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常维钧与北大歌谣研究会

　　台静农/文
　　
　　一
　　
　　早年北京人互相称呼，总是“几爷”“几爷”的，这是帝王之都的习气，今人听来非常不顺耳，可是我们几个好友，对于常维钧，既不直呼其姓名，也不称其字，总是叫他“常三爷”，这原是我们几个顽皮，他也只好受之了。其实他的风貌也地道像北京爷儿们。钱玄同先生说：“常维钧不是旗人，我才不相信呢!”后来维钧老太太丧事，钱先生看见他家妇女都是汉人装束，才证实了常家是老北京人。
　　我与维钧结识，由于北大的歌谣研究会，久之成为好友，经常在一起，甚至生活也有些相关。一度他与庄慕陵家同住在地安门大街，我家住在对面，朝夕相聚，“呵佛骂祖”，算不了什么。有时他又过分小心，好像非常怕事，当时他那北京话及神情，至今犹仿佛在眼前。
　　一九三五年我举家回南，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再到北京度暑假，遇上七七事变，我们虽然常在一起，大难当前，相对黯然，都失去昔年的欢乐。一个月后我匆匆南下，从此一别，直到一九八五年他以九十二高龄去世，几半世纪我们就没有见过面。可悲者，我们本可在重庆一聚，竟交臂失之。
　　抗战时，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曾押运部分古物住在某地，胜利后他到了四川，与住在海棠溪的庄慕陵会合。海棠溪与重庆一水之隔。这时候我正在重庆等候便机飞南京，等了一个多月等到了。意外的当我们夫妇去白石驿搭飞机的当天，他与慕陵来了，扑个空。若说人生遇合皆有前定，我虽不相信，而就有这种事。可是这一参差，竟是一生的憾事。
　　后来他到了南京，搭飞机回北京，动身前来信说：“我明天搭飞机北去，要是中了首彩，下世我们再做朋友吧。”我接到信后，非常难过，他这样说，就是东坡给子由诗：“与君世之为兄弟，又给来生未了因”的意思。今日看来，搭一趟飞机，何以如此严重而有死别之感?要知道当时复原南北线的交通，只有飞机，而主其事者不顾人民生命，利用美国不用的旧货，以之载人，人民归乡心切，也只有以生命为孤注了。这次维钧算逃过一劫，从此海南天北，偶尔互传消息，知道彼此都还健在，已足欣慰了。
　　二
　　
　　维钧进北京大学正当五四后新思潮澎湃的时候，他在一九一八年《新青年》杂志上读到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后，向刘半农先生“鲁迅是谁”?他告诉他是周氏兄弟，后来他陪维钧去鲁迅先生的住处，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一九二○年秋鲁迅先生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这在当时中文系是创举，因为一般中文系课程小说是不入流的，而北大是新思潮的发源地，讲授此课的又是划时代的小说作者。维钧是法文系的学生，已经有相当的文学修养，遂自动的来充先生的助教。如小说史的讲义稿交大学讲义组付印等事，都由他去做，每次先生到了教员休息室，他将印出的讲义交给先生，先生则将付印的手稿交给他。先是写版油印，因多模糊不清，后改铅字排印，间有文字改易，当时学校印刷极简陋，校对种种，维钧都做得很周到。有同学认识他的，看他总是追随在鲁迅先生的后面说话又毫无拘束的，奇怪的他是法文系的学生，怎么转到中文系来，殊不知他是为崇敬鲁迅先生而倾心投效来的。
　　鲁迅先生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告诉维钧，他说丰子恺已在翻译了，《上海时报》每天登出一段，他拿给鲁迅先生看了三次，说不用看了，仍然翻译。其中有关于法国莫泊桑的小说《项链》及波特来尔的诗，与比利时望莱培格的法文诗，都由维钧为之译出。
　　鲁迅先生在北大教授四年，维钧也随侍了四年，同学中确信没有第二人像他这样的。
　　三
　　
　　虽然维钧与鲁迅先生这样的接近，而知道的也不多，可是提到北大歌谣研究会，则无人不知有“常惠”其人。一九三五年《歌谣周刊》复刊，胡适之先生说“常维钧是歌谣会的老祖宗”，这话不特风趣，也是事实。他不是由于好事，而是具有歌谣文学的兴趣，这兴趣则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当一九一三年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编纂处发表一篇《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论“国民文术”云：“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这是蔡元培先生主长教育部时候。至一九一七年蔡先生长北京大学，为筹备二十五周年纪念，要作种种活动，于是受鲁迅先生的启示，学校印出《征集近世歌谣简章》，打算将来编成《歌谣汇编》与《歌谣选录》两书，作为将来二十五周年的一种刊物。简章出来后，同学投稿甚多，因在《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后来成立“歌谣研究会”，并创刊《歌谣周刊》，“周刊”附在《北大日刊》发行，此一周刊的编辑校对，均由维钧担任。每当鲁迅先生来校时，便向他问及周刊的情况，以为歌谣已经引起大多数的青年注意，可将内容扩大到民间风俗与故事。一九二三年为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歌谣周刊编印增刊，内容以月亮为主题，鲁迅先生画了星月图作封面，由沈尹默先生题字。这一薄薄的增刊，不仅引起当时多少青年人的兴趣，也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史的老观念，这么一来投稿者有来自各省各地，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真情美妙的作品。顾颉刚在周刊上征集孟姜女的传说，没想到此一民间传说人物她的故事分布地域非常之广，资料一多纷纭得难以整理，使他不得不放弃而去研究“大禹”是一条虫了。
　　后来沈兼士先生筹办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设考古、方言、歌谣、风俗四研究室，四室管理人，考古是庄尚严，方言是董作宾，歌谣是常惠，风俗是我。当时北京是各路军阀争夺的据点，大学教职员薪水都发不出，研究所自无力推展。可是我们几个年轻人终日相处，虽谈不上什么研究工作，却有朋友之乐。
　　
　　四
　　
　　维钧夫人葛孚英，他们结婚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八日，他俩结婚的年龄，颇合于中古礼：“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他俩的结合与研究法国文学有关系，维钧读的是北大法文系，孚英是直接受教于法国女老师的。婚礼席上由证婚人胡适之先生致辞，他说维钧是最早提倡研究歌谣的一个人，他在预科学生的时候就很注意于平民文学，这几年来他的成绩我们都很佩服的。他并且套用一首歌谣，算是祝词：
　　
　　新娘笑眯眯，新郎笑嘻嘻。
　　大家甜蜜蜜，一对好夫妻。
　　
　　《歌谣周刊》第五六号，有董作宾的《一对歌谣家的婚仪》记得翔实而有风趣，这儿不必引述了。鲁迅先生在婚礼前亲自到常家送了一部《太平乐府》作为贺礼，此书是元代乐府词汇编，足见鲁迅先生送这一书的含意。据说维钧夫妇对于这一纪念品，历经动乱，直保存到他们夫妇逝世。
　　我认识维钧夫妇，可能在他们结婚的这一年或第二年，已经记不清了。我所收辑的“淮南民歌”一百一十三首，就发表在第二年(一九二五)的《歌谣周刊》上，虽然，我们的结合，并不单纯由于歌谣的爱好，而是文学，因为我们当时的文学社，他虽不是其中分子之一，而是有密切关系的。文学社在北大理学院对面西老胡同一号，是一座大的四合院，北房三间是社址，也就是我与李霁野的住处，西房两间庄尚严住在那儿，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维钧先已认识的同学。维钧为人厚重，热诚正直，我们都以老大哥看待他，而他对我们也如兄弟一般。当我们遇到麻烦事，他挺身任之，决不回避。如一九二八年大军阀山东主席张宗昌向北京军头揭发未名社，于是未名社被查封，人被絷系，当时颇为严重。而维钧一面与师友联络营救，一面与被絷系者暗通消息，使之安心等待，果然经过五十天被释放了。那时的北京是极黑暗残暴，青年人的生命直同草莽，此五十天内就有一次十三人被枪决的公报，还有不公告的。而一般知识分子，大都吞声避祸，自是人的常情。像维钧这样的“急难风义”，也是由于时代的正义感。
　　谈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事，一年春夏之际，维钧约我同去北京某一城根走走，方向与地名已经记不清了，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哥”。这一带是老北京的真面目，在澹澹的春光下，却一片荒寒，疏落的矮房屋，有似贫民窟，却也有人家门前陈设小金鱼缸或两盆石榴树之类的。到了李大哥门口，他就出来了，略作寒暄后，边走边谈。李大哥高高个子，生意人样，短衣宽裤，扎“腿带子”，长衫背在肩上，说话走路都很急促，与维钧的态度迂缓正相反。与李大哥分手后，途中维钧告诉我，李大哥是“二次革命”，即反袁世凯帝制的志士，事发后，军警未捕到李大哥，却被抄了家。好像维钧是李大哥一伙的，也受过牵连，他没有详细告诉我，后来我也没有想到问他。
　　
　　五
　　
　　因维钧的关系认识了他的岳父葛睾如先生，短身微胖，长髯飘胸，五十来岁，法政学堂毕业，没有作过官或任其他的事。他常来歌谣编辑室，不是来看维钧，而是对歌谣也有兴趣。家住宣武门外一座大房子，一望便知是昔年作京官的公馆。我首次走进他的起居间，不是正房，光线极暗，有阴湿的感觉，他看出我有些惊讶，那大公馆，主人却住的是这样的一间。他说“北房”(北京正房是坐北朝南的)太爽朗了，不如这样幽静。
　　看他书架上的藏书，更使我惊奇了，五四后的当代书刊外，便是十九世纪世界大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这些人的作品，都是英译本，这些书正是维钧我们年轻人所喜爱的，竟有这样一个老人有同样的嗜好，则此老竟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不能视为五四以前旧京习气的人物了。
　　葛老与维钧关系是翁婿，相处则是好朋友，葛老曾毕业于法政学校，没有走进官场，生活单纯，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爱好文学，除中国诗词外，便是西方文学，他通英文，而架上书都是英译本十九世纪大作家的作品，这大概是受了维钧的影响。同他谈话，自然的流露出他的博学。尤使我欣赏的，风趣中的憨气，这种憨气完全出于纯真的感情，不是普通人所能有的。
　　首次在他书房也就是起居室谈话时，忽然听到抓门声，很响亮，他起身开门，突然跑进来两三只哈巴狗，先向他亲热一番，然后从床上跳到地上，葛老因有客人在座，吆喝一声，它们又箭似跑出房门了。原来葛老的夫人早逝，儿子各有工作，养了几只狗陪他，一位有现代学识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能与有“生命”的共处一室，会减少寂寞的。
　　我首次教书是应刘半农先生之约，任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文系“历代文选”讲师，维钧为我高兴，并提议我用北大中文系的选文，是具有新观念的。即五四后对于桐城派散文，流为空疏的形式，北大所选的皆非《古文辞类纂》中所见的，偏于魏晋时代作品，清新雅洁，一洗陈腔滥调。可是北大的选文只有目录，未曾编印出来。维钧将他所藏的目录给我，同时将其中所选的晋书《王羲之传》抄出来，而使我意外的抄者竟是葛老。所以选篇史传者，主要为传中所收的羲之七篇文章，葛老将羲之文为正文，史传文则低两格，这样格式可能葛老据维钧说当年受此课时就是这样的：难得的标点分段，非常精确，更难得的一笔工整的小楷，我保存到抗战流离时方遗失掉。
　　
　　六
　　
　　最后说到维钧与我的关系，是朋友又是兄弟，即……(以下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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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