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大的汉语教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位老师是Robert K. Reischauer，其兄是日后以研究日本著称的赖绍华（Edwin O. Reischauer）。Robert本人对日本也颇有研究，但不幸早亡。1937年夏天，他在上海旅行时正值日本侵华，在一次中日冲突中被误伤致死。接替他位置的是饶大卫（David N. Rowe），饶本科毕业于普大，后来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在母校教了几年后就跳槽去了耶鲁大学。此后由于二战以及其他原因，普大始终没有一位在岗的全职中文教师，直到1956年秋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的到来才结束了这一局面。
牟复礼与中国结缘很大程度是由于二战。1942年底，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20岁的牟复礼离开刚刚上了一年的大学，应征入伍。当时美国军方急需中文人才，牟被选中派到哈佛大学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培训。1945年到1946年他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官员在中国工作了一年，这一年当中不仅在昆明、上海、北平和国民党打过交道，而且也在献县、张家口和有过接触。战争结束后牟本来可以去哈佛继续学习，但是他选择了位于南京的金陵大学，并于1948年获得了学士学位。返回美国后，他于1954年获得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逐步成为一位明史专家。从1956年加盟普林斯顿大学到1987年退休，牟氏一直是推动普大中文教学和研究的关键人物，地位堪比哈佛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在饶大卫和牟复礼一去一来的十几年间，普大的中国研究也没有完全停顿，这得力于三位学者的努力。第一位是George Rowley，他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专家，但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并无师自通地研究起中国绘画史，从此直到1960年退休，他一直坚持同时教授意大利和中国绘画史。Rowley教授在中国绘画史方面只培养过一位博士生，但此人十分了得，足以以一当十，他就是后来美术史界无人不知的方闻（1958年毕业后一直执教于普大艺术与建筑学系，1992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第二位是政治学系的William W. Lockwood，他生于上海，其父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所以从小就能说一些汉语。Lockwood二战前夕进入政治学系工作，二战中被借调到美国空军，战后回到普林斯顿继续执教。他所开设的有关东亚政治的课程涉及近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经济问题，一直作为了解东亚的入门课而深受学生的欢迎。第三位学者是Marion J. Levy Jr.，他1947年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普大社会学系，他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于两年后出版。不难想见，Levy的到来使普大又多了一位可以教一些与中国有关课程的专家。
在陈大端之后，又有几位高手被引进到普大。1961年，高友工的加盟填补了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名师出高徒，日后以研究明清小说特别是“奇书文体”著名的浦安迪（Andrew H. Plaks）就出自高门。浦氏于1973年博士毕业后就留在了老师身边。1965年刘子健的加入打下了宋史研究的根基，而1971年Willard Peterson的到来则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20世纪60年代，卡耐基基金会将汉语等几种战略性语言培训的项目建立在普大，正是基于普大原有的良好基础。这个项目带来了美国其他高校对中国有兴趣的本科生，他们在普大不仅得到了为期一年的密集语言培训，还获得了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培训生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兹曼（Gilbert Rozman）。他参加完1963年—1964年度的培训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学校，但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到普大读研究生，他后来在社会学方面成就卓著，其所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一书有中文版。除了为期一年的培训外，牟复礼和陈大端还于1966年开办了暑期中文培训项目。项目采用的还是普大中文教学一贯的三原则：大量的口语训练，通过口语教授阅读，通过白话文教授古汉语。这一项目在普大一直办到1993年，后移师北京，始终备受美国学生青睐，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著名品牌。
只要说到普大的中国研究，就不能不提它的中文藏书，后者的名气也许还更大一些。最早的一批中文藏书就是举世闻名的葛思德珍本（Gest Rare Book Collection），约10万册。这批珍贵的文献于1937年落户普大，并最终于1948年正式归属普大。普大人当然不能只守着宝藏而不去开采，对于早期的学者们来说，葛思德珍本的存在是说服校方发展中国研究最好和最有力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