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期以来，英语世界出版了多部《庄子》译本，水平参差不齐，但都为华兹生的翻译提供了参考。最早的译本是巴尔福（Frederic H. Balfour）的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Taoist Philosopher，出版于1881年。巴氏是英国人，1870年来华经营丝绸和茶叶，后来弃商从文，先后担任过《通闻西报》、《华洋通闻》、《字林西报》等报纸的主笔。除了把《庄子》译成英文外，巴尔福还翻译了《老子》，看来他对道家情有独钟。对于他的《庄子》翻译，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评价不高，认为巴尔福的汉语水平完全不足以胜任这一工作（the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ossessed by the translator was altogether too elementary to justify such an attempt）。相比之下，另外一位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则要宽容得多，他认为翻译《庄子》实在太难，第一个尝试的人毕竟勇气可嘉（it was no small achievement to be the first to endeavour to lift up the veil from Kwang-dze）。
巴尔福的译文确实不能细看，有些地方错得离奇。如《庚桑楚》有云：“介者侈画，外非誉也”。“介”就是“兀”，指被斩足的人；“侈”训弃；“画”指装饰自己。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一个遭受酷刑被砍掉脚的人，也就不自顾惜，对于“非”和“誉”全都不在乎了。俞樾在《庄子平议》中讲过这两句，一般认为最确切。陈鼓应先生将这两句译为“刖足的人不拘法度，超然于毁誉之外”，极得要领。巴氏不大理解原文，翻为Servants will tear up a portrait，not liking to be confronted with its beauties and its defects（仆人撕毁画像，不管画得好还是不好），完全不知所云。
巴尔福的汉语水平确实有些问题，而翟理斯对他评价不高，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本人是《庄子》的第二位英译者，难免有所谓“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吧。翟理斯的译本（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出版于1889年，水平当然要高出很多，上面那句“介者侈画，外非誉也”他翻译成：a one-legged man discards ornament, his exterior not being open to commendation，与原意比较接近。总体来讲，翟理斯能够抓住《庄子》原文的精神，因此也成为华兹生认真参考的第一个译本。但翟译也不是没有问题，华兹生认为翟理斯太过于迁就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阅读口味。如“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被他翻译成：in the northern ocean there is a fish, called the Leviathan。《尔雅》说“鲲”是“鱼子”的意思，明人方以智说：“鲲本小鱼之名，庄用大鱼之名。”（《药地炮庄》）但无论是大鱼还是小鱼，都很难和《圣经》中力大无穷的巨兽Leviathan（利维坦）对应起来。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曾经有过一段“格义”的时期，就是用中国的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去比附佛教教理。翟理斯这里的做法可以说是用基督教去“格义”道家了。
说来有趣的是，肯定巴尔福首译之功的理雅各恰好是《庄子》的第三位英译者。理氏早年埋首儒家典籍，将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产生巨大影响。只是到了晚年才开始着手翻译道家的作品，他收于《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系列中的《庄子》译本出版于1891年。理雅各的汉学功力无疑是一流的，但可能浸淫于儒家太久，华兹生认为他的《庄子》翻译尽管非常忠实于原文，但对于《庄子》的精神实质却常常把握不住（miss Chuang Tzu’s point rather often）。
到了20世纪，又有几种《庄子》译本出现，它们对于华兹生同样具有参考作用。冯友兰1933年的译本（Chuang Tzu, 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最大的好处在于其中包含了郭象的注释。英国汉学家魏理（Arthur Waley）的《庄子》译文包含在《古代中国的三种思想》（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1939）一书中，虽然只有不多几篇，但质量上乘，足资借鉴。让华兹生比较失望的是他的同胞魏鲁男（James R. Ware）的译本（The Sayings of Chuang Chou, 1963）。在译者前言中魏鲁男竟然把庄子说成是“儒家的一派，而且是进步、有活力的一派”，这让华兹生感到莫名其妙，在这样的理解下翻译出来的《庄子》恐怕只能充当反面教材了。
除了《庄子》外，华兹生还在20世纪60年代翻译过《墨子》等其他几种子书。他说他在翻译这些子书时基本采用意译，不太拘泥于原文。但是译《庄子》时却非常谨慎，对原文亦步亦趋，尽量贴近。因为在他看来庄子使用的虽然是散文，但却像诗人一样驾驭文字。举一个例子，《德充符》中有句话：“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其中“与物为春”是一个非常诗意的表达，对此翟理斯的翻译是：live in peace with mankind，冯友兰的翻译是：be kind with things。华兹生认为他们的翻译没有表达出原文的意象，让人感觉到庄子使用的是“陈腔滥调”（cliches），而实际上，庄子使用语言的方式是前无古人的。华兹生将这句话译成：make it be spring with everything，以诗译诗，堪称后来居上。
华兹生的译者前言主要谈翻译问题，但也论及《庄子》的主题思想，华兹生认为简而言之可以说是“自由”（freedom）。中国上古的哲学家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如何在一个混乱、痛苦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其他人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纲领，庄子的答案是“从这个世界解放你自己”（free yourself from the world）。在华兹生看来，庄子对这个病态和充满恐惧的时代的表述最好地体现在这样一个比喻中：“疠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天地》）基于这样的理解，华兹生将《庄子》开篇《逍遥游》译成“Free and Easy Wandering”，1993年克里雷（Thomas Cleary）在自己的译本中则仅用“Freedom”一词，更加直截了当。
除了《庄子菁华》外，华兹生还在“菁华系列”中翻译过《墨子》、《荀子》、《韩非子》。在华兹生看来，这几子所讨论的政治和道德问题虽然也具有普世意义，但更多的还是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庄子》的高论则不局限于他那个时代，而是面对所有的时代、所有的人。华兹生认为《庄子》最难译，但也最值得译，因为它具有永恒的价值（a text of timeless import）。从销售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华兹生在《庄子菁华》1996年新版前言中指出，30年来其他三子之英译本的阅读和购买者基本是学习亚洲文化的学生，而《庄子》的受众，范围那就广大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