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1889-1975）写了一部12卷本《历史研究》，在世界史坛享有盛名。1947年，他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其影响似超出史学界，俨然是一位国际性公众人物了。汤氏毕业于牛津大学，1912年担任牛津大学古代史教师，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专家。“一战”期间，在英国情报部门任职。1919年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同年被聘为伦敦大学教授，主讲东罗马帝国史和近世希腊史。1920年拟定了撰写多卷本《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写作提纲。1925年被聘为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兼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二战”期间，任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战后，作为一位和平主义者和历史学家，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和学术领域。汤氏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分三批出版：第1～3卷出版于1934年，第4～6卷出版于1939年，第7～10卷出版于1954年。如此卷帙浩瀚之作，实非一般读者所能通读。汤氏名著在学术界广为流传，要归功于英国教师索麦维尔（D.C.Somervell）据《历史研究》前10卷所作的缩写本（牛津大学1946年出版前6卷缩写本，1957年出版后4卷缩写本），当时成为一种畅销书，被译成多国文字。
目前所知，汤因比论著的最早中译文是《德国蹂躏比利士全境之详情》，译者署名“剑函”，发表于《大战事报》1918年第3、4期。1923年译刊于《学衡》杂志的《希腊之留传》（The Legacy of Greece），系英国李文斯敦（R.W.Livingston）所编，网罗硕学名士撰文，“论希腊哲理、文章、艺术、科学之大要，并其及于后世之影响，陈义述学，引古证今，异常精湛”。第九篇《希腊之历史》，即由汤氏所作，郭斌龢译，发表于《学衡》第27期（1924年）。吴宓的“编著识”对汤氏作了简略介绍：“童璧Arnold Toynbee伦敦大学东罗马及近世希腊方言、文学、历史教授。”①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蒋廷黻较早关注汤氏的学术活动，“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每年印发一份记录、分析世界大事的资料。他的语文造诣和观察力都很出众，对我来说，他简直就是阿克吞（Lord Acton）第二。他的学识的确渊博。但，一个人从事这样广泛的调查工作，自然在极细微的地方，也难免有疏漏的地方。详读汤恩比的著述，特别注意其中关于中国及远东部分，我发现不仅事实正确，而且了解的也极深刻”。1927年，汤氏《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命运动的异同》一文译载于《国闻周报》，蒋所作按语云：“陶恩培是英国专门研究近东问题的一个人，他著的《土耳其》一书，大为一般学者所称赞。”②1935年，蒋在英国会见汤，被其视为在短暂留英时期中一项重大的收获，那时“大家都谈论他的不朽之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该书证明他对各期历史均甚熟稔，正如《国际事务调查》能证明他对当代各国有充分的了解一样。他的智慧实在是英国和二十世纪的一项光荣”。③
《太平洋杂志》（Pacific Affairs）1934年3月第7卷第1期（pp.3～14），汤因比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地——欧战乎？亚洲乎？》（“The Next War—Europe or Asia？”）一文，引起中国学者的留意。同年4月26日，胡适读到该文，认为汤氏意见与他颇相同。当时胡正准备为《大公报》作“星期论文”，不易得题目，后决定用汤氏的预言为题，写成《一个民族的自杀——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此文系节译汤氏之文，末尾则加胡的结论，“写成后颇自喜”，④发表于《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4月29日）。胡指出，汤氏主编《国际事务概览》是“世界公认为最公平的记载”，“陀音贝先生是一个历史家，他爱用史事作比例，前四年我们谈中国中世史，他劝我用东罗马帝国的历史作比较”。⑤按，“前四年”之说应是误记，胡跟汤讨论中国中世史是在1926年。那年12月3日，胡在英国劳德埃（Lloyd）家中吃饭，汤亦在座，“谈甚久”；同年同月12日，汤请胡到家里吃饭，胡日记说：“此君论国际事最有见地，熟于史事，甚可敬。我与他谈起中国由中古变为近世，大似欧洲之由中古变为近世，其中相类似之点大有‘暗示’的作用。他劝我看看Byzantine的历史，也许更有类似之点。此意甚是。”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地——欧战乎？亚洲乎？》发表的同年，除了胡适译介之外，署名“缪通”亦将此文译成中文，发表于《大道》1934年第2卷第3期。“译者附识”云：“原著者汤比氏（Toynbee），是英国史学泰斗，在伦敦大学国际史研究院当教授，同时又是国际政治皇家学会的研究部长，在Pacific Affairs这方面，是重要的通信编辑。他名不虚传，对于问题的见解，不同一班皮相之士，有独到之处，有真知灼见。”⑦
《历史研究》出版之前，汤因比的名声虽没有日后那么响亮，但在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史领域却已有相当之地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刊行《国际事务概览》（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汤因比系主编，从1920年起，每年出版一册，不但叙述欧洲政治，而且远东政治以及南美洲方面的国际事件，也加以说明。所搜集的材料不是以国家为单位，而以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为对象。是书以记载、分析世界重要国际事件为宗旨，范围颇广，论时限则一年，论空间却遍及世界各国。至于编制方法，一方面以问题为主体，另一方面则以地理区域为重心，经纬并重，条理明晰；书后附录重要文件，如国际公约、各国外交函件等，极便研究者参考；每年关于重要问题，皆附国际地图，指示国际现状一斑。《国际事务概览》在中国学术界有极高的声誉，蒋廷黻、胡适等名流皆交口称赞。1932年，吴颂皋详细介绍了《国际事务概览》，推许“记载确实，说明透彻，尤为此书之长处，值得我们的赞美”；而谓主编汤氏“对于国际政治的智识的丰富，和解剖各种国际问题的方法的精确，确可令人表示相当的敬佩”。⑧此书不仅是民国学者研究国际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有的高校开设相关课程亦采为教学参考书。1929年天津南开大学开设的“欧洲近五十年外交史”，以及1933年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开设的“西洋现代史”，所列参考书皆有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⑨
此外，1929年太平洋国交会在日本京都举行，汤氏是英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会议闭幕后由日本取道朝鲜到中国东北、北京、上海等地旅行。1929年12月6日，汤氏在北平“中国社会及政治协会”（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发表演讲“从土耳其至远东之旅”（A Journey Through Turkey to the Far East）。⑩1931年，汤氏出版《中国旅行记》（A Journey to China），同年叶公超在英文版《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31年第15卷第2期撰文评论。凡此种种可以肯定的是，在汤氏大著《历史研究》问世前，他在中国学术界已颇有些知名度了。
汤著最早的中文书评，是当时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陈受颐所写的《拓恩贝论西洋的正统史学》一文。英国科幻小说家兼业余历史学家威尔斯（H.G.Wells）在“一战”后出版的《历史大纲》（Outline of History），西方学者对其批评可谓“毁誉参半”，甚至讥讽其为“野狐禅”。在威氏之后，以一手一足之烈著新通史者，陈受颐认为汤著是“最有趣味与见地，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汤氏每年出版一册《国际事务概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胡适称之为“当代春秋”。《历史研究》之目的，在乎以新时代的立场，利用新学术的工具，重新排比和解释人类过去的全部历史。毛子水称之为“新史学的《读通鉴论》”。陈氏认为，“著者是英国现代学问最称博洽，见解最为独立之闻人中的一个。以言著史的准备，比之韦尔思辈当然远胜，可不必论。但以个人的精力，想博通世界全史，亦谈何容易？所以，拓恩贝先生除了请教专家十三人之外，更征引了无数的各方面的史学专著为他新著的原料。他的语言文字知识，本甚可观，然因为范围太广泛了，有许多史实不能采自原文，而不得不依赖着转手的著述”。他已经预示汤著最大的弱点，恐怕在于许多史实不够精确，并指出将来各国史料有新发现，史学有大进步的时候，汤氏的见解和取材，都不免于更正。所以，这篇书评并没有细谈《历史研究》的内容，而着重于汤氏对西方正统史学之态度。
历史形态学或统相学是利用一种综合比较方法来认识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或“形态”的学问。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有其异，亦有其同。我们研究应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斯宾格勒曾应用这方法写出他的《西方的没落》的杰作。最近英国史豪汤贝的《历史研究》一巨著（二十一个文化体系的研究）也是这个方法的另一应用的结果。在中国方面应用这个方法而有卓著成绩的，恐怕是畏友雷海宗先生。他的《中国的兵与中国文化》一小书，国人应当注意。【17】1948年，雷海宗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洋文化史，让学生讨论两年前刚刚出版的《历史研究》节本。【18】华裔学者林同奇回忆20世纪40年代与林同济一起生活片断说：“他和我之间就像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让我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从西方历史开始，然后续学西方哲学史。但是他从未检查过我学习的进展情况。他只是让我阅读书架上任何一本令我感兴趣的书。我那时很贪心，曾埋头苦读施本格勒大部头的《西方的没落》，最终半途而废，也没读懂多少。后来同济就向我推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缩写本。我之所以研究这两个作者，是因为他们都极大地影响了同济的历史方法论，即所谓的‘形态历史观’。”【19】1946年，林同济将战国策派的一些论文编辑出版，直接冠之以“文化形态史观”，指出：“关于方法论——一个根本又根本的问题——我以为中国学术界到了今天应当设法在五四以来二十年间所承受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辨证革命’的两派全套外，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憧憬展望之中，我把它名叫‘文化统相法’。……大凡对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是所谓‘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者。”【20】遗憾的是，“文化形态史观”这套理论学说虽曾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论，热闹非凡，但从来没有在西方学界形成典范，林同济似没有真正把握西方学术发展的趋势。
《历史研究》在民国时期虽没有出版中译本，但英文本或缩写本在知识分子间传阅颇广，留下了一些评论文字。1937年，齐思和在《研究中国社会史应注意之点》提到，“Arnold Toynbee近著A Study of History一书，已出三册，志在创造一新历史哲学，颇饶兴趣。……最近汤俾氏之解释较远之史事，其事较易，尚可自成一家之言”。【25】1947年，傅统先说：“近来在家里读到两部关于世界文化史的巨制：一本是英国托因比（Toynbee）的《历史之研究》，一本是美国杜伦的《文化的故事》。前书是研究历史哲学的，共分十三大部分，现已出书六大册，尚仅及全书之第五部分，将来预备另文介绍。”【26】据杨绛女士回忆，1940年代“陈衡哲正在读汤因比（Toynbee）的4卷本西洋史，已读到第三册的后半本，但目力衰退，每到四时许，就得休息眼睛”。【27】此处“西洋史”疑是《历史研究》。陈氏乃民国著名女性史家，从事西洋史的教学与研究，视力虽衰退，然仍坚持研读汤著，说明在她看来，《历史研究》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之书。1948年，黄文山在《文化学的建立》指出：“汤氏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London，1934-1939，已出六册）实质上是应用文化个案的方法，来研究文明的发生、长成、衰老与律动的原因，并根据所获得的原则，来判断当代西方文化的前途。汤氏对于文化的哲学的洞见，颇与斯宾格拉（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的见解相同，不过汤氏有特独的天才，广博的学问，这点似又超出斯宾格拉的能力以外。”【28】
作为地理学、气候学家竺可桢也有心留意汤著，日记中多次提及。如1943年10月26日记英国大使向他赠书77本，均为牛津大学出版，“其中有阿诺德·汤因比之《历史研究》，凡四、五、六卷三本，系近时大著也。其第一、二、三卷乃述世界各国之组成，四、五、六则述各文化国家之如何进化。其中对中国、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均有详述”；1949年3月28日记“晚阅Arnold J.Toynbee汤因比Civilization on Trial《文化在审判中》”；1949年3月30日记“上午阅《文化在审判中》……Toynbee又信世界十九种文化仅存其五，即西欧文化、东欧文化、回教文化、印度文化与远东文化。目前西欧文化虽占优势，但日后殊难逆料。以为将来除非人类同归于尽，中国文化必能生存”；1949年4月1日记“第一次大战时德国哲学家Oswald Spengler施本格勒著有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西方文化之末运》，以为一种文化有其盛衰兴亡的必然性，如同天然的定例一样。李仲揆先生读了这书以后，就做了一篇自汉以来两千年历史的分析，以为有三个循环，各七百年，每次均有初盛时期，继以中落，继以小康，最后有外族侵入而灭亡。汉之文、景、武、昭，唐之贞观、开元，明之永乐、洪武为盛世；王莽、五代与李闯之乱为中落；东汉光武、北宋及清之乾、嘉为小康；而五胡十六国、契丹、金、元与今日西洋人之侵入为大乱。此种历史上可称之为定命论。英国历史学家Arnold J.Toynbee所著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最先六本出版，亦主张历史上之有循环，自universal state break down统一的国家崩溃而有universal church统一的宗教，最后为异族侵入而灭亡。但因宗教上新之力量而产生新的文化”；【29】1949年12月10日记“阅Science & Society《科学与社会》关于Toynbee汤因比所著《历史研究》一书之批评，系用唯物辩证法出发点者”等等。
抗战胜利后，从西南回到故乡，在上海西书店里买到一本A.Toynbee（汤恩比）大著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的节本，废寝忘食地诵读了四分之一后，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而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我非常信服这项规律。这本书越是读下去，心中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1940年代末，金庸来香港《大公报》工作，工余着手翻译《历史研究》节本。因西洋史修养不足，困难重重，后又因工作上的需要，转而翻译其他书籍，便把《历史研究》搁下了，后见到陈晓林中译本在台湾出版，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此后数十年，凡是汤因比的著作，只要能买得到、借得到的，金庸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以及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活录》英文本。【33】
1948年3月始，北京大学史学系这学期“西洋上古史”，由美国人Charles West讲授。据早年毕业于北大史学系罗荣渠回忆，4月27日，史学系学生组织讨论西洋上古史，要求罗氏通述“史观”一段，因为时间仓促，准备不及，只是临时抱佛脚看了看West讲义就跑去了。“通叙由希腊人的思想谈到以色列基督教，再从近代的进步派说到马克思，最后以Toynbee结束。因为时间太短，效果不如预期之好，临时几乎乱了枪法。”借此似可推断，West讲西洋上古史或许介绍了汤著。4月3日晚，北大史学系请雷海宗讲“总论西洋中古史”，作为“西洋中古史”第一课，也有可能论及汤著。4月13日，罗便去图书馆“借出Toynbee的书来乘此罢课时间一读”。接着他计划在暑假准备阅读之书中就有一种《历史研究》。此后留下了罗氏阅读汤著的一些片段：（8月3日）“继续念A Study of History，心浮气粗，旋读旋缀”；（8月5日）“Toynbee论‘静’的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ies）与‘动’的文明社会（civilizations）很有意思”，译了《历史研究》第2卷第49页一段文字，“这段话给我一个启示，使我恍然大悟，所谓现在论中西文化之异同之一大关键在此。近代西欧文明进步之飞速，与两千年来中国文明之停滞化恰成一尖锐之对照，其原因就在别人朝前创进，而我们朝后直追。中国人的祖宗观念重，老是幻想‘炎黄世胄’、‘追怀汉唐’，其实这些‘死文明’把我们害了。别人憧憬着未来的远景，而我们却迷恋死人的骸骨；别人努力向新世界迈进，而我们却拼命地开倒车，至今而执迷不悟者多矣”!（11月26日）罗氏在北平图书馆西文新书目录中看到两本书，一是汤因比的Civilization on Trial，另一是索罗金（Sarokin）的Man and Society in Calamity，“只看书名，也令人蹙眉感慨”。【34】于此可见汤氏影响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