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李公明]民族的建构：亚洲民族内部的因素与主线 [打印本页]
作者: apple 时间: 2009-2-10 01:44 标题: [李公明]民族的建构：亚洲民族内部的因素与主线
民族的建构：亚洲民族内部的因素与主线
李公明
2009-1-17 23:43:49
核心提示：本书无论在理论上或个案研究的具体细节上所具有的深度和敏感性，会产生使人炫目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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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加]卜正民、施恩德编陈城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4月第一版313页，43.80元
本书无论在理论上或个案研究的具体细节上所具有的深度和敏感性，会产生使人炫目之感。
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概念的界定据说有两百多种，而有关民族构建的问题在理论上的众多观念更是充满了复杂的因素和矛盾的难题。但是，无论如何复杂与矛盾，所有这些观念的真实价值--如果它们的确具有的话，都应该是对于民族构建的历史过程与未来前瞻的理解有所帮助；尽管这些历史与未来叙事也必然会充满令人困惑和难解之处，但是所运用理论与历史情境的匹配是研究者力图实现的目标。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概念与学说源起于西方，具体来说是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的近代现象。而对于亚洲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较流行的观点是“挑战-回应”论，即认为作为后发的民族主义，亚洲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与意识是在西方殖民入侵的历史背景中生长的，其发展的程度、性质及其影响与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压力直接相关。对于这种观念的反思和辨难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在这里不仅需要有对亚洲内部事务的研究，同时还要对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和混合在其中的历史偶然性因素有足够的认知。
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施恩德（Andre Schmid）编的《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是一部多位西方的亚洲史专家的论文合集，其所讨论的问题和所得出的结论无论在理论上或个案研究的具体细节上都具有相当的深度感。我甚至认为这些深度和敏感性会产生使人眩目之感，而书前的“出版说明”中关于“已尽量做些文字处理和调整”的说明也从一个角度证实了我的担心。下面仅从书中撷取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以亚洲人的立场站在最前沿去观察亚洲民族主义”
两位编者在“导论：亚洲的民族和身份认同”中首先提出，尽管民族国家已经成功地组织了世界、将社会团体限制在其疆域内、屏蔽所有质疑事物当前状态的观念，但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的爆发性发展和绝对强大的力量在当前已经是不容置疑的。（第1页）作者继而认为，在亚洲人看来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衰退，因为早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亚洲国家已经深受全球化的影响--作者在这里可以推论和引申的是，既然如此，那么亚洲国家实际上并不害怕全球化，他们对于全球化的力量有时是抵抗，有时是“微妙地搅和在一起”；因而本书作者对于广泛流传的西方入侵－反应论、殖民地人民是在与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寻求民族自主这类观点提出了不同的声音：应该“更多关注亚洲民族国家形成民族身份的历史过程”；应该认识到亚洲各国的“不同精英团体往往使用不同的策略来修饰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西方的影响仅仅处于次要的地位”；应该“以亚洲人的立场站在最前沿去观察亚洲民族主义”。（以上参见第2-3页）
很显然，本书编者（同时也是重要作者）所具有的明确的问题意识是，认为必须强调从亚洲内部事物的发展历史与策略来揭示亚洲民族身份的形成问题。在作者看来，所谓的亚洲内部事物主要呈现为三大类别的分歧：1.国家内部的性别、阶级、地区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与权力区别而造成的各种民族国家观；2.亚洲各国之间在多边世界秩序下的分歧以及互为“他者”--过去学者们仅倾向于认为西方是亚洲民族国家的主要“他者”；3.主观地叙述过去的历史以迎合民族主义者现在的目标，从而出现过去与现在的分裂，以掩饰民族身份认同中新增饰的东西。（第5-6页）在上述这些以亚洲为新的思考中心的历史思辨中，对于“民族”的再思考和质疑实际上已经展开，并且由后民族主义对先前的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历史必然性和完整性范式提出了挑战。
在“导论”的结尾，两位作者总结了本书各位作者的一个共同点：“都以各种方式避开了现代主义的一个论点，这种论点认为亚洲民族的起源只存在于西方。……民族主义大业的兴起，往往与亚洲内部的张力相关，而不是因为亚洲与西方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体系也许推动了争取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斗争，但并没有设定这些斗争的结果。”（第18页）因此，需要我们发掘的是亚洲民族内部的剧情和发展主线。
二、谁的身体？何谓民族的身体？身体何用？
苏珊·伯恩斯的论文《构建国体：十九世纪日本的公共卫生与民族》研究了1868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如何把身体与疾病看作是影响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以及如何围绕着身体问题把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与国家管理体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在这过程中，很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公众舆论和民情对于国家以身体问题塑造民族形象的反应。正如论文一开始就指出的，“政府在解释国家医疗政策的时候，提出了社会利益和国家需要的观念，但是大众却主张实施一种新的公共卫生政策。这个政策指出国家与个人身体的简单类比关心并不为所有日本人所接受。”（第20页）当然，国家与个人身体的类比还是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1858年来到长崎海军培训学校接受医学训练的松本良顺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外国人以日本人的尸体来讲解解剖学的时候，他感到了一种观念的深刻影响：“在日本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身体被深刻地蕴涵在权势关系的对比里”。（第27页）这会令人想起过去我们关于鲁迅的描述文本中也有较类似性质的观念：中国人的身体与灵魂的麻木促使他把身体与国民性联系了起来。
但是，在日本的公共卫生运动中，民众的看法并不与政府完全一致，甚至引发出冲突事件。这些冲突在观念上涉及到身体的真正归属问题、民族形象中的性别问题、民族国家与现代观念的形成问题等等，实际上是对身体与民族建构关系的一种反思：“无论是‘民族’还是‘身体’都具有了多重的含义 ”。（第58页）实际上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是：谁的身体？何谓民族的身体？身体何用？于是我们发现，身体的民族主义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本质上的私人属性使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与冲突之中。
当我们回顾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以消灭血吸虫病为例的时候，同样的疾病-身体-民族形象观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另外，“赤脚医生”概念中的民族形象也同样是建立在与西医的竞争基础之上，这种形象建构了一种在威权主义的全能政治之下的民族健康观念--激进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三、既然“事仇”，何必“民族”、还要“主义”？
卜正民的论文《中国日占区的事仇民族主义》所处理的不但是比较复杂而且是颇为敏感的题材。作者并不是试图以某种历史情境或某种新发现的史料为通敌者开脱罪名，而是试图分析和揭示事仇者在自身中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正是以往的汉奸史研究中所欠缺的。作者认为，通敌者（更符合其时其地的概念或许是文中所使用的“亲善派”）以“拯救民族”的说辞为其行为的合法性辩护，我们绝不接受此类说辞是一回事，但是此类说辞在民族主义历史中仍有其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则是另一回事。作者指出：“在二十世纪中国混乱民族主义历史进程中，‘亲善派’也应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抗战派在胜利后控制了历史审判的话语权，但“亲善派”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仍是客观存在的。（第185页）作者由此而提出了一个“事仇民族主义”（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的概念，认为它听起来是自相矛盾，但实际上有其逻辑连贯性。“事仇”就是欧洲语言中的“与敌合作”，是彻底的妥协，“但就二十世纪而言，与敌合作完全建构在民族主义的术语之上。”在宣称民族的利益、代表、生存等方面，“事仇”同样有其属于民族主义的话语前提。但是，由于我们早以习惯了把通敌者为自己辩护的说辞看作是毫无意义的诡辩的思维定势，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在这些诡辩中出现的民族主义的理论窘境。
从二十世纪外国侵略者的角度来看，扶植傀儡政权以实现间接的殖民统治是逼于国际舆论压力的做法，由此而在民族情感的问题上产生出新、旧殖民主义的一项重要区别：“早先的殖民主义一味压制民族情感，禁止人民对自己国家的感情；而晚期的殖民者则致力于经营被他们紧紧攥在手心里的附属国，随时供应各种民族情感。”（第191页）这种区别导致日本朝野尤其是情报部门对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进行评估，无论其结果是高估还是低估，都会把民族情感看作是必须培植的统治基础之一。作者继而指出，负责策划“维新政府”的日本特务机关在事仇民族主义理论的产生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意识到不仅要承认民族情感的力量，还要戴着这个面具起舞。（第193-198页）而中国的事仇民族主义理论的正式形成则是在1938-39年“维新政府”从筹办到成立后的三组文本资料中充分地展示出来，这是作者在论文中的研究重点。在“维新政府”的“政纲”和成立宣言中，民族主义的说辞和诉求通过斥责国民党政府而出现，力图强调“维新政府”是中华民族的政府而不是异族的代理政府。更进一步的复杂情况是，到了1938年10月，日本人为了拉拢汪精卫而试图在事仇民族主义中纳入三民主义的旗号。从理论上看，“维新政府”的教育部长顾澄阐述的民族主义较有“民本”色彩，也有一定的逻辑性：“民既不存，国于何有？”--其论证是：“旧政府既舍此数千万人民而去，若无新政府发生，则此数千万困居焦土之人民将何以生存？保全斯民，即所以保全吾国。诋保全民众者为汉奸，则必放弃民众，残杀民众者。”他甚至敢于认为与国民党政府的步步丢失国土相反，他们是在逐渐收复国土。在汪精卫政权成立后，汪的助手陈公博也作出类似的解释，认为救亡图存就必须拒绝像国民党政府那样弃国而逃。
在详细分析了各种具体材料之后，作者深刻地指出，“任何一种民族主义主张，其首要的重负在于它不得不和其他的政治议题竞争。 ”而所谓的竞争，也就是必须针对各种政治议题而塑造自身，“它的成型，必须借助刺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绪，必须借助建立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将民众联结成一个单一的民族体，必须借助阐扬一种理念主张以将民族奉为身份形成过程的中心。”（第217页）这是作者提出的民族主义三个指标，表明并非客观存在的“民族主义”概念的内涵是被精英力量所赋予的。作者充分看到了在后期殖民理论（甚至后殖民理论）中，“合作”和“妥协”都是可以的，因为“世界体系无远弗届，在此情形下，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完全自治。”（第219页）作者针对“维新政府”的民族主义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的比较分析是：“在殖民地背景下，民族主义很少能获得充分的独立性，尽管它可以被塑造成具有独立性的东西。它通常起自推翻殖民强权的斗争，但也和诸多更强势的权力中心达成政治和文化妥协。”（第218 页）如国民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共产党与苏俄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民族利益问题上的妥协。那么，导致事仇民族主义的失败和历史耻辱感的原因，并非是哪一种民族主义在观念上更有说服力，“而是因为其理论主张的构建与大多数民众亲历的动荡的社会现实相去甚远。……日军屠杀维新政府要保护的民众，这就注定在日占区寻求复国是要失败的。”（第220页）
可以说，正是“事仇”的耻辱与实质上的为敌所用注定了跟在它后面的民族主义成为苍白的幻影。人们站在抵抗战争终于获胜之后的审判席上，当然可以质问的是：既然“事仇”，何必“民族”、还要“主义”？
至此，作者完整地梳理出事仇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历史局限和道德悲剧，这种思维和分析路径对于历史上各种涉及民族主权、利益和国家构建的民族主义体系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200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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