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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茅于轼：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3-3-20 15:48 标题: 茅于轼：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一个平民经济学家直面中国改革痼疾关注社会底层民生的良心之作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2月20日 16 版）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

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羡慕。俄罗斯、日本、东欧、拉美，更不用说非洲国家，无论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会开幕、人大开会，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时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被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中国排在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第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中国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不愿意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

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与前途

2010年9月，盖茨和巴菲特来华举行慈善宣传宴会，他们的目的无疑是来劝募慈善捐款。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涌现大批亿万富翁。中国的高档消费品市场极其繁荣，高级轿车、艺术品、名表、豪宅销售极旺。在这样的背景下，募捐慈善用款理应不成问题。可是结果大出人们的意料，响应者寥寥。这种状况引起一片争议，中国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希望吗？

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其原因何在？是他们吝啬，舍不得花钱吗？不是。他们的钱很多，几辈子都用不完，出一点钱对他们来讲不会对生活造成丝毫的影响。他们的心态和一般人不同，用普通人的心理猜测他们的行为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对他们来讲，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声望。如果出钱能够挣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声望，对他们来讲是十分合算的。用多余的、用不完的东西，交换他们感到最稀缺的东西是非常理性的行为。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环境很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财富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富人是挨骂的对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还好一点，露富是一点好结果都不会有的。

中国人认同的是劳动价值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人与人的劳动差别不大，因此根据这个理论，人与人的财富也不应该相差很大。如果财富的差别大，一定是剥削得来的，是你把别人创造的财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变成了你的财产。因此富人在中国是没有好名声的。前一阵流行过原罪理论，认为中国的富人都是有原罪的。这个说法恐怕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从政治环境上看，解放后我们执行的是打倒富人的政策。农村的地主富农被消灭了，城市里的资本家被改造了。结果在中国彻底铲除了富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穷人国。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全中国没有任何个人有私人小汽车。在社会上三代贫农是依靠和提拔的对象，富人是要被踩在脚底下的。只有穷才能有前途，富则是一切祸害的根源。谁和富字沾上边，谁就会倒霉，一辈子被歧视，连子女都受累。除非你摆脱了和富的关系，或者说，除非你变穷了。

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对富字的忌讳减少了。首先对私人财产的看法从非法逐步承认其合法性。“宪法”对私人财产的规定经过几次修改，从不保护到勉强的保护，但还是扭扭捏捏，不是理直气壮。比如对公共财产的规定是神圣不可侵犯（没有说是否合法，只要是公共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对于私人财产只保护合法的。至于什么是合法的，要由别的法律来解释。这就留下了很大的灵活空间。

拥有财产会带来剥削者的坏名声，财产的安全缺乏保障。在这样的社会中露富是最愚蠢的做法。所以富人的对策是不声不响地把财产转移去外国安全的地方，而不是捐款做慈善。这就是近年来大批富人移民西方国家的背景。

这一基本情况注定了在中国靠富人做慈善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改变这一情况有可能吗？这涉及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中国是走像美国那样的道路，彻底否认剥削理论；还是像北欧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还有更理想的方式？甚至采取古巴模式、朝鲜模式，都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过这一转变即使可能，也要很长时间，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够解决的。在中国已有的观念还将存在下去，富人的地位很难有迅速彻底的改变。因此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必须另外找出路。中国的出路我认为就是普通百姓的慈善事业，而非富人的慈善事业。其实在美国慈善捐款的来源也不全是靠富人，更多的是靠普通群众。慈善成为每一个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慈善开支和吃穿用一样，是一个必要的支出。当然，其百分比不大，只不过占家庭收入的1%～3%。但就全国而言，总数非常可观，足够全国慈善事业所需。

这条道路就是李连杰所倡导的壹基金，每人每月捐一元钱。我认为这个方向符合中国的国情，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但是壹基金曾经遭遇很大困难。原因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垄断企图有关。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鼓励民间拿钱，但是操作要由政府来做。如果民间自己拿钱，自己操作，政府是不鼓励的。这一点很明显表现在慈善组织注册的规定条文，在善款纳税的区别对待上。特别是民间的慈善极难获得合法身份，因此他们不能在开设账号，没有自己的图章，也开不出捐款的合法收据。因此也不能向公众募捐，这些事只有挂靠政府的慈善机构才能做。当然，如果政府的慈善做得很好，也未尝不可。问题在政府的慈善事业往往毛病丛生。救济目标缺乏合理的针对性，操作不透明，没有热情，是冷冰冰的照章办事，还有不少贪污浪费，使得大家出钱不放心。这就大大阻碍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个根本问题是政府该不该做慈善，我认为不该。这里涉及政府的功能是什么。政府不同于一般民间组织，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武力做后盾，可以用强制措施来达到某一特定的目标，如国防、公安、纳税、食品安全，甚至环保，但是不包括慈善。做慈善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力量，相反，要的是热情和细致。这正好是政府所缺乏的。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不做慈善（但是政府调整收入差距，提供社会保障），慈善是留给民间做的事业。

由于盖茨和巴菲特访华，引出许多对慈善事业的想法。其实，不管他们两位来不来华，中国慈善事业的方向和前途是一定要讨论并付诸实施的。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茅于轼著，群言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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