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

周晓虹

摘要：代是一种生物学事实,也是一种社会事实。作为社会事实的“代”或“代际关系”所以会成为问题,和社会学一样,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有关——或者干脆说,代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进一步,20 世纪代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一样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全球化的结果。文章通过对近代以来代问题的出现与加剧的探讨,指出代沟的出现或代际认同的消解,本身就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产儿。

关键词：代际关系　全球化　现代性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已经波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全球化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的同时,它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科学的主流话语,或者一种分析框架。无论在经济与市场研究、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国家与社会研究、消费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还是女性研究中,全球化的讨论都能够为人们找到一条与以往的研究迥然不同的分析路径。而我们关心的是,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我们能够从何种程度上重新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不断引发人们争议的代际关系? 我们会看到,近代以来越演越烈的代际冲突,或所谓代沟(generation gap) ,不仅受到现代性及因现代性的扩展而产生的全球化的影响,而且事实上延续了数千年的代际认同的消解,或代际冲突的频仍,本身就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产儿。

        一、代与代际冲突:现代性的张力

        “代”(generation) 是一种生物学的事实,惟因世代继替,人类作为生物学的存在才能代代相传;但同时“代”又是一种社会事实,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必然受制于“代”这种外在的同时又是强制性的普遍力量——他有自己的父母,就必然会与父母之间形成“代际关系”,（注1）而且,自近代以来,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代是时代的产儿”(张永杰、程远忠,1988 :15) ,或者说某一特定“代”的出现常常与人们的社会或历史经历有关,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后总会划分出两代人”;或者像阿兰•斯丕泽(Spitzer ,1973) 所说:“每一代人都会书写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

        其实,我们说“代”是一种社会事实,还在于“代”本身就是“社会”这一人群共同体存在的基础。换言之,社会这个人群共同体本身的存在和延续与“代”的存在及继替方式密切相关。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设想过,人类既不能寿命无限延长,因为这就等于取消了下一代人出现的必要,文化也无以前行;但人类的继替也不能由新的一代一次性接替旧的一代,如果那样,文化也无以为继(参见阿蒂亚- 东福、克洛迪娜,1993 :5) 。所以,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第五十一课中,孔德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论证代际继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他确信,这一进步的速率取决于代际变化的速率。根据孔德的观点,社会的进步只能以死,或者说以人类社会的不断更新为前提”(Jaeger ,1985) 。继孔德之后,齐美尔也认为,这种非一蹴而就的代际更替方式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学现象。齐美尔的看法影响了他的学生卡尔•曼海姆。1930年,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在那篇后来被视为代际社会学开山之作的“代问题”一文中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样五大特征: (1) 文化过程的新参与者的出现; (2) 与此同时,此过程中原有的参与者逐渐消失; (3) 任何一代的成员只能参与有限的历史过程; (4) 因此,就有必要将积累的文化遗产传递下去; (5) 代际更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Mannheim ,1952 :292) 。曼海姆欲图张扬孔德和齐美尔的天才见解,那就是,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传承的特征是由代的特征决定的,没有世代继替的“代”也就没有我们这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

        进一步说,作为社会事实的“代”或“代际关系”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它和社会学一样,是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有关——或者干脆说,代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我们所以说代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起码有两个方面的论据。其一,代或代际关系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结果。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田园诗般的那个变化缓慢的世界,使之在诸多方面与先前的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包括理性化之体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知道,在工业革命以前,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数千甚至数万年间,由于生产工具简陋和自然环境险恶,使人们缺乏酿就生产与社会变革的必要的物质手段,因而整个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文化中,人数极少的长者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了解最深,自然成了年轻一代和整个社会的行为楷模。在这种M. 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是非观念,而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米德,1987 :28) 。换言之,代际间的关系是连续的。

        但是,工业化或工业社会的出现,摧毁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及其社会结构,它引发了大批的青年农民从乡村走出,涌入越来越庞杂的城市,并使得早先在家庭中举足轻重的年长一代的权威和地位受到挑战。换言之,因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而出现的代际之间的断裂性或不连续性,使得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一个突生的社会现实而凸显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说“只是在19 世纪初(也许这是一个急速的历史变迁时代) ,当代际继替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 历史现象之时,人们才会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Jaeger ,1985) 。诗人歌德表现出了这种兴趣,他在自传《诗与真》(Dicht ung und Wahrheit ) 的序言中写道:“就一个人的教育和行动范围而言,仅仅早生十年或晚生十年就有可能迥然不同”(歌德,2004) ;略晚于歌德的涂尔干也表现出了这种兴趣,他看到了在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的工业化过程中,原本相安无事的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传承遇到了问题,也看到了蛰伏于这种问题之下的社会进步的潜在机遇。为此,他清醒地告诫人们:“要孕育社会生活的新事物,仅让年轻一代获得出生的权力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能够不过多地重蹈前人之覆辙”(Durkheim , 1933) 。

        其二,我们说代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还因为代问题和近代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有关,而民族国家的出现被吉登斯视为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结果,或者说民族国家就是现代性的指标之一。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比较的是早期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初创阶段,社会的观念其实是一种秩序的意象,它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出现和普遍成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伯清,2004) 。同早期社会学的历史十分相似的是,欧洲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孕育了最初的代意识。众所周知,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孕育于政教冲突之中(徐波,1994) 。自中世纪之后,从12 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的王权力量不断加强,到15 - 16 世纪英法等国的民族国家雏形已经大体形成;1870 年前后,一直分崩离析的德国和意大利也分别在俾斯麦和马志尼等人的手上完成统一大业。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欧洲青年,他们从这一运动中找到了与传统对立的表现和反抗的方式。“青年运动的巨大规模转过来也促进了知识界对‘代’问题的研究,使之预感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理解震撼欧洲的政治动荡的钥匙”(阿蒂亚- 东福、克洛迪娜,1993 :4) 。比如,奥地利历史学家奥托卡尔•洛伦茨(Ottokar Lorenz) 在19 世纪末就一直在普及一种所谓“脉动- 速率”(pulse-rate) 假说( 参见Jaeger ,1985) 。在他看来,代际之间的传递犹如身体素质的传递,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挖掘那些曾经影响了一代人的伟大人物,因为正是从他们开始诞生了生生不息的代系列。像那个时代德国的其他学者一样,洛伦茨对代际谱系学的兴趣也受到了他浓烈的民族主义热情的影响。后来,从这里出发,洛伦茨一直致力于探索德意志民族的连续性,因为在他眼中这种连续性是1871 年德国统一的基础。

        代问题的出现是现代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产儿,而20 世纪代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一样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我们后面就要论述的全球化的结果。从20 世纪上半叶开始,不仅欧洲,包括美洲和亚洲在内的现代性长成或开始接触现代的国家都陆续遭际了代问题。先来看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由欧洲的移民组成的新大陆。向美洲的迁徙,从1620 年驶向马塞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的“五月花号”开始,到今天历经400 年也没有结束,并因纳粹德国的崛起在1930 年代到达高潮。1928年,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R. E. 帕克看到,“民族的移动和迁徙、贸易和商业的扩张,特别是现代大型民族与文化的熔炉——大都市的成长松弛了地方的纽带,破坏了部落的和民间的文化,用市民自由取代了地方忠诚,用我们称之为文明社会的理性组织取代了部落习俗的神圣秩序”(Park ,1928) 。在这种现代性的最初的全球扩展过程中,R. E. 帕克发现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出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对峙,他模仿齐美尔(Simmel ,1950 :402 - 408) 的“陌生人”的概念,将这样一种人格状态称之为“边际人”(Marginal Man) 。与R. E. 帕克的观察侧面不同,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勒( Gorer ,1948) 观察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的这种边际性,有时会存在于传统一些的亲代和现代一些的子代之间。具体说,由于迁徙到了新的环境中,美国的父辈丧失了欧洲的父辈所具有的权威性,因此常常会遭受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拒斥。

        接着来看中国。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生长始于1840 年,其间伴随着无数的苦难和屈辱。进入20 世纪之后,1911 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不但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开始动摇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和封建宗法制度。进一步,在中国社会朝向现代的转型逐渐深入到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层面之时,文化认同的危机产生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界领袖都开始提出了重建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的时代课题(毛丹,1996 :301) ,这开始影响到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实际上,1915 年《新青年》的创刊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及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毫不犹豫的揖别。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无数作品描写了处于风云际会时代的两代人“揖别”时的场景:巴金通过觉慧、觉明之口,控诉了以高老太爷为首的封建家长制对人性的扼杀(巴金,2006) ;而在美国长大的包柏漪竟也能够通过《春月》中两个大家庭5 代人的继替,熟练而生动地展示了自19 世纪末起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绵延不断的代际间的矛盾和冲突(包柏漪,1986) 。

        同作家们相比,社会学家的文字缺乏绵长的细节和生动的刻画,但同样不乏深入的观察。1940 年代,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辟出专章论述中国社会由于新旧两种文化的交锋引发的亲子两代人之间的隔膜和冲突:“子女可以时常觉得父母的过分干涉,没有道理,甚至感到压迫,父母是代表着吃人的礼教。在父母看来,子女不能体恤他们,倔强,不肯顺服,进而觉得是悖逆,不孝,大逆不道的孽障”(费孝通,1998 :208) 。尽管此时已经身为人父的费孝通深知为人父母之不易,他还是借孝顺的尼采最终拒绝了母亲希望他皈依上帝的故事,论证了亲子间感情的细线无法挡住时代兴替的狂风。

        社会变迁最紧张和最切骨的一幕,就这样开演在亲子之间。这时,狂风吹断了细线,成了父不父,子不子,不是冤家不碰头了。西洋的现代文明侵入我国,酝酿到五四,爆裂出来的火花,第一套里就有“非孝”。这岂是偶然的呢? 文化的绵延靠了世代之间的传递,社会为此曾把亲子关系密密地加上种种牵连。但是文化不只是绵延,还需要不断的变化,于是加上的牵连又得用血泪来丝丝切断。(费孝通,1998 :210)

        代际的隔膜或代际关系的“丝丝切断”并没有到此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愈发严峻。战后,劫后余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凭借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力量和一系列必要又必然的社会政策调整,不但起死回生,而且重新进入新的“黄金时代”。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无以逆转的变化。而这林林种种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重新孕育着代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赋予这种冲突以新的张力。

        二、认同的解构,或代际冲突的背后动因

        在战后最初的1950 年代,被称之为“垮了的一代”的年轻人不过是通过马龙•白兰度、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Elvis Presley ,即“猫王”) 、鲍勃•迪伦、金斯堡这些青春偶像,通过牛仔裤、T 恤衫和摇滚乐,建构起了自己的青年亚文化,对抗麦卡锡主义时代的政治壁垒;间或以街头骚乱和滋事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存在(林德内尔,1988 :47) 。但是,进入1960 年代以后,这场以代际断裂或认同危机为象征的“青年大造反”竟然以如火如荼之势在美国、欧洲、日本乃至诸多第三世界国家蔓延开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对资本主义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这道历史风景线从1964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发起的“言论自由运动”为开端,经1970 年全美学生发起的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的反战运动达到顶峰。其间,1965 年由美国密执根大学学生掀起而遍及全美的反对越战运动,1968 年5 月法国爆发的波澜壮阔的“五月事件”,以及1969年8 月在美国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 举行的有近50 万人参加的摇滚音乐会,都是这场青年大造反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Fraser ,1968 ;阿里、沃特金斯,2003 ;夸特罗齐,2001) 。

        无独有偶,1949 年后一直闭关锁国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也在无意之中对世界各国青年们的这次全球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呼应。1966 年的以红卫兵造反为开端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以数千万人的参与规模声名遐迩,而且还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信条一度成为欧美青年的行动圭臬。尽管这场革命和欧美学生的造反有着迥然不同的目的和意义,以致几十年后,当它的内幕为人所了解时,令全世界的“左派”体验到了一次深深的挫败感( Perry , 1999 ;卡拉奇,2001 :434 ;傅高义,2004) 。

        以1968 年学潮为代表的全球青年大造反运动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导火索,其中不乏种种偶然或阴差阳错,但认真分析起来却能够发现,它的全部起因都蛰伏在战后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之中。换言之,1968 年的青年大造反,是资本主义或我们前述所谓“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生长和推进带来的必然结果。全球范围内的反战热潮,年轻一代对资本主义现存体制的认同危机和对个人独立的追求,以及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这场青年大造反的全部动因。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风暴中,1961 年美国对越南的入侵是一个点爆全球青年大造反“汽油桶”的导火索。美国入侵越南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艾森豪威尔语) ,但从根本上说则来自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根深蒂固的扩张传统和经济利益的驱使。正是这种传统和本能,使得美国不惜违反它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提出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随着越战的深入,美国的参战士兵从最初的4 万人增长到1969 年的55 万人,并且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屠杀手段。战争的惨烈,美国在越南的暴行和其所宣扬的“圣战”在道义上的虚伪性,尤为现实的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青年被送上战争充当炮灰,这一切都使美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认同危机使他们不能不反思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最早进行这场反思的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生,1965 年当以密执根大学学生为核心的左翼学生组织SDS(Students for Democracy Society) 介入之后,这场反战运动就变得越来越声势浩大。1965 年4 月17 日,SDS 在华盛顿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几万名学生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抨击美国的越战政策(许平、朱晓罕,2004 :94) ;10 月中旬,SDS 组织了另一场规模更大的示威活动,示威波及全美90 个城市,单单首都华盛顿就聚集了10 万人。在这一年的一系列示威中,美国学生留下了诸多日后肯定会成为“历史”的镜头:几万名示威学生在华盛顿高喊:“喂,约翰逊! 你今天又杀死了多少青年?”;美国学生高举越共的旗帜围着白宫示威,为北越士兵募集血液;10 月15 日,22 岁的戴维•米勒当众烧毁了“征兵卡”,对美国的征兵法做出了公然的对抗(曼彻斯特,1980 :1479 -1480) 。从此之后到1968 年芝加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此间全美共爆发了两千余起学生抗议事件(许平、朱晓罕,2004 :105)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学生的抗议在大西洋彼岸获得了回响,在1968 年前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战运动。这场绵延数年的反战运动最终以1970 年美国学生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的150 万人的大游行而告终。

        其实,美国入侵越南和柬埔寨这样的外部事件不过是欧美及全球青年大造反运动的导火索,其背后的动因或者说内在的弹药库则是历经数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最先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制度不完备性的是前面提及的组建SDS 的那些“新左派”青年学生。多多少少受社会学家C. 莱特•米尔斯的影响,1962 年在密执根休伦港通过的由密执根大学新闻系学生汤姆•海登撰写的《休伦港宣言》( Port Huron Statement) ,对美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宣言》以年轻一代惊人的洞悉能力,看到了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和消费社会背后隐藏着的深刻危机,这就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过度发达,它一方面制造出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使整个世界笼罩在核竞赛的威胁之下;另一方面则形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的开发、利用和消费,使生态愈加恶化,并使人类也朝向“单向度”发展。为此, T. 海登呼吁人类能够发扬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以摆脱过度膨胀的工具理性的控制(参见Sale , 1973 :51 - 52) 。

        《休伦港宣言》不仅很快在美国找到了大批的精神拥趸,而且很快就在法国赢得了回响。和美国一样,正向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迈进的法国在那些年里高等教育规模有了飞速的增长,仅在1958 - 1968 年间的10 年里,它的大学生规模就从17 万暴增到60 万(夸特罗其、奈仁,2001 :140) 。当这么多人同时聚集在大学这个现代性的产物中时,难怪图雷纳( Touraine) 会问,“假如知识与科技进步真的是新社会的发动机,恰如资本积累是旧社会的发动机,那么大学在社会里所占据的位置不就像过去大企业所占据的位置一样吗?”(转引自夸特罗其、奈仁,2001 :203) 图雷纳的观点十分鲜明,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工业社会的斗士,那么学生就是后工业社会的叛逆。事实也是如此,1968 年的法国学生从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最终走向了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和反叛。在一个无论是季节还是社会行情都春光明媚的五月,一大群原以为已经被资本主义“整合”得最服服帖帖的学生,却在这个社会的核心造反了! 这场造反不但竖起了让人联想到1789 年法国革命的街垒,而且最后竟动员了近千万工人参与。工人参加“这场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工资,而是要反抗工厂的整个体制:管理机构的专权独断,机器对人的奴役”(阿里、沃特金斯,2003 :112) ,一句话,反抗现代性所带来的一切!

        法国街头上演的这场革命,还让人联想起100 多年前托克维尔(1997 :64) 的惊人论断:一个社会的经济条件不断改善之时,恰恰可能是革命爆发之际。它也使人终于有机会看到,“有史以来头一遭,人们革命不单为面包,还为蔷薇”(夸特罗其、奈仁,2001 , 23) 。其实,在1968 年法国“五月事件”旋起之时,巴黎大学索邦本部的校门口贴着的一张学生写的大字报,和SDS 的《休伦港宣言》一样,它已经揭示了1968 年这场席卷全球的代际革命背后的全部涵义。

        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创力盎然的社会。想像力正在夺权。(参见夸特罗其、奈仁,2001 :132)

        1968 年的青年大造反距今已近40 年。尽管有关这场“革命”的消极评价也并不少见,有人称1960 年的一代为“破坏性的一代”(科利尔、霍洛维茨,2004) ,也有人称法国的“五月事件”是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更有人说学生们反对的不是消费社会,而是消费社会中的问题,尤其是自己在这个消费社会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但无论怎样说,人们都同意霍布斯鲍姆( Hobsbawn ,1998 : Preface) 的看法,“1968 年对第一世界国家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社会变化显著加速”。另外,1968年也留下了其他诸多积极的遗产,比如,促进了欧美高等教育的改革;加快了越南战争的结束;改变了妇女和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推动了欧美各国的生态运动和绿党的出现(许平、朱晓军,2004) 。其实,就我们所讨论的主题而言,也正是1960 年代的这场代际革命,改变或颠覆了传统的代际关系。这种改变或颠覆的最有价值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种被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称之为“后喻文化”的新的代际文化传承方式,这是一种和传统的“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米德,1987) 。在1960 - 1970 年代的美国,也开始出现了后来在中国越演越烈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让步的现象:“多少30 岁以上的美国人想要再度变得年轻,想要分享青年们的风尚和热衷的东西”(曼切斯特,1980 :1544) 。从流行歌曲、瓦图西舞、迪斯科、滑行舞、飞盘游戏,到牛仔裤和披头士乐队首创的长发,也许还包括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都开始从年轻人流行到中年人。当然,这种从反对消费社会开始,到最终屈从于消费的悖论,给了旧有的体制联合消费社会共同扼杀1968 年革命的机会,（注2）也使得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和造反,除了生活方式,最终什么都没有改变。

        资本主义没有因为1968 年的学生造反而寿终正寝,相反,在此后的40 年中还加快了它在全球推进或扩张的步伐。许多人论及全球化时,都明白无误地指出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对市场开发和资本繁殖的永不魇足,它就既不可能产生400 年前开始的殖民冲动,也不可能维系今天变得越来越强烈的在新的地区和新的领域中发现新的商机的渴望。当然,要使资本、技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有效地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整合,它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合,或者说会造成经济领域以外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结果。比如,全球化借助媒介加速了信息的流通,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即时交流成为可能,互联网络及由此造成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卡斯特尔,2001) 使得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成为现实;再比如,资本的跨界流动和人口的跨国迁移,使得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国家的边界或不复存在,或变得模糊,它不但向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形式提出了挑战,也使人们遭遇到新的认同危机;还比如,迪斯尼乐园、麦当劳和肯德基、星巴克以及摇滚乐,当这些消费领域的新事物随同全球化从美国嵌入其他国家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时,在改变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同时,自然也会引发文化间的冲突和碰撞。其实,全球化的日常意义在于,它使人类的活动突破了时空界限,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依存关系,正是这种依存关系“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吉登斯,1998 :23) 。

        近半个世纪以前,天才的米尔斯就意识到,“现在,影响每个人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社会学的想像力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Mill s ,1959 :4) 。现在,随着全球化成为一种越来越鲜明的历史进程,我们这里讨论的代问题、代际矛盾也逐渐趋向全球化,逐渐成为一种跨越国界、不再仅仅根植于既定疆域或地方情境中的趋势和挑战。全球化对代际关系的影响起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 生活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代的人,现在常常会面临同样的或起码相似的社会背景或社会环境,自然也会受到同样的社会事件的影响或干扰; (2) 同样的全球化因素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形成相同的或相似的代问题或代际冲突。比如,人们注意到,尽管没有出现大概也不再会出现1968 年那样的全球青年统一的造反行动,但也没有迹象表明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代人之间已全然没有隔膜,相反,“代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普遍存在”(桂娣克瓦,2007 :284) 。既然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青年一代普遍的生活背景和社会化因素,这样一种与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的生长环境迥异的背景就不能不造成社会诸方面的各种断裂,而代际间的断裂依旧是社会断裂的常见形式之一。

        三、全球化与代际冲突的扩展

        “代”与“代际关系”所以会同现代性与全球化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牵连关系,究其本质在于“全球化”本身就是对“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一种延续,是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放大化”;或者说现代性天生就是全球化的,一如吉登斯( Giddens ,1990 :63) 所说,“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简约地说,从大约公元17 世纪开始,欧洲就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代表着理性化的科层制和劳动分工,即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系列新现象的出现,使得欧洲社会发生了惊人的转型,并且很快促使它将新的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而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Cohen & Kennedy ,2000 :42) 。（注3）

        其实,对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从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一种说法认为,全球化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自身的起源,因此它至少有5000 年的历史。确实,当生活在不同区域中的人群试图通过战争、贸易和移民而彼此接触之际,地球就开始变小了。第二种说法源自世界体系论,最接近我们上面的观点,它认为全球化起源于16 或17 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劳资关系的决定性改变和随之而来的巨大的技术创新促使资本主义蔓延到全世界,一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因此席卷全球。第三种说法认为全球化始于1970 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衰退,这次衰退摧毁了发展中国家建构国际经济秩序的梦想,也使发达国家摆脱了旧的福特式产业而转向更加灵活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运作的生产的重组。相应于上述三种观点所对应的全球化时段,米特尔曼(2002 : 23 - 24) 分别将它们称作为“早期的全球化阶段”、“过渡的全球化阶段”和“加快的全球化阶段”。尽管也有人将全球化划分为两个阶段(阎孟伟,2003) ,或四个阶段(赫尔德等,2001) ,再或五个阶段(Rober son ,1990) ,但一般人都承认,自17 世纪起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是全球化的最基本含义。

        尽管全球化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但据考证,全球化( Globalization)一词的出现不过50 年。1960 年,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主编《传播的探索》一书时提出了“地球村”( Global Village ) 的概念(Mcluhan ,1960) , 自此“Global”一词高频率出现; 1961 年,“全球”( Globe) 一词收录于《韦伯斯特大词典》,翌年收入《牛津英语词典》(洛克,1998 : 44) ; 22 年后,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提奥多尔•莱维特(Levit t , 1983 ) 在“市场全球化”一文中率先使用了“全球化”( Globalization) 这一后来引爆世界学术界的概念。当然,如果认真追溯的话,在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前,相关的思想已经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下扩散开来。比如,依附理论讨论了全球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提出了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等级组成的动态的世界体系;而罗马俱乐部也在1960 年代末讨论了人口、环境、资源、能源和粮食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而进一步往前追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 和《宣言》(1848) 中就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探讨,形成了现代全球化理论的真正源头(王东等,2003)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1848 ]1972 :254 - 255) 。

        虽然有关全球化的理论探讨由来已久,但对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仍然众说纷纭。(1) 有人从世界范围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增强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单一的场所的过程”(米特尔曼,2002 :4) 。比如,吉登斯就写道,“全球化由此可以被定义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加强,这些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场所联系起来,以至于本地所发生的事情受遥远的地方所发生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 Giddens , 1990 :64) ;费孝通(2000) 也认为,全球化就是“全球各地人们的密切关联”过程。(2) 有人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提出,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特别是形成了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性市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将全球化限定在经济领域,反对全球化的泛用倾向。比如,阿兰•鲁格曼(Rugman ,2000 :4 - 5) 就认为,全球化不过是“跨国公司到国外从事跨越国界的直接投资,以及通过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并称这是“标准的经济全球化定义”。(3) 也有人从人类文明和文化整合的角度提出,全球化绝不会是单一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它也一定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渗透甚至冲突相伴随。为此,费瑟斯通( Feat herston , 1990) 提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一种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全球文化;但显然,在这种全球文化出现的过程中,因本土文化的解构或消失而带来的认同危机同样也不鲜见(陈家定,2003) 。(4) 不难理解的是,同样还会有人从体制或制度的角度出发,将全球化理解为全球资本主义化或现代性的基本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在这一理解向度上,极端的如亨廷顿和F. 福山,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进一步说就是美国化( 亨廷顿, 1998 ;Fukujama ,1992) ;温和的如吉登斯,他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整个世界的扩展,是全球范围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骨子里都在进行着全球化”( Giddens ,1990 :63) 。

        无论我们用怎样简略的语言,都无法完整述及现在越来越庞杂繁复的全球化理论,而这里我们关心的只是这样一种被称作全球化的变迁过程对社会生活中的代及代际间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冲击。比如,前面我们提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代际间的断裂依旧是社会断裂的常见形式之一。单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造成代际间断裂的原因就在于,知识社会的到来以及全球范围内劳动力的竞争,都不可避免地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学校的时间普遍延长,而年轻一代为了获得教育、获得某种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知识和资格证书,他们不能不暂时脱离社会,并因此成为与成年人相对立的亚群体。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中,人们甚至将延长年轻人在学校的时间作为应对失业问题的临时性手段,这个现实的考虑甚至成为近年来中国大学规模不断扩张的动力之一。学校期的延长使青年一代不必过早地担负各种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但也因此失去了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所拥有的相应权力与地位。

        当然,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以及对同一国家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年龄群体有时是不一样的。以就业为例,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受全球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失业率上升、收入降低、贫富差距过大以及社会福利锐减(周晓虹,2007) ,而青年成了全球化经济的主要牺牲品,他们“不得不应对严格的社会保障、低收入、在不同的工作和区域及国家之间流动”(桂娣克瓦,2007 :277)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所造就的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其制造业和IT 行业的繁荣时期,同年长一代相比,年轻人却获得了相对更多的就业机会。（注4）无论是机会的剥夺还是机会的获得,都存在不可忽视的代际差异,这使得原先以为仅仅表现在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方面的“代沟”有了某种现实的经济基础。

        早在全球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前,有关社会变迁将引发两代人之间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上的差异的观点就已经十分流行,全球化加速了这种变化。在拉葛雷(2007 :11) 主编的《青年与全球化》一书中,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社会学家都发现,“当代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实用主义观念增强、功利主义行为模式凸显、个人主义观念至上以及自由意识提升”,这使得全世界的子女已经或将要和自己的父母拉开相当的距离。1968 年出现在欧美“大造反的一代”和他们的中产阶级父母之间的精神差异(程魏,2006) ,因为全球化,现在可能出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在不同阶层的子代和亲代之间。

        美国密执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 ,1977) 进行的系列经验研究也证实了全球范围内价值观的上述代际转变。自1970 年开始,英格尔哈特连续几十年考察了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嬗变,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开始,直至全球43 个国家。他以马斯洛(1987 :162 - 177) 的需要层次理论为基础,将其中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划为“物质主义价值观”,同时将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划分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 ,1990 :56) 提出相关的两大假设:其一,“稀有性假设”——公众的需求或价值顺序与事物的稀有或匮乏程度有关,即稀有或匮乏之物具有较高的价值优先性;其二,“社会化假设”——在社会化的早期阶段形成的价值顺序成年后一般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意味着“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经济匮乏社会的标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是经济繁荣社会的结果,并且价值观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养成的。在这样的概念基础上,通过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 ,1997) 发现,和经济匮乏时期成长起来的老一代所具有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同,因为生存安全有了保障、生活状况有了提高,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经济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更注重个人发展和内在的精神追求。欧美发达国家如此,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尽管诸多研究者认为,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忽略了面对相同的社会现实的同一代人会遭遇不平等的经济现实(拉葛雷,2007 :332) ,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代际之间价值观的继替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实。

        全球化尚在推进之中,它本身仍然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但是相对而言,年轻一代能够比年长一代更好地了解全球化的规则和未来,因为他们参与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或者说全球化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成长的社会背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在中国社会彻底迈向工业及后工业社会之前,亲子两代人之间就会不断上演“丝丝切断”的情感正剧,而我们研究和倡导的“文化反晡”同样就有持续不辍的连城之价(周晓虹,1988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