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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名称提出之后：“民族文化学”命运之反思 [打印本页]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2-12-18 11:18 标题: 新名称提出之后：“民族文化学”命运之反思

今天在云南民族大学版块里看到“民族文化学”电子版本信息，突然想说几话。

“民族文化学”是云南学术耆宿张文勋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在云南乃至西南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张文勋，男，1926生，白族，云南大理人。著名学者、作家、诗人、教授、文艺理论家，中共党员。1948年先生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师从刘文典、刘尧民等诸位先生。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云南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云南大学文学院荣誉教授。曾担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任云南省诗词学会会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终身名誉会长。笔名秋云、泥子。著有专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诗词审美》、《刘勰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探秘》等10余种，诗集《风樵诗词》(3人合集)，主编《白族文学史》、《民族文化学》、《滇文化与民族审美》、《民族审美文化。

这一名称提出后，在云南民族学界热闹了一小阵，但不久又归于沉寂。究其因，盖出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学科定位的模糊不清。
民族文化学，到底归属于哪一个学科门类中？民族学乎?文化学乎？人类学乎？这一名称其实杂糅了民族学与文化学：民族学+文化学=民族文化学。看似把两大学科有机联系起来，其实两不沾边，吃力不讨好。民族学衣钵源于前苏联的民族理论体系，在建国初期的民族调查、民族识别及制定民族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基础的改变，作为原来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民族学理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危机。而文化学、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却如潮汹涌而至，滥觞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现代性背景下的传统变迁也冲击着脆弱的民族学理论生态，在这一背景下，民族学前辈提出了这样折衷变通的方法。有些类似于晚清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民族学有些前辈仍不肯放弃原来的理论主张，认为这样会丧失理论阵地，退让于西方话语霸权；有些先锋学者又以为这种折合主义无异于抱残守缺，不如采取决裂态度，另起炉灶，更多倾向于以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代替民族学。所以这一新名词一提出就预示了其命不久的悲剧命运。

二、没有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缺乏可持续的理论演进体系。

正如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学科背后，不仅站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摩尔根、弗雷则、马凌诺夫斯基、博厄斯、杜威、马克斯韦伯等等众多学科代表人物，且他们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奠定了自成一体，且不断得以演进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江山代有才人出，差不多每隔一两代就有大家辈出，理论推演得以拓展。相形之下，“民族文化学”这一名词背后缺乏这些理论代表人物，也谈不上可持续的理论演进体系。不过想在原来民族学原理上糅合一些文化人类学理论，借此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文化大省”的时代需要，缓解学科自身危机，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一名称仍停留于表面，并未得到有效拓展，相反，更多的研究力量不但没有守住民族学阵地，更多是“叛逃”到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中。

三，其具体研究范式、理论基地、个案范畴仍局限于“民族学”，少数民族研究，甚至囿于云南、西南一隅，致使没有在国内形成影响。

正如上述所言，这一名称的提出有借“文化学”之石来攻“民族学”之玉的目的，但因并未深入把握、认识文化学（其实应为文化人类学）的学科，二者的学科背景、理论体系皆有着各自的独立性，这种杂交式的学科拼盘一开始就意味着无疾而终的命运。当然，从这一名称提出的国内情境来看，除了改变民族学被动挨打的窘势的动机外，也有通过这一举动扭转云南民族学界沦为资料提供者角色的学科突围努力。无庸讳言，云南大学乃至诸多边疆大学的民族学科，在建国初期，大量的民族学家深入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提出了基于国情的理论主张，为我国建设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民族学的学术威望。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期待诸多新的理论突破，原来单一的民族学理论难以承担这一系列的现实的、理论的挑战性时代课题，跨学科、跨国家、跨领域的交叉研究成为大势所趋，关于民族、族群、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等成为讨论重点，其背后是层出不穷的后现代主义、现象学、后殖民主义、文化相对论等理论。如何学习、借鉴、修正这些理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而原来体用之争已经失去意义。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借外来理论为民族学危机服务，甚至借此重振边疆地区民族学雄风，只能说更多是一厢情愿。

当然，这并不是说张文勋先生提出这一名称的不合时宜，反而更值得肃然起敬，毕竟这反映了老一辈学者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无独有偶，有“中国民俗学之父”之称的钟敬文先生也提出过“民俗文化学”这一名称，同样遭遇了殊途同归的命运。但名称的失落并不意味着学科的失落，大浪淘沙，如果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并力所能及地提出对策，这也是一个学者的情怀与品格，也不影响他们所做出的贡献。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另一个反面个案，在去年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个学者提出了一个新学科名称，讨论者问及其理论依据何在，与之相关的学科关系如何？此公大为不悦，满不在乎地说，这一问题要真正讨论的话，可能先诉诸于拳脚！看来他提出的这一新学科只属个人的禁脔，不容他人染指的。

2012-12-17日

作者: 南池子 时间: 2012-12-18 11:31

文化学和文化批评，都是两个大杂烩，可以说其涵盖面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可分析，凡是与符号、意义沾点光，可以来分析和研究的人文对象，似乎都可以来“文化”一下。当然，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对象中，文化视角确实可以提供很多理论和知识体系，来有效分析这种对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给“文化”做一个定位，到底是方法还是对象，到底是实然还是建构？如果我们总是把工作停留在泛泛的、求全的描述上，而不做深刻的、细致的剖析，那就容易导致我们永远只是在“事项”层面，永远只是翻旧账，对现实的、当下的、真正面对的问题之分析就会被忽视、弱化和边缘化。最近与一位老师交流，老师说我们不应该追随一种“二流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做法，深以为然。我想：确实更应该有一些“民俗特色的”、“民族志式”的方法被提出来，真正可以有效地解释和分析我们的对象。最后也需强调一点，民俗也好，民族也好，还是文化也罢，都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策略，而不该作为一个实然的对象来不断纠缠。

以上仅个人愚见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2-12-18 13:00

顶楼上高见。
如果简单地把民族性当作世界性，那么这个世界性无异于猎奇性。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通过什么研究范式得以体现，或者说它的学科体系、理论建构才是关键所在，而非一味地标榜自己文化事象“与众不同”。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2-12-18 13:05

譬如当下层出不穷的“XX学”热，不亚于另一场学术大跃进，但真正成为“学”的并不多见，更多是昙花一现。好象56个民族就有56个以族称命名的学科，但在国际上有所影响的民就藏学、蒙古学几个少数学科，更多的是有学之名而无学之实。学即学科，学理，理论体系建设。

[ 本帖最后由英古阿格于 2012-12-18 17:39 编辑 ]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2-12-18 16:18

想起了民俗文化学的提法。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2-12-18 22:10

无独有偶，有“中国民俗学之父”之称的钟敬文先生也提出过“民俗文化学”这一名称，同样遭遇了殊途同归的命运。

作者: 张多 时间: 2012-12-19 13:12 标题: 回复 4# 的帖子

张文勋先生的民族文化学，当时一有文化研究热的背景，二有西边中心的平台，三有学术资源的丰厚。当时也确有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后来民族文化学的资源特别是人才梯队被肢解分散到民族研究院、中文系、历史系、出版社、思想战线、图书馆等，当然这也仅是造成式微原因之一。今天民俗学硕士课程仍有《民族文化学》，其内容主要是西南少数民族概况和文化人类学。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2-12-19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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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学》可在此处下载：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 ... &extra=page%3D1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2-12-19 17:00 标题: 回复 7# 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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