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洪武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全家迁徙到外地垦荒屯田。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始于明朝，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冯仁宏撰写的《新安镇源流》中称：“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性，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朐南（原海州以南地区），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县境人口始祖多从苏州迁徒而来，不少旧宗谱均有记载。因当时称民是强制的，又是武装押送，事情又发生在洪武年间，故称为“洪武赶散”。 “红蝇赶散”揭迷幼时，即听老人们多次讲述“红蝇赶散”的故事。近来，我调到县志办工作，故常有些老人向我打听“红蝇赶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先后翻阅了《明史》、《清史稿》、《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等一些海州方志，但均未见到“红蝇赶散”的记载，各种灾害记载的十分详实。为什么象“红蝇赶散”这样数万人大迁徙的灾难，却被史学家们忽略呢？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迷团。两年多来，我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精心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才初步揭开“红蝇赶散”的神秘面纱。 一、“红蝇赶散”的影响范围
因工作之便，我借阅了一些家谱，很多家谱，都明确记载本户在明代时，由苏州阊门，因“红蝇赶散”迁居海州的。如沭阳县大竹园洛安堂《孙氏家谱》、东海县张湾紫阳堂《朱氏家谱》、赣榆县沙河无锡堂《孙氏家谱》、灌云东辛洛槐堂《王氏家谱》等。灌云县下车乡《戴氏家谱》记的更为具体，明确记载该户在明初，由苏州阊门五里十甲，迁来海州定居。在走访灌云、东海、沭阳、灌南、赣榆等老居民中，十有八九皆称自己祖先在明代由苏州一带因“红蝇赶散”、“红蝇赶散”、“红军赶散”、“红蜂赶散”而迁来海州定居的，甚至在涟水、洪泽、盐城、阜宁、响水等地也听说过“红蝇赶散”的事，山东的郯城、沂水、莒南、临沭等地的老百姓也称在明清时期，海州地区也曾发生过红蝇赶散的事件。其影响范围在苏北、安徽、鲁南一带，地域广、时间跨度长，民间影响大。 二、关于“红蝇赶散”的民间传说 一说，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偶生很多红头苍蝇（也有说是“红蜂”），见人就叮，叮了就死，故纷纷逃来海州避难。二说，元末张士诚率盐民起义，义军头裹红巾，后来义军之间互相混战争天下，张士诚的红巾军为了死守苏州，把苏州阊门的老百姓强行驱赶到海州。故称“红军赶散”或“洪武赶散”。三说，苏州百姓为了不忘祖籍是苏州，都忍痛把自己的小脚趾剁了一刀，作为标识，将来好回苏州认祖归宗。民间种种传说，虽然讲的服服贴贴，活灵活现，但很难自圆其说。
昆虫学家对“红蝇”、“红蜂” 赶散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世界上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昆虫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苍蝇只能传波疾病，根本不可能咬人就死；蜂类一般不主动叮人的；退一步讲，假如是“红蝇”、“红蜂”这类昆虫造成的，他们的家谱为什么没有记载一位亲人被“红蝇”或“红蜂”叮死的呢？由此可见，他们的逃难，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屈于某种人为的因素，被强迫驱赶而来的，只是他们不敢说，史家不敢写罢了。因此，所谓“红蝇”或“红蜂” 赶散之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毫无科学依据的，只能说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
“红蝇赶散”如果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站在张士诚的对立面的明代史学家，为什么不抓住其罪而大书特书呢？为什么张士诚死后，从苏州赶来的人们仍留住海州，并在海州一带长期的繁衍生息呢？从时间来看，也不可能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因为张士诚已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自杀，大迁徙发生在明洪武年间（1368年）以后的事件又怎能与张士诚有瓜葛呢？ 由此可以证明，“红蝇赶散”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实在委屈了张士诚的红巾军。 三、“红蝇赶散”的事实真相 既然传说中的“红蝇”、“红蜂”、“红军”赶散不能成立，那么家谱中的“红蝇”这个历史事件又当何解释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灌云县博物馆，见到一部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安镇志》手抄本，比较翔实地记载了“洪军赶散”的发生原因及经过。据《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基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子孙相承，定为世例，传至嘉靖，适奉旨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来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据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时苏州府领县64700户，190万人口。初年为加强国家统治，开发落后边远地区，实行戊边屯田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洪武五年（1372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二十四年（1391年）迁苏州富民，充实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迁苏州等地富民，充实北京。由此，不难看出，明初的确实行过强制性的迁民政策，且这种政策贯穿于明朝始终，不仅限于苏州，包括江南的杭、嘉、湖、苏、锡、常等广大地区，因此，所谓“红蝇赶散”，当指移民事件。“红蝇赶散”，这一民间的咒骂称呼，在明、清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事件，这就是史书和地方志不见记载的真实原因。 四、海州也曾发生过“红蝇赶散” 明代初期，海州地区的张士诚残部逃亡海岛，与日本浪人武士勾结，在沿海进行抢劫和骚扰。为此，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片帆不许入海”，实行“封海”、“裁海”，海州沿海的岛民，被强迫迁去内地，如迁沭阳、莒县、沂水、郯城一带，多有云台山区迁去的家族。据《江苏海洋渔业史》载，清顺治十八年（1662年），清廷发布《迁海令》，强迫云台山、高公岛、东西连岛等地的居民内迁，规定“片帆不许入海”。 五、“红蝇赶散”的功过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这个强迫性的移民事件，一方面，统治者采用了拆居烧房，关押驱赶，不顾百姓的死活的政策，使大批移民苦不堪言，对其中倒流移民，又采取重治罪。这无疑是朱元璋的一大错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广大居民带来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有力推动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明初，海州盐民逃亡殆尽，盐业生产基本停顿，官府靠移民充作灶民（盐民），发展盐业生产，改煎为晒盐，后改为砖地晒盐，既降低成本，又提高产量和质量。从巩固国防和发展经济来看，也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