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亚洲文化论坛第40讲]吕正惠：从当代台湾文学的历史想象谈“历史感与文学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cfs 时间: 2009-2-4 17:10 标题: [亚洲文化论坛第40讲]吕正惠：从当代台湾文学的历史想象谈“历史感与文学研究”
亚洲文化论坛第四十讲
从当代台湾文学的历史想象
谈“历史感与文学研究”
主讲人：吕正惠 （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讲评人：黎湘萍（文学所研究员）
时间：2009年2月10日下午1点半
地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会议室（社科大楼7层）
主讲人简介
吕正惠老师是台湾著名学者。台湾嘉义太保人。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现职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汉魏六朝诗、唐诗、现代文学。自硕士阶段起即以古典诗为主要研究范围，硕士论文《元白比较研究》、博士论文《元和诗人研究》均以中唐诗为研究重点，另著有《杜甫与六朝诗人》、《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两本论文集及其它论文。研究倾向为：注意诗体、诗风的演变发展；诗歌创作与政治、社会变化之关系；以及中国抒情传统的发展及特质。1990年代起，研究重点转向台湾现代文学，主要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台湾现代文学（包括战前及战后）的发展，以及作品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已出版现代文学论文集有：《小说与社会》、《战后台湾文学经验》、《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殖民地的傷痕》等；另與大陸學者趙遐秋共同主編《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
讲座提纲：
(一)這一“歷史想像”有兩大區塊，第一區塊是“台灣主體性”，即從台灣的歷史經驗中“重構”台灣主體性的形成過程，這是台獨派。這二區塊（以外省作家和台灣馬華作家為代表），不滿於“台灣主體性”論述，因為在這裡他們找不到位置；但又不敢公然反對，因為他們是明顯少數，又是明顯的“後來者”（如果不說“外來者”），喧賓奪主，於理有虧。第二區塊的論述策略主要有三：（1）否定歷史的真實性，強調一切話語均為虛構（即張大春所謂“大說謊家”）；（2）強調全球化，解構“國族論述”（同時針對台獨與中國民族主義派）（3）以性別或邊緣者（如原住民或同性戀）來解構“大論述”（當然也指向“國族論述”）。
(二)第一區塊論述鮮明，人多為勝，分析其“論述”即可見出其歷史建構之虛構性。第二區塊比較正面分析其論述，它不敢正面反對“台灣主體性”，又要維護“中華民國”，無法面對“現實中國”，只好在（三）所說的3項策略中不時遊走，無法守“常”不變。他們的心情在作品中的表現比起台獨派更為矛盾、複雜，分析他們的作品更可看出現時台灣民眾精神面貎之多樣性。
(三)以此而論，分析“主體論”是說明其主調，主調只是抽象的主調。外省作家作品論則更能折射現時台灣民眾的“精神官能症”（裡面充滿矛盾而不自覺）。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亚洲文化论坛
2009年2月4日
作者: cfs 时间: 2009-2-4 17:15
老舍長篇小說的特質
──中國市民階層革命與民族解放鬥爭的一面鏡子
呂正惠
【摘录】《四世同堂》寫的是淪陷區北京城內一條胡同裡的居民，而《鼓書藝人》寫的是，隨著抗戰逃亡到大後方的民間藝人。老舍選擇他們，正是要呈現出，在民族的大危機下，中國民眾如何從麻木不仁或勉強糊食中逐漸覺悟，終至自我改造的歷程……
[attach]1240[/attach]
作者: cfs 时间: 2009-2-4 17:19
呂正惠陳明忠訪談後記
呂正惠
学术中华 发布时间：2008-07-31
整理完陳先生的訪談，我自己非常高興。我相信，這是五O年代反國民黨左派的一次非常完整的觀點表達。國民黨來台接收大失民心之後，台灣的反國民黨力量主要是向左轉，支持內戰中的共產黨。五O年代的白色恐怖統治，目標就是要清除島內這一反抗力量。這些左派，大約三分之一被槍斃，三分之二被關押，主要的菁英很少倖存。
被關押的左派，出獄以後成為被遺忘的一群，生活在茫茫黑夜之中，大部份人的生活都成了問題。1987年陳先生第二次出獄之後，他們組織了“台灣政治受難者互助會”，然而其時台獨勢力業已成形，他們無法再有影響力。後來，他們組織了“中國統一聯盟”（聯合一些非左翼的民族主義者，如胡秋原）及“勞動黨”，也很少產生作用。
這批老左派的難題之一是，他們很難流暢的表達自己的看法。除了必須努力了解他們在獄中時外面所發生的變化之外，他們的語言表達也大有困難。他們大半接受日語教育，在年富力強有機會全力學習中文時，卻關在獄中至少十年，喪失了最好的學習機會。他們最知名的代表，林書揚先生和陳明忠先生，是可以講國語、寫中文，但他們的國語發音跟中文風格都和一般人有差距。長期以來，很少人了解他們的想法，他們也有強烈的無力感。這一次，透過訪談的方式，能夠讓陳先生暢所欲言（國、台語並用），並且把這些談話整理出一個很清楚的系統，實在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初稿完成以後，所有看過的人都很滿意，認為涉及到了台灣、現代中國、社會主義的許多重要議題，充分表達了像陳先生這種老一輩左統派革命者的觀點，可以讓其他人來參照、思考、討論，應該說是有其深遠的價值。
我個人和陳先生交往比較多，對他的思考方式比較了解，但在整理之後，仍然感覺到，一次系統性的表達遠勝過隨意性的閒聊。但《思想》編輯希望我能寫一篇後記，幫助讀者領會訪談的深層意義，我稍加遲疑之後也感到義不容辭。因此，不揣冒昧，提出一些想法供大家參考。
一
、
首先，陳先生明確的表示，二二八之後，他是轉向“新民主革命”之路的，而且，他還舉出好幾個例子（鍾皓?
、郭琇宗、許強、吳思漢），說明這是當時台灣菁英一致選擇的路。這就証明，二二八不是省籍矛盾，二二八不是台獨的根源，二二八是台灣菁英唾棄國民黨、轉向共產黨的根本原因。以前，藍博洲的一些報導作品，如《幌馬車之歌》等，早已說了同樣的內容。但有一些人半信半疑，另有一些人則說，藍博洲的報導不客觀。陳先生作為當事人，作這麼明確的證言，可以說明它的真實性。
現在台灣的知識分子，經過國民黨和美國半個世紀的教育，恐怕很難理解，為什陳先生那一代人會支持毛澤?
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們首先要知道，陳先生那一代人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長大的，長期備受日本人的歧視（陳先生有清楚的說明），他們的中國民族意識和民族尊嚴是在切身痛苦之中培養起來的。因此，當他們發現國民黨政府不行時，立刻想要另外尋找中國的出路，也是很自然的。他們不可能有另一種想法；“台灣獨立”這樣的念頭，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在他們的腦海中。
當他們為中國的前途感到徬徨時，當然會注意大陸局勢。這時他們就發現，抗戰勝利後，中國內部的政治、經濟狀況都非常的糟，國民黨跟共產黨瀕臨內戰邊緣，中間力量想要調解而無能為力。那時候的共產黨更得民心，並且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而國民黨的統治現實，他們已領教過了。在這種情形下，站在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立場上，他們選擇共產黨可以說是很自然的。
當然，另一個難題是，現在台灣的知識分子，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新民主主義”，在此可以簡單說明一下。在抗戰期間，中國這個落後的國家，經受現代化日本的侵略長達八年。這八年，把中國搞得民窮財盡，連知識分子的生活都非常艱難，而領導抗戰的國民黨政府，完全不能體察民情，以為抗戰勝利全是他們的功勞，以勝利者的姿態，在接收淪陷區的時候惡形惡狀（就像他們接收台灣一樣）。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策略是這樣：聯合絕大部分受苦受難的中國人，孤立國民黨最高統治集團及其附和者。對於前者，他們提出四個階級，即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這些人的利益全都受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忽視。而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核心，則包括國民黨黨內各派系、國民黨的軍事和情治勢力，這些力量現在基本上已經完全倒向美國，成為美國勢力的代理人。簡單的講，共產黨認為，絕大部分的的中國人，應該聯合起來，打倒這個貪污腐敗、與美國勢力勾結的統治集團，重建新中國，中國才有希望 。至於共產黨人所追求的社會主義，必須等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之後，才能作為社會發展下一個階段的目標。這樣的論述，當然能夠吸引在接收過程中充分領教國民黨統治風格的台灣青年菁英。
總之，這些向左轉的台灣菁英，都是熱血沸騰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受夠了日本人的欺壓，他們一心一意希望中國人“站起來”，因此，他們也像當時大陸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連最溫和穩重的朱自清都是如此 ），倒過去支持共產黨。但在國民黨教育下成長的台灣知識分子，完全不了解這一段歷史，當然也不了解陳先生那一代人在1947年前後的選擇。
二
陳先生談話第二個重要的地方，是有關台獨運\動的定性。在我看來，有兩點都是言人之所未言。第一，台獨運\動是被剝奪了土地的台灣地主階級的運\動（這一點有人寫過文章，其觀點也是來自陳先生，只是未明言而已）。第二，國民黨只殺“紅帽子”，不殺“台獨分子”，因為台獨派受到美國的保護。在談到“轉型正義”時，陳先生強調，如果要算國民舊帳，首先就要追溯國民黨的背後支持者美國。根據這些話，可以說，國民黨政權是在美國保護之下生存下來的，而台獨派則在美國保護下成長起來的。美國的目標很明顯，即看住台灣，讓它成為圍堵中國的重要基地。美國長期不承認新中國，想在外交和經濟上孤立新中國、困死新中國；又藉台灣這一塊基地，建立一個“反共”堡壘，軍事上圍堵中國。陳先生所表達的，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中國立場的觀點。這樣的觀點長期不為台灣知識分子所了解，證明美國（和國民黨）把台灣建設成“反共堡壘”，做得非常成功。
三
陳先生談話的第三個要點，我認為，是對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解。1947年，陳先生只有十八歲，接受新民主主義時，感情的成分可能要大過於理智。1960年他第一次出獄時昰三十一歲，此後十五年，他想盡辦法偷讀日文資料，以求了解新中國的局勢。1976年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結束，這時，他也許才開始真正的“探索”。他說，文革結束之後台灣的報導，讓他非常痛苦，他不知道中國革命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他不得不為自己犧牲一輩子所追求的事業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不然他會覺得自己白活了。
陳先生的知識語言是日語。1987年出獄後，他閱讀了大量日本左派書籍，我看過他所寫的大量筆記（或者說文章的初胚）。陳先生不是學者，他讀這些書，寫這些文章，是為了尋求答案，所以不像學者一樣，凡事必註明出處，因此很遺憾，我無法知道他重整思想的主要來源。
但陳先生探索的結論我大約可以掌握。他認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集合全民（或者說四個階級）的力量與意志，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力現代化。這一階段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朝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這個說法，意思和鄧小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相近（按，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又說，劉少奇是了解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新民主主義”和新經濟政策有類似之處，“新民主主義”的形成，劉少奇貢獻很大（按，這一點我還不敢肯定）。新中國建立以後，事實上，“毛澤?
個人”走的就是一條“違反”新民主主義這一“毛澤?
思想”的路，所以才會產生“反右”和“文革”那種大錯誤（亦即，毛澤?
不遵守“毛澤?
思想”）。總之，陳先生最後肯定了自己年輕時選擇的“新民主主義”，而且，把這一主義思考得更加清晰。
陳先生認為，毛澤?
本人思想則是一種“備戰體制”，是在面對美國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隨時威脅時的“應時之需”，毛澤?
錯把“應時之需”當作正確的思想了。我發現（希望我沒有了解錯誤），陳先生是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堅決的擁護者。
我是一個“後生”的觀察者，不像陳先生具有“參與者”的身份。我也像陳先生一樣，認為“後進”的中國的所謂“革命”，第一個任務就是以“集體”的力量全力搞現代化，以達到“脫貧”和“抵抗帝國主義”這雙重任務。但是，我比較相信毛澤?
思想具有“複雜性”，並不純粹是“備戰體制”。
不論我跟陳先生在這方面的想法有什麼不同，但我們都了解到，革命的道路是非常艱難的、前無所承的。在五O年代，主管經濟的陳雲和主管農業的鄧子恢常和毛澤?
“吵架”，因為他們不能接受毛澤?
在經濟上和農業上的一些看法。陳雲常常退出第一線，表示他不想執行毛澤?
的政策，而鄧子恢幾次跟毛澤?
唱反調後，終於被“掛”起來，無所事事。梁潄溟所以跟毛澤?
大吵，也是為了農業政策。這些，都可以說明，建國以後，路子應該怎麼走，黨內、外有許多不同看法。大躍進失敗以前，大致是毛主導，大躍進失敗以後，變成劉少奇主導。文革又是毛主導，文革結束鄧小平主導。應該說，中國的情勢太複雜，內部問題很難理得清。經過文革的痛教訓，鄧小平才能抓穩方向（89年還是差一點出軌、翻車）。我推想，鄧是以劉為主的一種“綜合”，正反合的“合”，而不是純粹的劉少奇路線。但這只是我的“推論”，目前還無法證實。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
都犯過錯誤，而且一些錯誤還不小，應該批評。但如果說，這一切錯誤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主要的應該加以否定，那未免把中國這個龐大而古老的國家的“重建”之路看得太簡單了。鄧小平主導以後，還不到三十年，大家覺得好像走對了，不免鬆一口大氣，歌頌鄧的英明。我認為，這也是把問題看簡單了，鄧是毛、劉、周的繼承人，他不可能不從他們身上學到一點?
西，因此，鄧也不是純粹的鄧個人。對於歷史，我覺得應該這樣理解。（鄧應該也從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看到一點?
西，當然這是隨他的意思決定去取的。）
四
陳先生談話的第四個要點，是他對台灣各種“新左派”的批評。他常感嘆的說，“那些年輕的左派”、“那些美國回來的左派”，對於這些人，他基本上並沒有進一步再加以區分。他說，“他們”反對大陸攺革開放，認為是“走資”，難道們希望看到中國永遠貧困、落後嗎？
陳先生接?
較多的，我推想，大概是指林孝信、蔡建仁、鄭村棋等人，因為他們都曾經跟勞動黨有來往；他也多少認識陳光興、陳宜中（我不知道宜中是否可以算左派）。陳先生應該不認識“台獨左派”（我自己都無法理解這是什麼意思）。我想，最主要的關鍵在於：作為左派，居然不了解中國革命在“反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或者“反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意義，這是非常奇怪的。關於這一方面，他們也許認為，中國崛起，就是讓自己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之一，也屬於該被“打倒”的對象；但他們難道希望，中國永遠像文革時期那樣嗎？如果那樣，當中國一面倒的挨美國打時，他們是否也就會同情中國呢（他們也許更會說，你看，中國多落後）？所以，我認為，根本關鍵就在於，他們心目中完全沒有中國，他們的“左派”視野也沒有中國。所以，我的解釋更簡單、也許更令人“厭惡”，我認為這種左派也是長期“反共”的產物。我只想說一點，在中國崛起之前，西歐、北美、日本這些“列強”，都曾經侵略外國，強佔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蘇聯在二次戰後對?
歐國家的宰制），而中國從來就沒有過。到目前為止，中國是唯一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的現代化經濟國家（印度很有可能成為第二個）。不加區別的把中國稱之為“霸權”，我認為，這是一種明顯的“西方觀點”的論述。
陳先生說，真正的社會主義，是“自由人的自由聯合”，而不是生產工具的公有化，我是可以贊成的。在蘇聯或中國“公有化”的高潮期，我們能說那時侯的工人已經生活在“社會主義”之中了嗎？這一點，確實大可懷疑。但我想談的，卻是現實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問題。
先說中國經濟確實已被認為崛起之後的狀況。現在大家說，“中國是世界的工廠”，俄羅斯的一份週刊說，“世界超過一半的照相機，30%的空調和電視，25%的洗衣機，20%的冰箱都是由中國生產。 ”前一陣子大陸南方鬧雪災，交通癱瘓，物資不能輸出，據說美國的日常用品因此漲了一、兩成。我說這話，不是在誇耀中國的成就，而是想說，中國的經濟改變了“全球體系”。
在中國的經濟還不能對“全球體系”造成影響時，西方、日本都憂心忡忡，擔心中國的崛起會“為禍世界”。即使到了現在，如果美國不是陷入一連串的泥淖（現在陷在伊拉克）之中，你能想像美國願意坐視中國崛起嗎？美國不是不想做，而是沒有能力去做。
如果中國因素的加入，使得“全球體系”陷入不平衡狀況，如一次大戰前，德國的崛起讓英、法寢食難安，那全球體系就只有靠“先進國家”為了“遏阻”新因素的“侵入”而發起戰爭來解決了。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美國並不是不想“教訓”中國，只是它沒有能力罷了。美國和日本搞軍事聯盟，說如果“周邊有事”，日本要如何如何，意思不是夠明顯了嗎？
如果中國（還有印度）經濟的崛起，能夠讓“全球體系”產生良性的調整，從而對全人類的發展有利，那就是全人類的大幸。如果因中國的崛起，而讓全世界經濟產生不平衡，從而引發另一波的列強大戰，那人類大概就要完蛋了。現在美國經濟不景氣，情況似乎頗為嚴重；如果美國經濟一下子崩潰，你能想像這個“全球體系”能不“暫時”瓦解嗎？這樣豈不也要“天下大亂”？應該說，中國一再宣稱“不稱霸”，宣稱要“和諧”，就是希望避免這樣一次大震盪。我覺得，這個時候重新來思考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邏輯的分析，就更有意義了。我是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但我從來就希望，中國崛起只是一種“自救”，而不是產生另一個美國或英國或日本或德國，或一種難以形容的資本主義怪物。我覺得這樣的思考也可以算是一種讓“全球體系”“走向社會主義”的思考。老實說，我很難理解台灣一些“左派”的思考模式。從馬克思的原始立場來解釋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只可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範圍全面展開時，才可能實現。因為，只有全人類有豐裕的物?
生產，才可能想像馬克思所構想的那個人人富足、人人自由（即陳先生所說的“自由人的自由聯合”）的物?
與心靈雙方面得到完滿實現的社會。一次大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第一次碰到全面危機時，許許多多的左派革命志士認為，全球革命的時代已經來臨，但最終證明是一種幻覺。
那一次“不合乎”馬克思原始構想的“社會主義體制”，以蘇共的革命開其端，以中共的革命達到高潮，以二次戰後許多“後進國”的共黨革命延續下去。現在已經可以了解，這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以集體的力量來實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工程，這一工程可以把後進國絕大部份受苦受難的人從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剝削之下解救出來。這一革命的犧牲相當慘重，但相對而言，二次戰後那些走“西方現代化”路線的“後進”國家，犧牲也一樣慘重。姑且不論這兩條路誰是誰非，後進國都被迫走進資本主義國家逼他們非走不可的道路。走第一條道路而唯一獲得成功的是中國，走這二條道路很可能將要成功的，大家都看好印度。中國的成功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具有雙重意義。第一，它的崛起好像還不致於導至德國、日本崛起以後的那種資本主義“帝國大戰”。第二，到現在為止，中國經濟也還不是經典意義下的“資本主義”（名義上它還保留了相當比例的公有制、也沒有全面市場化），因此可以希望它對其他“後進國”產生啟導作用，讓它們不必完全照“西方道路”走。
中國的崛起距離全球的資本主義化還很遙遠。拉丁美洲、非洲、回教國家、?
南亞，這些地區目前都還在發展。我們不知道西方（尤其是美國）和回教世界的衝突如何能解決，也不知道拉丁美洲最終是否可以從美國資本主義的桎梏之下解放出來。但是，無疑的，現在可以用更清醒的眼光，用馬克思的方法，好好的審視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未來。只是，我們很難期待，二十一世紀會出現另一個馬克思。
在這種情形下，每個地區、每個民族都只能以自救、自保為先。達到第一步以後，如果能對周邊地區產生影響，促使它們良性發展，而且不對周邊地區產生明顯的經濟剝削，我相信，這樣的國家就要比以前的英、法，二次戰後的美、日好太多了。並且，第三，如果它還能進一步制衡愈來愈黷武化的美國，讓美國不敢太囂張，那它對世界和平無疑是有貢獻的。我認為，中國是現在世界上唯一有力量達到這三重任務的國家。
據說，大陸著名的社會主義理論家、歷史學家胡繩，晚年曾說，社會主義理想在三百年後可以實現，他說的是二十二世紀。人家告訴他，這太樂觀了，他改口說，他說的三百年是指二十三世紀。其實，二十三世紀還是太樂觀。老實講，我不知道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會在一百年間發生什麼大事。但是，中國一百年的發展，竟然基本上解決十三?
人口（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的生活溫飽問題，又可以良性引導?
南亞好幾個國家的發展，又能讓其他先進國，尤其是美國，知所收歛，這個“貢獻”，是應該加以肯定的。
五
以上各節是在台灣大選之前寫的，大選之後，由於民進黨經歷了短時期之內第二次的大敗，看來台獨運\動會逐步退潮。不過，我一直認為，藍營群眾在台灣前途問題上，尤其在大方向上（親美、日，不與大陸合作），和綠營並沒有實?
的區別。因此，不能樂觀的相信，馬英九執政一定會帶來完全不同的前景。
馬英九出身於國民黨上層，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再加上現在仍有許許多多藍營群眾還是很在乎“中華民國”的地位不可以比共產黨矮半截，這就仍會卡在“一中原則”上，影響了兩岸的全面交流，不能使台灣全心全意的靠向中國經濟體，因此也就不可能全面改造台灣的經濟結構。從最根本上看，一向被台灣依附的美、日經濟體已經不可靠，除了靠向大陸之外，已經別無出路。現在向?
南亞投資，其實也是加入中國經濟體，因為現在?
南亞的經濟和南韓、香港一樣，也是順著中國經濟的風向發展的。總之，如果不能拋開幾十年來兩岸政治對立的偏見，全面考慮在中國架構下整體上重建台灣經濟，台灣的前途仍然是安危未卜的。
我們可以從假設的立場來看台灣前途問題。如果二次大戰時，日本帝國主義在?
亞和太平洋地區打敗中國和美、英，台灣最終大概會成為第二個琉球。如果美、日經濟現在仍像六、七十年代那樣強勢，而大陸經濟一直維持在七、八O年代的那種水平，那麼，中國也就只能空談“統一”，因為台灣會一直跟著美、日走。然而，現在的現實是，中國已經崛起，而且會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就算台灣是個靠大邊的現實主義者，如果到現在還不肯承認、還看不清亞洲經濟格局的現實，還在計較大陸、台灣“誰大誰小”，那只好自己繼續受罪了。我所奇怪的是，台灣從來就承認美、日是老大、老二，反倒不願意相信對岸的同胞已經打拚到讓自己的民族“站起來”了。二十年前沒有這種遠見，這是可以諒解的，現在還不甘心承認，那就誰也沒有辦法，只好讓台灣人自己關起門來，一面自我滿足，一面自我受苦（包括內鬥不已）了。再過二十年，我們一定會笑自己，當年我們怎麼那麼蠢？所以，與其二十年後後悔，不如趁現在“極端台獨派”（藍營可稱為“溫和台獨派”）大敗時，趕快全面調整過來，這樣台灣才可能有光明的前景。
作者: cfs 时间: 2009-2-4 17:20
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
吕正惠
学术中华 2008-01-08
一九七七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到第二年才结束。当时还掌握台湾政治权力的国民党，虽然运用了它手中所有的报纸、杂志全力攻击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并未被击垮。表面上看，乡土文学是胜利了。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社会气氛却在默默地转化，等我突然看清局势，才发现，“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已经弥漫于台湾文化界，而且，原来支持乡土文学的人（其中有一些是我的好朋友）大多变成了“台独派”。这种形势的转移成为九十年代我精神苦闷的根源，其痛苦困扰了我十年之久。
在世纪之交，我慢慢厘清了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似乎比以前更了解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新文化的发展与现代中国之命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许更可能说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暴起暴落，以及最终被“台独文学论”取代的原因。因此我底下的分析似乎绕得太远，但却不得不如此。想读这篇文章的人，也许需要一点耐性。如果觉得我这个“出发点”太离谱，不想看，我也不能强求于人。
中国新文学原本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一环，这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为了改造旧中国，也就是以“启蒙”来“救亡”。这样的启蒙运动后来分裂了，变成两派：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
革命派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下，全力支持国民党北伐，终于打倒北洋政府。但北伐即将成功时，蒋介石却以他的军事力量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屠杀左翼革命派（主要是共产党员，也有部分左翼国民党人）。就在这个阶段，原来采取观望态度的胡适改良派才转而支持国民党。这样，国民党保守派就和胡适派（以下我们改称“自由主义派”，或简称“自由派”）合流，而幸余的革命派则开始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
抗战后期，形势有了转变，大量的自由派（其最重要的力量组织了中国民主同盟）开始倾向共产党。到了内战阶段，知识分子倒向共产党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最后，当胜负分晓时，逃到台湾的只剩最保守的国民党员（很多国民党员投向共产党），以及一小群自由派（连与胡适渊源深厚的顾颉刚、俞平伯等人都选择留在大陆）。
新中国建立之初，执政的共产党宣扬的是“新民主主义”，认为“民族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以工、农为主体）的“同盟”。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这种“同盟”的伙伴关系才有了明显的改变，留在大陆的自由派命运开始坎坷起来。
不管大陆自由派和共产党的关系如何，但有一点看法应该是他们共同具有的：他们都知道，新中国的重建之路并不是循着五四时代“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在走的。虽然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初期学过“苏联模式”，但为时不久，这个政策也大部分放弃了。台湾很少人注意五十年代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模式，我们也很难为这一政策“命名”，但可以说，它绝对不是“西方模式”。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内部有关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实问题的辩论与路线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也是历史现实的合理现象，一个古老的中国不是可以轻易改造过来的。像大鸣大放与“反右”（这是一个事件的两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和改革开放，就是内部最大斗争的反映。应该说，到了改革开放，共产党的“革命阶段”才完全结束，大陆进入“后革命时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这时候也在台湾实行另一种很难命名的“改革”。纯粹从政治层面来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靠着美国的保护终于生存下来的国民党，在五十年代进行了一项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即土地改革。国民党把台湾地主大量的土地分给农民，从而改变了台湾的社会结构。台湾许多地主阶级的子弟跟农民阶级的子弟此后循着国民党的教育体制，逐渐转变成新一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美国的协助下，台湾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台独派一直在说，日本殖民统治促使台湾现代化，但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坦白讲，不论国民党的性质如何，必须承认，土地改革是它在台湾所进行的最重要大事，这是国民党对台湾的“大贡献”之一（但也是台湾地主阶级永远的隐痛──他们的子弟也就成为台独派的主干）。
国民党统治格局的基本矛盾表现在教育、文化体制上。官方意识形态是三民主义和中国文化，但它讲的三民主义和它的政治现实的矛盾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民主主义上。它讲的中国文化是孔、孟、朱、王道统，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对象，也就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糟粕（这里是指国民党教育体制的讲授方式，而不是指这些思想本身）。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对手是，美国暗中支持下的胡适派自由主义，他们讲的是五四时代的民主与科学（前已述及大陆不走这条路）。经由《自由中国》和《文星》的推扬，再加上教育体制中自由派的影响，他们的讲法日渐深入人心，成为台湾现代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它的性质接近李敖所说的“全盘西化”，轻视（甚或藐视）中国文化，亲西方，尤其亲美。因此，它完全抵消了国民党的中国文化教育，并让三民主义中的西方因素特别突显出来。这也是我三十五岁以前的“思想”，在李敖与胡秋原的中、西文化论战上，年轻人很少不站在李敖这一边的。
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台湾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特质可以用“反传统”与“现代化”这两个术语来概括。“传统”包括中国文化、国民党的反民主作风，以及每一个年轻人家里父母的陈旧观念。现代化表现在知识上就是追寻西方知识，而且越新的越好。意识、潜意识、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这些名词很新、很迷人。老实讲，这些东西很少人真正理解，但只要有人写文章介绍、“论述”，大家就捧着读、热烈争辩。当然，真正求得新知的途径是到美国留学、取经。取经回来以后，就成为大家崇拜、追逐的对象。
当然，新知有个尽人皆知的禁忌。中国近现代史最好不要碰，所以一般人只知道辛亥革命、北伐、抗战、“剿匪”。至于马克思、社会主义、阶级这些字眼，没有人敢用（反共理论家除外），苏联、共产党则只能用在贬义上。所有可能涉及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的知识，最好也别摸。我母亲没受过任何学校教育，但我上高中以后，她一再警告我，“在外面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碰”，我知道，“什么事情”说的是什么。因此，我们的新知涉及现实的只是，现代化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应该如何现代化（都只从社会生活角度讲，不能在政治上讲），以及民主、自由、个人主义是什么意思（心里则清楚只能在口头上讲）。当然，年轻人（尤其是求知欲强的人）都很苦闷，所以李敖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他敢在文化上表现出一种非常叛逆的姿态。
台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大反叛，是从一九七○年保卫钓鱼岛运动开始，“保钓事件”让许多台湾知识分子深切体会到，国民党政权是不可能护卫中国人的民族尊严的。于是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转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上也开始“左倾”。
在此事情爆发不久之前，也正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大反叛时期（一九六八），左翼思想在长期冷战的禁忌下开始复活。这个新的思潮，一般称为“新左派”，以别于以前的“旧左派”，“新左”的思想其实是很庞杂的，派别众多，其中有些人特别推崇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按自己的想法把“文革”理想化。
现在我已经可以判断，一九七○年从海外开始，并在整个七十年代影响及全台湾的知识分子“左倾”运动，根本就是西方“新左”运动的一个支脉。西方“新左”运动的迅速失败，其实也预示了七十年代台湾“左倾”运动的失败。它是“纯粹的”知识分子运动，没有工农运动的配合。因此，“新左”一般不谈工农运动，一点也不令人讶异。
当然，七十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左倾”运动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同一个时段，全台湾各阶层人士越来越热烈地投入了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当时叫做党外政治运动），左倾运动和民主化运动是两相呼应的。
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一九七九年的高雄美丽岛事件，分别表现了国民党政权对两大运动加以镇压的企图，但结果是一样的，国民党都失败了。此后，台独运动逐渐成形，民主化运动的主要力量被台独派所把持，而支持乡土文学的左倾知识分子大半也在思想上或行动上转向台独。
我想，一般都会同意，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是台湾新兴的资产阶级想在政治上取代国民党的老式政权，它真正有实力的支持者其实是台籍的中、小企业家，以及三师（医师、律师、会计师）集团中的人。只要国民党还掌握政权，他们就不可能进入权力核心。随着他们的社会、经济影响力日渐强大，他们理所当然也想得到政治权力。
在文化战场上，支持乡土文学的，也以台籍的知识分子居多数（他们当然也支持党外运动）。他们的左倾思想其实并不深刻（包括当时的我自己），“左”是一种反叛的姿态，是“同情”父老辈或兄弟姊妹辈的台湾农民与工人，在有些人，可能还是一种“赶流行”（当时对乡土事物的迷恋，让我这个乡下出身的人很不习惯，心里认为这些人太做作）。乡土文学，正像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是台湾的一种“风潮”，它能袭卷一代，正如现代主义一样，也可以随着下一波“风潮”的兴起而突然消失。当政治反对力量在八十年代中期明显壮大并且组织了民主进步党以后，支持乡土文学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台独思想，其实也不过是转向下一个“风潮”而已。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台湾本土势力对国民党政权的挑战，只是台湾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中的一个而已。另一个则是，台湾必须面对它与大陆的关系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西方对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敌视，居然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占据中国代表席位达二十一年之久。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取得早就应该属于它的这一席位，这样，从国际法来讲，台湾也就成为共和国的一省，因此，不论在现实上谁统治台湾，他们都必将面临复归中国或反抗复归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以后，台湾知识分子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不能思考。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令之前，谁要公开主张“复归”（也就是统一），或公开反对“复归”（也就是独立），都是“叛乱犯”，是可以判死刑的。
七十年代的情势可说极为诡异。“乡土文学”，哪个“乡土”？“中国”？还是“台湾”？谁也无法说，谁也说不清。“同情下层人民”，大家都有这种倾向；“应该关怀自己的土地”，大家都同意，只是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土地”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终于由“台独派”正面提了出来，向大家“摊牌”了。他们那时只敢在“文学”上动手脚。他们说，“台湾文学应该正名”，用以取代“现代文学”，而且，“台湾文学”具有“主体性”，这当然是“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了。这样，“乡土”对他们来讲，就是只指“台湾”，既然明说了是“台湾”，他们也就越来越少用“乡土”这个词。这样，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就被他们改造成“台湾文学”了。
他们的另一个策略就是攻击陈映真的中国情结，因为陈映真是公认的乡土文学的领袖，为他的左倾思想坐过牢，是大家都知道的“统派”。陈映真受到“台独派”的攻击，国民党当然乐于见到，因为从它的角度来看，这代表“乡土文学阵营分裂了”。当陈映真被孤立起来以后，“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的招牌也就巩固下来了。应该说，八十年代“台独派”借文学以鼓吹“台独”思想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到九十年代末期，“台独论”的某些说法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很多人（包括反民进党的人）的言辞和思想中。那时候，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左倾思潮会突然消失？那时候，我曾怀疑陈映真派（主要是《夏潮》杂志那一批人，我自己在七十年代时并未与他们交往）是否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坦白讲，在“乡土文学阵营”分裂时，我对整个情势完全不能掌握。我只是对于“内部争执”感到焦灼与不解。因此，我事后相信，陈映真派也许比我稍微清楚，但他们大概也未能了解全局。
当攻击陈映真的声音此起彼落时，我还并未完全相信，攻击的一方是真正的“台独派”。身为南部出生的台湾人，我当然先天就具有省籍情结，因此，我觉得，那些攻击陈映真的人，只是把他们的省籍情结做了“不恰当”的表达而已。后来我发现，他们藐视中国的言论越来越激烈，让我越来越气愤，我才真正相信他们是“台独派”，而我当然是“中国人”，只好被他们归为“统派”了。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就加入中国统一联盟，成为名符其实的“统派”。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跟陈映真熟悉起来，其时应该是一九九三年。
应该说，我加入“统联”以后，因为比较有机会接触陈映真和年龄更大的五十年代老政治犯（如林书扬、陈明忠两位先生），对我之后的思考问题颇有助益。我逐渐发现，我和他们“接近中国”的道路是不太一样的。
据陈明忠先生所说，他在中学时代备受在台日本人歧视与欺凌，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因此走上反抗之路。后来国民党来了，他又发现国民党不行，因此而考虑了中国的前途之后，才选择革命。我也曾读过一些被国民党枪毙的台湾革命志士的传记资料（如钟皓东、郭琮等），基本上和陈先生所讲是一致的。因此，他们这些老左派可以说是在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中国革命洪流之下形成其中国信念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他们是为中国人被歧视的人格尊严而奋斗。
陈映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整肃之后的恐怖气氛之下长大的。他居然可以在青年时期偷读毛泽东的著作，偷听大陆广播，只能说是六十年代的一大异数。因此，他很早就向往社会主义中国，他的社会主义更具理想性，而且从未全盘否定“文革”。
我是国民党正统教育下的产物，理应和战后成长起来的台湾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思考，并走同样的道路。最终让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是我从小对历史的热爱。我读了不少中国史书，也读了不少中国现代史的各种资料，加上很意外地上了大学中文系，读了不少古代文史书籍，这样，自然就形成了我的中国意识和中国感情。因此，我绝对说不出“我不是中国人”这种话，也因此，我在九十年代以后和许许多多的台湾朋友的关系都变得非常紧张，不太能平和地交谈。
七十年代以后，因为受乡土文学和党外运动影响，我开始读左派（包括外国的和大陆的）写的各种历史书籍。经过长期的阅读，我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史观和中国现代史观，这大约在我参加“统联”时就已定型。后来，常常跑大陆，接触大陆现实，跟大陆朋友聊天。再后来，在世纪之交，看到大陆的社会转型基本趋于稳定，中国的再崛起已不容否认。这些对我的史观当然会有所修正和深化。
如不具备以上所说的中国感情和中国史观，我一定会和同世代的台湾朋友一样，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且，我还发现，我的同世代的外省朋友（在台湾出生、在台湾接受国民党教育），不论多么反对民进党和“台独”，也不乐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自己是“文化”上的中国人，但不愿意说，自己是现在中国的一分子。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其心目中的中国了。
根本的关键在于：跟我同世代的人（当然也包括比我们年龄小的一些人），或者瞧不起中国，或者不承认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而很明显，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消失”，那么，他们当然也就不是“中国人”了。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护卫的只能是“中华民国”。当我问“中华民国”的国民不也是“中国人”吗？他们就拒绝回答。
所以，我只能推论说，只有当你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是不得不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中国命运的不得不然的归趋时，你才会承认你是中国人。一直到现在为止，跟我同世代的台湾人（不论省籍），很少人是这样想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陈映真派，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有人知道了，他们也不能公开说明这一点，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说明这一点。我现在认为，这是盛极一时的左倾思潮在不到十年间烟消云散的基本原因。关键不在于“左”，关键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之命运”，尤其是“现代中国之命运”。而国民党在台湾的教育，告诉我们的是刚好相反的说法。他们说，对方是“共匪”，大陆是被“窃据”了。所有的人，包括“台独派”都一直相信这个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
为说明这个问题，以下我想以已去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为例子来加以论证。黄仁宇的父亲黄震白曾担任过国民党重要将领许崇智（蒋介石之前的国民党军总司令）的参谋长，黄仁宇本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曾担任过郑洞国将军（在东北战场被共产党俘虏）的幕僚。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他到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学历史。由于家世的关系，他一直支持国民党，虽然他结交了一些令他佩服的共产党友人（如田汉、廖沫沙、范长江），但他不能接受共产党的路线。最后，共产党打赢了，只好漂泊到异国。他无法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选择历史这一行，其实就是为自己寻找答案。黄仁宇整本自传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的解读，特别是对现代中国史、内战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道路的解读。
黄仁宇是从研究明代财政入手，来了解中国历史的。经过漫长的思索，他终于承认，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是中国唯一可走的道路。他说：
……至少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明白的事实：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清朝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这时历史学家提及上述事件时，可以持肯定的态度，不至于有情绪上的不确定。
与黄仁宇不同的是，由于我是佃农子弟，因此，在感情上很容易认同这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我相信，国民党所以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也是为了抵消共产党的威胁。事实上，为了这一改革，它得罪了台湾所有的地主阶级，让它的统治更加艰难。前面已提到，台湾地主阶级出生的中小企业主及“三师”集团是目前“台独”势力的核心。
对于共产党重建新中国以后的作为，黄仁宇是这样评论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但我在美国住了数年后，终于从历史角度了解这个运动的真实意义。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剩、土地稀少、农地不断分割、过去的农民负债累累等诸多因素后，我实在无法找出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说我还有任何疑虑，我的明代税制专书和对宋朝的研究就可以让疑虑烟消云散。管理庞大的大陆型国家牵涉一些特定要素，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经验发展出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也许绝对无法从数字上管理中国。就是因为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一百多年来才会一错再错，连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也不例外。我已经提过，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实施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事实，也并非向毛泽东低头，而是接受地理和历史的判决。
在其分析里，黄仁宇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在累积资本的原始阶段”。我认为，新中国的重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现代化原始累积的资金与技术来源问题。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和所采取的围困策略，中国不得不一切靠自己。刚开始还有苏联援助，等到中、苏闹翻，就真是孤军奋斗了。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路线虽然几度翻覆，但最主要的现代化“奠基”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要不然，实在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为中国重建所做的正面贡献，是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黄仁宇的自传初稿于二十世纪八十年初，当时大陆已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一定会更高兴，并且一定会继续发表他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我已完全确认，“中国道路”确实是走出来了。中国社会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特别是政治体制如何变革尤其令人伤脑筋，但可以断言，“中国崩溃论”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而且，我还敢断言，中国以后也不会完全循着西方的道路走，即使在政治体制上也是如此。
以上大致可以说明，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独论”日渐抬头时，我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所以引黄仁宇为证，是因为，我的看法和黄仁宇类似。我们的不同是，黄仁宇是一辈子研究中国历史又亲历内战的人，而我只是一个关心自己国家命运，因而不得不一面阅读、一面思考的一个小知识分子，我肯定看得不如他深入。但另一方面，我比他更认同革命道路，他是接受“事实”，我则欣喜中国终于从千辛万苦的革命中走出自己的道路。应该说，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知识分子完全置大陆于度外时，我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我从“中华民国”的一个小知识分子转换身份成为一个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这一点我有点自豪，并为此感到幸福。
反过来说，跟我同世代或比我年轻的台湾知识分子完全接受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思想观念。除了“共匪”和“窃据”之外，他们盲目相信胡适自由主义的“科学”与“民主”，盲目相信自由经济。我认为，他们不只是“自由派”而已，许多人在美国“软性殖民”（相对于日本的“硬式殖民”）的影响下，纷纷表示自己不是中国人，无怪乎陈映真称之为“二度皇民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台湾和大陆所走的不同的历史道路，使台湾知识分子不但走上了这一条无法思考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甚至最后还想弃绝中国。这正是美国“软性”统治台湾的后果。
最近几年我曾经跟一些比较谈得来的台湾朋友讲，除非你选择移民，只要你住在台湾，你就不可能不面对你最终是中国人的这一事实。这样，你不但非常痛苦，而且还会错失一生中（甚至历史中）的大好机缘。
远的不说，就说与我同一世代的大陆朋友，他们基本上属于“老三届”，在“文革”中都吃过苦头，当我们正在按部就班地读大学时，他们许多人在乡下插队。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在他们之前几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时来运转，中国出头了，不论有没有吃过苦，大家都一起来“共享荣耀”。在这时候，我们台湾的朋友反而不想“分享”了，实在很难评论他们的“愚蠢”。
三年前我开始产生另一个想法：“五四”以后大家都反封建、反传统，当时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但事过九十年，中国突然在浴火中重生了，你又觉得中国的再生能力简直不可思议，显然五四时代的人对此有所低估。不过，也没有关系，正因为反得厉害才可能重新奋起，让中国重生。如果有人一路反下去，最后连自己的“中国身份”都要反掉，那只能说是他自己的悲哀。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一些大陆知识分子走上这条路，我知道其中有些人是后悔了。我也希望，台湾的知识分子迟早能看出自己的错误。
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已过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但也最宝贵的三十年。最艰苦，因为台湾像我这样想的人太少了；最宝贵，因为我摸索出自己的历史观（中国历史观必然孕含了一种更大的历史观）。如果要在论战三十周年时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大概只能说这些。如果有人认为离题太远，太离谱，那就随他去罢。
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完稿
| 欢迎光临 民俗学论坛-中国民俗学网 (http://chinafolklore.org/forum/) |
Powered by Discuz!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