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在传统的仪式分析中，如同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所做的出色的研究，经由阈限（liminal）之后，进入了一种暂时的与现实社会中情况完全相反的反结构状态⑤。但是在媒介仪式中，尤其是在传媒国有的体制下，虽然身处各地的电视观看者通过传媒参与到这样的媒介仪式中时也会偶尔出现特纳所说的那种“反结构”状态，但是经由传媒所表征着的那些仪式中的主要角色，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并没有像特纳所分析的恩丹布人的仪式中那样受到斥责、训诫⑥，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强化（或是美化）。这还仅仅是媒介仪式与那些没有媒介参与的仪式的一个区别，如果只看到这一点，对于媒介仪式分析的“问题空间”的拓展还不够充分。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由于媒介所建构的时空的特殊性以及通过电视参与某个媒介仪式与亲身参与某个特定仪式的区别，这就使得这样一种仪式参与行为是在日常的生活情境中发生的，很难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割裂开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对这样的仪式进行分析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通过电视参与到媒介仪式中的人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他们在仪式过程中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开小差”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詹姆斯·斯科特（Scott， J. C.）所说的“弱者的武器”⑦。对这样一个媒介仪式所做的分析，较之传统的人类学仪式分析，具有了更强的批判的色彩，这本身也是人类学转向文化批评⑧的一个具体体现。
再说“边”，即边疆。独龙江乡西面与缅甸联邦（The Union of Myanmar）相连，境内国境线长91.7公里。1960年，经过多次谈判，中缅正式勘界之后首次明确了两国的国界，这段国界的争端，与20世纪初英方单方面划定的“麦克马洪线”有直接关系，“麦线”最东端，止于今天贡山县境内的高黎贡山的伊索拉希山口12。1960年中缅勘界，就此段而言，也就是今天的独龙江的归属问题。
此后当奥运会开幕式现场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在观看现场有的大人提醒那些或是躺在床上，或是靠在大人的膝盖上的孩子：“qi li bu wa”（即“起立”、“站起来”）。几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或是站在床上，或是站在地板上，跟着电视里的伴奏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有两个孩子还像他们在学校举行升国旗仪式一样的，把右手高高地举过头顶，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礼。当国歌演奏完毕时，在在场大人的带领下所有人都一起鼓掌。这样一种起居室里的国家崇拜，令人感动。事后笔者听村里的另一个人说起，他们那天晚上边喝啤酒边看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直播，等中国运动员入场 ，啤酒已经喝完，只能高呼了几声“中国加油”的口号。
美国学者詹姆斯·W.凯利（James W. Carey）曾不无洞见地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28，为传播研究开辟了一道新的风景，但是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抽象层面的讨论对于增加这样一种观念的理解乃至发展这种认识本身并无太多益处，有时候，我们还需要回到詹姆斯·W·凯利这一思想的人类学源头，套用一句现象学的表述，我们需要“回到仪式本身”。这里所说的仪式，正是“媒介仪式”。
*本文最初是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9年10月在安徽合肥举行的“Provincial Chinese media workshop”所写，之后应会议组织者的要求翻译为英文，即将出版。在此对会议期间对该文提出各种批评、建议的孙婉宁教授、王瑾教授、赵月枝教授、邱林川博士、Jenny Chio博士等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①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②同上，第11页。
③乔舒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萧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问题空间”这个概念是牙买加人类学家戴维·斯科特（David Scott）提出的一个概念，转引自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一次学术对话。参见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文化研究之落地生根》（Cultural Studies Taking Roots in Asia），载《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总第11期，第1～27页。
⑤参见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同上，第101页。
⑦参见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⑧参见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M·M·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⑨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载《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总第2期（2007年）。
⑩独龙江是恩梅开江、伊洛瓦底江北部的一条支流，主要流域区域在中国贡山县独龙江乡境内。
11孔志清：《独龙族第一任县长的回忆》，载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独龙族》，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2刘金洁：《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及其解决》，载《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3卷第1期（2006年）。
13参见云南数字乡村网，http：//www.ynszxc.gov.cn/S1/S1506/S1525/S1530/C10663/DV/20101207/1380910.shtml，2012年4月6日访问。
14参见郭建斌：《边缘的游弋：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的变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52001年这个村子建起过一个小型水电站，可以给附近两个村民小组50多户家庭供电，但是这个水电站在2007年左右坏了，各家各户只有自己购买小型的水轮发电机来解决自家的用电问题。
16参见Len Ang， Living Room Wars： Rethinking Media Audiences for a Postmodern World，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6。
17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参见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
19在整个观看奥运会开幕式电视直播的过程中，这户人家的女主人的哥哥和妹妹也先后到过电视房，但是他们观看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因此未把他们列入。
20郭建斌：《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独乡田野资料的再阐释》，载《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总第6期（2008年）。
21由于独龙江所属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电视台的节目未上星，因此这里收不到该州电视台的节目。
22Vincent Mosc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9，p. 224。在2009年10月的合肥会议上，赵月枝教授耐心听了笔者冗长的表述之后直接为笔者提供了莫斯可的这段话，再次感谢。这段英文由云南大学新闻系陈静静老师翻译，在此表示感谢！
23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75页。
24参见郭建斌：《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
25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载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亦可参见Z. Pan， “Enacting the family-nation on a global stage： An analysis of the CCTV’s Spring Festival Gala，” in M. Curtin & H. Shah （eds.）， Re-Orienting Global Communication： India and China beyond Borders，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p. 240-259。
26郭建斌：《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独乡田野资料的再阐释》。
27李猛：《常人方法学40年》，载《国外社会学》1997年第2期。
28参见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英文版可参见J. W.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