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欧洲和日本出现了中国神话热，学者们努力对神话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东方学院高才生N.P.Macokin在1910—1911年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民族学论著——如《东亚及中亚民族母权制考》（上下两册），试图根据汉、苗、彝、蒙古、日本、朝鲜及其他民族的资料，揭示这些民族中母权制的残余现象。1917年他发表了《中国神话中帝王与图腾崇拜》，他注意到中国帝王相貌的动物形象特征，从而推测这与希腊古代神话中的图腾概念残存是同一现象。这是第一次提出中国图腾主义的问题，值得学者们注意。法国汉学家M.Granet（葛兰言，1884—1940）出版了两部与神话研究颇有关系的专著：一是1919年″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一是1926年″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M.Granet不同意中国传统的注释与观点，他从社会学的眼光去分析古代神话与祭礼，研究《诗经》中的歌谣与古代农业社会季节、祭礼的关系，论证古代民歌中宗教与社会的功能。他用各种古代文献揭示原来的神话意义及古代社会事实在神话中的反映。M.Granet教授的研究引起汉学界及社会学界的注意，他的第一本书1932年在伦敦用英文出版；1938年在东京用日文发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学家杨堃教授又出《葛兰言导言》一书，专门介绍M.Granet的理论观点及研究方法。M.Granet的理论对结构主义大师Cl.Levi-Strauss有很大的启发，许多世界神话理论家引用他的著作。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他的中译本《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作者名译为格拉耐）。起初致力于神话研究的是法国汉学家H.Maspero（马伯乐，1883—1945），他1924年发表了一部研究《书经》中的神话传说的专著。他不同意老一代的中国学者把神话人物历史化的做法，他力图运用后世作者的资料（这一点后来引起了著名瑞典汉学家B.Karlgren（高本汉）的缺乏根据的批评）以及印支泰民族的神话资料，以揭示神话的原始面貌（这篇文章冯沅君教授早译成了中文，1939年在北京问世）。
三、四十年代欧洲的汉学有长足的发展。如果说三十年代出现的尽是些皮相的东西，像C.Hentze教授用十分陈旧的神话学派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神话，说禹是太阳，其妻是月亮云云（C.Hentze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古代铜器与汉代石像画，将古代艺术和古代神话做比较，也把古代中国艺术与神话与太平洋其他地区的文化做比较，只可惜他的许多观点令人无法认同），那么四十年代则出现了一批论述严谨的中国文化研究著作。自从德国的Eberhard发表了他对中国神话的见解数年后，瑞典汉学家B.Karlgren（高本汉，1889-1978）的著作《Cults and Legends in Ancient China》问世。Karlgren通过细致批阅了史书和哲学古籍来探讨祖先崇拜的发展。他坚持历史人物成为神话中英雄的老论调，这种观点和民族学上认为神话形象即历史人物之古代中国文人的观点相近，因此 Karlgren著作的基本观点在许多地方都是传统式的。Karlgren以一个版本学家的眼光去考察神话的专门问题，把古文分为两种：一是所谓未经文饰的周代古本，其中神话仅偶然出现，不受某种共同倾向所致的；一是周以后，特别是汉代“系统整理过的”古本，其写作受一定的哲学理论所左右（Karlgren认为主要是五行理论）。作者认为研究神话只要关心“未经文饰的”（即汉代以前的）古本就够了。他和闻一多的观点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闻一多曾指出，后期典籍所载往往是比较古老的神话阶段。Eberhard使用的是另一些更为广泛的资料，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七十至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神话的研究也有进展。如法国R.Mathieu，翻译《穆天子传》、《山海经》或发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乌鸦》（1984）一文，（这个题目是较重要的，因为乌鸦在北亚神话中扮演创世者的角色），以及女狐狸精传说起源（1985）等等。美国教授S.Allan出版了几本书，如“The Heir and the Sage”（1981），专门研究古代神话与中国古史演变的关系，如古神话传说中尧形象怎么演变，尧传说怎么影响舜传说的形成等等。S.Allan研究每个神话传说的所有异文（variants），她的结论不只是对研究古神话而对研究古代史也有价值。后来S.Allan教授继续她的研究，1991年在纽约出了另一本书，题为“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Art,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该书199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中文版，题为《龟之谜》。
英国著名M.Loewe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史，因为最后几十年中国发现了许多考古资料，他想重新研究秦汉史。1982年出了一本与中国古代神话有关的书“Chinese Ideas of Life and Death:Faith Myth and Reason in the Han Period”。Loewe 教授专门谈到《山海经》之意义，《天问》及《淮南子》等书中关于宇宙及天之解释及其他的创世神话。每个问题Loewe教授引用各派古代思想家之说法（如：淮南子、王充等等），也介绍古代巫人（Shamans），但书的主题是生与死观念，所以作者据许多考古资料描述古代坟墓及当时信仰、象征，墓中发现的各种书之意义。美国汉学家N.J.Girardot专门研究道教及中国创世神话，1974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写好了博士论文，1983年改成书于美国问世，题为“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 The Theme of Chaos （Hun-Tun）”。他以为混沌观念与秩序、创造与宇宙（混沌之建立之形象“cultivated persona of Chaos”）有密切的关系。
鄂温克族住在俄国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东北有两万六千多（１９９０年），俄国有两万八千人（１９８１年），以前把他们称为通古斯人。１９１２－１９１７年俄罗斯学者S.M.Shirokogorov调查了外贝加尔湖区、黑龙江一带、中国东北部及外蒙古附近之鄂温克族、满族、戈尔德（那乃）族，专门搜集有关萨满教的资料，１９１９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通古斯族萨满教原理试编》一书，１９３５年他在伦敦用英文出了一部《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均以鄂温克族萨满教资料为主。后来不少俄罗斯学者专门研究该族神话观、宇宙观，如Ｇ。M.Vasilevich,A.F.Anisimov等等。蒙古语系诸族如蒙古族、土族、布里亚特族、新疆卫拉特族及十七世纪移居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之卫拉特族一支—俄国称Kalmyk（卡尔梅克人）的古神话很相似，外国专家通常一起研究，如德国著名蒙古学家W.Heissig教授，匈牙利学者L.L?rinc博士，或俄罗斯S.Nerkljundov博士，都写过各种蒙古诸族神话研究。当然也有另一个情况，如德国神父及著名学者D.Schr?der好多年采录青海土族神话传说，１９５９－１９７０年出版了两本土族民间文学资料，也开始研究土族人的神话观及信仰；W.Heissig教授从四十年代研究蒙古萨满教（他主要的研究范围是蒙古民间文学、蒙古文学）；L.Lorinc博士在１９７０年用德文及匈牙利文出版了综合性的蒙古神话研究；S.Nerkljundov博士用民间文学研究法分析蒙古诸族（包括鲜卑、契丹等）神话，也把蒙古古代神话与古代突厥神话比较，分析出最原始的因素（如保存在布里亚特族一些西方部落或在卫拉特的一些神话）。
研究南方诸族的外国学者较少，但应该注意一些外国神父早期收集的材料，如1909年发表的法国神父Ch.Gilhodes在缅甸北部收集的景颇（Kachin）族神话；或美国神父D.C.Graham从三十年代末调查、发表四川苗族神话、传说信仰资料，特别是他1954年在美国出版的“Songs and Stories of the Chuan Miao”（川苗的歌谣与故事），1971年在台湾再版，书内包括了苗族古神话。瑶族，特别是盘瓠神话曾引起许多日本学者的兴趣。七十年代法国J.Lemoine专门研究瑶族信仰及仪式画，1982年在泰国用英文出了专著“Yao Ceremonial Painting”（瑶族仪式画）。当然，瑶族信仰也受了不少道教的影响，但也包含不少古代因素。纳西族很多与神话有关的问题是J.F.Rock从三十年代起开始研究的题目。虽然J.F.Rock主要研究纳西族祭典及信仰，但他的研究与纳西神话观有密切关系。
说到西方研究，必须提到１９９３年美国A.Birell出版的《中国神话导言》（《Chinese Mythology.An Introduction.The John Hopr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1993》），她以袁珂著作为基础，用西方学者（理论家和汉学家）的著作，写出一部综合性的，供美国大学使用的好书。可以说，她使用了与袁珂同样的资料。很有意思的是，Birell提出了未来神话研究的任务：１，继续闻一多的研究，把古代文献中的神话与民间流行神话作比较；２，对主要神话人物进行专题研究；３，研究神话母题、形象及其演变，在民间社会活到现在；４，儒、道、佛教怎么利用古神话；５，从语言方面研究古代中国各民族以及中国神话中的非汉语因素；６，用语言学方法研究神话地名，人物名，植物名等。这些研究可以帮助解释古神话意义；７，把民族学资料多用于神话研究；８，研究中国神话很重要，要利用西方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希望所编目录能够帮助将来的研究者有效利用前人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