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英章(台湾交通大学客家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安排我第一个发言，我知道就坏了。我来之前，徐杰舜先生要我对“守土离土”这样一个主题提出一个看法，我本来想可以谈一下全球化下农村产业或农村生活的问题，因为台湾目前也是面临这样的问题。不过，从早上几位学者的发言思考出去，我觉得台湾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台湾的一些方法并不能完全移植到大陆。早上的发言中，有学者从晏阳初、费孝通在20世纪初开始对于中国农村以及中国农村建设提出的一些看法谈起，我觉得相当有意思。这个可以说是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说的long term conversation，就是“长期对话”。中国农村问题几十年来就存在，而且有不同的发展。晏阳初觉得中国农村要改进必须用西方的科学，他提的观点，我想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也认为中国农村问题不是只有这样的问题，像梁漱溟先生、费孝通先生等就从中国文化、乡土文化、乡土中国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就认为中国农村本来是好好的，是因为西方的科技文明引进以后对农村造成的冲击所引起的，所以他们提出来的对策就不一样。今天早上的主题发言每一个人都提出了很精彩的个案的研究，但是要来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每一个药方都不能全部做到，都只能解决一个区域性、一个小地方的问题。人类学家一直强调比较研究，甚至泛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解决区域性研究的问题，否则每一个个案都有它的适用性，也都会有它的不适用性。
彭兆荣(厦门大学教授)：我觉得刚才两位主讲人都讲得很好，我特别欣赏刘志伟教授刚才主持人还没有点出来的一个观点，就是离家离土，我们经常把乡土当作是一个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刘志伟教授则提到了身体之守和心灵之守的区分，也就是存在着身体之离和心灵之离的问题，你人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你心灵可以在这里，这是我们可以作为很大空间来讨论的问题。如果在守土和离土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精神家园或者是有一个心灵的寄托，你不管走到哪里，他还会有这个家园，而这个家园不只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有物理空间范围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思考空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深圳这个地方。深圳在几十年前就是一个乡村社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都市，它的人(就是乡村的人)和外面的人怎么样在一个空间里面、在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时间当中，怎么从一个乡村或者说村落转成一个中心。它本身所解答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是Homik Bhabha提出的the location of culture的问题。它这样一个空间转化里头存在着很多很多的离土和守土、身体和心灵、精神和物质的共同的交融。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刘志伟先生给我们在守土和离土问题上的思考所带来的启示是很大的，它所能涵盖的东西可能是超越我们命题人在命名的时候所设想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