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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民国那些人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13-1-21 23:08     标题: 民国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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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他们被称作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又是走在前列的思想先驱,从大清朝走向民国,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蜕变?本期《文化大观园》为您讲述民国那些人。

凤凰卫视1月12日《文化大观园》,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他们被称作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又是走在前列的思想先驱,从大清朝走向民国,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蜕变?

王鲁湘:今天我们继续回望民国系列的第二集,来梳理一下民国的那些笔杆子,那些文化的领军人。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文化界中最具轰动效应的应当是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当我们把视线回溯到民国时期,你会发现诺贝尔文学奖曾经也与我们无限接近,鲁迅、林语堂、沈从文等人都与之产生过种种联系,无疑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化界用星光璀璨一词来形容也毫不夸张。当时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应运而生,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七年来《文化大观园》所涉及过的那些民国文人,会发现他们虽然性格迥异,观点也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但他们身上切切实实存在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种由新旧文化的碰撞而产生的特殊气质,这种气质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更渗入到了他们各自生活的方方面面。

解说:1962年2月24日,曾是中国新文华运动领军人物的胡适心脏病突发,在台北猝然离逝。蒋介石亲自题写挽联“新文华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把这位在中国新旧文化及中西文化之间做出突出贡献的大师刻划的入木三分。生于19世纪末的胡适,5岁时就在徽州的山村中开始了每个中国旧式文人都要经历的私塾阶段,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学习为以后打开新文华的浪潮埋下了伏笔。

耿云志:胡适小时候受到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熏陶,应该说还是很深的,应该说他的文化的底色还是中国传统,但是他14岁开始就到上海读书,就是新式学堂了,那么接触了很多新式的教育,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的《新民说》,这时候他都读过了,他说梁启超对他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读了梁启超的书,他才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文化,这对他有一种很重要的启蒙我们。

解说:和胡适一样,生于光绪五年的陈独秀也受到过严格的旧式文人教育,不仅熟读四书五经,练习撰写八股文,甚至还考取了秀才参加了乡试。不过他们的命运都在一个节点上发生了转折,那就是留学。1910年7月,胡适在北京以第55名的成绩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生,开始了他学习和了解西方文明的脚步,而在十年前,陈独秀就已经开始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在同时期的还有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这些同样受到私塾教育影响的人,开始在自由的环境中接受新思想的熏陶。

耿云志:出国就抱着一种虚心求经的态度,就有点像玄奘到印度去取经的是这样一种心态,就是觉得我们中国搞得不像样子了,应该虚心去学习一些东西,借鉴一些东西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抱这样一种态度

解说:1912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中国,这些受到新旧文化影响和中西文化熏陶的文人,思想开始有了更为深刻的转变。在这一年,在教育部长蔡元培的邀请下,而立之年的鲁迅来到北京,任职于教育部的他几乎无事可做,苦闷中写道,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复辟,张勋称帝,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所以他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变国民性。三年后,同样受到新思想影响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发表了名日“敬告青年”的发刊词,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

此时,还远在美国留学胡适改良旧文学的想法已近成型,并已开始创作白话诗的尝试。1917年,胡适撰写《文学改良雏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后来被称为是文化革命发难的信号,开始了改革旧文学的步伐,随后有着相同经历的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俞平伯等文人也陆续参与其中。一年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登载了一篇特殊的文章《狂人日记》,这正是在钱玄同多次劝说下,鲁迅向《新青年》投去的第一份稿件。

孤郁:到了1917年,就是这个杂志它突然间流入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各种各样的东西,当时很多的学者都是留洋过来的,他们把西方最时髦的,或者说他们认为先进的一些理论引进到自己的思考里,和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来,你像胡适,他就对实验主义,像杜威詹姆斯的思想这样的介绍,像李大钊对马克思的介绍,像周作人对古希腊艾利斯和日本文化这样的介绍,像鲁迅他所心仪的一些作家的一些介绍,比如东欧有一些弱小国家的一些作品,和日本的一些作家作品的介绍,这些人都带来了一股新风。

解说:鲁迅怀着救人并且自救的态度投入了新文化运动,对他而言,不仅仅是对国民的启蒙,在他自己的心灵深处一个暗黑的地狱同样需要拯救。

孤郁:他体验到一种黑暗和虚无的东西在里边,就是一种前人没有描述过的东西,一种无有,什么都没有,空无。

王鲁湘:所以他非常喜欢他小时候看到的绍兴地方戏里头的无常。

孤郁:对。鬼,女吊,就是那种血色的,从地狱里发出来的惊恐的声音,但它却叫出了我们常任不能叫出的声音,他写了阿Q,写的孔乙己,写了祥林嫂,这些东西几千年来作家们没有写过这样的人物,苦难人的卑怯,人的内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把压抑在内心里无序的东西,他给焕发出来,调唤出来。

解说:就如鲁迅所写的《彷徨》一样,这时候大多的文人都处于一种执着探索的阶段,有孤独有无奈,但更多的是希望,他们在新旧时代的转变中,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后开始领导中国的新文华运动,同时自身也在发生着转变,这些体现在思想上,在生活上对于他们的影响更是明显。

他们被称作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又是走在前列的思想先驱,从大清朝走向民国,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蜕变?

林语堂: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乡村

王鲁湘: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民国的文人大多都是在批判旧文化,宣传新思想。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新旧文化的更替,以及西方思想的影响,对于这时代的人来说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很大的改变,有的人开始排斥包办婚姻,选择和情人私奔;有的人还热衷于欧美的新式运动,梁实秋就谈过西式生活的妙处,他说球赛啊舞蹈啊,都比中国士大夫矜持的漫步更有趣味,而林语堂更是直接地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等管子,有一个中国的厨子,有一个日本的老婆,还有一个法国的情人。在那个变革的时代,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发生着改变。

解说:陈独秀17岁那年考取了秀才,一下子让他闻名乡里,并引得媒人纷至沓来,随后便由叔叔和母亲做主,跟一位叫高大众的女人结婚了,然而留学的岁月使得陈独秀叛逆的思想更加活跃,对自己的包办婚姻也不满意,这时候他认识了高君曼。

陈独秀不满包办婚姻 选择与情人私奔

唐宝林:这高君曼是高大众原配的同父异母就是小老婆的孩子,这个姑娘呢。

王鲁湘:比较活泼。

唐宝林:比较活泼,而且思想特别开放,参加过上过北京师范学校的。

王鲁湘:是个新式学生。

唐宝林:洋学生。

唐宝林:她很欣赏姐夫的这种造反精神,开放性,所以两个人就好起来了。

解说:终于找到真爱的陈独秀不顾家人强烈反对,选择了和高君曼私奔。不过和他一样有着旧式婚姻的胡适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早在胡适14岁时,母亲便为其定下了婚约,留洋多年的他回国后,终于和家乡苦苦守了13年之久的未婚妻江冬秀完婚。据说当年作为嫁妆的铁剪子,早已经锈得不能再用,而胡适则完成了老母亲多年来的心愿。不过这位曾留学西洋的文人,骨子里也喜欢独立而有思想的女性。1923年春天,胡适离开北京到南方疗养,这次南行无意中成全了他与小表妹曹佩声的一段婚外情,在不少胡适的传记中,都说他与曹佩声有了白头之约,还为此和夫人闹起了离婚。

耿云志:有一些传说是不准确的,比如说他对江冬秀曾经提出要离婚,吵得很僵。江冬秀拿出剪子来,说你要离婚我就把咱们的两个儿子杀掉,然后我自杀,我就说啊,我说人们对于这个暴露人们的隐私方面的事情有特别大的兴趣,我说这件事情不可靠,我说以胡适的修养,尽管当时他确实热恋着曹佩声,但是他不至于公开地跟自己夫人自己太太公开闹得这么僵,他对他的夫人始终是相敬如宾的,始终是这样子。

解说:有证据表明,胡适一生中与曹佩声有过西湖烟霞洞的神仙日子,还与北大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也有不同于一般的男女之情,但是这位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洋博士,却终其一生与原配维持着婚姻关系,其中缘由恐怕只有剧中人自知了。

耿云志:他(胡适)说有人问我说他说这个社会上好多人为你可惜,说以你这个学问声望。

王鲁湘:一表人才。

耿云志:娶这么一个太太,你太吃亏了。胡适说大家都错了,我这个婚姻不但没有吃亏,我格外得到了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时髦的留学生一回国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旧的婚约,或者是开除原有的老婆,很时髦这样,而胡适这样做,他就立即得到了受中国传统影响很深的那些老辈人的认可。这个人行,而他这个老婆呢,给他全部家务都承担,根本家里边事都不用管。我看了胡适的信件,包括江冬秀给他写的信,我发现江冬秀很不得了,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处理人情世故迎来送往,处理得都很得体,所以胡适家务事完全不用管了。我很有感慨,因为我这个太太没有退休之前家务事基本是我在搞,因为我在社科院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不上班,所以我是全能的,一切事都是我来办,所以我对这一点我很有感触,胡适所以能有那么多精力干那么多事,因为他完全都不用他管。

林语堂女儿:陈锦端在父亲心灵最深处占着位置

解说:对于真正爱情的向往,在那一时期文人身上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而林语堂则显得更刻骨铭心。1911年,林语堂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在这里遇见了一位令他终身难忘的女人,陈锦端。但是这段恋情却遭到女方父亲的强烈反对,追求爱情自由的林语堂,最后还是绝望地接受了现实,选择和初恋情人的邻居结婚了,后来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说,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位置。在新思想影响下,相较于林语堂,徐悲鸿和夫人蒋碧微的爱情就显得更为大胆了。

杨开让:那是一段浪漫的恋爱。

王鲁湘:他们是同乡吗?

杨开让:同乡啊宜兴啊,正是年轻的时候嘛。

王鲁湘:青春年少。

杨开让:就徐悲鸿得意的时候,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又是江南才子,蒋碧微的爸爸是大学教授教语文的,也喜欢,夫妻两个经常说我再生一个女儿就好了,否则的话就给悲鸿了。

王鲁湘:当时蒋碧微已经许给别人了?

杨开让:许给查家,所以呢你老在耳朵里头灌这种东西,那蒋碧微不考虑呀,他们两个又经常在一块吃饭接触谈恋爱嘛。

王鲁湘:自然而然感情就起来了。

杨开让:自然而然的。

徐悲鸿与心上人蒋碧薇私奔赴日本

解说:虽然心上人已经许配他人,但是徐悲鸿还是私下和蒋碧微相约同去了日本。像他们一样,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新思潮的涌入,在民国时期,尤其是站在思想转变前沿的文人们,在对待爱情方面,大多开始抛弃以往的陈旧观念,并进行无情的抨击,践行着追求美好的理想。爱情如此,生活亦如此。1927年秋,林语堂定居上海,以写作维持生计,开始了倡导幽默,表现性灵闲适。

王鲁湘:那个时候的人批评林语堂,说他的东西是不合时宜,林语堂也很幽默的接了一句话,我的东西确实不合时宜,因为我的东西是给40年以后的中国人看的,大概就是给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看的,如果看看他的《二十二个不亦快哉》,也许对生活态度会更平和更宽容,而且心中总是会有一个很柔软的地方放着那一点点仁爱的东西。

张晓风:不亦乐乎或者不亦快哉,都是生活中很小的事情,比如看小孩吃西瓜吃到水流了满肚子,他觉得不进入文明的孩子的样子让他很感动,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可是他就觉得是生活里头很耐人咀嚼的那个画面。

解说:提倡“幽默”的林语堂,还在文坛上博得了“幽默大师”的封号,甚至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可是对于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曾经的好友鲁迅表示明确反对,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而此时在当时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中,这种闲适的生活态度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自由多变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所追求的。

1933年 女游泳运动员被清末遗老嘲讽为“罪孽”

王鲁湘:民国时代新旧文化的碰撞,不仅体现在文人身上,更是出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1933年10月,国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女选手穿着泳服出现在泳池时,好些拄着手杖的清末遗老遗少慌忙离座退场,喃喃自语“罪孽呀,罪孽呀”,女子洗澡还招人来看,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而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更是受到了夫人宋美龄的影响信仰了基督教,并在全国提倡新生活运动戒除陋习,他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也不饮茶,要么一身戎装,外披一袭风衣,要么长袍马褂,而长袍下穿着西裤,脚蹬皮鞋,手拿文明棍,几乎就成了“民国范儿”的标准行头,这种中西合璧新旧同生的服饰也就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下集当中我们会继续向大家介绍民国时代有趣的人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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