养几个有才华的学者！我无奈，我有语，也在每一个机会说了，但有谁听，有谁问？
面对永远沉默的张晖，群起的恸哭，是物伤其类的痛惜，也是反躬自悼的悲哀。我，一个一日长乎尔的老同事，一个无能为力的室主任，拿什么回答你们？邻床的亲属低声议论：“真可怜，才三十几岁，写过几本书哩！”如果他们知道，这年轻人是承受着多大的压力，积劳成疾，用青春的血汗著成那几本文字，就更不知道会怎么想了。普通人也会有朴素的感觉，并不需要有文化才能理解。
几天来，我眼前一直晃动着张晖的面容。因为张晖的硕士导师张宏生先生是我同级师兄，张晖尊我为师，但我却从来视他为畏友。他的研究计划和设想都同我谈过，新著出版也都送给我看。我常会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过去，但他却已不能从我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了。悲夫！
不久前，偶然闲谈，他说，写完《帝国的流亡》后，接着就写《帝国的风景》，下面再做什么还没想好，我顺口说：“可做《帝国的记忆》呀。那‘二之’先生，钱澄之王夫之，不是现成的材料么？”他喜形于色，连说好，好，写成个《帝国三书》，或叫《帝国三部曲》！那眉飞色舞的神情还历历在目，但“帝国”的风景与记忆已永远成为绝响。
让我们在感叹生命之脆弱的同时，更仔细地审视自身及所属群体的命运。
2013年3月18日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3 23:56
平生风义兼师友
◎维舟
◆（节选一）那时年少
大一暑假回家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回来两个星期，别说“足不出户”，连楼也不下。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入学后深知治学之难，“昔日不知深浅，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创见，缝缝补补足矣”（1997.4来函）……
1997年9月，他来函正式告知：“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撰一年谱。”两个月后他又来一函：“近辗转与龙沐勋先生公子龙厦材联系上，如此可望于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谱成功有望。因作百年来词学研究者小传，整日屑屑为生卒年、著述等考订，颇乏趣味，时有不耐感……”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话说，“弟之龙榆生年谱，杀青无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来越多，有应接不暇之势。”（1998.3来函）
从少年时读《唐宋词格律》起，他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深感兴趣……而龙氏的某些侧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和他一样，龙氏也体质不好，又有八个子女，一度四处兼课，苦苦维持而又治学不怠。
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
◆（节选二）涉世之初
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社里很急，他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愤然……不过他不断质疑的刚直脾气并无改变，返回南京读研一时，在年底系里的一次硕士与博士后的交流会上，“弟问他们有无觉得做学问没有意义；假使有意义，你们认为是什么意义？支吾一片，没有人能回答。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1999.12来函）
◆（节选三）幽暗的光
我虽然也一直关注这些，但内心也有严重的幻灭感。有次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
他说，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注：节选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3 23:57 标题: 德才超卓的好编辑
◎何宗美
张晖先生去世时间是2013年3月15日下午4时26分，惊悉噩耗则是3月16日下午3时。古代文学界失去了一位如此年轻有为、成就特殊的好同仁！《文学遗产》失去了一位如此德才超卓的好编辑！而笔者也失去了一位虽未曾晤面但神交已深的好朋友！呜呼！痛哉！
与张晖先生最近的一次交往是2月14日，笔者因一篇拙文的投稿，很快收到他的回复和宝贵建议。再前是1月26日，他来信说春节后将惠赠近作《中国“诗史”传统》，并另有一事相托。有谁能想到，仅仅一两个月后，这位对学术如此虔敬、对朋友如此厚意的年轻才俊却已与我们阴阳两隔，西去不归？
笔者与张晖先生的交往最初起于2011年夏。因明代文学一篇文章的审稿收到他的邮件，来信很客气，体现了《文学遗产》编辑极好的职业素养，其间也谈到拙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并过问到笔者近来的研究课题。为此，我们有了第一次合作，笔者寄去《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一书，以答其近来做何课题之问。书到后，他回复说：“正欲购买，忽从天降，喜不自禁。我正研究启崇至顺康间诗，大著当有特别的帮助也。”到11月份又因明代文学另一文审稿，我们有了进一步交往和交流。到了2012年，再因拙文《茶陵派非“派”试论》发表，数次往返联系，文中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在我的心目中，他留给我几个最深刻的印象是：嗜书，好学，敬业；学养好，人品好，职业素养好。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3 23:59 标题: 吉光片羽忆张晖
逝者张晖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3月15日下午4时26分，杰出青年学者张晖因患急性白血病，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辞世，年仅36岁。 他遽然离世的消息，让众多同辈学人唏嘘垂泪。
张晖爱读书，好古典文学，高一下半学期始沉迷《红楼梦》，开始研读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书评人维舟和张晖相识已有21年，1992年他们考入同一所高中，且前后桌，两人常一起贪婪地阅读课外书籍。那时的语文老师觉得张晖“有点奇怪”，语文成绩平平，但和别人不同，交来的周记有时像学术札记，而不是类似“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到了高二下半学期，全班同学皆知张晖迷恋红学、钱学与古典诗词。高三时，维舟偶尔得到一本很旧的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两人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即便在高考前夕，他们都没有停止填词。而这，也是张晖对龙榆生感兴趣的最初起源。
进入南京大学文科强化班后，张晖读书愈发不可收拾。暑假回家两周，老同学约他出去玩牌消遣，张晖也只说自己忙。大二那年，他花四百大元买下龙榆生主编的一套《词学季刊》，然后在给维舟的信中，越来越多地让他帮忙搜寻抄录龙榆生在厦大期间的文章资料，或又询问他新买的《陈寅恪诗集》中有无关于龙氏小五柳堂的史料，等等。1997年9月，张晖来函告知维舟：“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撰一年谱。”除了搜罗资料，张晖也去拜访龙榆生之子龙厦材和龙氏门生，后更是得到了龙氏后人全副相托。
大三快结束时，张晖编撰的《龙榆生年谱》终于大致完工，寄给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与他多次通信的吴先生这才知道，原来这只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吴小如对这部年谱的评价，让许多人知道了张晖的名字。2001年5月，《龙榆生先生年谱》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全书23万字，这是张晖学术研究的开端。
张晖在南京大学继续攻读完硕士后，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念博士，200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08年成为台湾“中央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
近两年，张晖学术之路走得愈发稳健，学术成果尤其多。用同事张剑的话说：“张晖正处于学术的爆发期和成熟期，且格局、视野与时人迥然不同，上天哪怕再给他十年时间，相信他都会为学术界奉献出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除了诸多已问世的著作，同事和朋友在整理张晖的遗著时，发现他还有两部未刊稿《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和《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两部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忍寒庐学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以及两部尚未完成的遗稿。
勤奋刻苦，纵心典籍，这是张晖给同事留下的最深印象。
由于都对近代文学感兴趣，同事杨早和张晖会不时聊聊学术，只有在这个时候，张晖才会神采飞扬。杨早眼中的张晖性格内向，不喜打搅他人，更不爱八卦，平日里除了做学问，似乎就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去年底，中国社科院开年会，晚上大家出去泡温泉、唱歌、玩“杀人”游戏，而张晖却在屋里和另一位同事谈了4个小时的学术问题。
大概前半年，张晖有过频繁的感冒、发烧，大家都以为只是小病；之前他也因眼底出血看过医生，但也以为只是用眼过度，多休息就好。细细回想起来，编辑部的同事们都后悔没有多长个心眼，没发现这半年来，张晖的话特别少，基本不怎么说自己的事，大家聚餐时也吃得不多。
张晖一门心思做学问，可也逃不过生活的重压。按照副研究员的职称，社科院每月发的工资不过3千多元，张晖是家中独子，年迈的父母亦均无工作，北京房价高企，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前阵子，张晖父母从上海来北京，小房子住不下一家几口，张晖忙着换房搬家，中途还经历些许波折，甚是繁扰。家中孩子才两岁，常常得哄完孩子睡觉，他才能坐在书桌前开始自己的研究。或许，正是这种劳累、焦虑和压力压倒了他。主治医生说，急性白血病和过度劳累有着密切关联。
“张晖之痛，是所有年轻学者的痛”，同事施爱东说。年轻学者，上有老，下有少，待遇低，压力大。按张晖的学术成果，若在普通高校，完全可评教授，然社科院每年的职称名额极为有限，从进社科院到成为副研究员，张晖花了6年时间。而职称不仅决定着工资，也对申报国家课题有影响，甚至高校请其上课都有困难……他的另一位同事则表示，张晖感受到的应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压力，这些影响还在其次，应是来自精神层面的肯定、荣誉获得之难，以及在整个学术体系晋升的困难让张晖焦灼不已。
亲朋戚友至今仍然希望噩梦般的3月15日能被一只手抹去，希望抹去这一天，张晖就不会被病魔给带走。14日下午，张晖因皮下出血到北京市海淀医院就诊，验血报告出来后，医院建议他转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时他还能自如活动，可到了傍晚，正在医院等待检验结果的张晖开始吐血、昏迷。第二天上午，杨早等同事赶到医院时，医生在会诊后已经放弃了治疗。
英年早逝，遽归道山。中山大学教授吴承学刚看到张晖发来的拟参加今年10月第四届中国文体学国际研讨会回执，论文题目是：《死亡的诗学：南明绝笔诗初探》。“这是他最后想写的文字！令人扼腕，令人感慨！这难道就是诗谶吗？痛哉！”
3月的北京下起了雪，19日上午10时，张晖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为了这场告别的相聚，朋友们从各地赶来。
他们怀念曾经的“老灰”，怀念他那“孩童般纯净的眼神，有声有色、有光有影的赤子之心”。在《中国“诗史”传统》一书的责编曾诚眼里，老灰读书写作像个老先生，饮食口味却“幼齿”得很，酷嗜甜品。在香港清水湾的陋室，老灰和同学、朋友一人一口冰皮月饼，老灰说：“好吃得快要哭了！”翻来覆去追思着老灰的老友，想到这里却是真的哭了，“布衣青衫、温良诙谐的形象宛在眼前”。他们念叨着老灰爱吃的这些往事，“常常是眼角噙泪嘴边却又笑了起来”。
张晖走了，留下两岁的孩子、失独双亲、受到巨大打击的妻子，以及买房欠下的房贷和借款。眼下，大家想为他的家人做点事，为其幼子设立教育捐款，在张晖曾经求学的南京、香港、台湾三地以及北京，他的朋友和同事都忙碌了起来。（何晶）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4 00:03 标题: 讣告
张晖，中国党员，杰出青年学者。1977年11月14日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分会秘书长。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于2013年3月15日下午4时26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不幸辞世，年仅36岁。
张晖勤奋好学，纵心典籍，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诗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无声无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整理作品《施淑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06年）、《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龙榆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忍寒庐学记》（三联书店，2013年）、《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三联书店，2013年）；未刊稿有《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张晖文若春华，思如涌泉，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他的身上，凝聚着中国学人励学敦行的优秀品质；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大损失，本所全体同仁深感痛惜。
张晖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3年3月19日上午10 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告别厅一楼梅厅）举行，敬请张晖生前友好届时前往送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13年3月16日
附·通知
①如有张晖生前友好，欲撰写纪念文字或发吊唁，请发至jianzhang@cass.org.cn 和zengch_ii@163.com
②张晖生前友好自发组织向张晖遗孤捐赠善款活动，海内外友好人士如有捐赠意向者，请下载附件。谢谢！
相关链接：
①中国文学网·学者风采·张晖 http://www.literature.org.cn/Scholar.aspx?id=309
②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74186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4 00:09 标题: 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一)
维舟
豆瓣 2013-03-18 11:34:44
3月15日清早07:49，张晖夫人张霖从北京打来电话。寒暄几句后，她再难克制，哽咽着告诉我：张晖快不行了。她说，你也不用来了，北京这里好多朋友帮忙，Suda怀胎六月，一个人带小毛，你还是照顾好他们吧，我就是告诉你一声，你也别和她说，免动胎气。
挂上电话我仍然脑中一片空白。我甚至连“节哀”都忘了说。到后阳台定了定神后，我和家里简短交代了下，往包里塞了两件衬衣先出门，在路上收到Suda发来的短信：能最快到北京的只有11:30的飞机。我从来没有感到高空航行如此煎熬，因为我害怕他就在自己没有信号的那两个半小时里，无声无息地走了。
在一万米的高空，我遮住脸，任眼泪簌簌落下来。
我认识张晖已有二十一年。两人同岁、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样住读、且是前后桌(虽然是隔壁宿舍)。我们都是农村孩子，在十五岁进高中之前，我从未去过岛的东部，他也从没到过县城以西的上沙;并不奇怪，我们之间最初的话题是崇明岛各地的印象、口音差异以及各自的少年经历。
他自幼早慧，按年岁他原应低我一届(11月生日)，但那时羡慕大孩子能背书包上学，哭闹着也要去;因为姑夫是小学校长，才容他提前入学。小时他喜欢听广播里的评话、小说，也喜欢文史，但十一二岁时大病一场，抢救过来后人似乎也迟钝了点，加上初中环境不同，对文史的兴趣慢慢就淡了，高一和我聊起时还常感慨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初中班主任俞成对他一直青眼有加，俞老师很有才情，不幸当年填错志愿，抱恨不已;语文老师金长庚擅长隶书，但他对书法也并无兴趣。进初中后他长期只是班上的十几名，到初三才挤进前三，最后一次终于考了全班第一，随后在全县尖子生选拔赛上，成为他们全班惟一直升崇明中学的学生。
他对初中母校感情不深，原因是觉得自己受了不少冤屈——这一点和他爷爷、父亲相似，他们也性格刚直(日记1993.9.2，下引日记均为我本人日记)。他曾无故被从一等奖学金拉到二等。学校管理又极严，他有次参加直升生会议，仅迟到了一小会儿，便被校长骂得狗血淋头。入团也很迟，他们学校入团还要考试，他考得很好，却还是入不了，似乎是有人为了挫他的“傲气”，最后是在俞老师的极力争取下才取得的。
如果有人在那时预言他将成为古典文学方面的优秀学者，可能连他本人都不大会相信。事实上，在整个高中时期，他成绩最突出的倒是数学——高一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他以94分的成绩在数学这一科上列全班第一，高考时他数学127分，也高出另三科一截;张晖起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峻、逻辑思考清晰的理科生，除了历史科优异外其它各科发展较均衡;不像我是个偏科的文科生。但入学半年后，在高一的寒假，他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寒假来后，我感觉他已变了——他变得无限热衷于文学。……他一天到晚地捧文学书、语文书，他总是询问关于古典诗词的东西。他和我变得沉默了，他把时间全用上去了。”(日记1993.5.6)
他最初的兴趣点是古典诗词。那时我把自己密密麻麻手抄的约三千首唐宋诗词的本子借给他，他过了两三个月后才还给我。这一兴趣经久不衰，之所以是诗词，乃因它极凝练，每个字都可以反复读，而那时要得到一本书并不易，虽然那时也勉力找到了《词学》、《唐宋词十七讲》、《灵溪词说》、《淮海居士长短句》等来看，但仍有盲人摸象之感。当时我觉得，想理解诗词难易，最好自己也写写试试。然而我们这两个乡下少年既无人指点，又找不到相关书籍，于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实行：两人开始一字字复原平仄，试图照猫画虎，但多数情况下只是把字数填够而已;因而他最初总是偷偷写，不给任何人看。直到高三我才偶尔弄到一本很旧的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两人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事实上，即便在高考前夕最紧张的关头，我们都没有停止填词——我在高考前最后一次填词是7月1日，六天后就开始高考。在这个过程中，对如何组织字词逐渐有了感受，慢慢写得像样了一点(因而更加“悔其少作”)，这也是后来他对龙榆生兴趣的最初起源。
与此同时，从高一下半学期开始，他沉迷于《红楼梦》，为此极力搜罗红学著作;对钱钟书《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研读大略也始于此时。要得到这些书不容易，因而两人经常去学校图书馆，不方便借的时候就抄书;同时从杂志上了解动态及应该阅读什么书目(主要是《文学遗产》和《古典文学知识》)。想看又看不到的书，就照着书后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地址写信过去，询问有无相应书籍——通常得到答复后即便没有库存，也会随寄一份邮购书目过来。这种办法最初可能源自我们的另一个共同兴趣：集火花，因为那时乡下尚未普及液化灶，还都使用火柴。我们都曾给大理、长沙的火柴厂写信，有时十块钱就能买到好几百张火花。到高二高三时，三不五时就会有他的邮包到(因为寄到乡下家里太不便，有时会在村里耽搁很久)。有一次他买了一本北京三联出的线装本《槐聚诗存》，薄薄一百来页定价32元，那时一本三百页的书通常也不超过10块钱，看到他咬牙买这样“骇人”高价的书，令全班都印象深刻;那时我就觉得他如果不为经济问题困扰，“日后当有所成”(日记1994.11.4)。
因为得来不易，他非常爱书，起初把每本书都包上书皮——直至他的书多到再也包不过来为止。高二有次我去他家时借了本《沧桑艳》(丁传靖 注，陈生玺 笺释)，那时我们对明清之际的乱世都很感兴趣，而此书中相关资料极多，我来不及抄，就用铅笔划在要点下，待回家后抄写。结果还书时他发现后一声不吭地拿橡皮使劲擦，某些地方我擅自更正书中印刷的错别字，他也埋怨我不该自以为是。到高三时，随着校图书室开架及周末去县图书馆越来越多，我们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南明史的书，从司徒琳、顾诚各自撰述的《南明史》、柳亚子编次的《南明史纲》，到《永历实录》、《先王实录校注》。其中最打动我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
那段时间我们都贪婪地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的兴趣更为分散，尤其高二时看了一些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张承志和顾城)和外国文学;他则对此毫无兴趣，除填诗作词外，对文学创作也无兴致(高中时他并不以作文好著称，他并非文人才子形象，而一直是精确、思辨的学者气质)，甚至对宋代以前的古代史和古典文学的兴趣也不高，刚进大二时他来函说自己一直在考虑将来专业方向“现已决定学习唐以下文学：宋-->近代”，其根由在高中即已埋下。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曾对我说，她觉得张晖“有点奇怪”，他语文成绩平平，但和别人不同，他交上来的周记有时像是学术札记，而不是类似“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事实上，班上不少同学或许也是这么看他的，到高二下半学期，全班尽人皆知张晖迷恋红学、钱学与古典诗词。前两者后来在他治学中隐而不显，但他从中却学到了很多方法论。
到高二，我们俩的成绩都出现了一定波动，但并未就此“收心”。虽然都清楚这些对考试几乎毫无助益，但这种兴趣如此强烈，以至于难以压抑，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了一个减压阀——在应对考试之外阅读这些课外书，并不是“增加”的负担，倒更像是换脑休息。从高二起，我们在假期里开始以文言文通信——他先起头，但最初也不无游戏意味。我们那时的语文老师水平不高(有次她说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的是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这也使得我们只能依赖自学;由于完全没有参照，我们都以为这就是自然的状态，似乎本该如此，而内心深处又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处于什么水平。这使他高考前填报南京大学中文系时一直惴惴不安，他说自己如果侥幸入选后，大概属于中等偏下。
尽管对自我评价严苛，但他评价他人倒是常常冷峻、公正而坦率。高二时一次辩论，我方输了，他则认为对方四辩“气质、风度、口才之类”都比我好(1993.11.23日记);另一次一个同学问他，我是否可能成为“大文豪”，他断然回答：“不大可能!”(1994.7.5日记)。在我沉迷于现代诗的时候，他告诫我“作文水平在上升，语文能力在下降”。我语文成绩虽不弱，但至迟到高三头上，他已取代我成为全班公认的古典文学方面最权威、准确的解释者。不必讳言，在那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我们之间既有相互督促、也有相互竞争，不过二十多年来，我们从未因学术之外的问题争吵过。
因为平常沉默寡言，他常予人冷峻木讷的印象。但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实极易相处，而内心极为丰富，是所谓“热水瓶性格”。有次他穿了件灰色的风衣，同学看上去像“大灰狼”，他也哈哈笑，从此这(以及衍生而来的“老灰”)就变成了他的外号;另一次同学看香港电影时发现某个角色像他，回来戏称他“大圈仔”，他也笑纳——多年后在香港，电话里他还笑着说：“如今真成了大圈仔。”他喜欢真诚朴实的人，待人也如是。不时还有些冷幽默。高二时第一次去他家，从镇上下车后往东走了好一程还没到，我有点沉不住气，问：“你家房子什么样子的?”他不动声色地指着右前方不远处一栋说：“就跟这栋差不多。”——事后很快发现那就是他家(1993.11.13日记)。又一次夜自修时，他问：“溜到外面去，老师要是查起来，有什么说法应付?”我随口说了几个，他笑说：“那好，我们出去吧。”两人便在小花园里土山的竹亭里聊到深夜(1993.9.2日记)。虽然身材高大，但其实常有孩子气的举动，坐在我后面时，课上还会用笔戳我后背或踢踢我椅子。又喜欢吃零食，生病了托我们带饭，单子上写的却常是杏仁、话梅、可乐之类。上大学后，他也常笑着说起南大的老师“可爱”、“不失赤子之心”，他之所以格外看重这些，大概由于他本人也正如此。
和有些学校不同，崇明中学我们那届直到高三毕业都未分班，直到高考前四个月半才正式要求每个人确定选加科目(3+1)，但即便确定之后，三门主课仍按原班级上课，只有加的这一门才另外上课。因而虽然平时竞争极其激烈，学业重负，但至少一些同学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在那个黄梅雨季，高考的压力、前途未卜的迷茫、青春谢幕的感伤……这一切同时达到高潮，久久不散。
那时我和他都是全年段九个班级400多人中选加历史的仅有四人之一。因此最后半年上历史课时，老师第一堂课先问：“我倒是要问问你们，为什么要选历史?为了你们四人，害得我还要备课。”其中一个女生说，因为她觉得历史可能容易考一点，她另外三门更差——这可能也是实话，不过好像让张晖听了似乎有点生气，摇了摇头。
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时他的理想是去出版社(尤其他心目中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编辑，班主任觉得他考复旦历史系分到出版社应该没问题，但告诫他出版业不景气;他父母虽然向来开明，得知他想继续深造文史，其父也说了一句：“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都扔进冷水缸里了。”不过父亲考虑了一两天后仍尊重了他的愿望，认为“在冷门上做出成就，比在热门上庸碌无为要好”。家里的谅解让他歉疚，他是独子，清楚家境一般，自己这般“任性”的后果如何。辗转反侧之下，一度他竟曾想放弃去考政法科，不过他又说到南京后“不买书叫我怎么活”;甚至说如果有了后人，也一定还是让他学文史(1995.3.8日记)。不过奇怪的是，他从未动摇去南京的念头，即便他那时认为自己将在异乡相当独孤——结果，这个预言最终没落在他身上，倒是落在我头上。
最终，他还是选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选了复旦中文系，原因之一是那一年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只招两人，我们都觉得恐怕不会这么巧刚好选中我俩。想好之后，他不再犹豫，他对父母心怀歉疚，但几乎把这看作了自己人生的宿命。2003年底，我到香港，他那时正在香港科大读博士，两人没有时间会面，就在电话里聊了三个小时。他说，到香港后令他感动的一点是：正因为香港是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所以很多来读文史类博士的人，都是绝了别的念头才来读的。他在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说自己。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4 00:10 标题: 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二)
维舟
豆瓣 2013-03-18 22:31:18
高考的结果，他如愿以偿;我则一败涂地，被调去厦门大学读广告——当时第四志愿填厦大，原因之一也在于他的劝说：“去那也不错，郑朝宗先生在那!”他那时钻研钱钟书著作，对率先提出“钱学”的郑朝宗也“爱屋及乌”。直到如今，我内心深处实际上一直隐隐将他视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的自己。那原本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在最后那个夏天的狂欢之后，剩下的是无尽荒凉。临别时，我对他说：“真个‘如今俱是异乡人’了。”他也有些感伤，回了我句：“醒来知是梦，不胜悲。”这两句都出自那时读过的韦庄词，那个“梦”，既是谢幕的一段青春期，后来看，也是一个理想。
他进南京大学时正逢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文史哲打通来教，教授们极为重视。第一堂课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绍，昔日在书刊上只见其名的海内著名学者，一旦都在眼前。台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名字，台下新生纷纷提笔记下，只有张晖端坐不动，有人问：“你怎么不记?”他很吃惊：“这还用得着记?”对他而言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国内高中与大学教育脱节严重，而他则一直是在以读大学的方式读高中，比很多人都更自觉地做好了准备——他甚至一直以为那是最基本的素养，这也是他此前低估自己的原因。寒假回岛相见，他说，你信不信，南大读中文历史的新生，不少人上大学前看过的课外书不超过十本;不知道“谭其骧”名字的大有人在，更别说“季龙师”这样的称呼了。他说，许多人对海内外学者十分生疏，“有一阵子我在宿舍里每天晚上滔滔不绝地谈文史及名家，他们几乎听傻了。”
南大的同学都很好，大二寒假回来，他住我家，一整个晚上都在谈自己在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把他们挨个介绍，形容得个个可爱，一直讲到凌晨四五点，俨然把我看作是他们班的编外成员。他说很想带我认识他们每个人——我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些同学，竟是多年后在他的遗体之前。不过在古典文学的学术上，他当时颇有“独学无友”之感，在来信中说“有同学而无同志”(1997.9来函)。而我，那时经历重创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抑郁和自我怀疑之中，原先自己为之骄傲的东西，此刻一文不值，甚至被目为怪诞。他说，那时真该劝你也考南大——后来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实际录取了三个人，而另两个女生“高考分数都比你低”。他起初还只是试探性地问我“你以后还准备考研么?”既而说深知我家里不大会同意我放弃热门专业而考中文系研究生，劝我不如也像个新闻系的样子“活活泼泼”，但他随后几年仍是越来越不含蓄地鼓动我考研考到南大去。然而我那时对自己丧失了自信，又知家境清贫，父母很难供养，最终还是决定先去工作养活自己。这一直是个使他失望的决定。
大学回岛的假期里，我把自己家里的《清诗话》、《请诗选》、《灵溪词说》等都送给他，他说：“你留着吧，你也要看。”我说：“这些以后对你比对我更有用了。”他默默收下。他察觉到我有放弃的念头，但还是不断地给我寄书，有一次竟让张宏生先生题签了《江湖诗派研究》寄过来。
进大学后他读书越发不可收拾。大一暑假回家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回来两个星期，别说“足不出户”，连楼也不下，有时吃饭都要叫他几遍才下来，甚至抬到他楼上书房去吃。老同学杨敏有时约他出来玩牌，他说正忙，杨敏啐道：“呸!看书还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入学后深知治学之难，“昔日不知深浅，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创见，缝缝补补足矣”(1997.4来函)，“弟本愚钝之人，欲成一二，须下苦功。唯身边无知己，极苦闷也”(1997.10来函)，“本学期来，弟在孝萱先生指点下开始读史……弟独学无友，虽间有所得而欲告无人，每长叹息，哀你我之分处两地也。”(1997.3来函)
从当时的迹象看，他大一时对红学的兴趣仍未减退，因为他最初给郭豫适、吴小如先生写信，所问都是红学相关的问题。“今日又收到郭豫适先生信，见到了前辈学者谦虚的胸怀，极感动。弟亦要求上进”(1996.3来函)，而吴小如先生在答复他俞平伯的问题后，又介绍施蛰存先生给他认识。1997年夏他南来厦门之前，特地去上海愚园路谒见了施老，施老要他遍读唐五代北宋词做根基、又嘱他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因为1941-43年曾在长汀厦大执教数年，还嘱他到厦门后多拍些厦大的照片看看。“日前得吴小如教授函，复印黄君坦资料来寄，又有照片附来，老辈提携后进，真不遗余力”(1997.12来函)。
在此之前，他已开始酝酿为龙榆生编撰一部年谱，尤其是因他大二头上时，“多日前弟得龙榆生氏主编之《词学季刊》一套，花四百圆方始买下”(1996.10来函)。给我的信中也越来越多提到各种要求：起初他对日本学者的方法感兴趣，要我帮忙统计白石词中色彩及音乐用语(因为他知道我最喜白石词，日后用作笔名的“维舟试望故国”就出自白石词)，之后渐渐要我帮忙搜寻抄录龙榆生先生在厦门执教期间的文章资料、问我新买的《陈寅恪诗集》中1961-62年间有无关于龙氏小五柳堂的史料，如此等等。到1997年9月，他来函正式告知：“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撰一年谱，饾饤之业，聊遣时日，漫托心思而已，本不足详观细论。”两个月后他又来一函：“近辗转与龙沐勋先生公子龙厦材联系上，如此可望于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谱成功有望。因作百年来词学研究者小传，整日屑屑为生卒年、著述等考订，颇乏趣味，时有不耐感……近日南京天气颇坏，或雪或雨，被困高楼之上，每日木木而已。”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话说，“弟之龙榆生年谱，杀青无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来越多，有应接不暇之势。”(1998.3来函)这段时间，他假期回沪也会去拜访龙厦材及龙氏门人钱鸿瑛、徐培均等。从少年时读《唐宋词格律》起，他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深感兴趣，那时真是进入到龙氏的生命中去了，故而得到龙氏后人全副相托;而龙氏的某些侧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和他一样，龙氏也自学成才、也体质不好，又有八个子女，一度四处兼课，苦苦维持而又治学不怠。当时有人著文说起龙氏只是“文化汉奸”，和我谈起时他说此论很“迂”，对当事人的处境实在体察太少。
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原先一直以为他是青年教师，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以至于当时有人说“南大文强班出了一个张晖，办得也就值得了”。
不过这部年谱的写作也使他越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尽管张宏生先生等都在为他征集材料，但“大批书无法借阅(或新出版，或手稿影印、未刊稿之类)，只能自己购买，经济上不堪重负。学问须金钱铺路，诚多体悟矣”(1998.3来函)，以至“七月弟亦拟实习，生存压力极大。弟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家父已辞职)……为之苦恼已久，胸中仍无主张……若放弃学术，就此工作，则弟真有所不愿。然置身尘网，有何可言。今日方知晴雯之可贵”(1998.5来函)——他提到这一句，是因为高中时，我最喜欢的红楼梦人物是晴雯，而他最喜欢的却是秦可卿。
在此之前，为了买书他已很长时间节衣缩食，极感拮据。有一次和我在上海汉学书店看到《藏园群书题跋》，标价28元，他取舍不决，便对我说：“来，剪刀、石头、布，我赢了就买。”结果他输了，便沮丧地把书放回书架。那时原本早已约好1997年夏他们几个老同学来厦门游玩，在出发前三个月，他来信说海燕和杨敏早已打工筹措盘缠，他不能不来，“否则，将藉口钞票短缺，不拟南行。”那时海燕信上也说：“(晖)也在努力省钱，据他自称现在连书都舍不得买了(这一点我是比较怀疑的)，估计到最后能省下两三百块钱，听他的口气似乎是绰绰有余了。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大概也就只能坐坐521次[慢车]了，而他，也只能靠游泳去鼓浪屿了。”最后能成行，也确实幸亏了杨敏早有准备、又慷慨解囊。
那年夏天临南下前夕，不凑巧遇山洪爆发，福建出省惟一的鹰厦铁路严重塌方;他和两个女生一路换乘三种交通工具(先坐火车到上海，换轮船35小时到福州，宿一夜再坐7个半小时大巴到厦门)，舟车劳顿，在三天后终于抵达厦门。在此之前，我大学同学听说他们百折不挠坐船也要南来，都说他们“简直是疯了”。见面后他说，他们南下，主要是想看看我在厦门过得怎么样，说得我一阵酸楚。那几天，四个人在厦门过得极愉快。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四处走走，在鼓浪屿上懒洋洋地，一个个竟在郑成功像(那时我们发现这尊雕像很像高中的班主任)下睡着了。黄厝海滨那时还根本没有游客，仿佛海天之间只有我们这几人在。他脱了鞋，起初穿着袜子在沙子上走，被杨敏嘲笑后脱了袜子，小心走到齐膝深的海水中，忽而兴奋得大叫一声，我们不明所以，都大笑起来。
也是在那一次，我在厦门的草坪上第一次听到了张霖这个名字。他说她的诗写得真是好。这次南来，张霖叮嘱他带几朵厦门的凤凰花回去。临走那天，我们站在凳子上，把楼下最后两三朵残余的凤凰花剪下夹在本子里。不久，他在来函中越来越密集地提到张霖的名字，到大三暑假，他给我看了张霖画的一幅“新儿女英雄传”，画着他们俩;画上的他捂着胸口，因为那时他有胃病。张霖对他无微不至，后来我开玩笑说她是“年度最佳饲养员”，他慢慢胖起来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社里很急，他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愤然。数月后我去南京看他，他带我去“军俱”，那里的书市上书像白菜一样堆在地上卖，他笑着说：“震撼吧?我们当年在乡下对每本书那么宝贝，到了这里才真觉得书就是一种商品。”
话是这么说，他实际上从未停止求学的脚步，实习时仍不断搜集龙榆生资料。到8月，他接到张宏生先生来函，问及“不知你是否有意续读研究生，我愿意做你的导师”，他感动之余大为宽慰，那时学校也有意留他修《全清词》。不过他不断质疑的刚直脾气并无改变，返回南京读研一时，在年底系里的一次硕士与博士后的交流会上，“弟问他们有无觉得做学问没有意义;假使有意义，你们认为是什么意义?支吾一片，没有人能回答。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1999.12来函)
那时我已毕业工作，在一家外资公司不辨晨昏地劳作，内心烦躁得几乎看不下任何书。我们平常的交谈渐渐地更多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关注，而非学术议题的讨论。到他研一快结束时，他来信说决定有机会去香港继续读博士，“我过去太过拘束，信心也不够，现在我想凭自己的实力，无疑是同辈里的优秀人材，故要多争取机会，开拓自己”(2000.4来函)，两年后，这终于成为事实。
大约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关注近代的女诗人、女词人。他那时曾屡次在沪拜访张珍怀先生。另一方面是因施蛰存先生早先嘱他关注乡邦文献，要他有机会校点《施淑仪集》;凑巧的是，龙榆生长子龙厦材的夫人正是崇明女诗人陈乃文(也是施淑仪女弟子)之女。他曾说自己祖上是在徽州的账房里做的，但落籍崇明早已有十几代人，自然对崇明感情至深;在高中时代我们就曾注意到崇明岛在明清时代系属长三角一带相当文化欠发达的地区，大三时他和我信上说起“吾乡文风不振，甚可悲也”。这份持久关注一直未变，直到去年夏天他还特地回岛，与县志办约定陆续推出“崇明文献丛刊”，初定第一批书目是王清穆、陈乃文的集子，他事先跟我打招呼：“这样的活吃力不讨好，通常没人做，交别人又不放心，你到时也认领几本吧。”
我虽然也一直关注这些，但内心也有严重的幻灭感。有次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有一次，在南京书市，听到旁边一人询问《钟嵘诗品研究》，很内行，让我心头一震，那本书只印了不到一千册，远不如《禅与诗学》畅销，可是张伯伟先生亲口说，在自己作品里他更重视前者。这样的读者就是我们的希望，哪怕很少，也够了。”
他说，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3-3-24 00:16 标题: 有声有光的老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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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 2013-03-22 08:22:05
3月15日，那本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来自南京的一条短信“老灰出事了!”像一个惊雷，狠狠地砸在毫无知觉的我身上。直到现在，那种痛感还一直尖锐地存在，如身上一处好不了的新伤。
面对这突然而至的悲伤，我只能在阳光下哭泣，像个绝望而又惊惶的孩子。死，离我那么远，又那么近。
最后一次见活着的老灰，依稀是去年冬至前后，在燕园餐厅，和mike畅谈了一番学者的理想、抱负。在我把他赠送的《中国诗史传统》随意地搁在一边时，老灰毫不留情地批评我：小旁，你虽然是个文科生，却一点精神气质也没有!然后，老灰专心地享用了他酷爱的甜品，用独特的“灰式步伐”(即用外八字迈着四方步)愉快地和我们告别了。
在我和mike之间，一直以来，老灰更器重mike，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mike是与老灰同居了三年的密友，最主要的，是老灰热爱那些和他一样特殊的人类。不管是他的伴侣，还是挚交好友，都无一不是醉心于某个专业领域、有着强大信念和操守的人。而我们这些不思进取、贪玩的女孩子们，在他眼里，也许更像是生活中相视而笑、有趣快乐的伙伴吧。
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在那些寂寞的学术生涯里，在青春作伴、同学少年的好时光里，我们有幸遇见的，不是一个端坐在神龛上的少年夫子，而是一个活泼泼行走着的，妙趣横生、春意盎然的老灰，一个温良诙谐、敦厚赤诚，在青衣布衫外表下，依然跳动着一颗闷骚的心的，有声有色、有光有影的老灰。
第一次见到老灰，是在南大的橱窗里。那时我半路出家，对古典文学满怀着敬畏之心，这种无知而热切的眼神，也投射在了当时文强出身的石米、马大、大宝们身上。有一天，她们指着橱窗，满脸兴奋得通红地说，这是我们同学老灰，出过一本书了!橱窗里，青少年老灰捧着那本《龙榆生年谱》，笑得傻傻的。当时，我心下却有些诧异，在这位少年成名的文科才子身上，怎么就看不到一丝志得意满的神采呢，相反，却是工科生的拘谨与羞涩。
后来我慢慢知道了，老灰其实是一位文科中的理科生。他不是一个衣着光鲜、姿态风流的文学男青年，他甚至都没什么文人气质，倒更像是一位科学家、一位逻辑学家，用抽丝剥茧的方式探究着文字世界中的玄妙。如同他敦厚朴实的外表，他的风骨、才华也是隐而不显的，却又于无声处，散发着静默的、恒久的力量。
和老霖恋爱以后的老灰，多了几分英俊潇洒的气质，但温良诙谐的底色有增无减。一度香港影星陈豪大热，我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掘老灰酷似陈豪，都叫他“香港明星”，老灰也不以为忤，还偷偷下载了《溏心风暴》去研究陈豪。老灰与老霖伉俪情深，两人时常像连体婴一样出没在校园里，我们便称呼他们为“皮皮鲁和鲁西西”，不分逻辑乱叫一气，又给他俩名字取了谜语，谜面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谜底是“晖”与“霖”。
毕业以后，老灰在物理上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他去香港，去北京，去台湾，每次来上海，也总是为了著作出版、学术交流而匆匆来去，我们渐渐地只能从书籍、报纸、朋友那里知道他的近况消息。但我们知道，老灰始终在那里，就像所有久未谋面的朋友那样。
只是谁都没有猜到，最后一次见到老灰，不再是站立着的、踱着“灰式方步”的老灰，没有羞涩的微笑，没有孩童般的雀跃，如此高大的身形，却躺在一个狭小的抽屉里面，像一本巨大的、沉默的书。
那一刻，痛楚难以抑制地吞噬我的心脏。想起了清水湾，同样是在狭小的空间里装着老灰，而我的心情，却如同天堂与地狱。
老灰改变了我的人生。多年前的一天晚上，百无聊赖、小姑独处的我在网上闲逛，碰到老灰在线就聊了几句。而我妈像个侦探一样在旁边窥视。她问，在跟谁聊天呢?
我说，我同学老灰啊。然后，照例把他夸了一通，为了避免我妈对老灰产生企图，我把老霖也隆重推荐给了她。
我妈不无失望地说，那让老灰给你找一个和他一样的老黑吧。
我把这当作笑话告诉了老灰。可是没想到，老灰后来真的给我找了个老黑。他把他认为的最具有精神境界、最接近于他的同类之一，送给了“毫无精神气质”的我。
我和mike成为朋友以后，我们迅速把老灰给抛弃了。Mike在打电话时紧闭房门，在老灰试图刺探情报时秘而不答。据老霖回忆，当时的老灰心痒难耐，像对待学术论文一样重视这次做月老的成果，甚至曾多次把耳朵贴在mike房门前偷听电话。喔，老灰!早知如此，我多么愿意穿越到从前，每一次电话都向你敞开!
除了醉心学术，老灰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吃，尤其是甜品。彼时老灰在香港，老霖在广州，两人时常忙碌地穿梭在粤港之间，而探亲的频率多半取决于老灰冰箱里食物的消失速度。每隔两周，老霖就会像个真正的兔子一样，背着重重的两大袋食物，从广州挪到香港，而那时老灰就会两眼放光，兴奋地扑向老霖---旁边的食物。有一年中秋，老灰与老霖买了两个冰皮月饼，一个送给了我和mike，另一个，他俩一人一口，老灰说，“好吃得快要哭了!”“好吃得快要哭了”，是老灰用来形容美食的最高评语，他治学方面如此了得，在对待食物的品味、以及形容食物的辞藻方面却又十分幼齿。吃满记甜品时说“好吃得快要哭了”，吃西贡的海鲜大餐时也是“好吃得快要哭了”，但我一次也没见他真正哭过。
从来不哭的老灰，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哭了。在装着老灰的格子面前，我难以自抑地泪如雨下。我仿佛看到在南大校园，在燕园餐厅，在清水湾，青衣布衫的老灰微嗔着、不失幽默地说：“小旁，不要哭得这么没有精神气质!”
老灰，人人都爱你思若春华，文章千古，我们却更爱你孩童般纯净的眼神，有声有色、有光有影的赤子之心!我相信，你始终冷冻在我们记忆深处，就象一个人失去了知觉躺在海底，任由上面的玻璃瓶、碎纸片、树叶一一飘过，但你始终呆在那里。这一切都将是我们的似水流年，就像在这黑暗的末法时代，始终会有一束幽暗的光照亮着我们。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4 00:19 标题: 敬悼张晖
朱衣点头的日记
2013-03-18 2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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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张晖在香港时旧影
前些时日把不少自以为没有时间再读的书装入纸箱保存，《龙榆生年谱》即在其中，昨天有朋友告诉我张晖去世的消息，一时间只是恍惚而并不觉惊骇，然后打开纸箱取出这本《龙榆生年谱》，拿着书在屋子茫然站了许久，人琴俱亡之感才没顶袭来。
我和张晖算不上有什么特别的交谊，差不多十年前，我们在一个网站上偶然相识，往来交流过各自对于买书读书的经历与感受，之后有一回竟然在香港巧遇，彼此面对面站着聊了很久，却也是我和他唯一的一次见面，多年苦学，他成为有名的学者，我只是他的一个读者，此外平时没有联系，然而死讯传来，我却时时感到一种犹如失去了老朋友般的痛心，拿起笔想写几句悼念的话，还未成行，就已落泪了。
本来生死无常，死者又非亲非故，即使再有学问的年轻学者去世，大可如那些往日里默然无情，一旦人死就结队出现特表哀悼的签到者一样，说几句“一路走好”之类的话，但无论如何这种玲珑我学不会，另有些以为如张晖这样的学者本可多写几部著作惠及学林、叹息其前途无量然天不假年这样的言辞，在我看来也过于自私，一树之荫亦是缘分，交情无论深浅，也不必在意他们有没有著作流芳百世，凡是朋友的死都是至可哀痛的事。
知堂《唁辞》有云：“我们哀悼死者，并不一定是在体察他灭亡之苦痛与悲哀，实在多是引动追怀，痛切地发生今昔存殁之感。”每个读书人的都有几个呕心沥血苦读写作的朋友，虽说来日方长，付出就会有收获，可世间事不全都是种豆一定得豆，他们大多未必能成为显赫的名流，即使成为大家，他们所创造的成就也终将会被超越，以学术为业本来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且让人伤感的，学人也往往是孤独和寂寞的，或亲或疏，在世的时候有多一点关怀关照，或茶酒畅谈、或结伴乐游、或相隔万里但时常写几句“不见如见”的话，我们现在或者能少一点悲痛，逝者或也能含笑九泉，这些明明都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我们怎么都错过了?!郁达夫悼念许地山的纪念文章最后有一句话：“因为死后的千言万语，总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乌来得实际。”每念及此句，都有车过腹痛之感，现在张晖已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与张晖唯一的一次会面时恰巧水木乔纳森兄也在，我们一同照了一张合影，那几年大家常常在一个与书有关的网站版面上相聚交流，而这个版面后来由我主持，我拿出一本本子请他们写一本各自喜欢的书以作墨宝纪念，张晖留题的是《全唐诗》，署名为当时的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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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网名：长短句）2005年留字
照片中的我们似乎都还是学生模样，尤以张晖最显年轻，转眼却已和他生死相隔，面对旧影和手迹，我终究不忍说出前人看似平定淡薄可事实如此的话——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
张晖走好!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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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晖讣告”及“张晖幼子教育捐款”方式
张晖，中国党员，杰出青年学者。1977年11月14日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分会秘书长。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于2013年3月15日下午4时26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不幸辞世，年仅36岁。
张晖勤奋好学，纵心典籍，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诗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无声无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整理作品《施淑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06年)、《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龙榆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忍寒庐学记》(三联书店，2013年)、《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三联书店，2013年);未刊稿有《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张晖文若春华，思如涌泉，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他的身上，凝聚着中国学人励学敦行的优秀品质;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大损失，本所全体同仁深感痛惜。
张晖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3年3月19日上午10 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告别厅一楼梅厅)举行，敬请张晖生前友好届时前往送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13年3月16日
1. 捐款联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宁(13521815695)
2.现金捐赠捐款方式
接收时间：2013年3月19日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八宝山梅厅告别室
接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马丽
接收方式：捐赠人与接收负责人双方共同签字确认
3.汇款捐款方式（注：“张晖之子教育捐款”联络组现已撤消，3月26日）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3-3-24 00:40 标题: 学问的意义
临水的日记
豆瓣 2013-03-19 19:31:43
看了维舟怀念张晖的日记，久久不能平静。一位同级同龄的同行的故去，本来就是容易让人不平静的，而维舟的怀念，让我们加深了对逝者的尊敬与惋惜的同时，也促进了我们这些忝在研究者之列的人去自我反省。有一些话题再次在心中被提起，比如，学问的意义。
前些年我的博客上也经常讨论学问的意义，经常提及写论文的甘苦，也经常会传达那做学问的过程里“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快乐。虽然也少不了抱怨自己的青春都在故纸堆中度过，却总能心安理得而心满意足地说：其实我再也找不到比这样更好的度过青春的方式。
然而随着青春的离去，我的日记的内容渐渐变成了生活的辛苦，求职的艰难，工作的压力，以及，为了对抗这些而写的轻松的不痛不痒的小段子。
在大学里当老师做学问，这个工种，在日语里叫做“研究职”。真的，学问的研究当然首先也是一种职业，和所有职业一样，有正面和负面，有甘有苦，有得有失。最重要的是，只要真正进入了这个行当，都会经过一段需要坚持和忍耐的平淡，经历松懈和放弃的诱惑。再或者，作为一个职业，自己一旦被职业化之后，有时候并不需要费多大的力气也能应付得差不多——有了经验，熟悉了套路，掌握了人脉和游戏规则，这个职业也就被自己做熟了，也做俗了。
记得我以前写过，有一次我的日本导师问我，为什么要做某个题目。我说，因为这个题目现在做的人比较少，还有一些研究空间。当时我的导师很不以为然，认真对我说，光是这样是不行的。日本也许和中国不一样，在日本，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不那么多，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兴趣才研究的，因为自己真的喜欢自己的研究对象，觉得自己的研究有意义，才会去做。我们做研究，不能光盯着研究成果，心里有研究的热情和愿望，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次，是我在国内开完唐代文学会的年会之后，给我国内的导师写信，谈到自己对学术现状的困惑，觉得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太多了，很多问题似乎都被做得烂熟无味了，我们年轻一辈中间虽有些已经做得很不错的，但也很难真正被学界承认，所以不知道今后自己的努力方向在哪里。导师回信说，学术研究除了老老实实看资料看文本，别无其他捷径可走。如果常常为被人承认与否而苦恼，就没意思了。还是要有一种以兴趣为研究的动力，才能终身坚守。
直到今天，对照着已经逝去的张晖，想起两位老师的教诲，我才反省出，自己这几年不知不觉的在这个职业里附加了过多的功利。
从已经废弃了的旧博客中找到自己写过的两段文字，让自己想起走上这条路时的初衷，聊以自勉。
第一段，来自于我的博士论文的答谢辞——
“学问是内心愉悦的满足。我总觉得，研究一些远古的遥远的东西，会让一个人的内心比较容易超脱。不那么拘泥和困扰于琐碎。因为大的时空背景之下，世事便会淡然如水。
我的研究对象，是一些非常遥远的生命，以及一段非常沉缓的时光。千百年的时间，一些湮没的人名、文字和传奇。一些不能磨灭的人性和精神。他们是黑暗的时间的洪流里一点点零星的亮光，现在还能看到隐约的闪烁——而我的内心便在追寻这些亮光的过程中逐步沉淀，逐步明净透彻。”
第二段，来自以前的博文《学问的意义》——
有人问老师：“对于我们的研究，您是怎么看待它的意义的?”
老师回答，“老实说，我不知道。有一些属于个人经验的问题，是不能拿到哲学的层面上来讨论的。比如说文学，文学研究，我们没办法为它赋予一个普遍的哲学上的意义。就好像说，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死”是一个问题，这些光用哲学来讨论是没有用的。哲学排斥个人经验，但这些问题只能是和我们的经验有关。”
在我更年轻一些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不少中文系的老师，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在文学研究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过煌煌巨著和鼎鼎大名，然而关于学术研究的理由和意义，他们的回答却都极其个人化。而说真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并不喜欢听到一位老师以一副传道授业解惑的姿态告诉我：“学术的意义就在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话是大原则，但不足以动人。我倒宁可一位老师在酒后用微醉的语调说一些家常的小道理：“人一辈子，总要找个事情做，算作自我证明。文学研究是我觉得还不错的自我证明的方式。”或者宁可我的导师在饭桌上笑呵呵地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起：“学术研究其实跟读侦探小说差不多，一步一步探求、摸索，最后解开一个谜团，你就会得到智力上的满足。学术比侦探小说当然高得多，所以它可以无限挑战你的智力和理解力。”
也许，文学研究对于我们各人的意义，其实最深刻和最真实的那一点，都只在我们个体生命最细微的内部，难以言传，但懂得的人都会懂。
老师说，我们中文系出身的人，去电视台做做节目，去编编报纸，固然都很好。可是电视节目，人家把电源开关关上，什么都没有了。办报纸，到了第二天，头天的报纸就成废纸了。可是你搭进去的是一辈子。
外面的工作，看似每天都不一样，其实每天每年都一样。但我们读书做学问，看似每天都一样，其实每天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会决定一生的境界。
我说，做学问，搭进去的也是一辈子。最好最好的大学问家，写出一本书来，有一百个人读懂就很不错了。
老师说，其实有一个人读懂就不错了。如果一个都没有的话，就算至少是自己读懂了吧。
————————
久违的自己的文字，说了这么多，也许可以用逝者张晖先生的话作为总结，并以此表达对张晖这位同龄的同行的纪念——
“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3-3-24 00:50 标题: 张晖：《无声无光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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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的书桌，还是他未离开时的样子
(转自微吧，曾诚哈木哈木 3月17日 21:15发布)
张晖的文字：陈三立与龙榆生佚函
http://ndnews.oeeee.com/html/201303/20/36318.html
编者按：惊闻本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先生3月15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不胜唏嘘。张晖先生出生于1977年，乃当代不可多得的杰出青年学者，多年来潜心典籍，成就斐然，有《龙榆生先生年谱》、《诗史》、《中国“诗史”传统》、《无声无光集》、《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合著）等作品传世。
作者: 清婉 时间: 2013-3-24 12:30
引用:
原帖由 Robot 于 2013-3-23 23:50 发表 
原题：有声有光地生活
作者：施爱东
来源：经济日报 2013年3月23日
常常勉励自己“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正是这种留声留光的坚强信念，支撑着他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主要论文】
1． 《“商略”创造的情境》，《文史知识》2001年第6期（2001年6月），页41-42。
2． 《张东荪论词手札》，《文献》2001年第4期（2001年8月），页229－235。
3． 《〈蕙风词话〉考》，《中国诗学》第7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6月），页75-79。
4． 《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2005年8月），页42-56。
5． 《从〈宋词三百首〉看朱祖谋的词学思想》，《中国诗学》第1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页221－243。
6． 《我们怎样理解黄侃》，《读书》2006年第10期（2006年10月），页149－157。
7． 《慢慢经典化的〈中国文学批评〉》，《书城》2006年第10期（2006年10月），页30－32。
8． 《论王夫之的“诗史”理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4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页191－211。
9． 《明代复古诗论中的“诗史”论争》，载《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页393－440。
10．《重读〈本事诗〉：“诗史”概念产生的背景与理论内涵》，《江海学刊》2007年人文综合版（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文科强化班本科生学术特刊，2007年5月），页29－33。
11．《唐诗的传承》，《读书》2007年第5期，页66-71。[2]
作者: 恩施土家 时间: 2013-3-24 18:58
引用:
原帖由 清婉 于 2013-3-24 12:30 发表
张晖勤奋好学，纵心典籍，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优秀青年学者。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诗史》（台湾学生书局 ...
作者: 张多 时间: 2013-3-24 23:13
我本科时的老师也是张宏生先生学生。。沉痛悼念！愿家人度过难关，幼子健康成长，愿学界认真反思，营造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5 07:15 标题: 天才青年学者张晖的“声与光”
和讯网 2013年03月24日05:58 来源：扬子晚报 作者：张楠
3月15日，青年学者张晖因急性白血病英年早逝，在微博上不断引发同道追念。对于年轻人而言，张晖留给我们的，绝不仅是关注青年学子的养生话题，还有有关青年一代的精神困境。在安心于孩子房子票子的平凡生活里，甘坐“冷板凳”的张晖，点亮了我们那些曾经闪闪发亮的青春理想。
对于校友张晖，留给我的印象只是那本他大三就完成的《龙榆生年谱》，那成了老师们用来勉励一代代中文学子的标杆性作品。近来在微博上浏览各类悼念文章，希望走近这位青年学人，从他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如今很多学生还身在象牙塔，操心的问题就已经是将来的就业，找男女朋友结婚的问题，这固然是人之常情。只是，令大家饱受困扰的精神难题之中，已经没有了追寻学问和真知的一席之地，研究治学的热忱和赤子之心不知所踪。所以，当默默坚持的张晖如闪亮的流星划过天空，以如此令人伤痛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实在是引人感伤。
好友的怀念文字，为我们还原出一个执着于一念的张晖。其实，“老灰”并非不解风情的理科生。TVB明星陈豪风靡的时候，大家觉得他跟张晖很像，“老灰”于是特意下了《 溏心风暴》去研究陈豪。恋爱后与张霖伉俪情深出没于校园，还被笑称为“皮皮鲁和鲁西西”。除了醉心学术，淘书读书，苦口婆心提醒中文的学妹们“要有点精神追求”。老灰还爱美食，口头禅是“好吃得快要哭了”。有人感叹说，求学多年，我一本书也没有写出来，他竟然出了好几本专著。想象张晖是不是把别人用来生活的时间都付诸学术，才会透支健康，如此看来，我们大概是误会他了。
被熟人们称为“老灰”的张晖，并不是衣着光鲜、姿态风流的文学男青年，他以理科生的严谨风骨探索文字世界的玄妙。据其中学同学说，高考前四个月确定选加科目，全年级学生中只有四个人选修了历史。于是老师第一堂课发问，“为了你们四个人，害得我还要备课，我倒是要问问你们，为什么要选历史？”一个女生回答，因为历史可能容易考一些。这个答案让张晖有些生气，摇了摇头。
在这个越来越务实的现实社会中，人们追求和关注的知识越来越集中于“这对于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准有没有帮助”？学这个专业能不能找到好工作？选修这门课对将来就业有没有帮助？如今大学生们热衷于大一就开始实习，为的就是尽早融入社会，所谓学以致用，这个“用”也落实得日益具体。“无用之用”早就被不少人弃之不用。“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做学问呢？”这个问题也曾困扰张晖，后来在《无声无光集》中，他给出了答案，“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所谓“无声无光”，就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伪”国学大师常遭质疑，真正的饱学之士却渐渐成为稀缺动物？“百家讲坛”式热门节目逐渐烟消云散，国学对于普通百姓的精神提升却令人嗤之以鼻？带孩子还房贷赚钱都忙不过来，还有空弄那些？中科院为张晖这样的青年学者提供的物质条件也有限，孩子才两岁，妻子要还房贷，张晖身后的窘境，令同事好友心怀不忍，于是为他发起教育捐款。总而言之，潜心向学是要有甘心受穷、置名利为身外物的勇气的。张晖对此也曾有认识，“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之处，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的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张晖的辞世令人扼腕，更让人反省内心的荒芜，就像有张晖的好友所说，“现在，唯一可能成为大师的师兄走了，文科强化班也已解散，而我也在传媒江湖里，忘了出发的起点。”尽管身处不同的环境，天才式人物张晖的执着令人敬畏，毕竟精神上的执着与追求，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如此我们才能获得无止境的物质 追求无法替代的尊严和满足。 张楠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5 07:18 标题: 怀老灰
冬冬
深圳晚报 2013年03月24日
最早在网上看到的消息，3月15日傍晚。心急慌忙打电话给张晖的朋友维舟，他已经在北京。翻出另一个手机，发现没了信号，重启一下，收到了维舟之前发来的消息：“张晖半小时前辞世了。急性白血病。”
和张晖认识十年，网上结识，并没有见过几次面。去年夏天因为出版一本书，为终于能和他合作而欣喜，谁料竟是这样的结局。
追悼会上，绕着遗体走一圈，他的容貌和平日无异，高大结实，静静躺在那里。与家属握手时，他太太说：“那本书基本已经弄完了。”一瞬间我的眼泪止不住，心中满是愧疚，想的是：如果没有这个项目，他是不是能轻松些，多一点休息？
这本书与他的工作无关，是他的故乡崇明的一本乡贤诗文集。虽然只负责点校，却一直关心着出版，时常会打电话来问问进展。他说，施蛰存先生曾嘱咐过，要多注意乡邦文献的整理。
最后一封邮件，是3月12日，问他合同收到没有。他回答说，“今天大雨，周五快递给你吧”。然而再也收不到了。
老灰，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称呼他，虽然一直不知道何以有这样一个外号。我比他小五岁，究竟怎么认识，已想不起来，当年仗着年纪小，跟着大家“老灰”、“老灰”的喊，他也不介意。去年有工作联系，学了些习气，喊他“张晖老师”，他说，“作为老朋友，你喊我，我浑身不自在”。
他是有赤子之心的人，即使对待普通朋友，也那样宽厚、认真、尽责，这一切，全无矫饰，纯出本心。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倒不是学问，而是2004年在香港见面时，他笑着说自己很爱看TVB电视剧，“什么都看”。说科大就在TVB影视基地旁，常能看到演员来吃饭。我们一起在香港弯弯曲曲的小路散步逛书店，看到一个人，好像是个TVB龙套，还讨论了一阵，“是不是呢？是不是呢？”
去年8月，一起坐车从崇明回来，他兴奋地谈起自己要写的书，“三部曲”、“帝国的流亡”，宏大的构建。上海夏末的蓝天下，他的两眼闪闪发亮，虽然对他的研究半点不懂，我却也为这美丽图景感染了，兴奋地期待着鸿篇巨制。不久，冬天，收到了他的《中国“诗史”传统》，是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勒口上认真地划去了生平介绍中的“1976”，用墨水笔改成“1977”。
也是去年8月，他感叹终于可以缓一缓做学问了。老灰一直是那么忙。他曾说，最忙的一次，一个月都没在家住过，下了火车回家拿件衣服又匆匆出门。似乎是调研，全国各地跑，但何以研究古典文学的也需要调研呢？他不喝酒，我问他，去内地调研时与政府人员吃饭，怎么躲过去？“我说我是上海人，他们就懂了。”理直气壮的幽默。
2006年我们都刚毕业工作，我去北京出差，和他喝了个茶。他笑着说自己的工资只有1000多元，转正能加500，可是财务迟迟没给他加上，于是一次次跑行政。我们是在性质相近的单位工作，都有差不多的苦水，但他说起来总是轻描淡写，或者笑笑，并没有一种常见的牢骚满腹怪腔怪调样。去年见面时，似乎单位进行了改革，一切都在好起来，工资、资历、房子、孩子……
坐公交车过崇启大桥，他突然轻声说：“崇明是个岛，小时候看出去，四周都是江水，觉得很绝望。”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5 07:20 标题: 张晖走了，留下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深圳晚报 2013年03月24日
张晖，青年学者。1977年11月14日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分会秘书长。
3月15日下午，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青年学者张晖作别人世，年仅36岁。他的新作《无声无光集》刚刚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他甚至未来得及将样书送给师友，便“带走了有声有光的人与文，只留下无声无光的夜与昼”（绿茶语）。
张晖的师友们在微博上悼念张晖，痛惜他的离去，而更多人是通过这些悼念的文字，认识了一位卓越的青年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特别成立了“张贞观教育捐款”联络组（张贞观今年2岁，张晖之子），知名学者杨早、布衣书局的老板胡同等人，也先后在微博发起为张晖的幼子募捐、义卖的活动。认识张晖的、不认识张晖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他表达敬意。
一位青年学者的离去，为何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怀念？为何学术研究的“朝圣者”，却常常面临坐冷板凳、寂寞无人问的境况？青年学者的生存困境让我们不得不追问，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他的工作计划，排到了2015年
《无声无光集》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所推出“六合丛书”中的一本，该书的责任编辑周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去年6月，一位媒体朋友将张晖的文章推荐过来，周运与“六合丛书”的两位主编吕大年、高峰枫一看文章，就觉得“没话说”，张晖深厚的学术素养、生动的文笔，有一种打通了的感觉，于是立刻将其列入“六合丛书”。
周运与张晖到正式见面时已是7月初，在国家图书馆对面的一个餐馆，张晖虽身体单薄，但并不会让人觉得身体欠佳，他说话不急不缓，十分儒雅，充满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张晖对周运说，社科院文学所有40万种线装书，这下他可找到宝藏了。张晖的学术方向是南明史，走的是陈寅恪“以诗正史”的路子，这和他从高中阶段便酷爱陈寅恪有关。南明史这个学术领域难度很大，对一手文献的阅读要求很高，一般的学者是无法进行研究的。
做古典文学研究很容易成为书斋式的学者，让周运印象最深的是，张晖的视野非常广阔，古今、中外无不涉猎，学术方向感也特别好，英语也非常棒。张晖说，他2013年的最大心愿，就是编完300万字的《龙榆生全集》（张晖大三时就曾写出《龙榆生先生年谱》）。当时，他正不停地跑全国各大图书馆，核对龙榆生的手稿。张晖说，等编完这套全集，自己还要为中华书局编一个杂志，为江苏古籍出版社编一套三部曲，等把这些做完了，他还想翻译《西方诗学》。把工作计划排到2015年的张晖，绝对是一个吓人的工作状态。
不求叮铃作响，只求无声无光
3月19日的追悼会上，有300多师朋好友前来与张晖作别，这其中有很多与张晖只有一面之缘。最让人心痛的是，张晖年仅2岁的幼子，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本能地哭闹。
周运对记者说，像张晖这样的青年学者实在太少了，三十几岁就取得了这么高的造诣，若待时日，必有大成。但这样一个充满学术理想的青年学者，却得常常面对生存的困境。周运说，据他了解，张晖和妻子是同班同学，结婚其实挺早的。但在社科院，工资非常低薄，加之家境也不好。早些年，他凭一己之力买了房子后，甚至连装修的钱都没有。张晖为了赚点装修费，还到新加坡教了一年左右的书。
张晖所做的学术都是冷板凳。如果考虑赚钱的话，以他的才气有很多种生存方式。但他选择了带着 “朝圣的心态”做学问，一路清苦坎坷，我们这个社会显然亏待了像张晖这样的青年学者。
张晖曾经告诉周运，他每天外出工作时，总能看到家附近的那座玲珑塔。玲珑塔古时在屋檐上挂有铃铛，微风拂过，叮铃清脆之声撒落四周人家。如今风铃早已不存，宝塔无声地沉默。 新书本叫《卤煮集》，后受此启发，才改为《无声无光集》，正如他短暂一生的治学态度——不求叮铃作响，只求无声无光。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5 07:33 标题: 张晖：是夜仿佛有光
（张晖序《无声无光集》）
《无声无光集》 张晖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出版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有一卷诗叫《长干塔光集》，其中收入一首长诗专讲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冬天南京长干塔于夜间大放光芒之事。长干塔是明永乐十年（1412年）敕建大报恩寺时所造的九级琉璃塔，高百余丈，为当时全国最高建筑，以琉璃、黄金铸成塔顶，鼎盛时夜间更有一百二十八盏燃灯，其光远播几十里外。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当时钱谦益正住在长干寺秘密从事复明运动。那么，他在诗中刻意表彰长干塔大放光明，其寓意可知。有趣的是，当晚陪同钱谦益一起礼塔的还有钱澄之，但他却在自己的诗中说长干塔“是夜仿佛有光”。这不是陶渊明“仿佛若有光”的希望，而是陷入黑暗的绝望。长干塔是否放光，必然有一个客观的事实，然而却因诗人的心境有所不同，光芒便在有无之间。
在我现在的住所，也可见一座高约五十米的慈寿寺塔。此塔为万历四年（1576年）神宗生母李太后所建，因檐角挂有风铃三千多枚，俗称玲珑塔。微风拂过，清脆之声曾遍及禅院，撒落四周人家。如今慈寿寺已毁，风铃早已不存，有声的宝塔，遂成无声的沉默。
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注：本文为张晖为新书所做的自序，标题为编者另加。)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5 07:40 标题: 维舟：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
平生风义兼师友—— 怀念张晖
日期：[2013年3月24日] 版次：[GB19] 版名：[纪念张晖特刊] 稿源：[南方都市报]
1998年张晖在南京大学文科强化部读书时期。
2013年2月张晖和儿子在一起。
(一)
3月15日清早07：49，张晖夫人张霖从北京打来电话。寒暄几句后，她再难克制，哽咽着告诉我：张晖快不行了。她说，你也不用来了，北京这里好多朋友帮忙……
挂上电话我仍然脑中一片空白。我甚至连“节哀”都忘了说。到后阳台定了定神后，我和家里简短交代了下，往包里塞了两件衬衣先出门，在路上收到妻发来的短信：能最快到北京的只有11：30的飞机，高铁预计会晚到1个小时。我从来没有感到高空航行如此煎熬，因为我害怕他就在自己没有信号的那两个半小时里，无声无息地走了。
在一万米的高空，我遮住脸，任眼泪簌簌落下来。
(二)
我认识张晖已有二十一年。两人同岁、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样住读、且是前后桌(虽然是隔壁宿舍)。我们都是农村孩子，在十五岁进高中之前，我从未去过岛的东部，他也从没到过县城以西的上沙；并不奇怪，我们之间最初的话题是崇明岛各地的印象、口音差异以及各自的少年经历。
他自幼早慧，按年岁他原应低我一届(11月生日)，但那时羡慕大孩子能背书包上学，哭闹着也要去；因为姑夫是小学校长，才容他提前入学。小时他喜欢听广播里的评话、小说，也喜欢文史，但十一二岁时大病一场，抢救过来后人似乎也迟钝了点，加上初中环境不同，对文史的兴趣慢慢就淡了，高一和我聊起时还常感慨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初中班主任俞成对他一直青睐有加，俞老师很有才情，不幸当年填错志愿，抱恨不已；语文老师金长庚擅长隶书，但他对书法也并无兴趣。进初中后他长期只是班上的十几名，到初三才挤进前三，最后一次终于考了全班第一，随后在全县尖子生选拔赛上，成为他们全班惟一直升崇明中学的学生。
他对初中母校感情不深，原因是觉得自己受了不少冤屈——— 这一点和他爷爷、父 亲 相 似 ，他 们 也 性 格 刚 直(日 记1993.9.2，下引日记均为我本人日记)。他曾无故被从一等奖学金拉到二等。学校管理又极严，他有次参加直升生会议，仅迟到了一小会儿，便被校长骂得狗血淋头。入团也很迟，他们学校入团还要考试，他考得很好，却还是入不了，似乎是有人为了挫他的“傲气”，最后是在俞老师的极力争取下才取得的。
如果有人在那时预言他将成为古典文学方面的优秀学者，可能连他本人都不大会相信。事实上，在整个高中时期，他成绩最突出的倒是数学———高一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他以94分的成绩在数学这一科上列全班第一，高考时他数学127分，也高出另三科一截；张晖起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峻、逻辑思考清晰的理科生，除了历史科优异外其它各科发展较均衡；不像我是个偏科的文科生。但入学半年后，在高一的寒假，他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寒假来后，我感觉他已变了———他变得无限热衷于文学……他一天到晚地捧文学书、语文书，他总是询问关于古典诗词的东西。他和我变得沉默了，他把时间全用上去了。”(日记1993.5.6)
他最初的兴趣点是古典诗词。那时我把自己密密麻麻手抄的约三千首唐宋诗词的本子借给他，他过了两三个月后才还给我。这一兴趣经久不衰，之所以是诗词，乃因它极凝练，每个字都可以反复读，而那时要得到一本书并不易，虽然那时也勉力找到了《词学》、《唐宋词十七讲》、《灵溪词说》、《淮海居士长短句》等来看，但仍有盲人摸象之感。当时我觉得，想理解诗词难易，最好自己也写写试试。然而我们这两个乡下少年既无人指点，又找不到相关书籍，于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实行：两人开始一字字复原平仄，试图照猫画虎，但多数情况下只是把字数填够而已；因而他最初总是偷偷写，不给任何人看。直到高三我才偶尔弄到一本很旧的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两人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事实上，即便在高考前夕最紧张的关头，我们都没有停止填词——— 我在高考前最后一次填词是7月1日，六天后就开始高考。在这个过程中，对如何组织字词逐渐有了感受，慢慢写得像样了一点(因而更加“悔其少作”)，这也是后来他对龙榆生兴趣的最初起源。
与此同时，从高一下半学期开始，他沉迷于《红楼梦》，为此极力搜罗红学著作；对钱钟书《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研读大略也始于此时。要得到这些书不容易，因而两人经常去学校图书馆，不方便借的时候就抄书；同时从杂志上了解动态及应该阅读什么书目(主要是《文学遗产》和《古典文学知识》)。想看又看不到的书，就照着书后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地址写信过去，询问有无相应书籍——— 通常得到答复后即便没有库存，也会随寄一份邮购书目过来。这种办法最初可能源自我们的另一个共同兴趣：集火花，因为那时乡下尚未普及液化灶，还都使用火柴。我们都曾给大理、长沙的火柴厂写信，有时十块钱就能买到好几百张火花。到高二高三时，三不五时就会有他的邮包到(因为寄到乡下家里太不便，有时会在村里耽搁很久)。有一次他买了一本北京三联出的线装本《槐聚诗存》，薄薄一百来页定价32元，那时一本三百页的书通常也不超过10块钱，看到他咬牙买这样“骇人”高价的书，令全班都印象深刻；那时我就觉得他如果不为经济问 题 困 扰 ，“ 日 后 当 有 所 成”(日 记1994.11.4)。
因为得来不易，他非常爱书，起初把每本书都包上书皮———直至他的书多到再也包不过来为止。高二有次我去他家时借了本《沧桑艳》(丁传靖注，陈生玺笺释)，那时我们对明清之际的乱世都很感兴趣，而此书中相关资料极多，我来不及抄，就用铅笔画在要点下，待回家后抄写。结果还书时他发现后一声不吭地拿橡皮使劲擦，某些地方我擅自更正书中印刷的错别字，他也埋怨我不该自以为是。到高三时，随着校图书室开架及周末去县图书馆越来越多，我们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南明史的书，从司徒琳、顾诚各自撰述的《南明史》、柳亚子编次的《南明史纲》，到《永历实录》、《先王实录校注》。其中最打动我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
那段时间我们都贪婪地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的兴趣更为分散，尤其高二时看了一些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张承志和顾城)和外国文学；他则对此毫无兴趣，除填诗作词外，对文学创作也无兴致(高中时他并不以作文好著称，他并非文人才子形象，而一直是精确、思辨的学者气质)，甚至对宋代以前的古代史和古典文学的兴趣也不高，刚进大二时他来函说自己一直在考虑将来专业方向，“现已决定学习唐以下文学：宋——— 近代”，其根由在高中即已埋下。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曾对我说，她觉得张晖“有点奇怪”，他语文成绩平平，但和别人不同，他交上来的周记有时像是学术札记，而不是类似“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事实上，班上不少同学或许也是这么看他的，到高二下半学期，全班尽人皆知张晖迷恋红学、钱学与古典诗词。前两者后来在他治学中隐而不显，但他从中却学到了很多方法论。
到高二，我们俩的成绩都出现了一定波动，但并未就此“收心”。虽然都清楚这些对考试几乎毫无助益，但这种兴趣如此强烈，以至于难以压抑，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了一个减压阀———在应对考试之外阅读这些课外书，并不是“增加”的负担，倒更像是换脑休息。从高二起，我们在假期里开始以文言文通信———他先起头，但最初也不无游戏意味。我们那时的语文老师水平不高(有次她说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的是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这也使得我们只能依赖自学；由于完全没有参照，我们都以为这就是自然的状态，似乎本该如此，而内心深处又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处于什么水平。这使他高考前填报南京大学中文系时一直惴惴不安，他说自己如果侥幸入选后，大概属于中等偏下。
尽管对自我评价严苛，但他评价他人倒是常常冷峻、公正而坦率。高二时一次辩论，我方输了，他则认为对方四辩“气 质 、风 度 、口 才 之 类”都 比 我 好(1993.11.23日记)；另一次一个同学问他，我是否可能成为“大文豪”，他断然回答：“不大可能！”(1994.7.5日记)。在我沉迷于现代诗的时候，他告诫我“作文水平在上升，语文能力在下降”。我语文成绩虽不弱，但至迟到高三头上，他已取代我成为全班公认的古典文学方面最权威、准确的解释者。不必讳言，在那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我们之间既有相互督促、也有相互竞争，不过二十多年来，我们从未因学术之外的问题争吵过。
因为平常沉默寡言，他常予人冷峻木讷的印象。但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实极易相处，而内心极为丰富，是所谓“热水瓶性格”。有次他穿了件灰色的风衣，同学看上去像“大灰狼”，他也哈哈笑，从此这(以及衍生而来的“老灰”)就变成了他的外号；另一次同学看香港电影时发现某个角色像他，回来戏称他“大圈仔”，他也笑纳———多年后在香港，电话里他还笑着说：“如今真成了大圈仔。”他喜欢真诚朴实的人，待人也如是。不时还有些冷幽默。高二时第一次去他家，从镇上下车后往东走了好一程还没到，我有点沉不住气，问：“你家房子什么样子的？”他不动声色地指着右前方不远处一栋说：“就跟这栋差不多。”———事后很快发现那就是他家(1993.11.13日记)。又一次夜自修时，他问：“溜到外面去，老师要是查起来，有什么说法应付？”我随口说了几个，他笑说：“那好，我们出去吧。”两人便在小花园里土山的竹亭里聊到深夜(1993.9.2日记)。虽然身材高大，但其实常有孩子气的举动，坐在我后面时，课上还会用笔戳我后背或踢踢我椅子。又喜欢吃零食，生病了托我们带饭，单子上写的却常是杏仁、话梅、可乐之类。上大学后，他也常笑着说起南大的老师“可爱”、“不失赤子之心”，他之所以格外看重这些，大概由于他本人也正如此。
和有些学校不同，崇明中学我们那届直到高三毕业都未分班，直到高考前四个半月才正式要求每个人确定选加科目(3+1)，但即便确定之后，三门主课仍按原班级上课，只有加的这一门才另外上课。
那时我和他都是全年级九个班级400多人中选加历史的仅有四人之一。因此最后半年上历史课时，老师第一堂课先问：“我倒是要问问你们，为什么要选历史？为了你们四人，害得我还要备课。”其中一个女生说，因为她觉得历史可能容易考一点，她另外三门更差———这可能也是实话，不过好像让张晖听了似乎有点生气，摇了摇头。
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时他的理想是去出版社(尤其是他心目中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编辑，班主任觉得他考复旦历史系分到出版社应该没问题，但告诫他出版业不景气；他父母虽然向来开明，得知他想继续深造文史，其父也说了一句：“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都扔进冷水缸里了。”不过父亲考虑了一两天后仍尊重了他的愿望，认为“在冷门上做出成就，比在热门上庸碌无为要好”。家里的谅解让他歉疚，他是独子，清楚家境一般，自己这般“任性”的后果如何。辗转反侧之下，一度他竟曾想放弃去考政法科，不过他又说到南京后“不买书叫我怎么活”；甚至说如果有了后人，也一定还是让他学文史(1995.3.8日记)。不过奇怪的是，他从未动摇去南京的念头，即便他那时认为自己将在异乡相当独孤——— 结果，这个预言最终没落在他身上，倒是落在我头上。
最终，他还是选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选了复旦中文系，原因之一是那一年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只招两人，我们都觉得恐怕不会这么巧刚好选中我俩。想好之后，他不再犹豫，他对父母心怀歉疚，但几乎把这看做了自己人生的宿命。2003年底，我到香港，他那时正在香港科大读博士，两人没有时间会面，就在电话里聊了三个小时。他说，到香港后令他感动的一点是：正因为香港是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所以很多来读文史类博士的人，都是绝了别的念头才来读的。他在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说自己。
(三)
高考的结果，他如愿以偿；我则一败涂地，被调去厦门大学读广告——— 当时第四志愿填厦大，原因之一也在于他的劝说：“去那也不错，郑朝宗先生在那！”他那时钻研钱钟书著作，对率先提出“钱学”的郑朝宗也“爱屋及乌”。直到如今，我内心深处实际上一直隐隐将他视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的自己。那原本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在最后那个夏天的狂欢之后，剩下的是无尽荒凉。临别时，我对他说：“真个‘如今俱是异乡人’了。”他也有些感伤，回了我句：“醒来知是梦，不胜悲。”这两句都出自那时读过的韦庄词，那个“梦”，既是谢幕的一段青春期，后来看，也是一个理想。
他进南京大学时正逢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文史哲打通来教，教授们极为重视。第一堂课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绍，昔日在书刊上只见其名的海内著名学者，竟然都在眼前。台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名字，台下新生纷纷提笔记下，只有张晖端坐不动，有人问：“你怎么不记？”他很吃惊：“这还用得着记？”对他而言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国内高中与大学教育脱节严重，而他则一直是在以读大学的方式读高中，比很多人都更自觉地做好了准备———他甚至一直以为那是最基本的素养，这也是他此前低估自己的原因。寒假回岛相见，他说，你信不信，南大读中文历史的新生，不少人上大学前看过的课外书不超过十本；不知道“谭其骧”名字的大有人在，更别说“季龙师”这样的称呼了。他说，许多人对海内外学者十分生疏，“有一阵子我在宿舍里每天晚上滔滔不绝地谈文史及名家，他们几乎听傻了。”
南大的同学都很好，大二寒假回来，他住我家，一整个晚上都在谈自己在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把他们挨个介绍，形容得个个可爱，一直讲到凌晨四五点，俨然把我看做是他们班的编外成员。他说很想带我认识他们每个人——— 我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些同学，竟是多年后在他的遗体之前。不过在古典文学的学术上，他当时颇有“独学无友”之感，在来信中说“有同学而无同志”。而我，那时经历重创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抑郁和自我怀疑之中，原先自己为之骄傲的东西，此刻一文不值，甚至被目为怪诞。他说，那时真该劝你也考南大——— 后来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实际录取了三个人，而另两个女生“高考分数都比你低”。他起初还只是试探性地问我“你以后还准备考研么？”继而说深知我家里不大会同意我放弃热门专业而考中文系研究生，劝我不如也像个新闻系的样子“活活泼泼”，但他随后几年仍是越来越不含蓄地鼓动我考研考到南大去。然而我那时对自己丧失了自信，又知家境清贫，父母很难供养，最终还是决定先去工作养活自己。这一直是个使他失望的决定。
大学回岛的假期里，我把自己家里的《清诗话》、《请诗选》、《灵溪词说》等都送给他，他说：“你留着吧，你也要看。”我说：“这些以后对你比对我更有用了。”他默默收下。他察觉到我有放弃的念头，但还是不断地给我寄书，有一次竟让张宏生先生题签了《江湖诗派研究》寄过来。
进大学后他读书越发不可收拾。大一暑假回家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回来两个星期，别说“足不出户”，连楼也不下，有时吃饭都要叫他几遍才下来，甚至抬到他楼上书房去吃。老同学杨敏有时约他出来玩牌，他说正忙，杨敏啐道：“呸！看书还忙！”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入学后深知治学之难，“昔日不知深浅，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创见，缝缝补补足矣”(1997.4来函)，“弟本愚钝之人，欲成一二，须下苦功。唯身边无知己，极苦闷也”(1997.10来函)，“本学期来，弟在孝萱先生指点下开始读史……弟独学无友，虽间有所得而欲告无人，每长叹息，哀你我之分处两地也。”(1997.3来函)
从当时的迹象看，他大一时对红学的兴趣仍未减退，因为他最初给郭豫适、吴小如先生写信，所问都是红学相关的问题。“今日又收到郭豫适先生信，见到了前辈学者谦虚的胸怀，极感动。弟亦要求上进”(1996.3来函)，而吴小如先生在答复他俞平伯的问题后，又介绍施蛰存先生给他认识。1997年夏他南来厦门之前，特地去上海愚园路谒见了施老，施老要他遍读唐五代北宋词做根基、又嘱他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因为1941-1943年曾在长汀厦大执教数年，还嘱他到厦门后多拍些厦大的照片看看。“日前得吴小如教授函，复印黄君坦资料来寄，又有照片附来，老辈提携后进，真不遗余力”(1997.12来函)。
在此之前，他已开始酝酿为龙榆生编撰一部年谱，尤其是因他大二头上时，“多日前弟得龙榆生主编之《词学季刊》一套，花四百元方始买下”(1996.10来函)。给我的信中也越来越多提到各种要求：起初他对日本学者的方法感兴趣，要我帮忙统计白石词中色彩及音乐用语(因为他知道我最喜白石词，日后用作笔名的“维舟试望故国”就出自白石词)，之后渐渐要我帮忙搜寻抄录龙榆生先生在厦大期间的文章资料、问我新买的《陈寅恪诗集》中1961-1962年间有无关于龙氏小五柳堂的史料，如此等等。到1997年9月，他来函正式告知：“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之撰一年谱，饾饤之业，聊遣时日，漫托心思而已，本不足详观细论。”两个月后他又来一函：“近辗转与龙沐勋先生公子龙厦材联系上，如此可望于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谱成功有望。因作百年来词学研究者小传，整日屑屑为生卒年、著述等考订，颇乏趣味，时有不耐感……近日南京天气颇坏，或雪或雨，被困高楼之上，每日木木而已。”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话说，“弟之龙榆生年谱，杀青无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来越多，有应接不暇之势。”(1998.3来函)这段时间，他假期回沪也会去拜访龙厦材及龙氏门人钱鸿瑛、徐培均等。从少年时读《唐宋词格律》起，他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深感兴趣，那时真是进入到龙氏的生命中去了，故而得到龙氏后人全副相托；而龙氏的某些侧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 和他一样，龙氏也体质不好，又有八个子女，一度四处兼课，苦苦维持而又治学不怠。当时有人著文说起龙氏只是“文化汉奸”，和我谈起时他说此论很“迂”，对当事人的处境实在体察太少。
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原先一直以为他是青年教师，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以至于当时有人说“南大文强班出了一个张晖，办得也就值得了”。
不过这部年谱的写作也使他越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尽管张宏生先生等都在为他征集材料，但“大批书无法借阅(或新出版，或手稿影印、未刊稿之类)，只能自己购买，经济上不堪重负。学问须金钱铺路，诚多体悟矣”(1998.3来函)，以至“七月弟亦拟实习，生存压力极大。弟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家父已辞职)……为之苦恼已久，胸中仍无主张……若放弃学术，就此工作，则弟真有所不愿。然置身尘网，有何可言。今日方知晴雯之可贵”(1998.5来函)——— 他提到这一句，是因为高中时，我最喜欢的红楼梦人物是晴雯，而他最喜欢的却是秦可卿。
在此之前，为了买书他已很长时间节衣缩食，极感拮据。有一次和我在上海汉学书店看到《藏园群书题跋》，标价28元，他取舍不决，便对我说：“来，剪刀、石头、布，我赢了就买。”结果他输了，便沮丧地把书放回书架。那时原本早已约好1997年夏他们几个老同学来厦门游玩，在出发前三个月，他来信说海燕和杨敏早已打工筹措盘缠，他不能不来，“否则，将藉口钞票短缺，不拟南行。”那时海燕信上也说：“(晖)也在努力省钱，据他自称现在连书都舍不得买了(这一点我是比较怀疑的)，估计到最后能省下两三百块钱，听他的口气似乎是绰绰有余了。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大概也就只能坐坐521次“慢车”了，而他，也只能靠游泳去鼓浪屿了。”最后能成行，也确实幸亏了杨敏早有准备、又慷慨解囊。
也是在那一次，我在厦门的草坪上第一次听到了张霖这个名字。他说她的诗写得真是好。这次南来，张霖叮嘱他带几朵厦门的凤凰花回去。临走那天，我们站在凳子上，把楼下最后两三朵残余的凤凰花剪下夹在本子里。不久，他在来函中越来越密集地提到张霖的名字，到大三暑假，他给我看了张霖画的一幅“新儿女英雄传”，画着他们俩；画上的他捂着胸口，因为那时他有胃病。张霖对他无微不至，后来我开玩笑说她是“年度最佳饲养员”，他慢慢胖起来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社里很急，他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愤然。数月后我去南京看他，他带我去“军俱”，那里的书市上书像白菜一样堆在地上卖，他笑着说：“震撼吧？我们当年在乡下对每本书那么宝贝，到了这里才真觉得书就是一种商品。”
话是这么说，他实际上从未停止求学的脚步，实习时仍不断搜集龙榆生资料。到8月，他接到张宏生先生来函，问及“不知你是否有意续读研究生，我愿意做你的导师”，他感动之余大为宽慰。
那时我已毕业工作，在一家外资公司不辨晨昏地劳作，内心烦躁得几乎看不下任何书。我们平常的交谈渐渐地更多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关注，而非学术议题的讨论。到他研一快结束时，他来信说决定有机会去香港继续读博士，“我过去太过拘束，信心也不够，现在我想凭自己的实力，无疑是同辈里的优秀人材，故要多争取机会，开拓自己”(2000.4来函)，两年后，这终于成为事实。
大约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关注近代的女诗人、女词人。他那时曾屡次在沪拜访张珍怀先生。另一方面是因施蛰存先生早先嘱他关注乡邦文献，要他有机会校点《施淑仪集》；凑巧的是，龙榆生长子龙厦材的夫人正是崇明女诗人陈乃文(也是施淑仪女弟子)之女。他曾说自己祖上是在徽州的账房里做的，但落籍崇明早已有十几代人，自然对崇明感情至深；在高中时代我们就曾注意到崇明岛在明清时代系属长三角一带相当文化欠发达的地区，大三时他和我信上说起“吾乡文风不振，甚可悲也”。这份持久关注一直未变，直到去年夏天他还特地回岛，与县志办约定陆续推出“崇明乡土文献丛刊”，初定第一批书目是王清穆、陈乃文的集子，他事先跟我打招呼：“这样的活吃力不讨好，通常没人做，交别人又不放心，你到时也认领几本吧。”
我虽然也一直关注这些，但内心也有严重的幻灭感。有次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去坐。有一次，在南京书市，听到旁边一人询问《钟嵘诗品研究》，很内行，让我心头一震，那本书只印了不到一千册，远不如《禅与诗学》畅销，可是张伯伟先生亲口说，在自己作品里他更重视前者。这样的读者就是我们的希望，哪怕很少，也够了。”
他说，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四)
那些年见到我，他还是照例会说：“你不读研，实在可惜！”后来改成说：“你养活自己后再读也好。不过最好快些，再过五年，很多领域的空白恐怕也填上了。”又后来则问：“你打算几岁重新读书？”我说，到三十岁再决定，有点积蓄我会更有安全感。他难掩失望，说：“多少钱都不能带来绝对的安全感。你生活越来越优渥，便越来越难放弃。”他说的是对的。四五年前在北京小聚，他又问：“你还要考研吗？”张霖在旁说：“考什么呀，人家这样不挺好？”他笑了笑说：“你晚几年也不要紧，到那时来做我的博士生好了！”张霖说：“越说越孩子气了。”但我觉得他是认真的。
林中路。从高考结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种歧路之感，无时不笼罩在我心头。在大学毕业前夕，张霖写信给我说，人生本有不同可能，“我真不认为你的生活和他的选择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晖的运气并不比你好，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尝试和选择，而晖继续下去，就是无路可退了。如果成功了，他与现在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如果不成功——— 你有无看过哈代的《无名的裘德》？那是太过凄凉了，虽然这样的人生很有些悲壮的味道。”话极实在，但或许我就是因为常有为自己留后路的想法才瞻前顾后，而做学问，有时是不能给自己留退路的。
他自然也有郁苦的时候。1997年秋，就在他第一次来函告知我要撰写龙榆生年谱后，他忽又接了一段“年来札词，了无心得，可悲。施蛰存老嘱遍读唐五代北宋名家词，吾意纵通读一过，又如何？不如做些花巧活儿，沽名钓誉。此气话，但读书过累，又无人作伴，不免有些胡思乱想。”只是这些念头闪过之后，他依旧向前。有次和我叹息，校点一万字才十块钱稿费，话锋一转，他又说，这也是最练基本功的，“天下多少聪明人，千万不可存侥幸之心”。有时稍作松懈，又惕然警醒，因“伯伟师极刻苦，弟无偷懒之理”，一次“开学甫始，伯伟先生特地找谈话，反复叮咛英语要狠抓。弟赧颜无以为报，深愧有负师恩”(1998.3来函)；而“宏生师亦耳提面命”，一次批评他浪费心力于旁务，要他致力研究“经学与文学”。
在南京的七年，除了独学无友之感，他生活上总体过得很愉快，尤其是有张霖为伴的后四年。也正因南大是这样一个伊甸园，结果与外界落差很大，临毕业时不免有种“赶出园子去配人”的感觉。多年后张霖说：“我比他好，比他幻灭得早。”张晖那时则去香港科技大学师从陈国球先生，那里的学术环境也很单纯，在香港的三年半在精神生活上是他相当愉快的一段时光。并非不重要的是，物质上也空前缓解，因为那时他每月有一万五千港币的奖学金。
香港时期也是他学术视野发生变化的一段时光。但正如他写龙榆生扎根于高中时的积累，香港时的变化也来自南京时期。他原先用力最勤的是词学诗学，但大二时随卞孝萱先生习诗文互证之法，施蛰存先生又叮嘱他“必先求博，后求深”；最重要的是，南大文强班开办的宗旨就是打通文史哲(因而张宏生先生嘱他注意经学与文学关系)，加上香港时期导师陈国球研究的是文学史，遂使他逐渐思考“诗”、“史”、“文”这数者之间的关系，这或许也是他博士论文以“诗史”为题的来源。
多年后有一次，他向我感慨，“真的‘词乃小道’啊”，还是要跳出去看更大的世界。另一次又若有所思地突然来了一句：“历史毕竟还是浅。”在他看来，人最深的感情还是得以文学来表达。何谓文学？一切文字皆可为文学，但具文学性才能深深地展现人性。文学不是一个狭窄的学科门类，乃是弥漫于文字世界的一种方法。他说，这其实不是新想法，中国古人就是这么想的，他们眼里的世界是一个文学化的世界，红楼梦中人就是通过诗文来欣赏自然，自然本身无所谓美不美，但再现它的文字就美了。你把《左传》、《史记》当散文来读，它们也就是散文；《诗经》是“诗”还是“经”？诗史是偏重“诗”还是“史”？文学史是偏重“文学”还是“史”？他虽然学习诗文互证、文学史，但他反对就文学史而说文学史，尤其反对把文学仅仅当做文献、文本来读(这一处大概受到他少年时致力红学时所见)，历史大背景、思想史确实须知道，然后再以文学眼光解读文学，读出不同的内涵来。
那时我们渐渐开始感觉看不见对方的生活。2002年左右，我开始在网上写一些谐谑短文；有次回来，他读后哈哈大笑，随即说：“少写点吧，写多了笔会滑掉。”在此之前他也批评过我的诗词“兄作轻灵有余，稳重不足，才子积习也”(1997.4来函)，虽然不时也有肯定，不过他通常是个严厉而坦率的读者。大致也是那时，我说起想把金庸武侠小说画成历史地图，他大感兴趣，我说：“这也就博人一笑，似乎也没什么意义。”他笑说：“有没有意义不是作者说了算的。”我后来写的有关武侠的札记，最初就是来自这一想法的副产品。
那几年，从经济和事业上说，我的生活逐渐安稳和好转；然而从读书的角度来说，则日渐进入到了谷底。到2004年夏，回头一望，身后是一段长达九年的荒芜。也是在那时，他告诉我开始写博客，记写短札。由于太忙，他在blog.cn上的博客没持续多久，却意外地给我的人生造成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博客仅仅是日记私事，至此我忽然意识到博客可以有别的写法，于是在他开博之后不到十天，我也开了一个。不过起初仍未认真对待，有次跟他说，写博只是抖个小机灵，谁会花超过两个小时去写一篇博客？他笑了笑说：“那你也可以抖大机灵、花两小时以上去写，又没人禁止你。”
不久我写了一篇《文人旨趣和姜夔词的地位》，大意谓姜夔“清空”的风格及其地位之高，事实上与整个文化的内省化有关，因为这种“变实为虚”普遍见于各艺术领域，以往仅从文学而论是见树不见林。他留言道：“看到很多闪光的思想，不过写论文写惯了，不免觉得不严谨。可是严谨的文章没有这么多火花啊。哈哈。你的火花多多的，我以后有空把它们来详细证明证明。”这篇文章如今看来确实非常粗疏，即使如此，我之后几年也几乎再未写过与古典文学有关的文章，因为我兴趣太过驳杂，此时自居为野狐禅，更无顾忌，从史学逐渐顺藤摸瓜蔓延到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去，对古典文学极少再去触碰，我们感兴趣领域的交叉反而比以前更少了。有次我说，我术业无专攻，随便读。他说：“你当然不是专职学者，心态放平也好，可是你到五十岁也这样？术业无专攻不是借口。”
2005年他终于博士毕业。去北京工作时却遇到些波折。原本一家知名大学的国学院已确定了要他，中间却生出枝节，他为此不得不从香港飞北京加一次面试，虽然最后还是确定要他，但他不免兴味索然。恰好那时蒋寅先生带他去看社科院，他一看里面的书库就被迷住了，最终还是去了社科院文学所。问他月薪多少，他笑着说：“你猜猜看？……两千。”他说文学所很穷，不像语言所——— 语言所编《现代汉语大词典》每年有巨额版税收入，按当年丁声树先生定下的规矩，归所里分配。有次语言学家张振兴先生就惊诧“你们文学所这么清苦？像你这样博士毕业，到我们所一般月薪八千起。”张晖笑笑说：“也有人写小说补贴收入。”老先生说：“那你也写嘛，写小说谁不会？”张晖笑起来：“我就是不会。”
到北京后无处安身，夫妻俩一度只能住在张霖的教师宿舍里。之前三年多两人分隔在香港和广州两地，虽然不算远，但总不是一个城市。然而回京不久，张霖被学校调去韩国教对外汉语，一年后她刚回来，张晖又去新加坡做访问学者，而新加坡回来后不久又去了台湾“中研院”读博士后，直至2009年初才又回来。他也不喜欢聚少离多的日子，但他说，出去一是开拓眼界，二者对纾缓经济也不无小补。2009年5月他们本科同学十周年毕业聚会，他一度还不大想去，因为觉得这些年没混出什么样来。
不过他的大量作品也正是在这时开始酝酿的，包括他未刊稿在内的十本著作、整理集子中，倒有三分之二是在2010年之后的三年多里密集地出版和写成的。如果不是此前的积累，很难设想这样的产出。蒋寅先生曾公开说：“张晖是世界上最好的助研。”另一次所里领导说“张晖过来，是文学所的福气”。一次与硕士导师张宏生先生重逢，张先生赞许自己的学生是当代优秀青年学者，他苦笑道：“人人都这么说。”
在北京的这最后三年，他过得并不轻松。他虽然也做古籍校点和文献学意义上的整理，具一流的文献整理功力，可他却怀有一个日渐增长的“异类”抱负：不把古典文学视为已死的文本、文献，而是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能感受当时人呼喊与悲喜的文学。作为一个自幼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对自己遭受到的误解难以超然，相反，他内心久久难以平息。
去年春，我到北京出差。他听说我从未去过颐和园，便陪我同去。那天春光明媚，天清气朗，昆明湖边游人如织。他指着一处地方说：“王国维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我说：“怎么也没立个碑？”他说：“立了又如何？记得的自然记得，不记得的立了也没意义，如果只供游人摆个pose留影，还不如没有的好。”一路望佛香阁走去，他问我孩子好不好，然后说：“你也不会再考研了吧？”见我语塞，他黯然说：“等下一代吧。”在多风的山顶上，说起少年往事，那时我们还在人生的分岔口，他说：“你知不知道萧伯纳有句话？‘人生有两大悲剧，第一是你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第二是你得到了’。你大概就是第一个悲剧，而我则是第二个悲剧。”我隐隐有些不安，说：“你怎么了？”他说：“你不在其中，很难体会的。”我默然片刻，说：“求仁得仁又何怨？我跟你换吧。”他说：“是啊，无可抱怨，不过，要换也要等下辈子了。”
他眼望着昆明湖上的远方，神情萧然。直到读到他的遗作，我才知道，我所看到的明媚春光，在他眼里却是“无声无光”。一年后，在他逐渐变冷的身体前，想到这份迟来的理解，我有泪如倾。
(五)
三个月前的隆冬，他到上海开会，说想来我家看看。他淡淡说刚评上了副研究员。那时《龙榆生全集》也基本编完了，还有另一本待出的《无声无光集》、南社的一堆事(他是南社秘书长)、《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陈乃文的集子等崇明那边确定后也要提上日程了。不过那次他并未提及自己已经在着手写的另一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作品：“帝国三部曲”，第一部是《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自高中时代起，他一直对明末清初的那段乱世感兴趣，在“中研院”的博士后研究的又是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他近年在南社任秘书长，而南社本身正是起于清末时对南明史料的重新发掘———龙榆生一脉的词学其实也是清末才复兴的，皆与时代密不可分。事后我听他在北京的至交曾诚说，其实这才是他真正想写的东西：他要在那个宏大的背景，用文学的方式来解读文学，把握当时人们的内心世界，诗词能更多层次地展现其情感的丰富性。草拟中的第二部则是《帝国的风景》，试图在原先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康熙、乾隆与臣下的酬唱诗歌中见到政治世界的心跳———这大概是被北京这个城市锻炼出来的敏感。
在整个春节里，他都在赶这部《帝国的流亡》，他想趁假期的时间把它做完。白天有孩子无法安静，他因而一连数日都在通宵干，把整个夜晚变成了自己的工作时间。家里人谁都劝不听，他妈劝他休息，他便说：“你别烦，我知道的啦。赶完这一阵就好了。”后来张霖说，做南明文学不祥，满纸都是流亡、战乱、死亡，今年又是他的本命年。
在最后这半年里，他可能久已感到疲累。积劳积郁。如他书房墙壁上的那幅字所言，“何以解忧，惟有读书。”他在这段时间里经常感冒发烧(事后才知是白血病侵蚀体质引起的)，但他并未当回事，张霖劝他歇息，他说：“感冒咳嗽又不是大事，一阵好一阵不好，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他也曾发牢骚说“多做多错”，但事实却是给自己堆了越来越多的任务。
这半年里家事也颇纷繁，包括换房导致的旷日持久的纠纷，虽然结果尚算合意，但过程着实漫长而痛苦(换房后只换了门，并未装修，因而病因不是甲醛)。而他，却并不是一个善于卸掉自己负担或发泄出来的人，而会选择藏在心里，为了纾缓房贷压力，还做了许多额外的工作。在出事前夕，他校阅完了《无声无光集》最后的稿子，和张霖略微牢骚了句，说自己近来出的两本集子封面都太素淡，为什么古典学术的书封面一定要这样？他喜欢“洋气”一点的。
3月8日，星期五。这天早上起来，张霖发觉他脸色有些灰暗，嘴唇有些发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依然说没事，第二天还去所里开一个重要的研讨会。但那天他没和张霖同床，说怕感冒传染了她———实际上可能他那时已相当难受，但还是撑着；而张霖那几天因为也忙着家事和上课，谁会往那个方向去想？到3月13日一早，早晨起来张霖看到枕巾上有血，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牙龈出血，继而感到腿也有些僵直，起身后发现看东西也有点花——— 实际上是眼底出血。因为张霖那天要赶去上课，他自己去看了眼科，医生检查眼睛的结果认为无碍，静养即可，那时他还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休息一阵子了。
3月14日周四，一早起来后他感觉疼痛难忍，问他是哪里疼，答是“浑身疼”。到下午突然昏迷。送到人民医院，已是晚上六时许。他虽然有些不支，但还能自己走进去；但很快他就走不动了，找了辆轮椅来，结果在轮椅上都坐不直，整个人都瘫软下来。张霖呼唤他的名字，他虚弱地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是他生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他甚至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推进重症监护病房，躺下后不到五分钟，他就开始浑身抽搐，颅内出现大面积弥漫性出血(D IC，这正是急性白血病的并发症)、皮下出血。虽然血量并不大，但因为是在最关键的脑部，血进入脑室后形成脑疝，压迫中枢神经，遂迅速引起呼吸衰竭，陷入深度昏迷。此时惟一的办法是开颅释放压力，但因为是急性白血病，他体内血小板很低，又是大面积弥散，冒险开颅的最大可能是成为植物人，而如果是内脏出血还能撑几天。由于在脑部，衰竭极快，仅两个小时，医生已诊断他脑死亡。那时他父母和孩子都还远在崇明岛，他原说3月底到杭州开完会再接他们一起回京。
3月15日15：02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正遇到北京两个脑科的顶级专家在会诊，结论和前一天晚上所得出的一样：脑死亡，已无进行手术的意义。我看到他如此无助地躺在狭小嘈杂的走道病床上，他的手仍然温润，但指甲已失去血色。除了皮下隐隐的血斑、嘴角的血迹和插满的管子，他看起来似乎仅仅是在熟睡，可是无法再醒来。就像曾诚说的，“我感觉非常的不真实，那个插着管子的人不是我认识的张晖”。这像是一场不现实的噩梦。而它竟然是真的。
他父亲来时，哭喊着他的名字，他似乎知道亲人赶到，坚持的最后一口气松弛，屏幕上的脉搏从150多次骤降到40多。他的生命体征愈加微弱，虽然胸腔似乎还在起伏，但那已经不是他的呼吸，而是呼吸机所呼入的空气。他母亲趴在他身上哀哀痛哭“心肝啊，我的心肝”———对旁边许多人而言这只是一种难懂的方言，对我则是一位母亲最痛楚的呼唤。下午16：26，他的心跳也永远地停止了跳动。他累了那么久，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跟着死去了。我面对着墙角，泪如雨下。
才两岁的张贞观在病房门口大哭。他还不大懂，说要回家去。虽然没人跟他说，但到晚上时他忽然说：“爸爸没有了。”第二天一早醒来就说：“爸爸没病了。”张霖说，大概是他爸爸托梦给他的。
从他进医院到最后穿完寿衣，整整24小时。很久前他曾对张霖说过，“如果我走在你前面，也不会连累你的”，回忆起这句不祥的谶语，张霖悲从中来，哭着说：“你怎么这个也要好强啊。”
他最后什么也没来得及说。我想，他如果地下有知，此刻他不是痛苦或恐惧，而会是无尽的遗憾。对妻儿与父母的遗憾、对自己未完成的人生的遗憾。犹如曾诚说的，他是一个那么有抱负的人，他真正想写的都还没写；如果能再给他二十年，他将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在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幻灭和失望之后，他原本已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在学术、人生和经济上都有望进入一个平稳期———一如张宏生先生所言，只要再过半年，一切都会好转。而死亡却恰在这个时刻不期而至。就像一颗流星，在即将发出最耀眼光芒的那一瞬间，骤然消失在天际。
曾诚选了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D 956)第二乐章作为他的哀乐。那写的是一个年轻艺术家哀伤的一生中的坎坷与幸福。天才的舒伯特在31岁时早逝，去世前一年里，他谱写了其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这首弦乐五重奏。临终前他说，“属于我的音乐，可惜没有时间写出来。”我想，张晖会喜欢这首曲子的。
那天夜里我难以入睡。在漆黑的房间里，我想起1992年10月15日，那天晚上夜自修时突然停电，一片黑暗中他在我背后镇定地叫着我的名字，“走吧”，随即一只温暖的手握住了我左手。迷蒙中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却只捞到一片虚空。我依稀看到高考之后的那个夏夜，几个少年躺在阳台上纳凉，前面幽暗宽阔的运河水映照着天上的星河，我们躺在那，忽然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张晖笑着对我说，我再不会死了，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醒过来。在阳台上看看楼外，沉沉而无星月的夜里，依然是无声无光的北京城。
□ 维舟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5 07:42
引用:
... 3月8日，星期五。这天早上起来，张霖发觉他脸色有些灰暗，嘴唇有些发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依然说没事，第二天还去所里开一个重要的研讨会。 ...
作者: 小猫咪 时间: 2013-3-25 10:05 标题: 回复 22# 的帖子
应该是的。。。也许不去参加这个会，马上入院控制起来会好一点。
作者: Robot 时间: 2013-3-25 11:11
引用:
原帖由 小猫咪 于 2013-3-25 10:05 发表 
应该是的。。。也许不去参加这个会，马上入院控制起来会好一点。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3-3-25 14:54
沉痛。沉重。沉思。
把自己照顾好，也是对社会的负责。
作者: 张多 时间: 2013-3-25 21:18 标题: 回复 22# 的帖子
9号当天在文学所那个楼里转悠，看到好几个会议室都在开会。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3-3-25 21:53 标题: 回复 26# 的帖子
可能张晖当时真地是在所里。要是早点发现就好了。。。
大家都善自珍摄吧。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3-3-26 22:06
引用:
原帖由 silver 于 2013-3-25 21:53 发表
可能张晖当时真地是在所里。要是早点发现就好了。。。
大家都善自珍摄吧。
作者: 巴莫曲布嫫 时间: 2013-3-26 23:37 标题: 回复 28# 的帖子
这几天张晖的走更像是一种警示，一种叮咛：大家都在相互提醒，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虽说我对他本人没有更深的面对面的印象，但他那张依然稚气的脸总在告诫一些什么。。。
如果说我们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作为，在有生之年。那我们应该更加深切地去理解张晖为什么没有及时去医院，没有对自己身体的异象给予更多的关注，没有给自己一次重视自己的机会。。。
我的感觉是他不愿花时间来回奔波在诺大的京城，在北京看一回病的时间成本和医院里满屋子的人头（而且必须是指定的合同医院，社科院是同仁医院，那里离张晖家很远的），大家可能是不大能理解的。
当然，我也听说张晖怕疼，或疼点很低。。。所以也不愿去医院。。。
这一沉痛的生命教训告诫我们，不要轻视自己身体任何的异状，也不要以为多活几日就会更加切近学术理想，而应该多想想父母和家人。
人活一世究竟什么才是最最重要的呢？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我去年住院两个多月也没能查出脑袋里生出的“云彩”是什么？但父母在第一时间就乘晚班飞机赶到北京，始终守护我左右，年届80的老父亲紧张得一塌糊涂，自己的白血球连2000都不到，这让我终究明白了一点：不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
学问是无止境的，只要自己一直在努力就够了。但父母就此生，我们能够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他们已经上了年纪，我们不能让他们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所以千万要照顾好自己，不可大意。。。
不论怎样，我认为张晖这突然一走也是在以生命的代价来告诫大家：要珍摄一切该珍摄的。。。
作者: 马知遥 时间: 2013-3-27 09:00
和他不相熟，读关于他的文字竟然有那么多相似处。沉痛悼念。天堂里要快乐。
作者: 马知遥 时间: 2013-3-27 09:02
引用:
原帖由 巴莫曲布嫫 于 2013-3-26 23:37 发表
这几天张晖的走更像是一种警示，一种叮咛：大家都在相互提醒，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虽说我对他本人没有更深的面对面的印象，但他那张依然稚气的脸总在告诫一些什么。。。
如果说我们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作为 ...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3-27 17:17 标题: 清华中文系博士读书会四月主题定为：纪念张晖——读《中国“诗史”传统》
时间4月19日下午两点，地点清华人文学院304。
本读书会为清华博士生自发组织，形式自由，可畅所欲言，欢迎拨冗参加！
转自新浪微博@桑海doodles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3-27 17:21 标题: 杨早：谁为神州惜此才？
发表时间：2013-03-27 来源：深圳特区报
张晖，杰出青年学者。1977年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于2013年3月15日因病辞世，年仅36岁。
你说谁?张晖?怎么可能!
若不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哽咽，我一定觉得这是个虐心的玩笑。即使不是玩笑，这事儿仍然是那么的不真实，不真实到我想以头撞墙，看看会不会醒在另一个梦里。
另一个电话证实了这事，“基本上不行了，来告个别吧，也不用多呆”，而且告诉了病因：急性白血病。
外面的天还是灰蒙蒙的。这世界是怎么了?
张晖2006年来文学所，比施爱东和我晚一年。他来之前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只听广州的胡文辉李霞伉俪说，有位香港毕业的博士，要来你们所。很不错。
虽然不知道是怎样的很不错，但胡李二位的品鉴我是信的。碰见，谈起来，知道他夫人张霖是中山大学程文超老师的博士(程老师去世后转到林岗门下)。程文超老师是我本科论文的指导老师，这又多了一层渊源。
打招呼的自我介绍不算，第一次比较多的对话，是全所去京郊什么地方开会，车上车下的瞎聊。现在能记得的，只是说社科院收入之少，刚来的博士只有一千出头，加房补一千，也相当够呛。张晖抱怨说，他刚来还在实习期，房补还只有八百。我安慰他说，第二年就有一千，评上副研究员，还会涨到一千二。
我们头一次长聊，花了偌许时间讨论房补，回想起来，反讽得很。
张晖躺在ICU病房里，应该是加床，占去了过道的一半。房里满满的全是床和人。侧身挤进去，侧身站在他的床边。墙上的仪器闪烁着他的生命体征，看上去还很稳定。他全身盖在被单下，插着呼吸管，眼睛没有全闭上，微微睁开了一线。床脚有位护工，时不时拧一把毛巾，给他擦去身上的汗。后来把被子撤了，再后来让腿脚都露在了外面。
不能换一个专科病房吗?不行，因为病房里没有呼吸机。
不断来看张晖的人进来，所以确实也无法久站。来到走廊里，看见坐在椅上恸哭的张霖，我都不敢上前说点什么。
“14日下午，张晖因皮下出血到北京市海淀医院就诊，验血报告出来后，医院建议他转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时他还能自如活动，可到了傍晚，正在医院等待检验结果的张晖开始吐血、昏迷。第二天上午，杨早等同事赶到医院时，医生在会诊后已经放弃了治疗。”(《吉光片羽忆张晖》，《羊城晚报》3月21日)
14日晚，张剑等编辑部同事就赶到了医院。第二天早上张剑给我打电话时，他已经和张霖一道，在张晖床前守了一宿。“我得回去睡一会儿，给手机充充电”。
张晖两口子很有意思。2006年我们新居入伙后，邀请同事们来温锅。走进小区，看见每幢房子的外立面都漆得五颜六色，张霖说：这里的房子跟玩具一样!
饭后照例一堆人玩杀人游戏。张晖张霖明显没怎么玩过，但也随缘地加入。有一局结束奇快，只用了三轮。法官宣布：两位警察都被杀了。亮牌一看，他们夫妇都是警察。哈哈，可是前面三轮，这二位一句话都没说，连眼神都没给俺们这些平民一个啊!(对杀人游戏不熟的朋友请自动省略本段)
时光变得特别的煎熬。一个人还好好地躺在那里，但医生说他已经没救了。一个人前几天还在上班，昨天还自己走进这家医院，可你们说他已经没救了。我碰了碰他的脚，皮肤还是温热，甚至比我的手温度还高一点，他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可你们说他已经没救了。
难道就让这里的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他、等着他走向生死之门?
如果是在美剧里，这时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对着医生大喊：“For God’s sake! Do something!”但生活不是美剧，事实上，连医生都看不见一个，只有输的药液将尽，护士被叫来换瓶换袋。
张霖已经不再哭了，走到床前轻声说：“张晖，再撑一撑，撑到你爸爸妈妈来。”张晖的父母带着两岁的孙子，从上海赶回来，昨夜的机票没买到。他们在火车站坐了一夜，一早的高铁，十二点到。
这半天一夜该是何等的残酷!
我在急诊楼的过道里走来走去，所有人都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或坐或立。张晖的同事，张霖的同事，张晖张霖的同学，张霖的同学。还有多少人正从北京的各处赶来，从南京，从香港，赶来赴这个不知何时会终结的死亡之约。
我看见一脸一脸的焦灼，一双一双的泪眼。嘴里发苦，心里也发苦，但总觉得像在梦里。这个时候，我不是该在书房里校《扶桑十旬记》吗?
我跟张晖交往不算多，大抵是上班时走廊遇到打声招呼，出了书互相送。他的书，我无力评价，只是觉得路数与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颇相径庭，用张剑的话说：“张晖正处于学术的爆发期和成熟期，且格局、视野与时人迥然不同，上天哪怕再给他十年时间，相信他都会为学术界奉献出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
所里一道出去考察的时候，与张晖会有难得的攀谈。词学、诗史，我都无法置喙，但我们俩可以谈近代，那个迷人的时段。几次三番说，要拉上张剑，成立“晚清小组”。最后一次说起，是在去年底年会返城的路上，一同讨论的还有陈君。陈君说，不妨设定一个主题，如清遗民，大家各自写论文，再开会讨论。我说好啊，我可以写梁济这种小遗民。
2009年，族中长辈自费出版《扶桑十旬记》，那是我高祖杨芾1907年访日考察的日记。书很有价值，但校点未精。我送给张晖、张剑各一册，也是让他们看着玩儿的意思。去年他俩找我谈，说要为江苏某出版社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希望我将《扶桑十旬记》加上其他几种近代日记，合出一册。
整个2012年我都在抄1912年《申报》，顾不上整理日记。但张晖张剑都希望我这书能放在第一辑出。于是只好春节赶工。三月校稿从出版社返回，才开始细细地校。
门口一阵骚动。对，是张晖的父母。方才听说，没敢告诉他们真实情况，只是让他们来医院看一眼，就回家。我逆着人流走出急诊楼，看见了张晖儿子张贞观。
张晖儿子出生，比我儿子晚了半年。北京太大，彼此也没见过对方幼子。只是某次听张晖讲贞观便秘，三天没大便，我问是不是吃的奶粉不对，上火，一问是惠氏。他说，在医院给配的就是惠氏，改不过来了。
张晖很少谈家里事，不只跟我，跟所里的同事、朋友都很少提。问起来总是简单几句。搬房子了，有小孩了，小孩爷爷奶奶带着，我跟孩子混得还不错。
听同事讲一个小笑话：张晖家房子太小，只好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让张晖父母从上海来住。早晨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晚上再接回来。有时两口子沉迷读书写作，一抬头：忘了什么吧?忘了接孩子了。算了，明天再接吧。
现在终于见到了小贞观。两岁的孩子，两条小腿倒腾着，跑得挺快。追了十多米才追上。有阿姨在逗他，他甜甜地笑。他还看不清这个世界的獠牙。
春节总是静不太下心来，时间紧，任务急。张剑年前跟我说过，他会代我校一遍各日记的整理稿。我离京之后，张晖又追了一封邮件来：
“早兄：
张剑说已给你回复，希望你把原始文献提供给他，帮你校一遍。
我们是这样想的，你如今声名在外，万一有人想挑你错误什么的，不是很好。而文献整理，谁都免不了有打瞌睡的时候。所以，朋友之间倘若能够提前把个关比较稳妥。盖张剑和我，都吃过这方面的亏。
祝在长沙洗脚愉快!哈哈!
张晖 上”
在年末的长沙收到这封信，心中极感温暖。张晖是怕我以为他们不相信我，有想法，其实哪里会?有他们俩帮我把关，简直是两大高手伺候我一个人，这福气还小吗?
事实上，我节前节后整理日记，抄完一种，随寄张剑，张剑帮我校完(原始文献无电子版，他找国图的朋友复印了原本来校，工作量与整理其实差得不多了)，返给我复核，再交出版社。当我逐字细校打印稿，错漏仍有不少，每见一个错字漏字，甚或漏行漏句，便背心发凉，冷汗直冒，知道自己在文献方面还是太不足了。
是得做点什么。我致电301医院脑外的师嫂，问有没有外院支援的可能，回说几间医院水平都差不多，如北大人民医院认为技术力量不足，会向外院专家发出邀请，而现在既然会诊后放弃，说明没有这个必要了。
然而天坛医院脑科主任还是来了。过道里的人纷纷涌进ICU。我开头没进去，在外面闷得忍不住，也挤进了人群。正听到他说：
颅内大量出血……形成颅内高压……什么都输不进去，输什么药什么液，都是瞎输……他是年轻，所以还维持着生命体征……好吧?
大家都听懂了。
在主任来之前，张晖鼻孔大量出血，用输导管引到一个血液袋。他的皮下也大量出现了血点，说明全身大出血。
人们慢慢地走出病房。真正绝望的哭泣开始了。那一刻无数人愿意相信奇迹，我甚至希望有兑换寿命的机器，可以让我们像输血一样，把生命分给张晖。
自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就没有哭过。今天的眼泪终于奔涌而出，我甚至不愿擦它，对着一个墙角，吞声饮泣。
稍稍平复之后，我离开医院。别了，张晖，祝在天堂治学愉快。
我想记住今天。似乎很容易，又一个消费者日，多少企业惴惴等着。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在今天彻底破碎。
到医院是上午十点半，离开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五十七分。四点三十五分，我在475路上收到李芳短信：停止心跳了。
对于张晖的生平、学问、性情，我无一可说。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3月5日中午，一堆人在中粮西蜀豆花庄吃完饭，别人先走，我在结账。听到背后喊我：“嘿!杨早!”
我回头冲张晖一笑：“你们也在这儿吃啊?”“嗯。”
没再说什么，举手为别。这就是社科院的典型交往方式。我们的周二总是太忙，开会、取信、报销、会客……走廊里光线昏暗，同事们擦肩而过，认得出点个头，认不出就算了。朋友间有时正好遇在电梯旁，光线较强，会看看对方比起三周或两月前，形貌有无改易。
而这一会，便成永诀。3月12日我收到胡文辉寄赠的书，有一本《书边恩仇录》是给张晖的。送去《文学遗产》编辑部，他不在，托张剑转交。
张晖并不是很多人想像中那种迂腐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受高华老师的影响很深。在张晖怀念高华老师的文章里，他提到高华曾在课堂上问他：有没有去看过“思想的境界”?“‘思想的境界’是当时南大年轻老师李永刚先生个人创办的网站，影响很大。我却一愣，连什么是‘思想的境界’都不知道。他叹了一口气，说：‘张晖啊，学古典文学的人也要关注当下。’当着很多新同学，我无地自容。高老师的这声叹气从那天起就扎在我的心中，时刻提醒我反思学问的目的何在。”(张晖《怀念高华老师》)
我相信，张晖从未停止思考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年前，他交给我一篇稿子，是他在“六合丛书”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稿。这篇文章回答了在张晖心目中，何谓“好的人文学术”：
“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目前来讲，有识之士都已经感觉到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陈陈相因不说，选题僵硬没有生气、没有时代感，已经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之处，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的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
这也呼应了维舟《平生风义兼师友》中引用张晖在1992年书信中所说：“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
而关心现实如斯，为什么还甘于“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无声无光集〉自序》)?他的回应是：
“那或许有人问，你既然这么关心现实，为什么不直接去投入现实，而来做学问呢?哪怕是从事经济学之类的学问呢?又何必来从事文史研究?这个质疑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一开始就陷入将学问和现实二元对立的思路。试问，谁说学术要与社会、人生分离的呢?是一种设想、拟想乃至于幻想吧。学术不是让人来逃避现实的，而是让人深入思考，更好面对现实的一种方式。不过，学术还承担着求真、求知的重要任务，你当然不能要求专力求真、求知的学者去太多地关注现实，但实际上，即使全力求真、求知的学者也不会和现实绝缘，只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方向和个人精力都不允许他们有太多的旁骛，影响了他们对于现实人生关注的深度和力度。”
同辈学人里，有几个我相当钦佩。去年底从京郊返程车上也曾跟张晖谈到，像胡文辉、刘铮（乔纳森）、张治（或者还有刀尔登）。这些人的文字有一种共同的气质，纯正，执着，高贵（借用龙榆生孙女语），清明。他们代表着中国私学传统的延续，文章之学的薪传。
当时我还笑说，是不是因为他们都不在北京，反而更能接近学问本身，就像张晖的老师高华所说“北京住长了，容易让人长袖善舞！”可是，张晖分明是他们中的一员。莫非张晖真是不适合这喧嚣杂乱的京都？3月19日遗体告别仪式，挽联满堂。凌对我说，其实不如就写那两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我走进灵堂，又见到了张晖。他还是躺着，干净多了，厚厚的嘴唇微翘，像个孩子睡得安详。
我掏出相机，拍下低泣的人群，拍下采访的记者，拍下熊熊的炉火，待烧的纸钱和纸车、纸楼，上面草草地写着“张晖收”。还有张晖父亲，叼一根烟，捧着遗像，静静站在道旁。
爱东在喊：“记下来！记下来！下雪了！”我伸出新买的黑色大衣衣袖去接，真的，春雪，只是黄黄的颗粒，挺脏。
参加完遗体告别回来，我打开收件箱，在搜索栏里输入“张晖”。不多，我们也从未在邮件里谈过学问。往下拉，往下拉，能找到的最早一封是2012年1月3日10点09分发出。那天正是周二，他大概是在所里发给我的。之前是那年的年会，去八达岭，我因为孩子有点病，心绪也不佳，就没去。
早兄：
最近高华先生去世，我写了篇回忆文章，不知是否合适《中堂》刊用？倘不合适，无妨。
八达岭你没去，我突然觉得很没有意思。
祝好！
张晖 上
我伸手摸过手机，调到自拍模式，咔嚓，发了一条微信，说明文字是:
“我哭的时候可真难看。”（杨早）
作者简介
杨早，祖籍苏北，生于川南，1995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1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当代文化研究等。曾发表《京沪白话报：启蒙的两种路向》、《五四时期北大学生刊物比较》、《评价于丹：学术规范还是传播法则？》、《新世纪文学：困境与生机》等论文，著有《纸墨勾当》、《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民国了》，编有“话题”年度系列、《沈从文集》、《汪曾祺集》、《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等，译著有《合肥四姊妹》。
http://www.wenming.cn/book/pdjj/201303/t20130327_1142221_2.shtml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3-27 18:13 标题: 那张冷板凳空了
本报记者 黄昉苨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3月27日 10 版)
张晖(1977.11-2013.3)杰出青年学者，上海崇明人。
在学者张晖埋首古籍、读书写作的间隙，他常常会望见窗外那座十三层的八角形砖塔。那是明代万历四年兴建的塔。昔时，砖塔檐角下挂着3000多枚风铃，微风拂过，清脆之声遍及四方人家。但当张晖从住所望去，风铃早已不见踪影。
在新书《无声无光集》的序言中，36岁的张晖提到了这座“无声无光”的石塔，并感谢书中有声有光的人文世界，伴他度过无声无光的日日夜夜。
这是他一生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他甚至没来得及将成书赠送给师友。2013年3月15日，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这位青年学者在北京逝世，留下了妻儿、年迈的双亲，未还清的房贷，还有不知其数的资料与文稿。
张晖是中国社科院年轻的副研究员，但他已出版过《龙榆生先生年谱》、《中国“诗史”传统》、《清词的传承与开拓》等5本专著，还有着已经排列到2015年的工作计划。他曾在南京大学读了7年的文史，之后又在香港科技大学与台湾中研院做博士与博士后研究，因此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少见地有着贯通西学的眼光”。而他又极为用功，在去世前半个月的某天，他数了数自己手头，竟同时进行着8项工作。
“他的眼光比同龄人开阔。”张晖在社科院的同事王达敏这样形容他，“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张晖长得颇为敦实，方脸浓眉，金属边的眼镜朴实地架在鼻梁上。年轻时他很瘦，有同学觉得看着像香港演员陈豪。平日里，他低调寡言，礼貌谦逊，被文学所里的年轻女同事形容为她们的理想结婚对象。
但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一个喜欢畅谈文史、理想与抱负的人。聊到兴起时，他神采飞扬，能滔滔不绝地说到凌晨四五点。
张晖的高中好友维舟相信，在沉稳的外表下，他有着“犹如岩浆一般藏于内心的深情”。维舟还记得高考前，班上女同学说，选历史是因为考试容易，张晖听了，连连摇头，那时他已经极爱文史。
不止一个人说，如果老天再给十年，张晖原本可以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最优秀的学者之一。
在同学的记忆中，沉静的张晖也会流露孩童般的天然痴气。他爱喝可乐，爱吃美食，跟孩子玩得好。在中学里生病，他会在托同学带饭的单子上指名要杏仁和话梅;在香港读博时，满记甜品和西贡的海鲜大餐让他感叹“好吃得快要哭了”。
直到在医院见到了张晖的父母，蒋寅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位气质文雅的同事，来自一个地道的农村家庭。张晖成长于上海的崇明岛，在高考之前，父亲对他说：“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都扔进冷水缸里了”。但老人家最终还是被儿子说服了：在冷门上做出成就，比在热门上庸碌无为要好。
后来，张晖曾对维舟提及，在香港最令他感动的一点是，在那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很多读文史类博士的人，都是“绝了别的念头才来读的”。
说起来，自高一那年的春天起，文史就成了张晖的挚爱。在崇明岛的十八里乡下，语文老师将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误讲成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但即便如此，张晖还是贪婪地阅读所有他能找到的文学典籍。他开始研读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篇》，被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所打动，并寻找各种红学著作。此外，还与同学维舟一起搜罗各种诗词书，一字字复原平仄，试着填词作诗。为了读书，他们翻遍了县图书馆与学校的图书室。
对图书的热爱与搜寻后来成为一种习惯，贯穿了张晖的学术生涯。将他引进社科院的蒋寅对这位后辈搜集资料的能力印象甚深，形容他“到哪儿都留意，哪里有图书”。另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学界的前辈都认识张晖，他与很多老辈文化人的后代都保持着联系。
去世前，张晖还在写他计划中“南明三部曲”的第一部《帝国的流亡》。书中主要描述了在南明小朝廷中，面对天崩地裂的转变，大量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坚守与挣扎——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下，文人如何坚持信仰、实践理想：有人自杀殉国，有人投降，也有人陷于绝望，遁入禅门，或是成为满清土地上的前朝遗民。他常常一写就连着几个通宵。
直到去世，张晖也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3月14日早上，他起床后觉得“浑身疼”，到了下午突然昏迷，晚上6点多被送到医院后，他还是自己走进去的，不久之后就瘫软了下去，妻子呼唤他的名字，而张晖只是虚弱地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好友维舟曾问张晖：“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但张晖回答他：“冷板凳总要有人去坐。”
“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他说。
在张晖弥留之际，蒋寅甚至一度后悔起了将他引领进社科院，令他带着总也升不高的薪资与职称在北京城中辛苦地谋生。早在张晖在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听说过这个年轻学子的姓名。“他属于特别少年有成的那种人，在本科时代就能出书，是极其罕见的，吴小如先生说过，博士生论文也未必能达到那样的水平”。
曾几何时，博士毕业后的张晖来京求职，手中握着人民大学文学院的聘用书，而蒋寅力劝张晖到工资微薄的社科院文学所工作。那时蒋寅相信，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在这里做学问，对这位自小以学术为志向的学人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说到这里他声音突然一低：“只是我也没有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
有一次，语言学家张振兴也惊诧于文学所的清苦，老先生当时问张晖：“你也可以写小说补贴收入嘛，写小说谁不会?”
结果张晖笑了起来，说：“我就是不会。”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3-27 18:46 标题: 青年学者张晖早逝 出版社义卖新作捐助其幼子
新京报 2013-03-26
新京报上周报道了中国社科院的青年学者张晖早逝的消息，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反应。昨日下午，出版社布衣书局在微博发布消息，通报了几天前开始的关于青年学人张晖新书《无声无光集》的义卖活动的状况。据布衣书局的创办人胡同表示，义卖结果大大超出他们的预期，截至发稿时间，该书已订出823册，占此书总印量(4500册)的18%。
张晖36岁早逝的消息引发很多人的感慨和关注。因顾念其膝下尚有两岁幼子，很多人倾囊相助。布衣书局于3月20日发起的义卖活动也源于此。发起两天后，订购总数就已达567册，是布衣书局有史以来单品种销售之冠。布衣书局的创办人胡同表示，因为收书，自己从2007年就和张晖得以相识。在闻听他故去的消息后，他发起了义卖的活动，该书的所有毛利(每一册有11.6元的毛利)将捐给“张贞观教育捐款”。
据了解，“张贞观教育捐款”由张晖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以及三联书店、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同事朋友自发组织，主要为张晖两岁的幼子张贞观进行捐助。据联络人之一马丽介绍，24日由他们接手的捐款活动已经截止。26日，他们将和张晖的夫人张霖完成交接，之后的募捐他们将直接交接给张霖本人。她表示，他们不希望这个捐款大张旗鼓地完成，而是希望一切能静悄悄地发生。
张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张晖的故去让她看到很多关心张晖并认同他的学术理想的人。很多人素不相识，可能仅仅是他过去的读者，或者兼职时的学生，都前去探望慰问。张晖大三时完成的《龙榆生先生年谱》曾引起很大的效应，据张霖介绍，张晖故去后，龙榆生的后人曾特意赶到家里探望，并给出资金捐助，一来料理后事，二来用于孩子教育。
据胡同介绍，截至25日24点，义卖活动已停止收款，之后，他将和张霖本人完成交接。
■ 反响缅怀
张晖去世后，他生前对于学术的挚爱，以及经受的物质、精神压力为众人所关注。很多他过去的故事和观念也随着众人的回忆一层层浮现。其中，他的中学时代的好友，书评人维舟撰写的《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一文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通过作者质朴有力的文字，得以看见张晖的来时路和他的真性情。
而张晖写就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中龙榆生的后人，他的孙女在看到此文后，在豆瓣上的留言，更让人感念。这个豆瓣id为“水弓”的女孩写到：在微博上看到这篇文章，看完全文后泪不自禁。我是龙厦材(龙榆生之子)的女儿，也是陈乃文的外孙女，感谢维舟先生的这篇怀念文章，让我从另一方面了解到更多张晖的为人和情怀。张晖十多年前来我家拜访后我就经常听父母说起他，这位研究我爷爷的专家，投身古典文学的年轻学者，和我同岁，让我这毫无继承衣钵意愿的后人惭愧不已。可惜我自己一直奔波忙碌，始终没能见到本人，直到去年春天回上海为父亲办理后事时才有幸和他匆匆会晤……张晖他是我父亲的忘年交，又因我外婆和他同乡，我母亲更看他亲切，我家早已把他视若家人。他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如此纯正，执着，勇敢，高贵，世间难寻。张晖先生，Rest In Peace。(记者于丽丽)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3-27 18:48 标题: 两位学者英年早逝 青壮年一年至少要做一次体检
2013年03月20日 08:33:53 来源： 现代快报
30多岁，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最好的年纪。在家，是家庭的顶梁柱;在单位，也是业务的骨干。但是，近日，两个杰出的青年学者，一个36岁，一个37岁，突然离开了人世。这两名学者，一个是37岁的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副研究员张哲，一个是36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都在最美好的，英年早逝。
3月19日上午10点， 张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将要井喷的时候，却突然消失了。”说起张晖的去世，他的同事都很痛惜。张晖才36岁，毕业于南京大学，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副研究员，是个杰出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
同事眼中的张晖
学术上、生活上的压力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
“杰出的青年学者”
当现代快报记者联系上杨早时，他还没从上午的遗体告别仪式中缓过神来。杨早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跟张晖是同事。“杰出的青年学者，这个称呼，对张晖来说，当之无愧。”杨早说，张晖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成就非常突出，无论是项目、评奖，还是出版的书，都在研究所内遥遥领先。
而张晖所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所，曾是个大家辈出的地方，钱钟书﹑俞平伯﹑季羡林等大家都曾担任过这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而张晖是这个研究所的新星。
比同事多辛苦一倍
“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杨早说，跟张晖在一起，聊天的话题，都是围绕着学术进行，不会聊生活，或者其他的东西。
这一点，也得到了同事张剑的印证。在张剑的印象中，张晖无论跑到哪里，都会带上一本书。
哪怕出去旅游，看完景点之后，其他人可能去逛街、采购，但张晖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继续他的研究。
从张晖的著作中，就可看出他的辛劳。从2006年进入社科院后，已经公开出版了10本专著，这些专著的含金量都比较高，杨早评价说，比如去年出版的《中国诗史传统》一书，就开辟了一个诗歌研究的新领域。
除了已经公开出版的专著外，还有两本书，已经到了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而在张晖的遗稿中，同事们又发现了两本正在写的书。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学者一年的正常生产量，一般是出一本书。”杨早说，但张晖最近三年，至少写了6本书，工作量至少是同事们的一倍。
“他确实很累”
“其实，我能感觉到，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生活上，对于张晖来说，都有不小的压力。”杨早比张晖早到中国社科院一年，单评职称，就花费了他们很多的心思。张晖从2006年进入社科院后，一直是助理研究员。
职称迟迟不上去，不是因为学术水平不够，而是因为没有名额，必须退休一个，才能替补一个。一直到2012年底，张晖才评到了副研究员的职称。
张晖的家庭压力也很大，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妻子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收入也不高。“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想要在北京买房，很不容易。”同事张剑说，去年，张晖通过向亲友和借款，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正背负着巨大的债务，人却突然被压垮了。
“他确实很累。”张剑说，孩子小，他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回家照顾孩子，哄完孩子睡觉后，自己再看书写作，这些书，大部分就是夜里写出来的。而且，张晖在写学术专著的同时，还是南方都市报专栏作者，常常写书评，给读者推荐好书。写一篇书评，至少需要阅读好几本书。这些工作都大大耗费了他的精力。
身体突然垮去
张晖是在3月15日，因突发脑溢血和急性白血病去世的，年仅36岁。“很突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杨早回忆说，事后想来，其实张晖的身体，还是有一些征兆的，比如经常感冒，发低烧，跟同事谈话少了，胃口也差了，也出现过眼底出血。但张晖并没有重视，只是头痛医头，感冒就吃点感冒药，发烧了挂个水，并没有系统性检查。还是常常熬夜工作。等发现了，一切全都晚了。
37岁的张哲
一张贴在东南大学校园内的讣告，让许多师生驻足。这张讣告，就贴在东大的信息栏内：张哲，男，江苏苏州人，一九七六年七月生，电气工程博士，副研究员，因病抢救无效去世，年仅37岁……
再给他几年时间，可有更多的成果
一位1976年出生的东大博士去世了!一位参加了他葬礼的网友说：“今早赶回南京参加了他的葬礼， 哭了，太可怜了……看着老老小小，他老婆致悼词回忆夫妻十年相识相恋的片段时，我们大老爷们儿都哭得稀里哗啦…… ”
对于学者来说，三十七岁的年龄，本该是开始收获学术成果的阶段，但是近日，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以下简称电子学院)博士、副研究员张哲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年仅37岁。昨天，东南大学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他生前的同学对他的离去也扼腕叹息。“太可惜了，他还这么年轻，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可以有更多的成果。”昨天下午，刚刚出席张哲追悼会归来的东大电子学院教师杨军，与张哲是研究生同学，说起张哲的离去，语气中充满惋惜。
平时生活规律，查出胃癌后还没半年
“他责任心很强，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获这么多奖也是平时细致地工作积累下来的。”杨军说，现在汽车里配备的智能导航系统，最早就是张哲参与研究的。
杨军介绍，张哲在院里一边做科研，一边教课，既有偏理论性的《数字信号处理》，也有偏应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这些课都挺难教的，要前期申请，通过学校教学督导组考核后才能任教，有的老师是申请不到课程的。而一学年两门课教下来，也并不轻松。”杨军回忆，张哲的知识面很广，研究领域从软件到集成电路。他平时也喜欢运动，还经常爬紫金山。
但是，令杨军意外的是，张哲的离去实在太过突然。“去年11月学校组织体检，当时查出来他患了胃癌，但之前他身体并没有不适，直到住院之前体重也没有下降。”杨军说，张哲平时生活规律，突然患病、离世，令人唏嘘。
青壮年一年至少要做一次体检
两名学者英年早逝，也引发了一个话题，青壮年该如何保护自己?
江苏省级机关医院体检中心主任王建安说，一般40岁以下的青壮年，至少一年要做一次体检。在这些体检中，可以有效提前发现“三高”的征兆，也就是高血压、高血糖以及高血脂，这样可以有针对性预防。即使是白血病，有可能也会提前从体检中的血象里看出异常，早发现更加有利于后期治疗。
鼓楼医院专家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很多年轻人平时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心脏疾病，但是却突然出现急性心脏病发作，而且病情相当严重，主要原因出在紧张的工作环境和过度工作上，长时间疲劳工作会引起人的神经、内分泌系统紊乱，突发心律失常等紧急情况，严重者会导致猝死，俗称“过劳死”。
不要以为年龄小就可以消耗身体
专家表示，青壮年不要以为自己年龄还小，就可以消耗身体。如果工作上长期硬拼，生活上长期熬夜，就可能引起因神经系统过度紧张，而导致的神经衰弱、溃疡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此外，长期睡眠不足，还会造成大脑受损，促使早衰。一日三餐不能正常按时进食，有些中年人因工作和学习紧张还会引起胃溃疡、低血糖，甚至引起昏迷、休克。
另外，俗话说“四十以前人找病，四十以后病找人。”最关键的是，病痛不拖延：不少中年人时常感到活得很累，经常出现头晕、乏力、胸闷、心悸等，还满不在乎地拖延就医，结果小病熬成大病，轻病拖成重病，以致失去治疗的良机。(顾媛 朱俊俊 金凤 刘峻)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4-13 16:13
引用:
原帖由 英古阿格 于 2013-3-25 14:54 发表
沉痛。沉重。沉思。
把自己照顾好，也是对社会的负责。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4-13 16:15 标题: 徐雁平：学友张晖
豆瓣 2013-04-04 14:15:05
张晖(1977.11.14-2013.3.15)在读崇明中学时，就对传统文史之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与他在南京大学结识后，发现他对晚清以至民国的学术史特别熟悉，这种熟悉不仅限于知识与掌故，而是表现在读书的门径上面，对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何人之学是可以效仿的专家之学，皆有见解。我暗叹，他依循的是正轨，已经开始登堂入室。他起步的时间，至少要比我早六年。有一次就好奇地问他如何能在高中时代获知近现代学术史的资源，回答是看山西人民出版社8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得来的。那套书谈人生经历、治学经验、读书方法、学林掌故等，内容十分丰富，用心体会，仿效借鉴，于是滋生了最初的学术梦想。我曾听一位很有造诣的前辈学人说，欲治中国文史之学，须知(或通)近现代学术史。此中牵涉问题较多，但对于张晖而言，他在近现代学术统系断裂的时代，无意中续接上那一并不遥远的优秀学术传统，这大致是古人所说的道既衰“而以经为师”(徐枋)的路径。现在回头看张晖十多年的学思历程，这一阅读与选择，构筑了他学术世界最初的图景。他的学术论著或者阅读兴趣，似乎都由那一旧传统发端变化而来，如关于龙榆生的研究，对章、黄学术的阐扬，以及最近几年十分用心力的钱澄之及南明诗史研究，皆可见其“恋旧”情结。旧，是指传统，或旧传统赖以生存的“文化遗民”。因为有这一因缘，他的文字便有一种特别的情怀与气息。张晖能得到老辈学者如施蛰存、卞孝萱、吴小如等的器重与指点，并逐渐建立他自己的老、中青学人交往群体，或许也是由于这一因缘的牵引。
张晖是南大文科强化班第一届学生，1995年入学。其时主其事者为张伯伟老师，一群怀抱理想的学生遇到一位更具理想且学问蒸蒸日上的老师，还有各系选派学术最强的老师来授课，可以想见当时师生讲习景象。事实上，前几届学生中有多人走上学问之路。后来与张晖闲聊，说张老师是他们班的精神导师。张老师投入心力颇多，然学校制度限制，大量时间耗损于琐碎之事，后不得不退出。2009年他们毕业十年，师生相聚，据张晖说有相拥而泣的场景。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文科强化班渐衰落，不久改为“应用文科强化班”，到去年，主要面向商学院的“应用文强”也停办。师生相拥而泣，或许有感于时间的流逝、人事的变迁，或许有感于人文理想的窘迫境况。到大学三年级，张晖的《龙榆生先生年谱》初稿已完成，接管文科强化班的张宏生老师遂筹划修订出版。张晖在这时已经成为南大文科教育的典型，在学校的宣传报道中持续五六年之久。
因为更高远的学术理想的推动，张晖于2002年研究生毕业后，转从香港科技大学学人文学部陈国球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选择，对他的学术拓展而言，至为紧要。如果继续在南大读书，他很可能顺势沿续此前的学术研究，做清代词学研究，做文献考订，还有词派研究。凭其资质与勤奋，取得好成绩，可以预料。在香港的求学，他有意搁置他熟悉的词学研究，淡化擅长的文献考订，而是充分考虑指导老师及香港图书资源的优势，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转向较为陌生的领域，选择兼合文学批评史与学术思想史于一体的“诗史”专题研究。从《诗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可见南大学术训练的某些印迹，但整体上看，已经是一种新面目了。从理论素养、分析能力等方面来看，张晖的学术转变无疑是成功的。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他获得到台北“中央研究院”做博士后的机遇，从钱谦益研究专家严志雄老师学习。严是耶鲁大学孙康宜先生的弟子，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多有心得。张晖所获教益，在他的钱澄之诗歌研究中多有呈现，并进一步影响到南明诗史的探索。前些天听张晖夫人张霖说，他还计划在“帝国三部曲”完成之后，到美国知名大学学习一年，寻找新的研究空间。回顾张晖已走过的路和未能实现的计划，他一直处在转益多师、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他清楚自己往后的每一步;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忧虑：我这些问题研究之后，是否还能找到更有价值的问题?
学术研究中，如何突破自己，取得新的成绩，是张晖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也是他成为优秀青年学人的特质。因为多年的交往与研究方向的近似，他对我也有很高的期望，在我的日记中，有两次在北京见面谈学术创新的记录。2009年7月22日，我在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看书，晚饭后他约我沿故宫附近的街道散步，其时槐花开得正盛。我正在编《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他提示我，做这样的大规模的工作，一定要有大判断，大关怀，要追问这样做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理解是否能提供新的视角、新的观点，不要仅仅局限在做一部有用的工具书。2010年9月5日，到中科院图书馆看书，晚上与张晖、三联书店曾诚在魏公村附近一店内聊天。谈南大中文系近况，三联书店新书，“还有我与张晖多次讨论的老问题，那就是学问的突破。”去年我在规划新的研究计划时，想好三个题目，其中有一个是偏重文献梳理的，他主张我将此题目留到精力衰退时做，因为现在做，轻车熟路，容易养成精神上的惰性。但迫于学术考核的压力，这次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我的日记记录简单，邮件亦如此，很多时候，是打长途电话，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长谈。电邮中只是保留一些谈学术研究的断片，如2010年10月4日电邮：
假期在家赶写论文。我11月下旬要去台大参加一个文学批评的会，正在写一篇有关清初唐宋诗之争的文章。中大(中山大学)论文已写就，尽量想在方法上有所突破，将来有关钱澄之的小书成书时或新颖一些。寄上请多多提些意见，以便我修改。
2011年5月20日，我在图书馆借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陈永明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电邮提醒张晖注意。他在5月22日的电邮中回复：
陈著已看到，是一本有水平的书。但史家取径与我等不同，南明问题，其实有待开发者很多，若陈著者，但见功力，议题却都是旧的。只在局部调整论述，整体未见其眼光。再者，史家评判人物颇冷酷，一片冰凉世界也。
张晖以学术为志业，纯粹，谦和。我们在电话中闲聊时，却直截，大胆，不免涉及当今学术研究现状，其中包涵大量对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看法。有些想法，经我编排，形成文字，呈送莫砺锋老师、徐兴无老师，其中包括创办《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编辑“清代文学研究丛书”、举办清代文学国际会议、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学术氛围营造等五项，而最终得到落实的只有首尾两项。这些建设性意见，可见他对自己母校的情感，还有他不只是做自己学问的入世心态。谈话中，有时我们两人会口无遮拦地评论学界前辈，甚至老师辈的学术研究，评判标准仍然是学术是否有突破。老师期望学生进步，学生也期望老师进步。我们也发现，当下的学术研究及学术氛围已日渐偏离从前的预想，功利的过度追求与学术权力的滥用，吞没了从前仰望的学术典型或学界前辈，很多学人没有达到他们理应达到的学术高度。这样的闲谈中，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深刻。《文艺研究》、《南方周末》批评汪晖时，张晖在电话中提示我：批归批，汪晖是有不对的地方，但不要一棒子打死，他是有思想、有问题意识的人，你看他提出的问题多有价值。在潮流中，不人云亦云，能有自己的眼光与判断，这又让我想起他的成名作《龙榆生先生年谱》，以及此后的种种选择。
2012年10月初，我到北京参加一个活动，又与他见面闲聊，他谈及新近在龙榆生后人处发现数量十分可观的学人往来书札，原以为相关研究可告一段落，没想到还有如此丰富的文献;又谈起关于南明诗史的“帝国三部曲”的整体构想，兴致勃勃。春节期间，我写完蒋寅老师《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书评，因有不少思考与批评，就传给张晖看是否合适。2013年2月28他电邮回复：
写得不错啊。我开了个头又放下了，惭愧。刚才数了数，竟有八项工作同时在干。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同时做的八件事，据往日闲聊推测，应有《龙榆生全集》的编纂，“帝国三部曲”第二部的写作，还有一篇论文，为参加今年九十月间程千帆先生百年纪念会议准备。同时做八件事，这是怎样的工作强度啊。3月11日，张晖给我的电邮：“最近亚健康，无法做事。在家基本平躺。”他浑然不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承受不停息的勤苦劳作，还有那理想燃烧产生的强大推动。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4-13 16:17 标题: 刘海滨：学问的境界——送別張暉
豆瓣 2013-04-04 14:23:13
張暉的家在崇明，每次回家或者來上海開會，都會抽空見一面，所以畢業后我們見面次數算是多的。每次談話我都能感覺到他對當前學術環境的不滿，同時又滿懷希望和抱負。有一次，我談起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和自己的人生定位，他聽得很認真，我知道他未必都同意，但內心一定有共鳴，而他表達的不多，這符合他一貫的謙虛和溫和的風格。最近兩次見面，他都是到復旦開會，行色匆匆之間，看得出他背負了許多學術任務和計劃，談話也沒有上次那樣充分，我內心頗覺有些遺憾。聖誕節的晚上，在燕園賓館門口揮手作別的時候，還想著下次有機會再深談。不意這竟是最後的見面。
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跟張暉說些什麽。也許我會這樣說：
學問的境界，大致可以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功利境界”，就是著書只爲稻粱或者其他什麽謀，此類人現下最多。
第二種是“趣味境界”，即做學問是出於對學術本身的興趣，並且安於和享受這麼一種樂趣，從而不在乎或忘記了現實利害和物質的匱乏。如今這種人已然不多。
第三種是“理想境界”，這類人對於學術有天然的興趣，同時對時代和現實富有熱情和敢於承擔，對社會和文化的責任與關懷有助於打開心量，從而從個人趣味的狹小空間中超脫出來，這種境界的典型是將興趣和責任融合無間，轉化為一種人生理想，這成為追求學術的原動力。當今之世，這類人實屬稀有，我們應該倍加珍惜。並且由於胸懷天下、勇於擔當的精神和氣質，這類人具備了進一步向上超越的可能。
第四種是“生命境界”，這類人一方面將關注外在事物的興趣收歸生命本身，學問不再是對於外在的某種事物(包括功利、文字、文化等等)的追求，而是出於生命本身的需要，學問即是提升生命境界的途徑。(此即孟子所謂求其放心。)一方面將個體生命與他人和社會相融合，超越了個體生命的局限，關懷別人、關懷天下就是關懷自己，並且通過關懷別人和社會的方式來成就自己。(此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時興趣和責任都昇華了：生命即學問，學問即生命，生命不再因為向外追求而彷徨苦悶，學問不再是以生命的耗損為代價，而與生命的充盈互為因果。(此即遁世無悶，舉世不見知而無悶。)同時責任也從由於關切而產生的緊張焦慮中超越出來，從對得失、效果、目的的關切中跳出來，做事只問是否符合道理，是否盡心誠意。(此即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此時的學問已經超出了狹義的學術研究，無論何種職業都可以是學問(這本來就是傳統的“學問”二字的含義，所謂世情練達皆學問，所謂運水擔柴無非妙道)，無論做哪一行當，對於生命而言都是提升的途徑，對於事業而言都可以在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儘量做到極致。真正達到生命境界的人，即超越了“小我”，將個體生命與宇宙生命洪流合而為一，此雖古往今來亦不多見，但重要的是，真正的學問中人應以此為方向，意義就在這自強不息的過程中。
依我看，張暉正屬於第三種境界，因此我懂了，爲什麽有那麼多人珍惜他，懷念他，因為大家都看到了他身上與生俱來的那種爲了理想，勇於擔當的精神特質，這是除了才華以外，更能打動我們的品質。而他本來是有機會通向第四種境界的，這是我特別為之痛惜的原因。
其實也不必惋惜，我相信在另一時空，張暉的生命和學問之路仍在繼續，他依然在奮勇前行，所以我要對他說這些話。
張暉的突然離去帶給我的震動是前所未有的，對於人生無常，生命只在呼吸之間的感受從來沒有這麼強烈過。張暉的敢於擔當，勇猛精進，都給我以激勵。激勵我每一個當下，超越俗念和庸碌的包圍，挺身而出。就像一位朋友說的，張暉用他的死給我們以加持。如果真是這樣，張暉的離去，於他於我，可以兩無遺憾了。
張暉是三月十五日走的，十七日凌晨我夢見張暉來向我(我們)告別，他先雙手合十，再拱手上舉到頭頂。我立即醒了，感到欣慰。他真是一個厚道重感情的人，我想這是讓我轉達他對同學友人的感謝和告別。像他這樣一個人，一定有一個好的去處。
十九日臨近中午的時候，從八寶山殯儀館出來，天空忽然飄起了雪花。我知道，這次張暉是真的走了。
劉海濱
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癸巳年二月廿三日午，記於滬上無畫齋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4-13 16:19 标题: 炎仌室主人：追记张晖先生学行二三事
炎仌室主人的主页 豆瓣 2013-04-04 19:20:42
刚刚过去的这些天，我的心绪一直不能平复。作为张晖生前热心提携过的许许多多年轻人之一，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合适地表达自己的难过。也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遇到像他这样热心、细心、真心待人的师长兼朋友。我更不知道以我绵薄之力，究竟能为张晖的家人奉献哪些实质性的帮助。在那个黑暗的3月15日，面对ICU病房显示屏上急速下降的心率，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无力。“宿草新坟多友生”，本以为是很多年以后才会开始的事情，没想到竟毫无预兆地成为眼前的现实。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他那带着少许江南口音的来电，再也不会在“未读邮件”中看到那亲切而独特的“胤兄”、“胤兄如面”的问候。相信我的悲伤，也是海内外许多年轻朋友共同的感受。天之报施善人，竟然如此惨酷无情，谁能不为之心碎!
在深切体味这人世间大悲恸的同时，我也知道任何“过情”之举，都未必是生前从来以憨厚笑容迎人的张晖先生所乐见的。正如他的知友们所述：张晖一贯以理性与同情心(恰如古人所谓“忠、恕”)对待友人，同样以缜密的思维、宏大的格局、细腻的考证来对待学术。作为彼此无所不谈的朋友，和张晖先生的深交不过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张晖也许只是一个侧影。我们更多是以著作、论文、书信为媒介的文字之交，即便如此，我仍然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声光，认定他是一位专注于学问而不闭塞、有阅历而不世故、热心助人而不过分用情、为人处事都极有分寸感的好前辈。
一
我和张晖先生相识甚晚，虽然读到他的《龙榆生先生年谱》，已是多年以前的事情。那时候我也正读大三，想着自己的学年论文。记得是在万圣书园旁边的一个打折书库里，偶然觅到这部篇幅紧凑而内容厚重的著作。细读一过感触颇深。第一是觉得南大真了不得，拿自己同一阶段的学力与之相比，颇觉惭愧;第二是佩服其文字温润稳健，有清季民初学界老辈的风格，却从不故作摇曳。于是记住了这个名字，还知道他好像有个曾用名叫张樾晖。
此后便一直牵挂着这个名字，也关注他新出的著作和论文。2010年8月，我和同时在学的妻子袁一丹申请到一笔小钱，办了个题为“活在现代的传统”的小型研讨会，意思是要把两岸三地研究近现代时段内古典体式和古典接受问题的年轻学者集合起来。这个主题对评议人的要求比较特别，最好是能贯通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领域。会议征集到有关词学的四篇文章，我又想到张晖这个名字。从南大的老友童岭那里要到联络方式，尝试着发出一封邮件，没想到立即得到了爽快的应允，随后又发来详尽的评议稿。
尽管相见恨晚，三年多的书信来往却很频繁。张晖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很简短，就是回复研讨会之事：
胤兄如面：
承邀，能参与盛会，是我的光荣。具体听您通知。
祝好!
张晖上
这个“胤兄”是张晖先生赋予我的独特称呼，别人没有这么叫过我，直到最近也是如此。至于我对他的称呼，一直是“张晖老师”。这或许显得生分，在我却是真心佩服他为人，认为不妨兼作师长和朋友。一开始他曾说“不要再叫老师了”，后来知道我生性拘谨，也不再坚持，这让我很舒服。
成就我同张晖初识的这次会议，其实完全是动员北大的同学们DIY办起来的，谈不上什么规格。但张晖先生却作了很充分的准备，所撰评语格外体贴细致。大家都对张晖评议的诚恳态度印象深刻，更佩服他言谈之中流露出的自然风度。民国时代，北大和在南京的“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一系有很不一样的学术风貌。这种南、北隔阂的情形，至今还不无残馀。在人们印象中，“常为新”的北大人多半思维活跃、见解高明。至于南大学子，就我接触的朋友而言，则往往沉潜笃实，又在温柔敦厚之中，自有一种风流古雅的态度，最是难及。这或许也是因为后者保留了一条未曾中断的学术统系。
在张晖负笈南雍之年，程千帆先生还在讲课。后来更因为词学因缘，亲承施蛰存、吴小如等学界老宿的教泽。在这些真正的读书人中间浸润既久，气象自然峥嵘，又因为天性的淳挚，外形而为人格的涵养。即便是像我这样内向容易紧张的人，跟他说上不几句话，就会完全放松下来，侃侃而谈。对于我们这些后进者而言，张晖先生也可以说是一种“活在现代的传统”，他身上带着我们无法亲炙的许多老辈学人的作风。
二
那次开会以后，我们常有书信来往，大概半年左右会聚一次，谈谈各自的见闻。若从平时通信和他著作的文字上看，张晖可说是“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半点尘埃”了，但对面谈话的印象，却让人觉得很通脱，也很实在。张晖老师并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型学者。他颇注意观察学界的整体动向，对与此相关的人脉、制度、掌故，无不了然于心。后来调到《文学遗产》编辑部，他手边的杂事更多了。尤为难得的是，身处这样一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学术要津，张晖老师并没有忘却专业研究的责任，也从来没有被行政事务汩没掉自己的性灵。当然，这种坚守和兼顾，需要极大毅力和极多精力的付出。
算是“古代文学”的同行吧，我跟张晖老师的很多对话是关于这个学科的思考。他会告诉我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忧虑：文学研究的创新能力赶不上史学;近年来出现往史学靠拢的成果，在学风上日渐扎实，却也带来了碎片化的问题;古代文学研究对当代思想、社会现实的介入有限，一旦不慎涉水，又会在学术上失范。去年8月7日，张晖老师传来新撰《无声无光集》一书的自序，信里提到此序“可见弟年来心境之坏。聊供一笑。或可砥砺也。”尽管如此，他从来不以这些坏心境来打扰我们的好梦。他总是鼓励我和一丹要好好做，无论周遭环境和学术风向如何变化，认真做出来的东西总是磨不掉的。
我自己这两年间处在极为焦虑、彷徨的过渡时期，张晖先生总是尽他所能给予帮助和安慰，提供各种信息和线索。2011年6月，我的论文通过答辩，却因谋生计拙，一时没有去处。绝望之际，给朋友们写信打听消息。他收到信后，当即联络了在港的张宏生教授，有意为我争取到南大做博士后的机会。虽然我最终并没有南行，但张晖前辈和张宏生老师的美意，却让我和业师夏晓虹教授都非常感念。我在北大做博后期间没有公费名额，还要在外租屋，颇形拮据。他便介绍我给报纸写书评，在练笔的同时，也能获得些许收入。
我接到张晖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在3月10号的晚上。他问我能不能细谈。那是一个悠闲的星期天，我正在朋友家中帮忙炒菜，围裙还没有脱下来，便让他先说。张晖先生知道我在忙，简单说完事，就挂了机。如果早知道四天以后在医院里再也叫不醒他，我无论如何都要放下手边的任何事，和他深谈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我们认识得太晚，事务性、学术性的接触又占据了太多时间。近几天看到张晖故友的回忆文字，我愈加悔恨自己只认识了一个学行拔群、为人忠信、时时记得为后辈排难解纷的“张晖老师”、“张晖前辈”，却错过了如许可爱、如此葆有赤子之心的“老灰”。
三
张晖先生的学术领域，大概可以概括为“近世文学”，亦即宋代以降的诗文之学。他尤其擅长从诗学角度发掘世道人心的迁移，关注晚明、南明、晚清、民初等思想文化史上的转折时期，致力于近现代学人回忆录、学术史资料、闺阁文学及乡邦文献的点校整理，则又非狭义的“文学研究”所能涵括。除了前面提到的南雍学统，张晖先生曾在香港读博士，在台湾中研院文哲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我们从新近出版的《中国“诗史”传统》一书中，可以读到他与西方晚近文学史理论对话的雄心，发现他对于数十年来台湾、海外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的持续关注。然而，这部横跨宋、明、清时代“诗史”观念的大制作，或许不过是张晖整体学术设计的一个导论，关于南明等的“帝国三部曲”才是其学术主题的真正切入点。
而在我所熟悉的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张晖先生不仅是功力深厚的学者，更是相当活跃的学术组织者。这当然不是指“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之类的头衔。从大三完成的学年论文《龙榆生年谱》开始，张晖先生在近现代文学史、学术史的史料领域结实耕作，更致力于集结年轻有志者，为近年来颇为沉寂的近代文学研究开辟新路。我想点出最近几年他开始着手规划的一些工作，或者能补充张晖先生作为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些侧面，也希望后来者继起，完成他未竟的遗业：
1、《太炎诗笺校》
2010年8月25日初识张晖先生，我赠以刚发表的一篇有关章太炎的文字。他随即回电邮来，除了一些鼓励的话，更提到：“弟正撰《太炎诗笺校》，初稿写定后当寄呈 删削，届时盼不吝赐教。”我得到这个消息非常期待，因为初时也曾稍治章太炎的诗学，认可太炎将辞赋歌诗与列国春秋、《史记》归于同流(见《国故论衡•辨诗》、《菿汉微言》)的看法。谁都知道章太炎文章的难度，其诗学与时局紧密联系，要想得到正解也不容易。以张晖先生的治学广度，正是笺校的合适人选，希望遗稿整理者能注意这部稿件。
2、《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2011年7月中旬，张晖先生跟我提到正与同所的张剑先生筹划一种近代史料丛书，以书札、日记、奏牍、政论及不常见的诗文集为主，让我也报一些选题。当时在兴头上，又兼论文刚写完，我一下子报了《袁昶诗文集》、《梁鼎芬诗文集》、《朱一新诗文集》、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蒯光典《金粟斋遗集》五个题目。但随后便接到了其他的点校任务，此事只能搁下。到当年11月，这套丛书审批通过，张晖先生又来电希望我和一丹能分别做两到三种。然而年来困于琐事，虽然搜集了一些底本，却一直没有着手去推进，实在有愧前辈提携的雅意。到去年夏天，我拿到丛书第一批十种数目，除了梁鼎芬、朱一新、蒯光典三种(蒯集改为《合肥蒯氏家集》)，还有《曾国藩友朋书札》、《常熟翁氏家书》、《郘亭日记•旧山楼日记》、《高心夔集》、《朱彊村集》、《龙榆生杂著》(以上两种由张晖先生校对)、《黄秋岳集》、《徐兆玮杂著四种》等多种稀见或重要的史料，并已确定由凤凰出版社在2013年推出。这套丛书选题的汇集，以及资料馆藏、点校者、出版社的联系工作，无不凝结着张晖先生的心血。
3、《近代文学评论》集刊
今年1月29日的晚上，张晖先生来电，一改平时沉稳庄重的口气，兴致之高溢于言表。原来他刚刚跟中华书局谈好一个计划：“商定出一近代文学研究期刊，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每年出两期，每期一个主题，大致二百馀页即可。拟采用轮编制，重点推出青年学者。余感其公心、热心，但恐近时百端忙碌，不暇顾也。”(据笔者当日日记)
记得电话中张晖先生还提到：最近感觉状态很累，但看到学术如此，不能不舍身去做事。现在想来，当时他应该在身体上已经有些不好的感觉，却依然拼命从事学术的奉献，愿意在幕后做默默的推动。挂断电话后，我很受鼓舞，想了一下这刊物的名字，觉得倒可以取陈衍评近代诗的话，叫《变风变雅》。紧接着便收到张晖的邮件(从信的口气看，似也曾发给过其他师友征求意见)。一打开信件，我不禁大呼“于我心有戚戚焉”：
胤兄：
我是这样想的：
1，刊物拟叫《近代文学评论》，你看可好?原拟叫《变风变雅》，出版社觉得太雅了些。按我的本意，叫《近代评论》更好，这才有晚清民国的风范嘛。想听听你的意见。
2，半年出一本书(刊物是以书代刊)。每本书一个主题，请一位或两位学界年轻同行主编，就他们所关心的论题，邀请朋友撰稿。封面署编者的名字。即所谓的轮流主编制。
3，我做幕后的推动者，帮助编者和出版社之间联系，促成每期刊物准时出版。绝不在封面上署名。每期刊物属于编者的独立成果。
4，每期五篇左右的论文，十万字左右，印刷出来后即200页左右。是一本较薄但装帧雅致的刊物。
5，五篇左右的论文组成一个有机体，内容具有学术前言性和问题意识。编者加一有力的导言。
6，希望理论性较强。即使有些论题比较传统，也要加强其理论的色彩。
……
倘若觉得此事可以做下去，那么，一定请你帮我计划十来个可以开展的论题。另外，告诉我你本人最想负责主编的一两个论题的研究旨趣、作者等。
期待回信，然后我们再商量下一步。
张晖 顿首
我回信说刊物题目不妨直接就叫《近代文学》，所载在论文之外，可以加入笔谈、书评、校笺等内容;每次可由轮编者组织作者开一小会，借重这个刊物为平台，集合一个青年近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共同体。我一心想等着统筹这一切的张晖安排妥当，便可大干一场。没想到竟成了终天遗恨!
这是张晖生前给我的倒数第三封信。接下来一封信，他问我要郑毓瑜、王德威两位学者的新著，前次我答应寄去的;最后一封信，则是问我要即将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一篇文字的英文提要。2月3日，得到他的短信，说收到了我和一丹寄的书和贺年片。过年时候我们回南方，没有太多联系。年后的3月9日是一个沙尘漫天的星期六，我去旁听中文系的“文章学”会议，见到张晖生龙活虎的最后一面。他还不忘介绍我给张剑先生认识。3月10日匆忙中接到他最后的电话。然后，便是那个怎么也抹不去的3月15日。
十分感念那天早上张霖前辈强忍悲痛打来的电话，使我得以见证和陪伴张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三年间，“张晖”是经常在我日记中出现的名字。他是一个非常有心也很有决断力做事的人。他想起你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问候;他时常留意你的需要，看到任何可能有所帮助的信息，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固然，张晖先生首先是一名杰出的青年学者，是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学术人材。但他的信念不止于此，他喜欢与人结缘，成为许多年轻人心中的一根标杆、一个结点。也许换了别人，我们只是惋惜学术界又过早陨落了一颗亮星;但少了他，总觉得心里缺了一块，仿佛同这个世界的联系断了一根线。
我多么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那个明媚的冬日的上午，我们来到张晖、张霖的新房。大厅里满是阳光，窗外是错综的铁道。小贞观头上跟我一样长着两个髮旋，喜欢和着音乐手舞足蹈。张晖先生向我题赠新著的时候，他的父亲从房间里走出来问候。那是一张和千万操劳一生的父亲一样爬满皱纹的黝黑的脸，此刻却洋溢着满足。……
2013年3月23日写于万泉河北
(载2013年4月3日《中华读书报》，刊出时略有删节。)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4-13 16:21 标题: Amadea：清明·悼素未谋面二师
豆瓣 Amadea的主页 2013-04-05 05:21:43
Dasha老师是去年12月初过世的，知道消息的那天晚上，坐在书桌前久久无法平静，出门往圣保罗大教堂的方向疾走一番，又转而去图书馆借了里尔克的诗集来翻看，惟愿借以他最爱的诗人谋得些许告慰。很久以前从艾洛、aire和阿丢几位老师的日志和推荐里知道了Dasha，那时自己已经暗暗立下十年二十年也要翻译完塞尔努达的全部作品的心愿，因而对Dasha老师倾尽十余年心血翻译里尔克的德语诗全集仰慕不已，虽从未有过直接联系，他却始终是我任何软弱和沮丧的时候背后鞭策的声音，让我知道，既然热爱，既然下定决心，就没有放弃的理由和权利;让我清楚地看到，翻译外国诗歌要想做精做好，除了双语的文字功底，还有多少研究的功夫要下;于是明了这是条怎样的长路，艰难却迷人。
张晖老师是今年3月中过世的，最初知道消息是那一日比较文学系仅有的三个中国人小聚，席间M告诉我她的一位本科老师的丈夫英年早逝。隔日具体的消息和悼文陆续在社交网络上转到我眼前，慢慢知道他是社科院中文所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无论品格还是能力，都是真真踏踏实实做学术的人。扼腕叹息之余，看到他在本科和硕士时已达到的学术水平和心无旁骛的赤诚之心，不禁自感羞愧不已。虽然张晖老师的研究方向与我相距甚远，他的治学态度依旧成为我心中新的鞭策。念及出国之前去系里的老教授家拜访话别，老师曾经语重心长地与我探讨学业悉数完成后的打算，社科院外文所的字眼在谈话中不时涉及，而今那里依旧居于我心中最严肃的选择和目标前二之列，对张晖老师迟到的了解虽然让我看到了学术机制残酷的一面，令我久久无法忘怀的更多的还是潜心学术、坚守孤独的品性。
清明，悼此素未谋面二师。这也许是个说梦想有些太早或太空的年代，但是他们沉默的坚持里最大程度地诠释了文学翻译之梦、文学研究之梦。对我而言，这就是足够的勉励。世事无常，感谢他们留下的印迹。愿安息。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4-13 16:22 标题: 张宏生：斯人虽去，声光永存──怀念张晖
豆瓣 2013-04-05 16:24:12
张晖过世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几番提起笔来，又复放下，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而且，我也深知，即使我写出来，也一定是所言远不及所欲言。
张晖是我的学生。1997年秋，我从美国访学归来后，开了一门题为“《词选》研究”的选修课，教学对象就是他们班，当时，他作为南京大学首届文科强化班的学生，刚刚进入大三。文科强化班要求学生们先期介入科研，因此他们在大三时，为了做学年论文，就开始配备导师了。由于他的学术兴趣在词学，经双向沟通，我就成了他的导师。他比较内向，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若是有了感兴趣的问题，也能滔滔不绝。接触中，觉得他阅读面广，富有学术热情，喜爱治学，在年轻一代中，非常难得，而他也告诉我，在高中时，他就已经读过我的书了，这也使我不免惊奇，因为，在高考的指挥棒下，还有年轻人能够有兴趣，而且能抽出时间为此不急之务，此前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因此也深感很有缘分。他那时已经开始对龙榆生进行研究，经常出入各图书馆，广泛搜集文献，而且还千方百计和龙榆生的故旧门生相联系，掌握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我们几位老师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课题，因而鼓励他锲而不舍，不断深入。经过两年的沉潜，他撰成二十万字的《龙榆生先生年谱》，并由上海学林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他的身份，还只是一个本科生，这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一件事。因此，著名文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吴小如教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超过一些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甚至超过一些中年学者，这是对张晖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新一代学者的热切期待，当时即在学术界传为美谈。
大学毕业后，张晖以优异的成绩被免试推荐为南大中文系的硕士生，仍继续随我从事词学的研究，侧重点则自民国上移至晚清。三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刻苦努力，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扎扎实实地搜集材料，写作中则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以问题意识贯穿始终。2002年6月10日，南大中文系举行硕士论文答辩，张晖的论文受到了答辩委员吴新雷、许结、严杰、俞士玲等教授的高度评价，不仅被评为中文系的优秀硕士论文，而且后来还被评为江苏省的优秀硕士论文。大概在1998年底，他的硕士论文已经初具规模的时候，我们曾就他未来的发展，有过一番探讨。当时，尽管他有着现实生活上的种种顾虑，特别是家庭经济状况有不小的压力，也曾一度犹豫，是否中断学业，去找工作，不过，对学术的热爱最终让他无法割舍，因此，立志要继续求学，走艰苦的治学之路。他对自己有学术自信，却也总是不满足，期待新的突破。我们师生二人想到了一块儿。我觉得，他在南大7年，已经深得南大学风的精髓，尤其在注重文献学方面，有着自觉的追求。他既然已经确定了走学术之路，则尽管可以留在南大，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总不如博取众长，转益多师，更能够开拓格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陈国球教授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早期研究明代诗学的复古思潮，后来研究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都做得很出色，尤以理论思辨而见长。我认为，如果能够到香港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张晖同意我的意见，积极投入准备，结果一试而中，考入科大，以陈国球教授为导师，并同时随陈建华诸教授学，受到了严格的训练，特别是在文学理论方面，进步突出，成功地把以前的学术背景和在科大之所学融合在一起，二者互补，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诗史传统，先后于2007年和2012年推出了台湾版和大陆版，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在这部书中，他将深厚的文献功力和敏锐的理论触角结合在一起，对这个传统的命题，做出了全新的阐释。而在博士毕业后不久，他又有机会到台湾中研院随严志雄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在严教授的指导之下，张晖也颇有创获，特别是研究钱澄之的诗学，思路别致，格局宏阔，可惜还没有最后完成。
张晖来到香港之后，一开始不大适应，但很快就度过了磨合期，三年中，过着非常愉快的书斋生活。虽然相距数千里，但我们的联系仍然很多。2003年上半年，我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孤身在外，师生间就有了更近距离的交往。那年的春节，他也沒回上海，我们就一起聚餐，一起散步，一起聊天。当时我住在火炭山上的浸会大学宿舍，有时他来看我，谈得高兴了，不觉夜深，他就会住在我的宿舍里。四月的一天，我专门到科大去找他，看了他们的图书馆，也看了他们的宿舍，特别是在校园的海边徘徊良久，听他说着在科大的点点滴滴，和老师的相处，和同学的交往，读书治学的所得……。五月的一天，他陪我到旺角逛书店，七转八转，在不同的书店进进出出。街上人头攒动，那些书店往往隐藏在偏僻的角落，多是在二楼，可是他却非常熟悉，找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可见他肯定是这里的常客，这也使我想起他自中学时就一直保留的这个爱好。那半年，我们接触很多，感觉他更加成熟了，而且有了一些新的格局，新的思考。比如说，关于文学研究中如何对待理论，他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他有了更大的抱负，雄心勃勃地期待在学术研究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博士毕业后，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才，他找工作并不像一般毕业生那么困难，有好几个单位都对他有兴趣。不过，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最终选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出这个决定，他不是没有犹豫，最直接的原因是这里的收入太低。他是2006年进入社科院的，2007年10月，我到北京参评项目后，曾到他家看望，他的工资单正摆在桌上，对我这个老师，他也不保密。我看了一下，他的全部收入加起来，也就一千三百多，可以想见，一年多以前，应该更少，京城居大不易，何况他的家境一直就不怎么好呢。可是，他仍然还是做出这个选择，这里有一个最直接的触因，也最能说明他的动机。我的师弟蒋寅是文学所古代室的主任，他非常欣赏张晖。有一天，他带张晖参观文学所，特别是参观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面对那丰富的藏书(许多都是珍本)，以及便利的阅读条件，还有不需坐班的制度，张晖怦然心动，几乎是立刻决定申请到文学所工作。他觉得，这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对于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人，再没有比找到一个合适的治学环境让他更心动的事。而在文学所工作的这些年，他的学术也确实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从校园到社会，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每一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感受到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助感，那是一种有所感觉，却又无法明言的东西。他的努力和追求，在社会现实面前，能够有多大的力量，可能也让他感到了一些困惑。几个月前，我和他通信，谈到庄子的一句话，他说很喜欢，希望我能为他写个条幅。我一直忙，上个月才定下心来写成，尚未寄出，现在却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张晖36年的短暂生命所蕴含的学术能量，所创造的学术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足以写上精彩的一笔。他逝世前，已经出版了学术专著4部，古籍整理著作1部，编纂著作3部，并在我主持的大型国家古籍整理项目《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和《全清词•雍乾卷》中，承担了重要的文献工作。他手头正在撰写的著作有4部，其中2部基本完成，不久即将正式出版。如此创造力，在其同辈学人中，恐怕罕有其匹。而且，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既追求对前人的超越，也追求对自己的超越。今年1月2日，他给我写信，说到感觉压力大，他所谓压力，“最主要是学术本身的”，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书，“每一本都有实质性的进步”。我想，这是由于他对学术具有巨大的热忱，所以才那么投入，那么辛苦，那么孜孜矻矻去追求。而他那么热爱学术，也是由于他对学术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他并不否认学术的超越层面及其求真、求知的意义，但对他来说，最向往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现实思考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并以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呈现出来。因此，他非常推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太炎、陈寅恪等人所做的工作，而他自己研究南明诗学，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诸如知识人如何坚持自己的信仰，处于不同位置的知识人如何面对山河、江山等。从这个角度出发，他非常渴望通过重建传统，探讨文学的影响力、穿透力之类的大问题，从而在新的时代，思考中国学术的根本价值。他的这些想法，在当今的社会，展现了难得的理想主义光彩，也使他的研究具有了范式性的意义。
张晖过世之后，学术界对他的成就有了更多的理解，因而一致表示了深深的痛惜。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球教授和台湾中研院的严志雄教授认为，张晖浸润了海峡两岸三地的优良学风，并能够融会贯通，对学问有着整体性的掌控。中国人民大学的诸葛忆兵教授认为，张晖是年轻学子的楷模，如果天假以年，将来必定是学界的领军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对张晖的学术成就和谦谦君子风度印象深刻，认为他是一个功力深厚、前途无量的学者。美国卫斯里安大学的吴盛青教授称道张晖治学论道，迥异时流，心无旁骛，一心问学，同代人中罕有其匹，是中国学界的一位明日栋梁。这些天来，这些学界同道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的这些看法，让我在悲痛之余，也为张晖感到由衷的骄傲。他36岁的短暂生命，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他逝世前最后出版的一本书题为《无声无光集》，但我想，有了这些骄人的成就，他生命的声与光，就将永永远远地存在下去。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4-13 16:23 标题: 诸葛忆兵：笑言犹在耳，魂魄遂难招——追思张晖君
豆瓣 2013-04-05 16:23:00
张晖君走了!
获知噩耗，送别张晖君，直至今天，我的心情还是难以平复。
如果不是阴差阳错，张晖君应该在人民大学工作，而不是中国社科院文研所。这一切，需从我与张晖君的交往谈起。
我与张晖君的交往，是从他的第一本著作《龙榆生先生年谱》开始的。2001年四月，我请张宏生教授到人民大学作学术讲座，言谈之间，张先生非常得意地提及自己的一位弟子，在大学本科三年级时就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专著。不久，我就收到了张晖君寄赠的著作。细细阅读，其翔实的文献资料，清晰明白的梳理，直面史实的态度，皆令人拍案赞叹。吴小如先生称赞此书：“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是非常准确平允的评价。掩卷之余，思绪繁多，于是，写就《雏凤清于老凤声——评〈龙榆生先生年谱〉》一文，后发表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2002年第1期。这是我作为教师的“职业病”，发现年轻才俊，总是喜悦无限，尽力予以弘扬推荐。况且，张晖君甘坐“冷板凳”的毅力，扎实丰厚的学术功底，又非一般年轻才俊所能及。人民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较高，教学过程中，我时时能够遇见非常优秀聪明的年轻学子。面对有志学术、信心还未树立的学子，我以张晖君大三写出专著勉力他们;面对略有学术成绩、难免少年轻狂的学子，我以张晖君大三写出专著敲打他们。张晖君是我挂在嘴边的教育学生的典范案例。当然，我视张晖君为年轻学子的楷模。
而后，与张晖君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有了数次见面的机会。张晖君的朴实敦厚，张晖君的才思敏捷，张晖君的学识谈吐，都给我留下越来越深的印象。
2004年，张晖君博士即将毕业，来京求职，自然找到了我。能得张晖君加盟我们的教学科研队伍，是人民大学极大的收获。我立即向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慧林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推荐张晖君。杨慧林教授极其重视，马上约张晖君面谈，口头约定：“你毕业，就来人民大学工作!”2005年，张晖君正式向人民大学求职，免不了要走“试讲”之类的程序。试讲之后，杨慧林教授对张晖君的学术功底、学术成绩、逻辑表达能力，都非常欣赏和肯定，对我说：“不要说人事处今年给了我们中文系三个进人指标，假设一个也没有，我也要为张晖去力争。”至此，我以为张晖君进人民大学工作，只是等待办理种种手续而已。阴差阳错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其一，张晖君是春季毕业，具体负责办理手续的老师则将其纳入夏季毕业的行列，按部就班等待办理。如此一来，张晖君就有半年时间闲赋在家。其二，其时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我被指令调派，离开了中文系。凑巧我又在那时搬家，换了座机号码。我向来疏于与外界联系，手机时常处于关机状态。张晖君得知我离开中文系，又一时联系不到我，以为工作情况有变，匆忙之中，转而向社科院文研所求职。待到张晖君再次与我见面时，木已成舟，人民大学与张晖君失之交臂，杨慧林教授为此惋惜不已。每每见到张晖君新的学术成果，杨慧林教授时时提及：能否动员张晖调入人民大学。我向张晖君转达杨慧林教授的邀请，张晖君总是回答说：“我到文研所工作，诸多师长为我费心费力，我不好辜负他们。”由此可见张晖君之朴实敦厚。对年青学子而言，高校的经济收益要超过社科院许多，我也以此劝说张晖君。近日，有人谈及，张晖君各方面压力过大，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过大，或许是造成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然而，张晖君不离不弃地选择了文研所，除了回报师长的原因之外，我想：文研所有更多的时间保证张晖君从事心爱的科研工作，恐怕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我与张晖君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我常常以琐碎小事麻烦张晖君。凡我的学生要报考南京大学博士或申请攻读香港诸多大学博士学位，我总是让他们找张晖君咨询;学生有明清方面的论文，我也让他们求教于张晖君，张晖君有求必应，不厌其烦。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办《国学学刊》，我负责文学类组稿，张晖君先后给我送来两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从复明志士到穷愁遗老：钱澄之重返福建的诗歌与史学》、《明遗民钱澄之集外诗文函札辑考》，后一篇发表于《国学学刊》2012年第3期。我与张晖君最后一次通话，便是今年二月末，询问他收到稿酬否?岂知，遂成天人永隔，再无相见之时!
我一直认为：张晖君将来必定是学界的领军人物，必成大器。天不假年，伤如之何!痛如之何!张晖君，一路走好!
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4-13 16:26 标题: 郭晨：怀念吾师张晖
豆瓣 2013-04-06 12:07:42
参加完追悼会那天，一边流泪一边写下了几行文字。当时，有伤感、有震惊、也有忿恨。
斯人已去，日子依旧不紧不慢地继续着，我的心情也渐渐平复。
研二时一门专业必修为中国美学思想史，上课的老师从未见过。
第一堂课，一个背着双肩包、略显青涩的大男孩走了进来。
是刚毕业的博士生吗?我们诧异了，窃窃私语着。
他温柔地笑着，介绍了自己和课程的安排。
后来，他开始带着我们对经典文本《中国历代文论选》进行细读。
后来，我们知道了，他三十出头的样子，却已有很多著作，是社科院的副研究员。
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张晖老师的风格，如同其人，温柔敦厚。
还记得那时，我们一句一句解读文本，并不时地询问老师其他解读的可能性。
老师，可以这样解读吗?那么，可以那样解读吗?
老师微微地笑着，“可以啊”，并为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最早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便是文本的敞开性。
渐渐地，我们的胆子大了起来，上课常常开始与老师、与同学就不同观点进行激烈地探讨。
老师一种神奇的魅力便在此时显露出来，他总能让我们平和地进行激烈的探讨。
思想的火花也就此不断生发，我们也隐隐地总有种写些小文章的冲动。
课后，他会在教室里再待阵阵，那时，我们便三三两两的过去，和老师探讨各种问题。
从课堂的文本，至老师对某本书的看法。
我们与老师，渐渐彼此熟悉。他是师，更为友。在我们心中，也成为了古代翩翩君子的典范。
我们开始在课后和他聊生活与学习的种种。
本科时我主修英语的种种，中国文学的基底薄弱，小硕的学习中总会焦虑不安。
但每次与老师的交谈，总能让我平心静气，开始对自己、对未来充满信心。
那时，我正当小硕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在形象学与《庄子》的英译与阐释间犹豫不决。
老师为我分析了利弊，让我更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同时在平日里也不放弃前者。
现在看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合适的决定。
后来，老师不再被借调过来，我们却一直关注着老师的生活。
他有了可爱的宝宝，也一直笔耕不辍，短短两年又出版了几本著作。
后来，噩耗来的如此突然。
一个周末，突然接到梁鹏的电话，
说有件事憋的难受，小硕的同学只有我还在这里，只能和我倾诉。
他说张晖老师去了。瞬间的难以置信立刻转化成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涌上心头。
周三的时候还见到张晖老师的wife张霖老师，她满溢着幸福。
我的内心总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像在梦境。
随即电话了张洪波老师，希望得到否定的答复。
生活总是这么具有戏剧性。如此善良的人却有着如此不美好的结局。
我傻傻地看着微博里显示的通知：
周末，北大，老师的新书发布会——“六合丛书”之《无光无声集》。
追悼会那天，看见老师的遗体，他似乎没有变化，只是静静地睡着。
我拼命地看着他，突然意识到，老师真的去了。瞬间泪如雨下。
回来后心情一直久久不能平复。
同学们都是如此吧。爱国发给我们一个链接，原来大家已自发地在网上悼念老师。
老师的生命会在他留下的著作中得以延续吧!
而他，也将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4-13 16:28 标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倪文尖
这是倪文尖老师的悼念张晖的文字。那年，在新加坡，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一家人一直在外面玩。晖和我要么在家，要么在办公室，只有晚上太阳落山才出去逛一会儿。他一边工作一边听我说话。很安静的，过了一个月。其实，他每一天都是这样过的。就在这日复一日的读书生活中，他悄无声息，蜕变成蝶。
新浪微博 @熊猫木匠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4-13 16:31 标题: 张晖：寻找古典文学的意义—— 在“六合丛书”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人·评论】张晖：寻找古典文学的意义
豆瓣＼三联学术通讯 2013-04-07 13:36:23
〔转发此文缅怀早逝张晖〕
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从事古典文史研究的，但中西有别：吕大年先生、高峰枫先生研究的是西方古典，艾俊川先生和我研究的是中国古典。虽然在空间上西方离我们很远，但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中，西方古典的影响却比中国古典来得大。从音乐、绘画、建筑到文学、哲学，无不如此(大概讲人生哲理、厚黑学、政治权谋的除外)。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就出现了。到1940年代，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朱自清在1946年曾试图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外国的古典文学之所以比中国的古典文学更容易让读者接受，是因为外国古典文学翻译进来时都用语体文(即白话)，而中国古典文学几乎全部用文言写成，这就让在现代白话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读者有距离感(《朱自清全集》第4册，第196-201页)。我想，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而现在的情况更比朱自清那时来得严重。一方面大学生的英文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直接阅读英文读物;另一方面是文言水平的日渐降低，甚至连中文系的学生都不大读得懂没有标点过的文言了。加之海外影视作品的引进，一般读者对古希腊、古罗马的认知程度不会比春秋、战国来得少。
但特别吊诡的是，尽管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越来越少，但我们却越来越相信中国文学的成就非常高。即使在那些有兴趣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头脑中，也往往充斥了一堆符号化、标签化的知识。看上去中国古典文学被日益经典化、神圣化了，但实际上它是被日益地遗产化了。也就是说，中国古典文学已经失去了现实性，它离我们真实的人生越来越远，乃至失去了活力。
所以，我认为与西方古典文学相比，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和研究其实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提出这个困境不是要和西方古典打擂台，比高低，而是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消除障碍，让中国的古典文学“润物细无声”地重新融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丰富我们对于人生和世界的认识。
这些年，我基本上都怀抱着对古典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困惑在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我并不是一个具备敏锐思考能力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主要沉浸在古典知识的学习之中，有时还陶醉于虚拟的古典文学纯洁、高明的艺术境界中，而不曾在价值和意义的层面对于古典文学加以反思。我在怀念高华老师的文章曾提到，高老师曾对我当头棒喝，希望我不要埋头典籍而忽略现实。在跟随陈国球老师读书时，他立足香港思考文学意义也让我触动。
《无声无光集》的第一辑是对古典诗歌的阅读以及诗歌传统的反思。我所谈元稹、姜夔的诗词，基本上不是他们的代表作和名篇，但却是最令我感动的篇章。这些诗词曾深深进入我的生命，我希望用我的文字将作品的价值和美感表述出来。另外，我主要谈“诗史”的问题。中国古人对于诗歌价值的理解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之一便是将诗歌作为历史来阅读。我既有从宏观的理论加以反思的文章，也谈到宋代诗学中关于杜甫诗中记载酒的价格、明末清初钱澄之诗歌中记载南明鲁监国、隆武朝廷兄弟阋墙这两个例子，来对“诗史”问题加以具体的举例说明。
第二辑和第四辑是《无声无光集》中费力最多的部分，是我对前辈学者的致敬。我希望通过仔细阅读师长和前辈学者的著述或者通过对他们的访谈，来学习他们如何思考学术、如何在学术和生命之中寻找价值意义、如何平衡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多年来读书时紧紧缠绕我的问题，所以相关的文章在表述时会带有较为强烈的感情。
书中的第三辑是这些年写的部分书评。这些著作不但能补充我的新知，而且给我予启迪。他们的杰出研究让我坚信：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是光明的。
因为古典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自然呈现的，而必须通过杰出的研究来加以阐发，所以，要深入谈论古典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无法脱离当下的古典文学研究。我愿意再说说我理解中的古典文学研究是什么样子。
一、古典文学的研究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在文本的背后有着我们陌生的文学形式、文学机制、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等复杂原因，加之古今文字演变，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对于古典的接近和阅读。所以，我觉得，要用现代学术语言清晰地将古代众多的文学现象表述出来，即所谓“讲一遍”，便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从具体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文学体裁、文学流派、文人活动，到文学史、文学概念、文学理论，都要有清晰地描述和总结。
这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其实极为不易。在广泛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最严谨、细密甚至于精致的学术方式，概念清晰、逻辑清楚地将一位作家的生平、创作、创作面貌讲述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二、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目前来讲，有识之士都已经感觉到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陈陈相因不说，选题僵硬没有生气、没有时代感，已经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的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试看学术史上第一流的学者，我们就可以知道，学术的向上一路是怎么走的，而学者一旦将对政治、社会、文化的诸多不满内化为治学的驱动力，则必将大大提升学术的境界。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直到章太炎、陈寅恪，他们的研究莫不如此。具体到古典文学研究中，很多研究成果都诞生于学者对于时代的紧张的思索之中，比如朱自清的《诗言志辩》、陈世骧将《文赋》翻译为英文而将《文赋》的主旨理解为“抵抗黑暗”，均是明证。
如此一来，不免有人质疑，难道学问就必须直接呈现与时代的关系吗?必须流于用的层面吗?学问的最大意义，应当是具备超越现实和时代的层面啊。是的，如果一味强调学问的现实意义，过于强调呈现时代的紧张感，无疑会导致在追求学问(道)的过程中，削弱或取消学问本应具有的对于时代的超越层面，如趣味性、知识性及其超越性。让学术直接面对现实是现代学术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的，如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说：“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其实，强调学术的现实感，既不是要回到今文经学的路数，也不是否定学术的超越层面，而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即使你一开始抱有纯粹问学的目的。人身处俗世红尘之中，能无所感触否?而学人对于现实的关照，当然可以通过入仕、撰写时评、政评等方式来得到满足，更可以通过学术研究来加以更深层次的反思。
那或许有人问，你既然这么关心现实，为什么不直接去投入现实，而来做学问呢?哪怕是从事经济学之类的学问呢?又何必来从事文史研究?这个质疑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一开始就陷入将学问和现实二元对立的思路。试问，谁说学术要与社会、人生分离呢?是一种设想、拟想乃至于幻想吧。学术不是让人来逃避现实的，而是让人深入思考，更好面对现实的一种方式。不过，学术还承担着求真、求知的重要任务，你当然不能要求专力求真、求知的学者去太多地关注现实，但实际上，即使全力求真、求知的学者也不会和现实绝缘，只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方向和个人精力都不允许他们有太多的旁骛，影响了他们对于现实人生关注的深度和力度。
总而言之，我推崇的研究是学者应当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出发，通过艰苦的学术工作，试图回答中国从古至今的许多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很多古典文学的问题。因为关注对象的特殊性，古典文学的研究不可能全面的关注时代和社会，但文学本是一个时代的情感、精神、感觉的集中体现，研究者透过文学作品，可以观看到从古至今的整个人文世界的展开和流衍，可以看到古今的许多重要问题、核心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努力思考，摆脱目前学术界常见的文学史研究模式、文学审美研究模式，更深入地进入文学文本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做出新的贡献，为中国整体的人文世界的恢复做出古典文学研究者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古典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也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得到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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