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徐平] 我在费孝通门下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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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09-2-8 21:01
标题:
[徐平] 我在费孝通门下读博士
我在费孝通门下读博士
徐平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作为费孝通的学生，我一直想好好总结一下，在他的门下究竟学了些什么。但每次提起笔来，总感到想写的东西很多，却又有些无从下手。利用春节的空闲，将先生的著作搬出来，选择代表性作品又读了一遍，似乎对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又有了更新也更深入的理解，先生的音容笑貌也时时浮现在眼前。
考上了费老的博士研究生
第一次认识费孝通先生，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学生。有一天系里通知到地下礼堂听讲座，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主讲——通知的老师显得有些激动，因为费先生从1952年院系调整后就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授，沉寂了二十多年后，又开始重登讲台了，我们当时的大学老师就是他当年在民院培养的学生。
在阴冷的地下礼堂，费先生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穿着深色中山装，说着带浓厚乡音的普通话，我们在半懂不懂状态中听讲。他讲了自己在大瑶山调查的亲身经历，又谈到二上、三上大瑶山的感受，谈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最后是对我们这些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学生的希望。刚开始是听不大懂他的话，惭惭听懂了话又觉得内容漫无边际，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最后老先生几句简短的结语，一下子将他的整篇谈话串了起来，不仅浑然一体，而且生动自然，充满感情，让我立即感觉到这正是我要找的那种学问。
我的家乡在川西北高原，那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我高考那年，全自治州所有学生中只有我和另一个人上重点分数线，作为幸运儿我到了北京读大学。我希望能学到尽快改变家乡面貌的本领，费孝通先生的讲座，让我看到了努力的方向。
对费孝通先生的“私淑”之心一直没有放弃，我从报刊杂志上追踪着他的消息。有一天突然在报上发现一则很短的报道，说费老计划在有生之年培养一批博士，研究方向之一就是针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边区开发”专业。我激动不已，四处打听费孝通先生的住处，直接找上了家门，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接待了我。她客气地告诉我费老在北京大学招生，让我去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潘乃谷联系。在北大潘老师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愿望，告诉我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以后又不断打电话或写信鼓励，特别是在我考试时因大意挪下了外语口试，面临取消资格的危险时，潘老师又出面斡旋，使我得以补考。1987年7月的一天，潘老师告诉我被录取了，而且马上跟费先生去内蒙古考察。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直接去西直门火车站与他们会合。顺路买了个最大的西瓜，算是拜师的见面礼。所有的人都到齐了，我是最后一名，刚一上车火车就开动了，潘老师责问道：“怎么这么晚才来”?我说堵车，这是事实，心想真不该和卖瓜的小贩讨价还价。潘老师引我到费老面前，说：“这是您今年新招的学生”，费老放下正在看的书，打量着我，问我一些基本情况。没等他说几句话，我就抱出大西瓜，拿出刀子切瓜，咔喳一声打开后是一个生瓜，老先生满脸慈爱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很后悔当初没有亲自检验一下，招了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
跟师学做学问
费孝通培养学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办法。他认为“学术是细致的脑力劳动，有如高级的手艺，只是观摩艺术成品是不容易把手艺学会的。所以我采取‘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的方法来培养新手”。三、四十年代他在云南“魁阁”就用这种方法，培养了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李有义等优秀学生，对我们这些小辈也不例外，所以我尚未正式入学，就得以和他一起到内蒙古考察。
我们要去的呼伦贝尔盟，我在大学毕业实习时曾做过三个月的社会调查，自认为还比较了解，心想看老先生有什么高招。旅行是愉快的，和先生一起享受“领导”待遇，一路看一路听，不时找典型人家访问。费先生总是兴致勃勃，和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话题和问题，不时在小本上记上几笔。我渐渐感到有些厌倦，开始还绷着装学者，后来就有些吃不住劲了。晚上我睡觉时同行的潘老师和马戎博士还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醒来他们已不知去向，急忙洗漱完毕跑出去，他们已陪先生散步回来，我有些不好意思，先生还是一脸慈爱地说：“年轻人贪睡”。
回到北京，我也试图写点东西，满脑子看到听到的东西不少，就是串不起来，不久看到先生写的“话说呼伦贝尔森林”等文章，不能不佩服先生眼光的敏锐和思想之高远。以后跟先生去湖南、陕西等地考察，我就老实多了，细心地学习先生调查研究的方法。但必须承认，先生的学问是他长期不懈地努力积累的结果，要想学到家，绝非易事，需要我毕生的努力。
费先生对我这样一个学习基础很差的学生，一直抱着宽容而严格的态度。这种宽容，有老师对学生的谅解，有长辈对后生的慈爱，也包含着他对少数民族由衷的关心。用先生自己的话，他一生做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从《江村经济》开始的内地农村的调查研究，一篇是从大瑶山开始的民族地区和边区开发研究。尽管三十年代的大瑶山调查，给了他终身难愈的伤痛，但他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关注和深情却从未减弱，从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到八十年代的边区开发研究，他几乎走遍了各民族自治地区。由于身体原因，西藏一直是他未了的心愿，但在他七十五岁高龄时仍坚持到甘南藏区走了一趟；只要是医生允许去的地方，许多民族地区他是反复考察了好多次，每次总有新意。我是他招的第一个边区开发专业的博士生，又是来自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我想先生对我是寄予了厚望，比之其他师兄弟也多一些宽容和耐心。
我的博士阶段学习，除完成北大规定的课程和大量阅读专业书外，一是跟先生出去实地调查研究，二是参加他组织的讲座和讨论，三就是自己实践。我从第一学期开始，就利用假期到我的家乡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来先生又支持我将其作为博士毕业论文题目。我在家乡连续做了三年的调查，累计在村里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有余。每次调查回来，都给先生做次汇报，谈一谈调查心得，再根据先生的指点和调查中感觉到的问题，进一步读书学习。这样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使我的调查和研究能力都不断提高，真正理解了先生平时总教我们，做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的道理。
记得每次从农村调查回到北京，我都有些志得意满，总觉得自己够深入的了，但总是写不出好文章，让人十分苦恼。直到临近毕业的四月份，我还在村里做调查，感到需要了解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豁然开朗，所有的散珠一下子串成了美丽的项琏。回到北京，我只用了二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15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我写好一章送一章给先生审读，很想一口气写成万世不朽的大作，结果第一章先生读完，就不客气地批评道：“其志大矣”，只好老老实实地重写。尽管先生百事缠身，却逐字逐句地审读我龙飞凤舞的原稿，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还针对原稿存在的问题，告诉我应当如何行文断句，如何让读者看起来轻松。今天当有人说我的文章好读时，我心里总泛起对先生细微培养的感激之情。
做学问首先是做人
老先生经常告诫我们：做学问首先是做人。他不仅在学业上严格要求我们，在个人品德培养上也从不放松。他身为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外知名学者，是很容易为他的学生创造一些方便条件的，然而老先生不仅不提供方便，而且在许多时候近乎不讲情面。
有一次我家乡的一所学校校庆，希望费先生题几个字，我请潘老师和费先生的秘书张荣华通融，一直没有动静，我又直接向先生提出要求。老先生沉默了一会，神情严肃地问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我有些摸不着头脑，说：“没什么好处。”老先生说：“是有好处的。题了字，你在家乡就有了面子。你想一想，比我字写得好的人很多，我跟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请我写?因为我是名人。题字很容易，但对你是不是有真正的好处?对你一生的成长是否有好处?”我有些无地自容，认识到先生对他弟子严格要求后面的爱惜。我们在他那里，只能得到知识和人品，而不能用他作梯子走任何捷径。
我妻子研究生毕业后，很长时间没有落实工作，用人单位提出让先生写几个字就可考虑，我思虑再三，只好去找先生。转弯抹角地刚说了几句，先生已洞察意图。他给我讲了他的女儿、女婿在东北工作了十多年，身边一直没人照顾，后来才根据政策调回北京的事情。我明白了先生的意思，立即告辞，我想先生自有他的道理。自己的事应当自己处理，而这个处理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生的重要环节，这里包含着对生活的诚实态度。跟先生学习了这么多年，他从来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没有让我们这些学生代过笔，尽管年事高事情多，但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地道的费孝通作品。记得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先生去世时，他让我找一些福武直的材料，要写一篇纪念文章，我费了很大的劲写了篇自认为还不错的文章交去，结果先生只字未用，他自己的情感和境界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自我感觉还写得不错，但先生一直未说一个好字，我心里很不托底。论文答辩时请了杨、林耀华、袁方、全慰天、王辅仁、陆学艺、韩明谟等著名的社会学、民族学专家担任答辩委员，他们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老先生一直是低调处理。直到我看到他为我的论文写的长达5页的详细评语，才知道他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看过评语的许多先生都认为这篇文章不仅是对我论文的评价，也反映了费孝通独特的民族研究思想，对社会学民族学研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应当发表出来。根据先生的指示，我毕业后又连续两次去论文调查点，进一步作补充调查，在原稿基础上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改写，根据8位答辩委员和15位同行评议专家所提的意见，进行了彻底的修改，最后写成21万多字的专著。打听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在出一套“博士文库”，就直接将书稿送去竞选，荣幸地成为这套书的第一本社会学民族学方面的著作。我很得意，因为是靠自己的实力入选的。
按照惯例，出版时应当由导师写个序言，而先生给我的论文评语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序，我想应当不成问题。没想到老先生坚决不同意用他的评语，也不愿重新写序：“让社会去评价而不要去造影响”，如果一定要序，他可以请别人写，这样客观些。我睹气地说：“您不愿写序，这本书就不要序，就让社会检验好了”。老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这代人，古今中外都还不通啊，天外还有天，不要光在国内比，还要和世界同行比，我们国内学科发展耽误了二十年，要靠你们去补上，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们还年轻，生逢可以干一番事的时代，不要急于出名，为名所累是出不了好东西的”。我才感到，先生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有多重；对我们的爱惜和希望，又是多深厚!做费孝通的学生，就得踏实工作，老实做人，淡泊名利。虽然先生没有给我写序，但给了我更深刻的做人道理，因而我在书的扉页上，加上了“献给敬爱的导师费孝通先生”几个字，以感谢他对我在学术和人格上的培养。
慈爱的长者
费孝通对弟子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并不是不通人情。我对先生的感情，既有对老师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更有对慈祥长者的爱戴。我并不经常去看望先生，因为不忍心占用他的时间。
他想在有生之年为社会多做一些事的紧迫感，人们很难真正理解。他一直用吴泽霖先生的“公式”来比喻，人生的天秤上一头是社会的给予，一头是对社会的贡献。这些最可尊敬的老人，尽管他们已为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还是认为得到的太多而贡献的太少，只要生命不息，他们就工作不止。作为年届九旬的老人，费先生仍一年要外出考察一百多天，每天都在伏案勤奋地读书写作。每次去看先生，都有一种令人汗颜的感觉，我们自恃年轻，蹉跎掉多少宝贵光阴啊!
尽管不常去先生处，但除了年节的问候外，每次外出搞社会调查回来，是一定要去汇报一次收获和感想的，在有问题和困难的时候，也会向先生请教和求助。先生总是乐于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更希望听到我们事业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功，在我们遇到人生的不顺利时，也会给予鼓励和安慰。
我博士毕业时，面临着去国家机关、高校、科研单位等多种选择，老先生建议我到现在就职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他反对弟子都集中在一起近亲繁殖，也考虑我们的住房、职称等生活上的具体条件，更是针对每个学生事业上的长远发展。他自己一直以没能到西藏做实地调查为憾事，认为西藏文化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因而主张我搞藏学研究。我很感谢先生当年的建议，这些年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我基本每年都能到西藏做几个月的实地调查研究，使许多想做事而缺少必要的科研经费的同学非常羡慕。
我一直挂念着博士论文点的乡亲。十来年过去了，他们依旧在传统的轨迹中循环，生活还比较贫困。在中国社会的转轨时期，民族地区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带不来小康，人口和土地反向增长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了传统农牧业生产的困窘，在新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新的政策。根据多年的调查研究心得，我提出改变政府的传统扶持办法，引进股份合作制经营方式，鼓励干部和科技人员下乡，与农民共同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完善农村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引导农村产业化发展，以达到农民致富、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并打算在博士论文点进行实地试验。先生对我的想法表示支持，但也警告说：“你是在做一件改造文化的工作，绝不是一下子容易做到的事，但想为家乡的老百姓做点实事，想法总是好的”。他热情地为公司和景点题字，并让秘书张荣华拿出一万元钱给以帮助。
不出先生所料，改造文化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一些热心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下，于1997年初组织当地农民建起了股份合作制公司，种了60多亩商品蔬菜，养了40多头猪和1000只鸡，引进食用菌生产，开展民族文化旅游，推行机耕，实行民主选举等，但红火了不到一年，就因为种种原因流产了。我很痛苦和绝望，心里有一种很深的无能和无力感，愧对先生和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也辜负了家乡干部群众的信任。特别是每到春节，一想到没有让农民过个好年，我就难过得流泪。我惭愧地对先生说：“我扮演了一个现代唐吉柯德，您的一万元也让我泡汤了”，先生哈哈大笑：“好一个唐吉柯德!尽心尽力就行了，你还年轻，人生没有几次失败是不可能的，不要因此而荒废了学业。”老人还是一脸慈爱和宽容。
面对办农民公司背上的巨额债务，我的孩子又连续五次生病住院，家庭经济随之出现困
难。先生知道后，十分着急，执意让秘书张荣华转交给我二千元钱，我不好意思收，心里觉得拖累先生太大，老先生很生气：“我给小孩子的，又不是给你的。”以后每次见面，总要问一问孩子的情况和生活上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
在我的书房里，悬挂着先生为我题写的“求实、创新、勤学、笃行”几个大字。每当我倦怠时，就感到先生慈爱的目光在看着我，耳边就响起先生的话：珍惜时光，踏实做人。或许，我一生也做不出什么值得引以自豪的成绩，但我会永远以先生为榜样，不断追赶。
文章出处：
http://www.56-china.com.cn/mztj/2/yi3-6M11.htm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09-2-8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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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没见过费老，但能吸允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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