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公自唐代开始进入佛教供奉，宋代进入道观崇祀，同时亦为儒学尊崇。明代嘉靖帝是由京师西南方向入嗣大统的，曾以藩邸所属之当阳成神的关公作为帝祚护佑，开始深宫秘祀。“倭乱”以后关公又进入乡里社会，成为“保土安民”的精神象征，同时亦为沿漕运商道为经常跋涉往来之士、商两界敬奉。而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以及作物品种的改良，中原地区农民祈雨也由汉唐时代的“二月二”变为“五月十三”关公诞辰或“单刀赴会”日，所以晚明时代关公崇拜实已覆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manz**女真本为萨满原始信仰，因努尔哈赤得到万历李太后所赐关公像，而深植于manz**皇室崇拜之中，至以“关玛法”（满语“关爷爷”之意）称之。笔者相关探讨已辑为《伽蓝天尊——佛道两教的关羽崇拜》、《超凡入圣——宋代儒学与关羽崇拜》及《护国佑民——明清关羽崇拜》数种专着，将在近期出版。关公崇拜在海外的形成和鼎盛，也与这些大背景密切相关，限于篇幅，仅缀于弁首，以启后文话端。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移民，其原因无非三端：一是战乱避祸，这主要是汉末向长江流域迁徙，唐末五代向闽广迁徙，以及两宋向江西、闽广的客家迁徙；二是商业移民，主要是唐宋社会转型期相当一部分脱离农耕乡里，转为商帮漕运，进而向南洋各地寻求发展；三是农耕移民，主要是明初“靖难之役”造成河北山东户口锐减，耕地荒芜，于是官府从山西大规模迁徙农户，以实京畿；明末清初战祸导致四川人口迅速缩减，遂有“湖广填四川”之举。其中明清易代之际，反清人士移居化外，还带有明显的政治因素。
       但于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干隆以后中国缘于传统耕种技术的农业，已与人口爆炸性增长形成紧张冲突，集体移民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个浪潮被后世简略地概括为“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一直延续到近代。这个大规模自发移民浪潮开始时，近代的国族（nation-state，即民族／疆界）概念还没有形成，因此移民的主要动机还是寻求发展，“趋利而行”。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海外华人社会的关公信仰

        相对而言，“下南洋”的历史意蕴复杂深厚，发展趋势也最为绵长。我以为至少有三重内涵，需要容纳于此题：
一是自孙吴、南朝、唐宋以来，南洋列国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地带，通往阿拉伯、非洲的转口贸易也以此为出海口，故闽广人士以此经商运输者始终络绎不绝。
二是汉唐以来中原人士即因躲避战祸不断南徙，渐次到达海陬极边，南宋以后的迁徙人士成为相对当地土著的“客家人”，但聚落多在贫瘠之地，且生齿日繁，图谋发展，故不得不再次南徙至海外创业，亦沿海上贸易信道迁徙，包括曾经参与太平军之客籍人士避祸海外。
三是近代以来内乱外侮不断，清廷迫于列强压力，听任欧美巧取豪夺，掠为奴隶，即近世所谓“卖猪仔”者。英法曾于1860年（咸丰十年）十月，强迫清朝政府分别签订中英北京《续增条约》、中法北京《续增条约》，承认他们来华招工的权力。即光绪《闽县乡土志》言：“膂力强者，用应洋人之招，为苦工于绝城，彼族以牛马视之。”民国《永泰县志》言：“同治初年，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资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其中也包括部分有识之士效法西洋，以图自强，主动向海外寻求创业发展。故“下南洋”者反清倾向尤为显著。后话不题。
台湾学者黄华节曾认为：

       “清朝时自然经济和血缘团体逐渐解体，多姓村庄开始增加，并且出现了大批客商及游民。因为新生集团无法依靠血缘关系来增强团结并保护共同利益，他们求助于关羽的忠义象征，来维持这个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团体，关羽的形象便被作为交友之道的原则，从而使关帝庙更为普遍。”

       这个说法大致不差，但也需要深入讨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乡里社会是由纵横两条经纬线编织而成的：一条经线是祖先崇拜，因此建立血缘关系的宗祠，就成为合族共祀，血缘亲亲的重要纽带，这也是北宋以来儒家建立“平民宗法”极力提倡和强调的；另一条纬线则是地域性神灵先贤，作为共襄盛举，睦邻友善的主要管道，这也是北宋以来开始订立“乡规民约”的出发点。晚明以来儒商合流，在各地建立的地域性会馆或行业性会馆，便是联络乡谊，制定行规，排难解纷，扶危济困的主要公共场所。正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京师《修建临襄会馆碑记》中所说：

       “会馆之立，所以联乡情，笃友谊也。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考，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

       干隆二十八年苏州《陕西会馆碑记》，叙述更为直捷明快：

“我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者，即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言，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酺，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　
       其实从明代开始，无论地域性会馆还是行业性会馆中，关公已经成为主要供奉神灵了。我曾经作过一个粗略统计，明代开始已有盐业、描金业、香烛业、烟草业、绸缎业、命相业、皮革业、木作、漆作、洋布业、面业、水炉业、军界、监狱、木商、纸业、米业、银钱业、洋货、酱园业、皮箱业、成衣业、厨业、屠宰业、糕点业、干果业、理发业、典当业、豆腐业、骡马业、粪业、武师、教育界、肉铺业等三十多种行业以关公为行业神，地域性会馆则晋（或扩大为山陕、秦晋）、粤（包括潮州、佛山）、闽、苏、徽、浙（包括杭州、金华）等亦皆供奉关公。尤其是三国小说戏曲流行之后，关公被评为“义绝”，而“义”字在唐朝以后已经演变为公共领域中的道德标准，“结义”则是仿照血缘宗亲伦理建立起来平等关系，也在宋代以后流行甚广。
        由于“下南洋”是一个持续的，因人而异的过程，其主要特点是以同乡或者同宗的关系互相荐引，形成瓜蔓，以便异乡为客时彼此照应，立足创业，徐图发展。但是闽广不同地区人士偶然聚居海隅一地，如何解决利益纷争，建立互信互谅，共谋大业，亟须建立一个超越地域、宗族和宗教的共同信仰。关公既然已为士农工商各业，天南海北各地，佛道儒三教及多个民族所共同尊奉，自然成为盟誓联谊的最佳选择。且关公崇拜持续已久，晚明移居海外的老华侨亦知奉行关帝。于是南洋凡华人聚落，无不在宗祠、乡祠之上共建关庙，以彰虔敬。如华人移民吉隆坡设立的第一间庙宇就是关帝庙。先贤选定适当的地点，即在思士街转入谐街一地，建起第一间关帝庙来。也就是今天依然屹立的广肇会馆，到今天依然香火鼎盛。又如新加坡冈州会馆的关帝神龛设在会馆大厦四楼天台，神龛古朴壮观，并列的还有一把六名大汉才扛得动的大关刀，一个召集会员的鼓，一个宣告祭祀仪式开始的钟。这些文物是光绪己丑年（1889年）的产物，都是在广州制造，专程运来，保存得相当完好。
        谈到冈州会馆特别崇敬关帝的原因时，会馆主席卢鹤龄说，广东人出外谋生，有供奉关帝保平安的习俗，而习武的人也有秉承关帝忠义精神的传统。冈州会馆是本地广东新会人聚集的场所，并积极推动武术，以及与武术有直接关系的舞龙、舞狮、飞车等活动，崇敬关帝是一种传统的沿袭。会馆人多意见杂，出现不愉快的事在所难免，但古城会馆副总务赵子廉说，这类事情却很少发生在古城会馆。他加入古城会馆40年，觉得会员都很合作，即使有不同意见，经过讨论后，问题最终都能圆满解决。
欧美则是华人聚居的主要区域共建关庙，如美国的旧金山（San Francisco）、澳州的新金山（Melbourne）都是晚清淘金工人修建的。纽约华埠近年亦修建有关庙，已成为州长甚至总统竞选时拈香，以争取华裔选票的场所。
         20世纪后期，海外华人开始打破地域、宗族及聚居地的轸域，开始跨地区、跨行业合作时，关羽信仰也起到了垂范作用。如1963年9月成立的“世界龙岗亲义总会”就既是地缘性，又是亲缘性的世界性组织。该会缘起于清朝初年广东开平县单水口的一场地产纠纷，刘姓为当地小族，势不足以抵御豪强侵掠，“乃集刘、关、张、赵姓四人士商决兴建祠庙于冈上，塑奉汉昭烈帝，关壮缪侯、张桓候、赵顺平侯、及诸葛武侯诸神像、并名之曰‘龙冈古庙’，以社觊觎者谋。”“龙冈之组织乃从此而发祥，该地为台山、新会、开平三县交界处、当地同胞列海外谋生者最早。侨居美国之四姓宗亲于逊清光绪初年即于旧金山布碌港首先建造龙冈古庙、宣统二年旧金山龙冈公所落成，为四姓侨胞联络中心。继则由美国各埠扩展至其它国家”，现在已发展壮大，“世界各地有关龙冈组织者共为一百四十六个单位，拥有宗亲约三百余万人，占海外华侨总人数七分之一。龙冈宗亲遍布全球。”他们还对“龙冈精神”进行了现代伦理的诠释：

      “曰忠、曰义、曰仁、曰勇。简言之，‘尽己之谓忠’，‘行而宜之谓义’，‘博爱之谓仁’，‘见危受命之谓勇’。此四者，亦为我国固有伦理、道德之精髓，龙冈宗亲视为立身处世之准则，造次如是，颠沛不违，其宗旨乃秉承刘、关、张、赵四先祖桃园结义，古城聚会之精神，遵奉先主遗训，亲爱精诚，团结互助，共谋福利为鹄的。”可供思考。说明关公信仰仍然在海外华人中具有垂范榜样及凝聚意义，并在新一代华人华侨中继续延展。

二，台湾的关公信仰

        比较特殊的是台湾关庙及关帝信仰。虽然郑成功已把明廷的关羽信仰植入台湾，并在驱走红夷（荷兰殖民者）以后，即在首府台南修建祀典关庙（永历二十三年，即1669年，今称台南“小关帝庙”），据说就是傍依南明宁靖王府的钟楼修建的。康熙收复台湾时，台湾犹有抵触，故新建庙宇不多。干隆平林爽文乱，福康安率大军来台，内地官吏也陆续赴台履新，与原有关羽崇拜结合，各地开始陆续增修关庙。而以嘉庆以后漳、泉移民潮带来本土关羽信仰，修庙最多。台湾把五位神祗尊为“恩主公”，如台中圣寿宫供奉的恩主公就包括关圣帝君（关羽）、孚佑帝君（吕洞宾）、司命真君（灶神）、北极玄天上帝（玄武）和岳武穆王（岳飞），而以关羽为主祀神。又干隆台南《贴纳武庙香灯示禁断碑》谈到：

       “前经仝通土老番朥望、社番凉等，会同于耆，共相妥议，暨本庄内外旱产纳香灯者，更贴丁饷。议规立约，俱各心安。因凉等悮查底里，于清厘案内禀复黄大谟等，有名兹硬等细查确据，不敢欺神，亦不敢扰众，仍依旧识，囗充香祀。但私约难定，官断有凭，理合声明。呈叩，伏乞给示勒石，以成档案囗民番仝沐圣恩，永志不朽。”　

        以此观之，台湾地区的原住民（番民）中的关羽信仰也是这一时期传布开来的。
        宜兰县礁溪乡协天庙创建于嘉庆九年，是台湾历史悠久的关庙之一。庙虽不大，但由于日据时期关帝像未受损害，光复以后其它重建关庙纷纷于此分香续灵，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关庙之一。其由来传说是福建漳州府平和县先贤林枫为讼事进京，途经铜山县东城，闻关帝庙关圣帝君威灵显赫，乃进庙恳求神佑，迨抵京城果然奇应胜诉，其冤得雪，林枫为感神恩，于归途再度进庙叩谢，　同时在神前卜筮，蒙凖奉炉丹分灵返乡，春秋致祭。其后林枫后裔嘉庆年间渡台，行前至东山祖庙求得圣帝金身护佑，即经厦门过海入噶玛兰（即今宜兰），安然进抵礁溪，并发现一黄蜂巢灵穴，遂卜居礁溪，建庙奉祀关圣帝君，供一般民众膜拜。同治六年镇台使刘明灯提督部属触犯神灵，遂跪拜求赦，病者即见痊愈，乃表请建协天庙。
        这在台湾关庙中颇具代表性。笔者曾应该庙主委吴朝煌亲邀，参加礁溪协天庙1997年一月举行的醮仪及首届两岸关公文化研讨会，亲见仪式庄重，信众云集的盛况，成为全台湾一时新闻。后又顺道拜访了台湾其它一些关庙如日月潭文武庙、台南开基武庙等，深感其成长之速，根基雄厚。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中亟需建立自己的神道祭祀体系，曾首先开始“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将曾经供奉的中土诸神包括关公一概撤祀，并且在台湾、大连等直辖地区毁像撤庙。礁溪协天庙正因神像被保存下来，才成为一方盛景的。光复以后关帝庙在台湾迅速恢复，而以1989年解除“戒严法”以后增长最为明显。台湾省政府曾对所辖县市从事调查（台北、高雄两市除外），当时关帝庙、宫、堂总共431庙。1997年一月宜兰县礁溪协天庙举办台湾“关圣帝君两岸文化交流座谈会”时统计，台湾地区与会之宫、庙、堂、坛、会共有950个单位。较十年前增加一倍。
地名　　解严前　解严后　　地名　　　解严前　解严后　　地名　　解严前　　解严后　
台北市　　5　　　116　　　台北县　　　26　　　156　　基隆市　　　7　　　　47　
高雄市　　13　　　53　　　花莲县　　　5　　　　21　　桃园县　　　10　　　35　
新竹市　　3　　　　9　　　宜兰县　　　23　　　58　　　台中县　　　13　　　33　
台中市　　13　　　28　　　嘉义市　　　3　　　　6　　　新竹县　　　6　　　11　
苗栗县　　28　　　50　　　高雄县　　　39　　　53　　　彰化县　　　34　　　59　
南投县　　30　　　41　　　台南市　　　11　　　18　　　台东县　　　9　　　15　
嘉义县　　14　　　17　　　云林县　　　58　　　64　　　台南县　　　42　　　49　
屏东县　　22　　　24　　　澎湖县　　　17　　　16　
        其中台北市、台北县（即大台北地区）增长最快；其次是基隆、高雄两市，都是台湾经济发达的地带。其它县市则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大体而言，北部地区大幅增长显著，中南部地区原有庙宇较多的市县增长相对缓慢，而以经济相对滞后的澎湖列为最后。据台湾友人介绍，随着台湾的开放和经济起飞，关羽信众也由光复时第六位提升到第二位，约八百万许。尤其是商家笃信致富之正道，而政要为了拜票也频频现身主要关庙，拈香谒拜，虔敬致祷。

三，走西口与闯关东中的关公崇拜

         同样移民潮，还有“走西口”与“闯关东”，限于篇幅不能展开，略带数语。
“走西口”主要指两个趋势，一是晋商驼队及个体商贩的经商运输活动，二是山西、陕西及河北移民随着牧区改为农区或者农牧结合区西北向迁徙。随着对于外蒙古诸部及俄罗斯商道的开拓，这种模式亦渐次沿着晋商驼队的足迹延伸，逐渐覆盖了内蒙古西部。晋商和山西移民也把家乡信仰带至新的聚落。据说清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就有七个关帝庙，其中“大盛魁”是晋商在蒙古地区活跃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资本也最为雄厚的商号。他们开会议事办公的地点就是关帝庙。俄国科学院院士李福清说：

      “在18世纪中关羽崇拜在蒙古族流行较广。1772年（干隆三十七年）在俄罗斯工作的德国学者巴拉斯（P.S.Pallas）在西伯利亚旅行时，参观俄罗斯恰克图（Kjakhta）及对面的（属于清朝中国）买卖城时，也参观了那里的关帝庙（大概是北部最远的关帝庙）。当地的蒙古人告诉他，这就是格斯尔庙。”

       证实晋商已把关帝庙修筑到他们力所能及的最远所在。此外蒙古王公也开始将世代经营的放牧地改为农牧混合，所以这一带虽然地方人稀，却出现了中国最为正规的关帝庙。民国二十四年《察哈尔通志》记载坝上张北县（今属河北张家口市）有二十四座关帝庙，无论数量还是规格，都堪称范例。
        相比前两者而言，“闯关东”的开辟草莱，白手创业，则更类似于美国19世纪的西部拓荒。
       有证据说明，干隆十九年东巡已把国家对于关羽的崇拜带至东北。他曾为关外数座关帝庙御书匾额，干隆《吉林志书》记载，当时仅吉林已有12座关帝庙。考虑到到当时地广人稀，这个数目几乎涵盖了当时吉林地区的所有大聚落。光绪十六年（1890年）俄罗斯汉学家伊万诺夫斯基（А．О．Ивановский）曾在东北作过民俗调查，发现老百姓来自各地，信仰颇杂而喜集中供奉，反映了农垦文化的特点。其庙祀多为九神（关帝、黑脸龙王、红面火神、四首或六手马王、牛王、药王、虫王、苗王、财神）同供，而率以关帝为首。
         近代地质普查确认了关东蕴藏了丰富的煤铁矿藏，关外日俄势力开始在东北角逐争胜，而工业化进程也使清廷加速了关外移民及开发的力度。而关外新移民聚落的形成，往往都以修建关帝庙作为见证。如《吉林乡土志》言：

        “盘石县草庙子：于清光绪二十六年间，由开荒人作开荒之纪念，建筑关帝庙一座，上用草苫，故名草庙子。”　

        即是典型一例。光绪以来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一所关帝庙修建，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移民聚落形成。东北方志因为晚近，反而成为记录最为详实的文献。

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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