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甘阳在《〈江村经济〉再认识》一文中指出，中文世界对《江村经济》一书，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科学形成”(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ciences)的理论问题，似乎一直未能引起深入的讨论。用理智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彻底修正我们研究人类学资料的思想方法。－弗思《人文类型》
1994年，甘阳在《〈江村经济〉再认识》一文中指出，中文世界对《江村经济》一书，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科学形成”(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ciences)的理论问题，似乎一直未能引起深入的讨论。（甘阳1994）只是在我看来，他以当时十五年来中国以农村变革和乡镇企业兴起为例，说得还远远不够。就所谓“改革和转型”问题来说，目前提供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材料已经大大地超出我们，包括费老在内的估计。特别当我们与苏东欧改革相比较时，实际材料和反映是如此地日益强烈。就上述理论问题而言，决不是一般性的解说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要求的是理论和实际的各方面的具体结合，而真理是一个不断具体探索的过程。“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 1961：32/83）
1982年利奇爵士（Sir Edmund Leach）在《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一书中，对费孝通教授等4位中国人类学家的1934年--1949年间出版的以英文出版的4本书，提出了批评。（ Edmund Leach 1982：124－127惠译）虽然费老已经作了多次答辩，但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研究，不能简单地跟在后面说几句话，就算了事。这是费老在世时，对我们的批评和要求。费老当时写此文时，已经80岁了，但还是非常明达。有次，我在一篇文章里照抄了上面他批评利奇的话，受到他严厉的批评，还用笔作了多处改动。他还说，要真正了解西方的思想是不容易的。他鼓励将我利奇的《Social Anthropology》全书译出，我的英文版本就是从费老处借来复印的。后来自己又买一本，但这是蓝书皮的，Fontana Paperbacks出版，而费老那本是红书皮的，Oxford出版。现在我已译完全书。
先说费老的第一个问题：中国人类学家，“以自已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费老说，利奇“尽管承认人类学者不妨研究自己的社会，而且有些中国人类学者就是这样做了。但是他态度鲜明地说：‘无疑的，这种样式的实地研究，对没有经验者我是不会推荐的。’他接着列举了四本从1934年到1949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国人类学者的著作，并一一加以尖刻的评论。在他看来，其中除了一本，可巧是我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的农民生活》，即《江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up to a point），研究自己的社会看来是有好处的，其他三本都被他作为这种研究方法不足取的例证。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可能是出于‘他们的眼光看来已被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经验所产生的偏见所歪曲了’”。（费孝通 1990/2003：23）
费老说，利奇自认的“Edmund对人类学者研究自己社会的那种他自认是‘我的消极态度’，跟我们共同的老师B.Malinowski恰恰是个鲜明的对照”。（费孝通 1990/2003：23）费老引用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的话：“在给我那本《Peasant Life in China》（1939）的序言里说：‘如果自我认识是最难获得的，那么无疑的，研究自己人民的人类学是实地调查工作者最艰巨的，但也是最有价值的成就’”。（费孝通 1990/2003：23）
这种批评过于简单，有一些误解。因为利奇说的是“即便你已经被训练成一名人类学家，也是一样。在一个熟悉的社会环境中，要不落入俗套地看待自己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一般是在不熟悉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的。因为田野工作者开始是一个陌生人，他不会有特定的先决方式，先入为主地影响他的研究。这是一项有益的经验。当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人最后返回到他自己家乡的社会背景时，通常会发现此地已经变成了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束缚我们自己的文化习俗不知怎么地松开了”。（ Edmund Leach 1982：124惠译）利奇强调，“尽管我对自身社会的人类学直接研究持否定态度，我还是认为，所有人类学家的最重要的洞察力是得之于内省。关于要研究‘他人’而非‘我们’的学术辩解是：虽然我们首先感觉到别人的奇异，但最终我们还是在自己的镜子中，找到他们的‘特殊性’”。（同上书）
利奇基本上还是马林诺斯基的立场。他说：“在这本书里反映出来的我的人类学实践，是社会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它的经验主义是来源于马林诺斯基和弗思，而它的观念主义是来自于列维·施特劳斯。在这一章内，我主要的目的是划清这些界线，因为我对那些我不怎么尊敬的其他牌子的人类学，要说些意见”；“这种直接观察、说土话和个人参与的结合的收获是很明显的。马林诺斯基创造的方法，后来变为世界各地人类学实地研究的普遍实行的一种部分的方法”；“除苏联之外，现代人类学家的‘实地工作’本质上还是马林诺斯基的一套。当然，技术的发展，如有了立刻显影的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等，极大地提高了研究工作者的开放的可能性”。（ Edmund Leach 1982：14惠译）
就是在英国，我正在译一本书里说，“利奇的职业人类学家和较有影响公众的角色是有危险的。随着时间的消逝，他被误解了。就专业方面来说，很容易地看到利奇不是被看做在历史真空中，描述后殖民主义时代“本土”政治制度的所有其他英国“结构－功能主义者”中的一成员；就是简单地“介绍”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的神话分析和符号论到讲英语的人类学中的一个人。这两个特征散布甚广。但是收集这里的论文清楚地说明这些是误导。不管是讨论什么对象或什么理论，利奇总是坚持人类学不是某种晦涩的仅仅告诉我们生活在远方的“其他”人的学科。对他来说，人类学站在一个处于生物学、心理学、文化史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十字路口，它是或者至少是追求一个对人类本性的统一研究。即使，而且的确很特别的是，当人类学在某一特定的时空内，对一个很特殊的地方社区进行详细的调查时，它也总是要对人的本性进行研究。利奇的意思是人类学分析不仅应当要面对“西方文化”要塞，如圣经和西斯廷教堂，而且也要面对人类学调查的教训，如有关的日常道德和政治问题。对这些问题，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在他生活和工作的学术机构里，都曾进行过以他为中心的辩论”。（ Edmund Leach 2000: Introduction惠译）
1947年，在雷德雯尔德关于尤卡坦的著作(Robert Redfield,The Folk Culture of Yucatan)中，费老看到了类型比较法和微型研究的不足。费老说，“在现代人类学中，他的研究所应用的方法是有意义的。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Fei Hsiao-tung 1945：16 惠译）
利奇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批评，注意到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发展，应是保存了以前发展中的积极内容，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开始时的某些特点。（ Edmund Leach 2000： Introduction）以上，我无非是也想从这个角度说明，对费老和利奇的对话，不要是简单否定或“空洞”肯定。此事一人不成，要靠大家一起争取学术的总体上升和前进。甚至于一代不成，继以二代、三代，总之，不负费老一生致力于学术和培养人才的希望。
Edmund Leach 1982 ： Social Anthropology Fontana Paperbacks.
Edmund Leach 2000: The Essential Edmund Leach Volume1: Anthropology and Society edited by Stephen Hugh-Jones and James Laidlaw Yal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Introduction.
Edmun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Forward BERG 1959/2004.
恩格斯:《自然辨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71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 1957年。
Fei Hsiao-tung 1945:《Earthbound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米切尔主编1979:《新社会词典》 蔡振扬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
阿古什1981：《费孝通传》董天民译 时事出版社 1985年出版。
Maurice Freedman 1979：《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