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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利玛窦与“利玛窦现象” [打印本页]

作者: Robot 时间: 2012-9-9 22:51 标题: 利玛窦与“利玛窦现象”

　　赵玉田《博览群书》（ 2012年01月07日）

　　利玛窦（1552-1610，Matteo Ricci），字西泰，意大利人，来华耶稣会士，晚明轰动一时的公众人物。是时，利玛窦以渊博的“西学”享誉士大夫中间，又以华言华服的“夷人”形象令晚明众多百姓惊诧不已。时人称：“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徐光启：《徐光启集》，卷二《跋二十五言》）利玛窦自称：“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事实上，晚明时期，利玛窦不仅是一个奇特的外国人及“西学”代名词，且与晚明的“利玛窦现象”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关联。

　　救时与“利玛窦现象”

　　晚明时代实则滥觞于成化时期。成化时期，明朝经过百余年相对稳定的发展，以经济生活商业化为表征的社会变迁开始萌动。换言之，自成化以来，明代经济社会近代化转型已成为时代主题。

　　至万历时期（1573—1620），随着城乡商品经济迅速滋蔓与膨胀，明代整个社会已经陷于原有经济秩序及道德观念崩解之际的浮躁与混乱之中。与社会变迁相伴生的，是日趋严重的传统社会危机、统治危机及更为深远的儒家思想危机。国事维艰。为了救时，晚明一些尚有政治责任心与道德良知的士大夫心存忧患、积极寻求挽救危机的救世良方。其中，成化、弘治之际，明代大儒、中央重臣丘濬曾致力于总结历代治国思想及明兴百余年政治得失经验，具体提出以“养民”为核心、以“为民理财”及“崇教化”等为途径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丘濬：《大学衍义补》）；正德、嘉靖之际，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等拟通过提倡心学以求改造世人精神、挽救社会危机；其后，阳明后学——泰州学派宣扬“百姓日用之道”说，从民生视角探寻国家出路藉以匡济天下。除去上述思想家们在“思想”层面的积极探寻，嘉靖以来，明朝地方大员如庞尚鹏、欧阳铎、潘季驯、海瑞等人亦试图改革赋税征收办法以解救晚明困厄。至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则集其大成。张居正改革使得明朝统治危机暂时有所舒解，然而，未能根除。万历十二年（1584），曾“威权震主”的张居正身后遭到万历帝彻底清算。摧毁张居正势力后，万历帝很快就“转业”了，此后三十余年间，他“隐居”深宫。皇帝怠政，政务废弛，社会危机加深。是时，天灾人祸踵至。兵变、民变迭兴，反矿监税使的市民运动骤起。在此人心思变、国事不堪之际，救时成为时代最为迫切的课题。

　　风云际会，利玛窦等饱学的耶稣会士们恰于晚明之际携带“神奇”的“西学”远渡重洋来传教。重科学、重实用的“西学”令一些陷于思想困惑、国事迷茫之中的士大夫为之一振。如徐光启等认为，“西学”为救世之学，“天主教”便是改造人心社会之良方，即“国家致盛世、保太平之策，无以过此”。（《徐光启集》卷九《辨学章疏》）于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晚明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遂倾心于西学，主动交好利玛窦“学而时习之”，欲借西学以挽救明朝统治危机与社会危机。凡此，最终形成晚明时期特殊的政治现象——“利玛窦现象”，即晚明士大夫以译介西学为主要途径，以端正人心、富国强兵为依归的自觉的学习、提倡“西学”以救时之举。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救时运动主要内容之一，它标志着晚明一部分士大夫为了救时而从最初强化儒学治国功效转向求助西方科学技术，从推崇儒家思想而转宗天主的一段极为复杂而艰难的心路历程。因此，“利玛窦现象”不仅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时的现象与模式，也是晚明士大夫救时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利玛窦“作为”与“利玛窦现象”

　　“利玛窦现象”之所以在晚明时代出现，虽曰时势使然，但是，利玛窦本人的“作为”也是不应小觑的重要因素之一。概言之，利玛窦的“作为”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品行端方幻为“形象”

　　在政治风气颟顸腐朽、人心浮躁且急功近利的晚明时代，在士大夫多庸碌无耻、贪恋声色且沉迷货利的万历时期，身为“远夷”的利玛窦以其“淡然无求，冥修敬天，朝夕自盟已无妄念、无妄动、无妄言”（吴中明：《？？坤舆万国全图？？跋》）之端方品行，以“不婚不宦，寡言饬行，日惟是潜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李之藻：《？？畸人十篇？？序》）之清新形象活跃于读书人中间。利玛窦的这种献身“信仰”、清心寡欲的生活方式着实令一些尚有道德责任心的士大夫由衷惊叹并钦羡。故而，他们多以“极标致人”、“善人”、“有道君子”、“大雅君子”、“忠信为务”、“博闻有道术之人”及“至人”等词语褒扬之。按照时人“见微知著”之认知习惯及推理逻辑，即从“利玛窦”的“至人”形象便能管窥当时欧洲“气象”。换言之，“利玛窦”乃“欧洲”及“欧洲社会生活”具体而微者。进而言之，晚明时代的“至人”利玛窦本人实则已经幻为表征天主教“文明”及欧洲“昌明”之具体“形象”。这种美好的“形象”，一方面，激发了晚明士庶对利玛窦本人及其国度的艳羡心理，催迫一些士大夫对晚明社会问题不断做出深刻反省与真切检讨；另一方面，利玛窦的端方品行又使其得以立足士林，交结缙绅并备受推重，并藉以增加士大夫对欧洲“文明昌盛”社会生活的亲近感。

　　（二）处世老到赢得“认同”

　　利玛窦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他很清楚，间关万里，浮海而来，若想立足华夏，首先要被中国人接受。因此，从西江之畔到燕山脚下，每到一处，利玛窦不急于传教，而是首先展示代表欧洲文明的器物与学术，以此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介绍“西学”中巧妙渗透宗教观念；对于“反教”民众，利玛窦则对他们尊重有加，以忍让为策略，从不激化矛盾；对于达官贵人，他则积极来往，增进感情，寻求政治庇护；对于有清正之名的士大夫，利玛窦则主动交好，藉以提高自己的身价与声誉。利玛窦最为厉害之处，是能够审时度势而采取借“鸡”生“蛋”策略，即依托“先儒”而传教。此前，耶稣会一味反对“异教”，利玛窦则根据明朝“国情”而略微变通，对“儒教”及偶像崇拜行为予以默认，并确立“合儒”、“补儒”、“超儒”等适应性传教路线，并同儒家建立“反佛联盟”，通过反佛附儒而寻求发展空间。利玛窦的这些“老到”的做法，为他赢得“利公”、“利子”、“利君”、“利先生”、“西泰子”、“西儒”等尊称，进一步拉近了自己同士大夫的距离，进一步拉近了儒学与天主教的关系，增强了世人对欧洲与天主教的认同感。如东林党核心人物之一邹元标称，利玛窦等“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愿学集》，卷三）此种“认同感”正是徐光启等人力倡的“西学救时”的重要思想前提。

　　（三）博闻强识供给“学术”

　　利玛窦学识渊博，具有超强的记忆力。时人钱希言称：“（利）玛窦慧性绝伦，虽数万亿言，一览而得。”（钱希言：《狯园》，卷四）此语虽有夸张，但是，利玛窦能够较快掌握华言华文，“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李贽：《续焚书》，卷一）则是事实。有赖于博闻强识，利玛窦在肇庆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在韶关把《四书》译成了拉丁文，在南昌用中文撰写《交友论》；有赖于超强的记忆力，利玛窦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联手完成了《天主实义》、《西字奇迹》、《二十五言》、《西国记法》、《几何原本》、《浑盖通宪图说》、《畸人十篇》、《乾坤体义》、《同文算指》、《圜容较义》、《理法器撮要》等大部头著译；有赖于博闻强识，利玛窦在士林政坛、高朋满座当中侃侃讲解西学、宣扬天主教义；有赖于超强的记忆力，利玛窦东传西学、西传中学、融通“中西”，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凡此，利玛窦成为“西学救时”之“学术”主要供给者。史称，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荚、水利诸书”。（《明史？徐光启传》）而李之藻、杨廷筠等亦然。

　　（四）神话“欧洲”歆动政界

　　政治上“末世”危机与传统社会近代化生机耦合并发是晚明时代总体历史特征。是时，城镇生活陷入奢靡化境地，农村经济萧条，流民运动席卷全国，社会动荡不安。如何救时？正当徐光启等士大夫上下求索之际，利玛窦等带来了令他们耳目一新的西学，还带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欧洲图景——为了抬高欧洲形象藉以增强自己及天主教“说服力”，尽管当时欧洲，包括利玛窦的母邦——意大利战乱频发，利玛窦还是在真话中夹着诸多“神话”。在利玛窦娓娓讲述中，欧洲“一夫一妻制”和谐家庭生活样式已令晚明忙碌于妻妾之间的士大夫们诧异不已，而利玛窦关于欧洲社会和平康乐、民众生活悠闲富庶之“神话”又激起士大夫心灵深处的“治世”情结。换言之，利玛窦煞费苦心的关于欧洲“太平盛世”的虚假宣传使得一些士人在艳羡之余信以为真，并视为榜样。如徐光启竟向万历帝进言：欧洲诸国因信奉天主教，“千数百年来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久安长治如此”。（《徐光启集》卷九）也就是说，徐光启等认为，欧洲之所以“久安长治”，天主教起着决定性作用，“格物之学”也很重要。因此，徐光启提出，利玛窦“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同上）于是，“徐光启们”积极译介来自“泰西”的“事天之学”、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希望藉以挽救明朝统治危机。是为晚明“利玛窦现象”——“西学救时”运动。

　　“利玛窦现象”：一个时代的启示

　　万历以来，明朝社会危机与统治危机不断加深。是时，士大夫掀起的救时运动经由经济改革而政治改革而思想文化改造之艰难复杂的探索历程。其中，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过是对原有制度的修修补补，成效甚微。而以“利玛窦现象”为表征的“西学救时”之举则意欲以“西学”改造传统儒家思想藉以匡时济世。

　　盖因晚明时代的大明帝国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换言之，晚明的中国虽然逐步商业化，但是还没有积聚起支撑经济、政治大变革的足够的社会力量。所以，客观说来，徐光启等人的“西学救时”只不过是一次有益的政治（或者称之为学术）尝试，但它终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政治假命题。在“利玛窦现象”背后，晚明时代还是处在社会商业化道路上逡巡不前的时代。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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