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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 [打印本页]

作者: 虾哥 时间: 2012-11-4 11:38 标题: 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

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

——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

谭同学

【内容提要】从事数码快印业的新化人以亲缘、地缘关系网络为基础，加上技术上的优势，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企业呈“内卷化”方式发展。但与此同时，市场机制也深深地嵌入亲缘、地缘关系网络，雇佣关系和同行竞争冷酷的一面一直存在。这从经验上而非哲学和文明形态上（如儒家文化）彰显了亲缘、地缘与现代市场契合的可能性，但因其互助合作的首要目的为“私”而非为“公”，也便注定了无法消解市场的“弱肉强食”逻辑。
【关键词】亲缘　地缘　市场　互嵌

一、数码快印界来了一个幽灵

　　善于“凝视”异文化的人类学常警醒人们，身边熟悉的事物是否会因为太熟悉以至于“视”而不“见”？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此类担心的确并非多余。若溯及既往，笔者对本文研究对象的关注至今正好十年有余，但真正将其纳入研究视野则属近年之事。①

　　笔者最早调查数码快印业始于2001年，地点为武汉。调查的直接原因，是打字复印店的服务价格让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学生望而止步。例如，2001年初打字复印店几种主要服务的价格如下：

　　录入文字，每千字5元。2011年，该项服务的价格为3元。相对其他服务项目而言，2000年此项服务价格并不高。其原因是，大多数顾客因为难以承受昂贵的打印服务，会选择在电脑上经反复校对确定无误之后，再到打字复印店打印。这种应对策略在高校学生当中尤为普遍。

录入文字加校对排版，以A4纸张、小四号汉字为标准，每页5元。此类服务及其收费方式，实际价格约为前一种方式的1.2～1.5倍（原本价格应该相差无几，但打字员在排版文字时会选择1.2～1.5倍行距，相应的每页能排下的字数则减少）。选择此类服务及付费方式的顾客，多为电脑盲，不懂得录入文字，更不懂得排版，因此让打字员有了利用技术壁垒进行价格“欺诈”的机会。

　　打印排版完毕、A4大小、文字文档（黑白），每页1元。若文档中包含彩色文字，每页5元。

　　打印排版完毕、A4大小、文字带插图文档（黑白），每页2元（插图耗费墨粉比较多）。若文档中包含彩色插图，每页7～10元。

　　打印排版完毕、B5大小、文字文档（黑白），每页0.6元。若文档中包含彩色文字，每页2元。

　　打印排版完毕、B5大小、文字带插图文档（黑白），每页1元。若文档中包含彩色插图，每页3～5元。

　　复印A4大小、文字文档（黑白），每页0.5元。

　　复印A4大小、文字带插图文档（黑白），每页0.6～1元（视插图大小而定）。

　　复印B5大小、文字文档（黑白），每页0.3元。

　　复印B5大小、文字带插图文档（黑白），每页0.5元。

　　2001年，武汉绝大多数打字复印店无法提供彩色打印服务，能提供彩色复印服务的则更属稀罕。

　　打字复印店的经营者常会“诉苦”：他们赚得其实不多，因为成本太高。其所指成本高，主要不是聘请从事一线工作的人员工资高，也不是打字复印业的耗材贵，而是机器本身价格高、维修费用高、机器折旧快。购买一台日本进口的黑白复印机需十余万元，打印、复印一体机则将近20万元（这个价格超过当时武汉一套100平方米房子的均价）。此类精密仪器一旦出现故障，请专业人士上门维修，工资以100～200元 / 次或者300～500元 / 小时计算，再加上更换零件，费用很高。一般复印机在使用3～5年后即需淘汰。

　　不过，经营者诉苦归诉苦，其收益无疑仍十分可观。一位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内从事打字复印的张姓老板（武汉人）表示，一个十余平方米的小店、一台打印机、一台复印机外加两个打字员，每年能为其创造的纯利润在5～8万元左右，若能在政府部门或大型企业拉到订单，利润将更高。

　　然而，正是在2001年，绝大多数原已在武汉从事打字复印业多年的经营者陷入了“滑铁卢”。从该年秋天开始，一些新进入武汉打字复印业的经营者发起了大幅降价的“冲击波”，例如：

　　录入文字，从9月份开始，降至每千字4元，年底锁定为3元。录入文字的价格“欺诈”现象消失。

　　打印排版完毕、A4大小、黑白文档（无论是否带插图），降至每页0.5元，年底降至0.3元，大批量打印（100页以上）甚至降至0.2元。最终于2002年夏降至每页0.15元，大批量打印降至0.1元。若文档中包含彩色文字，先后降至每页3元、2元，2002年夏降至1.5元。

　　打印已经排版完毕、B5大小、黑白文档（无论是否带插图），先后降至每页0.4元、0.2元。若文档中包含彩色文字，先后降至每页1.5元、1元。

　　复印A4大小、黑白文档（无论是否带插图），先降至每页0.3元，年底降至0.2元，大批量复印降至0.15元。最终于2002年夏降至每页0.1元，大批量复印甚至降至每页0.08元。

　　复印B5大小、黑白文档（无论是否带插图），先降至每页0.2元，年底降至0.15元，最终于2002年夏降至每页0.1元，大批量复印也降至每页0.08元。

　　此时的经营模式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如经营者负责上门揽收业务，完成文字输入或打印、复印、装订之后再送货上门。

　　一经打听，这些发起价格“冲击波”的经营者都来自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那么，这些新化人缘何能将价格降低到这种程度呢？在当时武汉的打字复印业中，流传着种种故事。其中有种说法可信度颇高：新化人之所以能将价格降低，主要在于他们自己会修理打印机和复印机，甚至可以直接买别人淘汰的二手机器开展经营，而培训他们修理打印机和复印机的机构是该县的职业中学。或因人们太熟悉这个故事，或因遭受冲击的同行溃败得太快而无暇细究，鲜有人去追问故事的原型。教育优势论或技术优势论成了解释这轮“冲击波”的理由。

　　其结果是，仅大半年时间，整个武汉市原有从事打字复印业的经营者几乎全部被淘汰。在关闭其打字复印店后，张老板最后一次向笔者感叹：

　　都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没想到还是搞不过你们湖南人（笔者亦为湖南人）。你们这些湖南人也太厉害了，简直像幽灵。

　　深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影响的张老板用“幽灵”来形容从事打字复印业的新化人，的确颇具隐喻。事实上，这个“幽灵”自1999年和2000年开始，就已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游荡”。此后数年内，他们掀起的降价风席卷了中国几乎所有大中型城市。2011年9月，笔者在广州访谈的一个业内资深人士易老板表示：

　　可以“霸气”一点地说，其实也是毫不夸张地说，全国地级市以上的城市中的“数码快印业”，90％以上是湖南人搞的。在这其中，95％以上的是新化人，新化人中又有80％左右来自洋溪镇和槎溪镇，或者至少是他们的亲戚、朋友。

　　当然，易老板提供的只是估计数据。因统计上的困难，我们无从得知该行业从业人员的准确数量，但从易老板的“霸气”中，新化人在当代中国数码快印业中的位置可见一斑。②

二、将亲缘与地缘嵌入市场

　　2001年后，笔者每遇打字复印店，常有意无意地询问些许从业行情，也顺便在作为顾客的我和从事打字复印业的新化人之间，通过“老乡”认同的铺垫，建构起一种更具熟人关系意味的合作。随着“熟”的成分在双向关系中越来越多，笔者逐渐意识到，亲缘和地缘关系在新化人从事打字复印业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③他们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互助网络，直到2007年来到广州认识易老板之后我更确信这一点。因为当笔者说起武汉某打字复印店老板的名字时，易老板当即表示与那个老板很熟，他们还是远房亲戚。

　　以上看似“拉拉渣渣”，甚至并非真实的信息（如传言），并非为了更好地呈现调研的细节抑或规范，而是旨在说明，这个群体有着相对稳定的边界。这不仅表现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其从业人员保持了地缘上的高度稳定，而且也表现为该群体有意无意保守一些在群体内本已属常识的“秘密”。

　　在“老乡”、“小兄弟”、“熟客”、“研究者”等身份的协助下，笔者终于获得易老板的“自己人”待遇——他给笔者介绍了该行业及其个人的历史。

　　从易先生口中得知，新化县从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专门培训打字机、复印机修理工的职业中学。也即，传言中新化人的教育优势论纯属子虚乌有之事。同样，技术优势论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在易先生看来，亲缘、地缘关系方是他们制胜的法宝，技术优势只是后来才出现的“如虎添翼”之举，并且是附着于亲缘、地缘关系网络之上，而非独立存在的。

　　据易先生介绍，新化人从事打字复印业的优势得从上世纪80年代初说起，而从事数码快印业的优势则是在90年代后期确立的。可见他将“打字复印业”与“数码快印业”看作是两个有联系但有本质区别的产业发展阶段。

　　80年代初，位于省道312旁的洋溪镇与槎溪镇即有一部分自学成材、动手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尤以洋溪镇人居多），开始到新化县城、冷水江市区修理四通打字机。至于是哪些人首先将这种修理技术带到了距离城市并不近的洋溪镇和槎溪镇，难以调查清楚。一种说法是曾在北京当兵的退伍军人将技术带回了老家洋溪镇，一种说法是有人到长沙、娄底、冷水江等城市的打字店当过学徒，将技术带回了洋溪镇，还有一种说法则是有人在洋溪镇本地摸索出来的修理技术。在受访的数十位数码快印业从业人员当中，无人能确切判断哪一种说法更真实，他们大体倾向于认为“这说不清楚了，也不重要”。他们着重讲述的，往往都是“亲戚带亲戚、邻居带邻居”创业的故事。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由于从事农业的收益太少、农民负担逐渐加重、学费太贵及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等原因的影响，洋溪镇与槎溪镇越来越多的初中毕业生甚至辍学的肄业生开始加入四通打字机维修工的行列。并且，他们在空间分布上也越走越远，开始涉足长沙、广州、上海、北京，甚至哈尔滨、乌鲁木齐、昆明等在传统新化人心目中遥远的城市。这段时期修理打字机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店面稍大点的采取定点服务的形式，二是店面太小甚至无店面的采取上门服务的形式（行业内部称之为“跑流动”），三是既从事定点服务也兼营“跑流动”。选择第一种营业方式的往往是进入行业较早且有一定资金实力的经营者，而选择第二种营业方式的则往往是进入行业较晚或缺少资金的从业者。

　　这一阶段亲缘和地缘关系在新化人的专业技术发展、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经营者（一般也是技工）在招聘技工时，优先考虑招近亲和朋友，然后是近亲以外的宗亲、姻亲，最后才是远房亲戚和一般的老乡；其次，熟练技工在带学徒时，也同样遵循亲缘、地缘递进的原则。学徒的父母及家人也十分支持这种做法，将孩子交给亲戚、老乡一起工作、生活（包食宿）可以放心，而且一般学习一个月左右就可以用，一年左右即可出师；再次，经营者之间的经营经验交流和熟练技工之间的技术交流，最重要的渠道也是亲属和老乡关系网络（因外出务工之前，洋溪镇和槎溪镇人很少流动，其朋友关系网络往往包含在老乡关系网络当中）。他们在维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和老乡关系的日常互动过程中，即完成了经验和技术交流；最后，在零部件的供应上，依赖亲属和老乡关系网络，互通有无，成本低。是故，较之于其他经营者和技工，成功的经营经验和新技术在新化人的亲缘与地缘网络中传播速度极快、成本极低。这一优势弥补了他们文化水平低的不足，让他们在打字机修理行业内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995年和1996年，随着微机市场的出现和扩张，从事打字机修理的新化人遇上了“灭顶之灾”。短短两年时间，四通打字机在大中型城市几乎全部被淘汰。然而，他们并未退缩，而是迎难而上，开始尝试修理喷墨打印机，甚至激光打印机、点钞机，并以此为基础艰难地在城市扎根。

　　1996年下半年至1997年，新化人在“必然”中碰上了“偶然”的机会。一位来自洋溪镇的修理工汪某，在广东南海市五金城废品站购买了数台“废旧”复印机（后经证实为日本淘汰的二手货），经修理后竟然能够正常使用。于是，他以每吨600元的价格收购了大量的“废旧”复印机，专门摸索修理，偶能修好即以每台10000元左右的价格出售给其他亲友和老乡从事经营。此后，陆续又有几位老乡取得了“偶然的成功”。1997年，不少洋溪人和槎溪人开始找人翻译复印机的日语使用说明，对照说明书拆装、组合以吨为单位买来的“废旧”复印机、打印机。加上亲属和老乡关系网络的作用，各类零散的修理技术开始不断传播、碰撞、融汇、提升。据易老板的师父介绍，约1998年至1999年，洋溪人和槎溪人已基本掌握一整套成熟的技术，可将“洋垃圾”变成能重新投入使用的复印机和打印机。同时，第一批掌握此类技术的人开始分流。例如，汪某积累了数百万资本之后即改行到云南、贵州等地开发矿产去了，另外一些人则专门到日本从事二手复印机、打印机回收，然后批发到广州、上海和北京。

　　1999年，和不少年轻人一样，洋溪镇的易先生来到北京“跑流动”，从业3个月后因收入太低转行到首钢打工两个月。年底回老家过春节时，易先生到其曾跟随习武多年的师父家拜年。师父在广州天河外经贸大厦开了一间打字复印店，自2000年起，易先生进入该店当学徒，月工资300元。“醒目”、已婚而有养家压力的他很快掌握了全套技术和经营经验。2001年，易先生的师父积累大量资本转向餐饮业经营，想他到酒店帮忙，但易先生未答应，而是留在师父在广州仓边路的另一个小打字复印店。不久后，易先生一个劳教满期释放的表哥来到广州，外加易先生的哥哥，三人合伙当老板将该店转到了自己名下。再后来，因表哥想单独经营，易老板不愿与之发生冲突，遂通过几个“熟客”——S大学的博士生，认识了一个学生宿舍的看门人，以每月600元的租金将其看门的住房兼士多店改造成了打字复印店。

　　通过亲属（含拟制亲属）、老乡关系网络，易老板可获得较便宜的机器、耗材，“机器维修一半靠钱、一半靠感情”，经营经验和技术交流都十分方便。三年完成原始积累后，易老板开始购置彩色打印复印机、电动切割机、胶装机等先进设备，其利润主要来源已非常规打印、复印，而是彩图制作、打印、复印等，进入了他称之为“数码图文快印业”（以下简称“数码快印业”）的阶段。

　　综观新化人从事数码快印业的历程及易老板的个案，不难发现，他们将其他同行淘汰出局的技术优势，并非来自教育，而是亲缘、地缘关系网络。这正解释了笔者调查所接触到的失败案例：凡是到正规学校去学习修理技术而未能加入这个网络的外地人，在这个行业中基本上都以出局告终。质言之，当从事数码快印业的新化人将亲缘、地缘关系网络嵌入到了市场中后，降低了学习成本、经营成本，其他不具有这种优势的经营者的市场竞争力被迅速消解。这才是这个数码快印界“幽灵”的秘密所在。

三、亲缘、地缘与企业内卷

　　除了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之外，亲缘、地缘关系网络在企业内部管理、提高劳动效率方面也起着积极作用。下面，我们分两种经营模式对此略作分析。

　　第一类是小规模的店面。一般是一对夫妻加1～2位近亲学徒或正式员工经营，其设备一般较为简单（较典型的包括1～2台电脑、复印机、打印机、1台胶装机甚或只有手动线装机、1台手动切割机），只能提供文字录入、打印、复印和简单装订服务。易老板等业内人士称之为“打字复印店”。

　　第二类是规模较大的店面（甚至有本店和分店）。一般是一对夫妻加数位近亲作骨干，再配备远房亲戚、老乡若干甚至几十人作学徒或一般员工，其设备齐全（较典型的至少包括5台以上甚至几十台电脑、打印机、复印机、2台以上胶装机、1台以上智能切割机、压膜机、2台以上高性能彩色打印、复印机、巨幅彩图输出设备，等等），易老板等业内人士称之为“数码图文快印店”。

　　当然，也有一部分经营者的规模和设备介于二者之间，易老板表示，这种店面不太好分类，再说分类本身也不是绝对的。但他同时强调，第一类店相当于小作坊，第二类店则是正正规规的企业，二者性质区别很大。易老板曾列举了几个重要标志以呈现二者的区别：第一类店因经营规模过小往往无法提供正式的发票给顾客，而第二类店只要顾客愿意承担因开具发票而发生的税负就可提供正式发票；第一类店往往因为不是注册企业，无法接受支票转账，而第二类店可以；第一类店因流动资金少往往要求顾客现结账，而第二类店对“熟客”（尤其是单位）可采取挂账，然后月结、季结甚至年结账。

　　在第一类店中，从事打印、复印的一般是老板娘与学徒，而老板则负责装订、切割、上门接业务和送货上门，因为人员非常少，其关系非常密切。笔者于2008～2011年多次调查过的“黄金打印店”即是此类店面的典型案例。

　　黄金打印店老板姓黄，现年30岁，他与妻子都是新化县洋溪镇人。2005年，夫妻二人从一个老乡的店里出来，在S大学旁的菜市场租下了楼梯间楼梯下的几平方米空间开始营业。为了将就楼梯间的格局，他们将复印机靠门边摆放（因复印机得站着操作），而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和装订机则摆在了楼梯底下，只能坐着或者蹲着作业。此外，楼梯底下还摆着一张小床，供黄先生晚上守店用。他们曾雇佣（带）过3个人：一位是黄先生的侄女，2007年15岁初中未毕业的她开始到该店当学徒，2008年已可独立提供常规打字、复印服务；另一位是黄太太的堂妹，2005年开始到该店边学边工作，2007年离店；还有一位是黄太太的远房亲戚，2010年初进该店当学徒并工作至今。

　　从诸方面看，黄先生一家及其员工的关系都不像是单纯的老板与雇员关系。首先，“老板”不像老板。如，黄先生一家与员工一起弄伙食。晚上，黄先生住在楼梯下的店里，而黄太太则带着小孩和两位员工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每年，黄太太都会买些衣物或者鞋子，作为“礼物”而非“奖品”送给她们。因员工年龄太小，黄太太常会以婶婶、姐姐的身份教他们一些生理卫生知识，以应对青春期的烦恼。在她们生病的时候，她还会像家长一样陪她们去就医，照料她们。其次，“员工”也不像员工。如，黄先生的侄女之所以初中未毕业就出来工作，部分原因是他店里的第一位员工辞职急需用工。几位员工在工作之余，常帮黄太太照顾小孩，甚至辅导小孩做家庭作业、补习英语和数学。这时看上去，她们的身份像保姆或从乡下前来帮忙带小孩的亲戚，或是家庭教师。在称呼上，她们也总是按照亲属称谓来称呼黄先生及其妻子。此外，她们与雇主之间都没有正式的合同，劳动强度、时间都无具体规定，没有固定休息日。受访时，她们都表示，这很正常，给自家人帮忙嘛，哪能斤斤计较那么多，有活就忙点，没活就空闲点。

　　在第二类店中，因经营规模较大，有较明确的专业分工和科层制管理雏形。但究其内核，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是其基本框架。易老板的数码图文快印店可算这类店的典型例子。

　　据易老板粗略估计，2001年至今的10年里，其数码图文快印店雇佣过的员工超过100人。除极个别外，这些员工都是其亲戚或者同乡。尤其是店里的几位骨干，无一例外都是他和妻子的近亲。具体而言，其分工及亲属关系如下（详细亲属关系见图1）：

　　易太太何某，负责总店财务、照料小孩，协助何丽协调总店日常工作。

　　何丽，易太太的妹妹，除2010年下半年回家乡定婚之外，2002年至今一直是总店的店长，其打印、复印、作图、编辑技术最好，待人接物灵活，是易老板及其妻子最得力的助手。负责总店日常工作的管理，以及新手员工的“传、帮、带”。除了易老板及其妻子之外，她是惟一被授权可与顾客进行大宗业务洽谈、结账的人。

　　易梅，易老板未出五服关系的堂妹，2002～2007年，协助何丽协调总店日常工作，其打印、复印、作图、编辑技术仅次于何丽。

　　易老大，易老板的哥哥，易老板天河分店负责人，在店中有少部分股份（易老板不愿透露具体比例），懂得巨幅彩图输出技术。除负责天河分店日常运营之外，他还负责总店和其他分店承接的大型彩图打印业务。

　　白勇，易老板大姐之子，擅长修理复印机、打印机、切割机、胶装机、压膜机等，懂得基本打印、复印、装订、压膜技术。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总店和各分店的机器修理工作，同时负责总店的上门接收业务和送货上门工作，晚上看守总店，平时偶尔也从事装订、切割和压膜工作。

　　罗军，易老板姑妈之子，懂得基本的机器修理、打印、复印、装订和压膜技术。他曾在总店做普通员工，偶尔负责上门接收业务和送货上门工作。2009年底易老板在S大学的一个门外新开分店后，罗军与女友负责该店的日常运营。

　　何老大，易太太的哥哥，只懂得装订和切割技术，除负责装订和切割资料之外，主要负责上门接收业务和送货上门工作。2010年，易老板在S大学教师生活区新开设分店之后（占店中大部分股份，易老板不愿透露具体比例），何老大的妻子负责该分店日常运营。

　　易菊，易老板的堂妹，打印、复印、作图、编辑技术较好，2006年至今负责易老板在S大学某文科学院办公楼内所设分店日常运营。

　　何靓，易太太的堂妹，其打印、复印、作图、编辑技术较好，待人接物较灵活。她曾长期担任某何姓老板在上海的一个重要分店的负责人，何丽回家乡定婚期间，到易老板的总店接替何丽的所有工作。

　　亲属和老乡不仅撑起了易老板企业的基本框架，更是使它趋向高效率的法宝。员工称呼易老板和易太太，都是用亲属称谓，只有在开玩笑或者推脱顾客的某些要求时，才会称呼他们为“老板”和“老板娘”。他们有两周一天的固定休息日，但只要工作繁忙，都会主动调整休息日。加班对他们来说是常有的事，基本上每月至少会有1～2次通宵达旦、长达20多个小时的工作，但无人要求过《劳动法》或者其他官方规定的加班费，更遑论撂挑子。甚至于某日凌晨1点多钟，有顾客叫醒守夜的白勇，求他赶工（后来他一直工作到早上8点），以请吃夜宵的名义给他100元，白勇都客气地推脱道，他和易老板是自家人，辛苦点是应该的。

　　综观黄老板和易老板两类店面，虽然业务规模、层次相差很大，但因亲缘和地缘关系克服科层制的理性算计毛病（对黄老板的小店而言甚或根本就谈不上科层制管理），而造就的内部管理高效率和劳动高效率却完全相同。几乎所有的员工，在某种程度上都尽量地为满足顾客需要将业务做好，而不计辛劳乃至报酬地投入更多劳动力。从产业发展和劳动投入的关系来讲，这正是“内卷”的特征，④而造就这一特征的却是亲缘和地缘嵌入市场体系的结果。

四、将市场嵌入亲缘和地缘

　　亲缘、地缘关系嵌入市场，塑造了新化数码快印业温情的一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些像是大家庭。不过，若只认识到这一面，那将导致理想、浪漫的偏差。事实上，从行业上来说它终归是一个市场，从经营主体来说，打字复印店也好，数码图文快印店也罢，终归是市场主体。

　　第一，从市场主体内部关系来看，亲缘和地缘关系从未也不可能代替雇佣关系。

　　在黄金打字复印店这类小店中，内部管理很明显不那么正式（用黄老板自己的话来说是“山寨”）。但即便如此，基本的程序管理还是有的。例如，在工资上，双方早有议定，学徒期间每月500～600元，“出师”“正式参加工作”后每月1000元，待真正变成熟练工后（一般在“出师”一年后）涨至每月1500元（因时间拖得过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被雇佣方感觉“实际工资会缩水”）；在工作程序上，老板对员工也有一套规定；因老板与员工一起劳动，实际上起到了全程监控劳动的作用（在访谈过程中，黄先生的3位员工都曾抱怨工作太累。当笔者打趣式地“提醒”她们“可以想办法偷懒”时，她们纷纷表示：老板和老板娘就在身边，很难偷懒，何况都是亲戚，既然老板安排了这么多活，即使自己不乐意，也只好忍耐着算了）。质言之，亲缘和地缘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当作管理工具在使用。

　　因为亲缘、地缘和市场互嵌得太深、太复杂，单方试图解除市场（雇佣）关系往往会伤及亲缘和地缘关系。例如，当黄老板的第一位员工找借口辞职时，黄太太就很不高兴地认为，这是不顾亲戚和老乡关系的表现。她说：

　　这个妹子（员工）不看僧面，也不看佛面，说走马上就要走，害得我们慌慌张张找帮手。时间太急，不容易找得到合适的，最后没办法只好把他（黄老板）那初中还没毕业的侄女找来了。没办法，关键的时候，还是得靠自己家里的人，不是自己家里的人靠不住。

　　言下之意，身为亲戚的第一位员工已不再被她看作“自家人”。

　　至于易老板的数码图文快印店，管理则正式得多。除了有相对明晰的专业分工之外，易老板给员工制定了工作程序、规则，包括店里清洁卫生的值日安排。因为有分店，再加上易老板本人主要负责原材料采购、大型业务往来和企业对外的社会关系网络经营，他不可能跟所有的员工经常待在一块。于是，他在总店、分店都安装了。它们所能拍摄的范围基本上覆盖了总店和分店的每一个角落。在员工面前，他给出了理由：一是方便监控店内秩序，免得有时顾客太多，工作人员顾不过来，有人乘机进来偷东西；二是方便总店与分店之间的工作交流。但是，所有的员工都十分清楚的第三个功能——老板可通过它们监管自己的工作。在总店和几个分店进行访谈时，笔者遇到的员工都表示，易老板不可能每天都去看录像，但偶尔会调出来看看，如果发现员工偷懒，即给予批评。

　　笔者曾遇到过一回易老板批评员工，批评的标准当然是正式的管理制度。在结束批评时，他说道：

　　我们是亲戚，我才说你的，是亲戚，说话就直一点，你不要有什么想法。要不是亲戚，我是不会说的，实在我觉得不行的（人），直接叫他（她）卷起铺盖走人就是了。你不要觉得难过或者什么的，但是事情（工作）一定要好好做。

　　这是一段颇具管理“艺术”的“训词”。一方面，易老板很清楚地表示，雇佣关系（公）与亲缘关系（私）必须相对分明，工作管理上他无法因亲缘关系而放松要求。另一方面，他又试图用亲缘关系去消弭劳资关系中的紧张因素。也即，一方面他要将市场机制嵌入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将亲缘和地缘关系嵌入市场机制当中，以便更高效地利用雇员的劳动（从而同时维持市场机制的需要）。

　　此外，易老板的员工队伍流动性也比较大。如同珠三角其他行业一样，数码图文快印店中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也被要求抵押1个月的工资。如果员工不干满1年即辞职，依照招工时的约定，易老板将从其报酬中扣除1个月的工资。遇有争议，易老板表示：

　　光给我攀亲戚、老乡关系，我是理都不会理（睬）的。如果是亲戚和老乡就可以不讲规矩的话，那我这生意就没法做了。来的（员工）哪个不是亲戚或者老乡啊？有几次，有几个人在老家的父母还打电话来说（指责）我。我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哪个行当都有自己的规矩。押1个月的工资又不是我一个店的规矩，甚至也不是打字复印这一个行业的规矩，我不可能退（押金）的。”他们如果觉得这个不对，撕破脸皮，将来不认我这个亲戚或者老乡了，那就算了！如果实在是有客观原因不得不辞职的，只要跟我说清楚了，那又另当别论，我也不是说做生意了就六亲不认、不讲人情了。比如说（员工）身体不好要回家休养，或者要回家订婚、结婚，父母病了要回家照顾，家里有急事没法在这里干了，等等，只要是说得过去的理由，不用他们说（要退押金），我都主动悄悄地（将押金）退给他们了。但要是学会了技术就跳槽，或者是自己出去单干了，那我当然不可能退（押金）。

　　第二，从市场主体外部关系来看，亲缘和地缘关系从未也不可能消除竞争关系。

　　前文已提及，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为从事数码快印业的新化人提供了相互合作的天然基础，是他们将其他同行淘汰出局的秘密“武器”。但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发生作用也并非具有无限空间，在不少情况下，市场规则会嵌入到亲缘和地缘关系当中，并消解它们的作用。

　　以易先生的从业经历为例，当他从师父的店里出来到仓边路相对独立从事经营时起，无疑就是在开始援引市场规则，适度规避亲缘和地缘关系给自己带来的不利束缚。而其师父让他到远离天河区的仓边路去经营，本身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易先生的经营与自己形成直接竞争。质言之，双方都盘算了市场规则的重要性，只是双方也都在努力地避免市场规则伤及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

　　易先生及其哥哥与表哥合伙在仓边路经营后不久，其师父的另一个徒弟也出来单干，并将营业地点设在了他们的街对面。这种竞争使得“师兄弟”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不久后，易先生请师父将这个“师弟”、老乡赶出了仓边路（该路属严管街，要办特种经营许可方能从事经营，易先生师父一个在工商部门工作的战友以此为由让这位老板结束了该店的经营）。然而，没出半年，易先生及其哥哥与表哥之间也起了争执（表哥想独立经营，让他们退出）。双方发生口角后，为避免进一步伤害亲戚感情，再加上盘算着自己因平时负责在外联系业务而掌握了该店相当一部分客户（尤其是S大学的客户），分裂对自己并非完全不利，易先生选择退出股份转而到S大学开始独立经营。

　　易先生在S大学做大做强之后，在H大楼地下室设立了总店，在校内及周边开了3家分店。这些经营与相对较晚进入S大学及其周边从事打字复印业的“老乡”之间，毫无疑问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例如，黄先生及其妻子都表示，易先生为人还算不错，他们以前经常会去易先生店里玩，但他们也从事这项生意之后，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了。黄太太说：

　　我们根本没法和他竞争，本金（资本）太少，设备太差。我们接的业务，都是他看不上的。但吃同一碗饭，跟原来多少有点不一样了……要说有什么（矛盾）的话，也没什么。可能我们都太忙了，没时间一块玩了吧。

　　如果说黄太太关于竞争的“感觉”还不是那么确切的话（以至于她最后更愿意用“太忙”来解释日渐疏远的老乡关系），易先生与另一位在S大学旁经营的王老板的冲突就十分明显。王老板的店面规模比黄先生的稍大一些，但在2006年刚开始经营时没有彩色打印机。有时王老板接到少量彩色打印业务，易老板以稍低于市场的价格“帮忙”打印（仍有部分利润）。直至某天，易老板发现王老板在H大楼发放拉客户的广告名片（H大楼里的老师被易老板看作是他彩图打印业务的基本客户），于是终止了“帮忙”关系，并将复印价格由每页0.1元先后调至0.08元、0.05元（这个价格是周边市场的通价，在此之前，S大学校园内的价格一直较校外略高），给王老板的小店直接造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危机（王老板表示，他咬紧牙关挺了约1年才度过这场危机）。对此，易老板很生气地说：

　　本来看在老乡的份上常帮衬他的，没想他把手伸到我家门口来了，哪还有什么老乡情分？他不仁在先，那也就不能怪我不义在后了。

　　在更高水平上，市场嵌入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的过程，甚至会以亲缘和地缘的外形表现出来。例如，2011年7月6日，在新化县人民政府会议厅，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从事数码快印业的新化人成立了一个新化数码快印行业商会，县委书记、县长均出席了大会。商会负责人声称，新化人所经营的数码快印业，每年产值至少100多亿元，商会可构架起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的桥梁纽带，规范企业经营行为，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形成合力，增强竞争力。例如，“对国外商家进行团购，至少降低10％的成本”。⑤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身处该地缘网络当中的经营者都有机会享受这一资源整合渠道。传言中身价上千万的易老板表示：

　　主要发起人都是北京、上海的大商家，按说像我这样的小老板不会被邀请的，但我与他们几个都是很多年的好“兄弟”了，所以也邀请我去了一下。

　　笔者无法判定，易老板是否原本有参与的实力，而在面对访谈时谦虚地隐瞒了自己的资产规模。但可以判定的是，对于经营规模不够大的新化人来说，没有资格进入这个新网络。2011年10月4日，笔者在贵州大学校园旁的打字复印店调查时，一位老板表示，他知道成立商会这件事，但没有回家去参加。他说道：

　　那都是大玩家玩的，我们没资格。要不是实力不强，也不会被挤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讨饭吃了……实际上，他们的成本将来降得越低，竞争力越强，就越会垄断市场，我们这些人（小规模的经营者）连捞小鱼小虾都会越来越困难。

　　质言之，商会尽管充满了亲缘和地缘关系色彩，但其实质是市场关系网络，尤其是市场中强者的联盟。对于小本经营者而言，这张市场关系网络覆盖了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

　　先富起来的同行进一步整合资源，增强竞争力，对以较低起点晚入行的同行来说，压力确实是存在的。在创业压力重重的王老板身上，在经营条件多年未见有实质改善的黄老板身上，不难发现，除非能集中大资本、高起点直接介入利润较高的彩印领域，否则靠“小打小闹”慢慢实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已越来越难。在“洋溪信息港”网站的“洋溪人论坛”“打字复印”板块中，曾有一则题为“伤不起啊伤不起”的贴子，内容是一张打字复印店广告牌照片，广告牌上写着“打印5分、复印5分”。⑥自2011年10月7日该贴出现后至当年11月底，即有50多条跟帖，跟帖者大多都是哀叹。如有帖写道：“讨米都比这强”；“复印打印5分，现在买张纸也是4分呀，还要碳粉、电费。这生意怎么做哟。”但也有一些跟帖指出了“同根相煎”的事实，如：“深受这种贱骨头的害”；“Y的，价钱就是这么搞烂的”；“老乡都不团结啊，都只能看到眼前自己的利益！我们应该多多学学犹太人！”

五、社会经济的可能与限度

　　作为一种有别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社会经济提醒我们，市场不是独立存在于真空中的透明物。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等社会性因素可能嵌入市场之中，并能弥补其诸多缺陷。尤其是，对于市场中的部分主体而言，社会因素有利于帮助它们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在市场中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对比科斯（Ronard H. Coase）关于企业的经济性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判断，⑦可以说，包括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在内的社会因素，与市场有着深度契合的一面。在本文中，我们看到，新化人在数码快印业中的优势与这些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近乎先验的判断不同，⑧它暗含了一种可能，市场的发育不一定需要完全自由的、具有“新教伦理”的个人。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从经验上，而不是从哲学（宗教）和文明形态上，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嵌入现代市场，作出了有效的注解。⑨

　　不过，问题如果简单到了如此程度的话，大抵也不至于引发如此之多或正或反的思虑。或许，这一问题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张力、悖论。

　　在亲缘与地缘关系嵌入到市场体系的同时，市场规则也常以被人忽视的方式，深深地嵌入亲缘、地缘关系当中。它时而在亲缘、地缘关系外衣的掩盖下，时而赤裸裸地支配着市场主体内部的雇佣关系，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在产业结束量的扩张和超额利润阶段之后，尤为如此。是故，在新化人的数码快印业中，我们看到资方常会在自己与雇员之间，对亲缘、地缘和市场作出适当的区隔，以消解亲缘和地缘关系对市场机制的束缚，甚至于将亲缘和地缘关系当作管理雇员和维持市场雇佣关系“标准化”的工具。在外部竞争中，对市场规则嵌入亲缘和地缘关系这一事实，新化人更是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冰冷的市场关系与充满温情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当张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似乎马克思的论断变得清晰起来，温情的面纱难免被侵蚀甚至完全被撕下。⑩

　　由此，值得追问的更深层次问题再度呈现出来——社会经济在何种条件下变得可能？

　　若结合本文的案例来说，亲缘和地缘关系嵌入市场体系之后，之所以终归不能避免弱肉强食的逻辑，与其原本就没有规避这一逻辑的基础不无关系。新化人在凭籍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进入市场体系的中心位置时，最基本的目的本身就只是加强自己（私）的竞争力，争取更多的市场资源，而不是其他公共性的社会目标。当这种竞争力强大到了将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之外的“异己”力量驱逐出市场体系之后，旨在争取更多市场资源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并没有消失，其性质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由此可以说，“同根相煎”的悲剧早在新化人像“幽灵”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幅降价之风时开始，即已注定。

　　言及此，社会经济的另一深层次含义也便明了了。只有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适度超越了纯粹“私”的目标，建立起了适度的公共性社会目标，方可能真正具备克服纯粹市场逻辑的意义。倘若只是亲缘、地缘和市场的互嵌，至少在社会限制“弱肉强食”的竞争格局上，终究脆弱不堪。社会经济的可能性，或者说，纯粹市场与公共性社会目标契合的可能性，正是转型社会普遍面临的困局。它们构成的张力、悖论，与其说是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上的，或者说是儒家文化（文明）与现代市场之间的，从本质上不如说是转型时代社会内部本身的张力、悖论。

　　在务虚之余，倘若有务实之士问策，我们大抵可给出一个这样的判断：不要指望有一天市场会突发善心，不要指望它会自动地依照我们的依恋或决绝，接续或抛弃某些“传统”，汝果欲变革市场，那么，从重建社会开始罢。

　　*本文曾受惠于笔者所在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三人行’读书会”关于转型中国社会研究的讨论。本文的调查曾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社区自助机制建设与农民幸福感提高研究”（项目批准号：11CSH013）、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东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城乡协调研究”（项目批准号：09JDXM84002）的资助。

【注释】
①文中涉及被调查者隐私的相关信息（如人名）已作学术化技术处理。
②也有报道估计，新化籍打字复印业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0％，二手复印机、打印机经营维修占65％，产值100多亿元，从业人员有10多万人，参见刘建安：《凝聚十万人梦想新化数码快印昂起龙头——全国首家数码快印行业商会在娄底新化成立》，娄底新闻网，http：//www.ldnews.cn/news/loudi/thenews/201107/20110706201252_2.html，2011年7月6日访问。
③郭星华等人也于近年对打字复印业中的“新化人现象”予以了关注，其分析视角主要侧重在地缘关系对农民工流动，以及城市体验对农民工行为的影响，对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的理解富有洞见，见郭星华等：《漂泊与寻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84页。与此不同，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地缘在宏观上的市场意义，并同时强调亲缘在微观经营上的经济影响。此外，从总体上来说，本文力图侧重分析的是亲缘、地缘与市场互嵌的机制及其效应。
④“内卷化”一词为格尔茨（Geertz Clifford）所创，用来指称爪哇农民通过不断增加劳动投入达至增收目的的“自我战胜”的过程，见Geertz Clifford，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 80。
⑤刘建安：《凝聚十万人梦想新化数码快印昂起龙头》，娄底新闻网，http：//www.ldnews.cn/news/loudi/thenews/201107/20110706201252_2.html，2011年7月6日访问。
⑥参见洋溪信息港网站，http：//www.417628.org/bbs/read.php?tid=48614。
⑦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载路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编）：《企业的经济性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98页。
⑧马克斯·韦伯认为，勤劳、禁欲（节俭）为标志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而中国之所以无法发育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缺乏这个基础（第270页）。但这完全无法解释能够以“内卷化”方式发展经济的中国农民虽然同样勤劳、节俭，却何以导向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就此引发了经济学和哲学的大讨论，而争论的焦点正是儒教与现代市场契合是否可能，参见《杜维明文集》第2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539页。这一命题的设立，毫无疑问与韦伯关于宗教伦理的论述直接相对，由此其批判性分析也主要是从儒家文化（儒教伦理）层面展开的。而笔者认为，这虽属必要，但若仅从文化层面建构批判，则同样易陷入韦伯曾经陷入的文化本质主义陷阱。从亲缘、地缘等具体社会关联及其伦理实践入手，或可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⑩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146页。
谭同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责任编辑：郑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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