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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的创新特质 [打印本页]

作者: Robot 时间: 2012-9-9 11:35 标题: 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的创新特质

日期：2012-03-24 作者：来源：文汇报

孙皓晖主讲  图片作者：陈龙

孙皓晖提出以“原生理念”梳理传统文明的优秀根基中国原生文明的创新特质

　　3月18日下午，西北大学秦文明研究院院长、《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做客第51期文汇讲堂主讲《中国原生文明的创新性》。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姜义华受邀出任对话嘉宾　　

　　我们都知道，中国正处在一个转折和变化时期。不少有识之士拿出种种理论的谱系来叙述、评判这一转折和变化的本质，我认为相对都不够深刻。如果从文明理念上去看中国当代的发展和转折，则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我们正处在第三次文明跨越时代，只有将传统文化中的优劣梳理清楚，才能完成文明的跨越

　　从文明角度看，我们正处在第三次文明跨越时代，即从残破的农村文明和畸形的城市文明的混合体，发展到以工业和科学时代生产力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时代的新文明形态。

　　第一次文明跨越发生在远古时期，即大禹治水的洪水时代。从那时起，我们从族群的原始部落联盟状态跨越到国家文明阶段。从此，我们民族进入了国家文明历史的发展。在国家文明历史发展中，我们经历了第二次文明跨越，也是最大的跨越，从战国诸侯分治的联邦体制，或者说邦联体制跨越到中国的统一文明阶段——秦帝国时代。

　　秦灭亡之后的两千多年，我们的文明一直处于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其间，虽也有过局部的文明突破与技术性质的社会发展，但是以社会制度为核心，以政治文明为主导的总体文明形态的整体跨越，再也没有出现。当下，我们面临的时代转折，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即将实现的第三次整体跨越。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要在历史转折时期继续往前迈进，首先要解决的都是对自己历史传统的认知问题。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成为西方向资本主义文明跨越的前奏，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这是人类社会普遍要走过的道路，中国也不例外。

　　从1840年到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经济有了质的提升，中国人审视世界和自己的目光都趋于平静和理性。在这样的社会意识条件下，才可能出现文明跨越的思潮和文明跨越的实践。1980年代，对中国文明的否定曾经有过两种说法，一是“黄色文明落后论”，二是中国文化“酱缸论”。这两种思潮，80年代以来已经普遍遭到社会质疑。但是，真正基于文明研究的正面成果，依然很少。今天，我们要完成新的文明跨越，就必须懂得五千年文明中形成了哪些根基性的传统，这些根基性的传统中间，哪些是值得我们继承的，哪些是要抛弃的。我对中国前三千年历史和文明的梳理，就是希望能做些基础的工作，以此引发整个社会对我们文明根基梳理工作的重视和热情。
　　

   中国原生文明七大阶段，政治文明都有巨大创新与跨越，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政治体制创新经验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可以划成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前三千年历史，是我们的原生文明时期。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形态，在其成长过程中都有一段生长、成熟、升华、沉淀，最终定型的时期。这就是我所说的原生文明。它是我们的文明高地时代，也是我们文明的根基时代。

　　中国原生文明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每个时代在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上都有创新，到秦达到原生文明的最高峰——民族统一，文字统一，疆域统一，由此创造性地统一了中国文明，此后历朝历代不断完善直到今天。

　　

   五帝时代的禅让制是一种古老的民主政治雏形，发展为以后的“公天下”意识

　　五帝时代创造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禅让制。尧舜禹的禅让实践非常典型，它的根本是在对社会民意的酝酿、生发、共同认可基础上选贤。这个基本的价值观，在之后的几千年历史中得到弘扬光大。《吕氏春秋》中有“天不私覆，地不私载”以及“贵公去私”理念，到孙中山发展为“天下为公”。总体上说，禅让制是国家文明形成之前的“公天下”意识，也是传统文明最基本的价值观之一。

　　五帝之后是将近百年的洪水时代，大禹治水是我们走向国家文明的大转折时期。由此，华夏族群走出了洪水时代，并有了诸多的制度大创新。

　　禹是一个天才的水利学家，否定了共工和鲧都失败的堵截治水方法，首度发明了疏导方法。在大禹13年治水过程中，社会组织形式有了创新，产生了国家要素的雏形，有半军事化管理、粗浅的法律、司法权威、远古的监狱等；把天下划分九州，对我们的生存地理环境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对人群有了分地而治的雏形。史料说法之一，《山海经》就是在大禹治水中完成。

　　另一创新是井田制的出现。井田制开创了远古时代成熟稳定的农耕经济。井田制形式是对共同居住区域的家庭和劳力平均分配土地，效果是防止从高地、洞穴、山地中来到平原的治水人群重新争夺土地，其制度本质接近于国家威权体制下对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

　　大禹治水后，当时民众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走向国家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禅让制也出现了动摇。禹禅让于伯益，但禹的儿子启发动政变，诛杀了伯益，迫使伯益族群离开腹心地域，从而开创了夏王朝。由此，我们跨入了国家文明时代。

　　

夏商周是从邦联制发展到联邦制的实践，为秦王朝的大一统形态奠定了基础

　　夏代的国家形式极为粗简，在国体的意义上创立了雏形的邦联制。其主要特征是绝大多数诸侯非天子直封，更多诸侯是部族、氏族自立政权而被王权认可。夏朝存在了400多年。

　　商代，国家意义上的第二个朝代，诸侯制比夏代有所进步，接近于半邦联制和半联邦制。商代直封的诸侯多了，但基本面与夏代无异。商代基础的创新，在于私商活动的发明普及。商朝在上古国家中经济形态兼容性最强。殷商本来是游牧族群，民众喜好驾车远行，以交换剩余物品为生计。史料表明，大规模的私商活动作为族群生存的根基，是从商代开始的。周武王灭商后，周公给王族子弟们反复讲殷商族群的私商活动传统。到周代，商业活动全部被收编为国营了。在商代，除了私商活动外，农耕、狩猎、采集，也是商人的经济活动。所以，从远古族群三个时代来说，商代是经济形态包容性最强的时代。

　　殷商留下了厚重的历史文明标志——青铜器、甲骨文、豪放的酒风。其私商活动作为文明基因也在之后蓬勃发展。战国时代的大商人，许多都是殷商后裔。比如出生在濮阳的吕不韦，濮阳就是殷商后裔所在的封地。

　　西周200多年中对中国政治文明最大的创新，是建立了紧密的联邦制国家。西周几乎所有的诸侯都是王权直接分封，相比于夏和殷商两代，周代诸侯的治权相对少了。西周王朝对诸侯治权的干预，远远强于夏商两代。最典型的例子是楚国，由于楚政权系自立而生，西周王权始终不愿提高楚国的爵位，逼出了熊通时代极大的逆反心理——“天子不封我王，我自称王”。

　　

西周的礼治是国家治理方式的创新，由于不具备强大的群众基础，在春秋时代流产，但对后世影响深远

　　西周另一个创新是实行了礼治。以周公作礼为标志的周文明，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影响至为深远。春秋时代的孔子感叹“礼崩乐坏”，终身致力于恢复周礼。

　　礼治体系最大的历史特征，是它成为凌驾于法律体系之上的最高国家规范。礼制规范渗透于各个领域，军中仪式、庙堂议事、人际交往等等。实际上，夏商周三代都有法律，夏代有“禹刑”，商代有“汤刑”，周有“吕刑”，但由于礼治至高无上，法治便处于第二级规范。这是礼治社会。对后世而言，礼治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礼仪传统。

　　但礼治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却迅速衰落了。因为，礼治文明最大的缺陷，是它作为社会规范的难以操作性，也就是弹性太大；同时，可施行的人口阶层太有限，只能在贵族阶层实施，而无法在民众中实施。孔子说的礼不下庶人，实际上是说民众无法实现礼治要求。比如祭祀礼要有猪牛羊三牲，婚礼有数以千计的环节，老百姓无法做到。所以，镐京事变后，周礼就迅速地崩溃。

　　

   春秋战国时代改革精神、天下向一思潮、诸子百家争鸣并争先投入治国实践，是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遗产

　　春秋时代，是我们民族在五千年历史中创造性最为强大的时代。举凡军事、政治、经济、民生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古典文明的最高峰。最鲜明的一个特征是，春秋战国500余年，变法运动一浪接一浪向前推进，从来没有中断。其中，以商鞅变法最为深刻，创造了战时法治文明，使秦国不断强大，最终实现了统一中国，统一中国文明。

　　同时，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思想大爆炸，也是人类古典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原典大创造现象。百家争鸣，奠定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多元性的根基特征。后来的“独尊”，则显然削弱了这个多元化根基，使我们民族的精神生命状态不断衰减。

　　秦帝国时代最大的创造是统一了中国文明。古老的分治状态，古老的联邦制国家，从此走进了历史；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统一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从此成为我们的稳定的文明形态。

　　秦帝国创建统一国家，创建统一文明，不是任何人的个人意志或权力集团意志，而是天下向一的历史潮流所决定。夏商周三代，中国是松散邦联制、联邦制的统一。春秋伊始，对这种以国家经济为基础的僵化社会产生了普遍的不满，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自此，那时的中国进入了重新探索新的国家形式的历史阶段。到了战国时代，社会对松散分治的诸侯制的危害已经有了深刻普遍的认识，“天下向一”的思潮开始形成。当时的思想家如孟子、荀子、尉缭子、韩非子等等，都曾经就“天下向一”有过分析论述。战国的历史实践也是趋向于统一的发展，天下由春秋时代的数百个诸侯国，渐渐兼并融合为三十余个诸侯国，又渐渐兼并融合为七大战国。因此，战国末期的统一诸侯国是历史的必然。不由秦统一，也会由别的战国统一。而秦之所以能承担统一重任，最根本的原因，也是经由深彻改革而创建了法治文明，是当时整体文明最为发达的战国。

　　统一国家是如此，统一文明也是基于历史潮流而发生。否则，这种统一文明在秦灭亡之后不能持久传承。战国末期，当时中国的所有基本制度与文化经济的基本呈现方式，都是因国而异。所谓田畴异亩、钱币异制、车涂异轨、文字异形、言语异声等等，都显示了这种深刻的国别不同。这种差别与不同，带来了经济民生发展的极大阻力，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有普遍的不满。为此，秦帝国以方方面面的统一，最终完成了文明形态的统一，获得了当时社会的最为普遍的拥护，也成为后世无法改变的文明基础，一直有效传承两千余年。历史已经证明，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坚实根基，是不可撼动的。

　　秦帝国时代的另一个重大现象，是始终没有改变春秋战国的文化多元传统，以法家为治国理念，同时尊重所有学派的存在发展。孔子后裔孔鲋，被始皇帝封为文通君。秦帝国的焚书坑儒，是一个反复辟事件，而不是当时的文化政策。

　　综上所述，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将近三千年。在这三千年中，每个时代都有巨大的文明跨越，都有强烈的文明创造精神，每个时代都推动了中国古典文明的巨大发展，直到我们建立了伟大的统一文明国家。惟其如此，原生文明时代是我们文明的根基，是我们今天可以汲取文明跨越经验的最重要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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