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口承、书写与记忆的关联问题,其它文化传统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资类比的样本。东巴文字书写可谓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着的远古象形文字,惟有纳西族的东巴(祭司)们至今仍在使用,一般人不易释读,所以东巴经一直被视之为“天书”。东巴经也大都由诗体构成,东巴习经也是在记诵过程中完成的,他们往往能够背诵上百卷经文,所有作品都由东巴在特定的仪式上用特定的乐调吟咏唱诵。在使用功能上,经卷上前后排列的图画文字好比记忆的提示键,能够随时调动东巴大脑中贮存的记忆文本,帮助他们更为详细地复述经文的内容。因此,东巴经的文本实际上是在东巴记诵并复述的过程中完成的;离开东巴的记忆、口头复述和阐释,要释读一部经卷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儿了。在国外学界,格雷厄姆(Graham, William A.)对印度古老的吠陀经籍的口头性作出了比较分析(1987);凯尔伯(Kelber, Werner H.)在《圣经》研究领域,也从现象学的角度把口述与书写之间的差异带入了人们的视野(1983)。诚然,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远非是几个民族的个案所能够回答的。从上古的《诗经》到今天汇编出版的东巴经,从远古时期的荷马到《新约》;从彝族的口头论辩传统、先秦的名辩学到古希腊的修辞学、雄辩术;从索绪尔的“声音中心论”到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从非洲的手鼓(tom-tom) 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铜鼓歌;从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到西南诸少数民族的物示语;从活版印刷术到辊筒印刷,再到现代的广播、电话、电视,最后到今天的互联网与电子传媒──这些形形色色、纷繁庞杂的人类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方式都相互关联着,都是在口承─书写相互胶合着的语境中形成和发展的,而且其间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和差异性也在知识界通过各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得以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