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代中国的民族学界，郝时远肯定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这不仅因为过去20多年来，他一直担任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及多个国家级民族研究学术团体的领导，是民族问题研究领域中许多重大研究项目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同时，还因为他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多个领域中的学术建树，他的学术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当代全球民族问题、中国民族史、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等领域。一 郝时远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幸运的求学经历。作为1965年步入初中的“老三届”，他不仅与同代人共同经历了“文革”的激荡，而且也作为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中经历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锻炼。三年半的插队生活使他对农民、农村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曾获得地区级“农业学大寨劳动模范”的荣誉，也反映了他对当地俗语的挑战———“三年学下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下个庄户人”。当问及那段经历的感受时，他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可能认识国情”。 1973年，郝时远被推荐到北京钢铁学院，在机械系学习冶金机械专业。对那段经历，他有两件事让人感慨。一是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进行整顿，钢铁行业是整顿的重点之一。根据当时的中央文件精神，他在学校发起了放弃假期、奔赴钢厂参加整顿的呼吁，得到广大师生的积极响应，北京钢铁学院的师生在冶金部统一部署下，分赴全国各大钢厂参加整顿工作。二是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后，他再次发起抗震救灾、恢复唐钢生产的呼吁，经批准后带领两个班的同学奔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和恢复生产的工作。 1976年底，郝时远带着唐山抗震救灾的风尘回到了北京。当时学校下达了援藏分配任务，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最终虽未成行，却似乎预示了他未来工作关注领域。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在呼和浩特市第二机床厂技术检验科担任技术员。钢铁学院的经历，使他对车钳铆电焊兴趣盎然，质检的工作也为他提供了车间生产实践的环境。但是，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趣始终不减。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后，他报考了我院民族研究所翁独健先生招收的民族史专业，并在翁独健名下进入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在翁先生和国内外著名的蒙元史学家亦邻真、周清澍的教授指导下，他开始了从理工科向文史学的转变。在此期间，虽然他的学科基础、知识体系、思维方式、理论方法等都经历了巨大而艰难的转变过程，但是工科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又使他在知识体系的融会过程中受益匪浅。最终，他以20余万言的《元代监察机构及其职能作用》的硕士学位论文，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对此，刘荣俊、陈高华、贾敬彦等参加答辩的院内外著名学者的评价和鼓励，答辩后翁独健先生对他工科背景有利于文科发展的评价，都增强了他对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信心。 1982年，郝时远分配到民族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工作。当时正逢学界热烈讨论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以及古代各民族之间互动关系的话题，翁独健先生组建《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课题组将他吸收在内，承担当时所内基础十分薄弱的近代部分的研究，这对他无疑是一个挑战。近代民族关系史是一个与现代直接相关并具有全国视野的领域，他不仅需要将视野从13世纪转向19世纪以来的历史，而且在资料收集、研究前人著述等方面都需要重新开始。正是由于这种挑战和研究实践，使他在完成该课题的过程中扩展了学术视野，为随之而来的现实民族问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3年，民族研究所成立民族关系研究室，专门从事当代民族关系的调查研究，郝时远被调入该室工作，直接接触了现实民族问题。1985年，他担任了副所长，主管民族理论室、世界民族室、《民族译丛》编辑部等。分管工作的业务需要，促使他开始系统地思考和研究民族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并开始从少数民族教育实现程度、职业构成等关系到人口素质的问题入手，开始进入现实问题研究。1988年，他调任院办公厅主任。1991年他重返研究所任职，时值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了世界范围民族问题形势的突变。在当年的党校学习期间，他完成了有关苏联解体中的民族问题动因（内因与外因）和对中国第一部人权白皮书中有关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研究论文。由此，他的研究又展开了国际视野，走上了探索人类社会民族现象的新历程。二 如何更好地处理和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从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民族问题研究的时代责任，也是郝时远始终不愈地坚持的学术宗旨，同时他多维度的研究视角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前人。 关注当代国内外的民族问题，是他倾心竭力的研究取向。1993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在这部著作中，他重点研究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他勾勒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和当代面临的世界民族问题形势，使这部著作在同类研究中展现了历史纵深和现实广阔的视野。1994年底，他完成了《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对我之影响》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发送后，立刻引起了中央统战部的高度重视，他应邀在1995年初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开幕式上做了专题报告。这份报告对我国民族工作界和民族问题研究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对世界范围民族问题态势的宏观把握的同时，他同样关注个案的研究。除了探讨前苏联解决民族问题失败的原因外，他先后就南斯拉夫联盟解体和波黑内战组织了研究，并于1999年完成了《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的专著，这部以南斯拉夫历史与科索沃的现实为主线的著作，不仅在民族学界，而且在国际问题研究和国别性研究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研究基础上，他对民族问题特性的把握实现了理论上的升华，在2000年发表的《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态势及其对新世纪的影响》一文中，论述了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和国际性。这一论述不仅直接影响了我国民族工作的视野，而且也成为我们党对当代民族问题特性的基本判断，为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采纳。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的思想基石，也是郝时远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其重要的科研方向之一，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相结合产生的中国化成果，则是他理论研究的重点。诸如《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民族问题》《毛泽东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贡献》《重读斯大林民族定义》系列读书笔记等论文，都是基于经典理论及其在中国实践和发展进行的思想阐发。这些研究，使他做出了如下判断，即前苏联、前南斯拉夫解决民族问题失败的原因，是没有科学、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精髓的结果，尤其是没有从自身国情实际出发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包括解决民族问题在内的实践，较早地摆脱了苏联模式，走出了一条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这正是在苏联解体的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中国没有发生西方世界预期的民族分裂和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在理论研究方面，他并不排斥西方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他认为指导思想和学科理论并不是同一层面或等量齐观。他认为，学科理论的吸收和借鉴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智慧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创建民族理论体系就大量地吸收了当时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但是，用现代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和概念体系取代指导思想则是脱离中国国情的误区。近些年来，他就学术界以西方“族群”概念及其理论来套中国多民族国情及其“文化化”、“去政治化”的“新思路”做出了一系列回应，其中包括对“族群”概念及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应用实践的检讨，他认为“概念是理论的支点”，概念体系的误解势必引起理论上的混乱，也必然对实践产生误导。 作为断代史范畴的蒙元史是他研究民族问题的起点。但是他今天展开的视野则体现了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国到世界的眼光。就历史学而言，他始终坚持不懂得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现实的原则。因此，他始终没有放弃历史学的思考，很多历史主题的研究往往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诸如，他对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以及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的研究，就是出于学术界长期争论的“民族”概念及其所蕴含的民族观而进行的。他在《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等文中，不仅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观念进行了系统的检视，证明了“民族”一词并非近代从日本传入的外来语，而是中国固有的“族类”概念；而且认为从先秦时代的所谓“五方之民”起，中国就是民族多元的国度，中国的“族类”观念及民族政策体系十分发达，从这些经年继世的传统中提炼智慧，既有助于认识历史国情，也有利于把握现实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包括基本概念在内的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又如，他发表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上有关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原住民人口考、雍正乾隆时期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考这些典型的历史考据文章，事实上都是针对“台独”势力“去中国化”的观点而开展的研究。这种运用史学修养观察和服务于现实的意识，已经成为他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学以致用，一直是郝时远十分重视的观念，特别是在关系到民族问题这一十分复杂的事务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很多是通过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来实现的。从1990年代以来，他通过各种形式提交的调查、研究报告超过50余篇，其中既有数万言的系统研究报告，也有几千字的对策建议，而内容涉及广泛，围绕着国内外民族问题这一主题就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保护、生态环境等一系列宏观和微观问题进行了时效性很强的研究，其采用率和批示率都极高。三 作为研究理论问题的学者，郝时远并不是深居书斋而非常注重实地调查和中外比较，坚持每年都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研。他曾多次赴西藏、新疆、内蒙古、台湾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研。同时，他还曾在世界多个国家考察当地的民族问题。这些考察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成为引导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研究课题和国际交流的实践。例如他1994年主持完成的中国“驯鹿之乡”调查，在1996年考察了瑞典萨米人及其驯鹿业之后，其研究成果不仅引起了学界对中国这一特殊的“微型群体”的广泛关注，而且也促动了有关环北极圈驯鹿文化的研究。目前，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蒙古科学院国际游牧文明研究所合作的双边联合调查项目，与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拟开展的合作项目都将这一课题纳入其中，实现了他当年所说的“小题大做”的目标。这种实例还包括1998年他对印尼排华问题的实地考察，在完成《代价与转机：印尼华人问题辨析》的论文后，即推动了我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的建立，将海外华人和国际移民问题纳入了民族学研究视野。 郝时远在民族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据统计，已出版专著2部，合著、主编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进行田野调查和考察之后，往往发表一些在学术报告中不能纳入其中的感慨和思绪，读者不难从见诸报端的那些具有随笔散记风格的文章中去体味他的视野、学识、观点和情怀。他不仅是一位极其勤勉、多产的学者，也是民族问题研究领域中许多重大研究项目的发起人和组织者。目前，他除了主持研究所的工作外，兼任中国民族学会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会副会长，我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蒙古学研究中心、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担任《民族研究》《世界民族》主编。 经过26年的辛勤耕耘，郝时远研究员在民族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民族学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治学特点：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国到世界，将学术研究与政策建议相结合，将理论探索与田野调研相结合。在学术活动方面，他组织、参与了大量国际会议，包括政府层面的人权对话等国际交流。国内的学术活动，除了相关学术会议外，围绕着世界和中国的民族问题应邀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的讲座、报告、咨询、论证已经成为他学术工作的重要内容。鉴于他在学术事业上的成绩，他先后于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6年被推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任社会政法学部主任，2008年还担任了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 | |
|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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