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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民族志研习笔记：徐妍读《菊与刀》 [打印本页]

作者: 张多 时间: 2012-7-11 23:09 标题: 民族志研习笔记：徐妍读《菊与刀》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评析——《菊与刀》的启示
云南大学2011级民俗学徐妍

摘要：自从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提出“文化模式”理论、《菊与刀》是对文化模式理论的成功运用后，该理论就对西方文化人类学影响颇深，而《文化模式》、《菊与刀》两本著作更是奠定了本尼迪克特在学术界的地位。本文拟从她的这两本著作来探讨文化模式理论的内容、具体运用和评析。
关键词：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菊与刀

自从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中提出“文化模式”理论后，就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菊与刀》更是作者对她的文化模式理论的实际应用，本尼迪克特敏锐地洞察出日本民族精神，用她的文化整体观念和文化相对主义态度贯穿其中，写成了这部影响世界的人类学著作。而由《菊与刀》引发出来对文化模式理论的探究与分析引起笔者的思考。
一、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内容
      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存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而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主要反映在她1933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一书中，该书重点阐述了她对文化模式理论的四点内容。
（一）、文化对人的影响
      本尼迪克特认为,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人们在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影响。“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天起,他所面临的那些文化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能言语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属的那种文化的造物了。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群体的习惯便成了他的习惯, 群体的信仰便成了他的信仰, 群体的戒律便成了他的戒律。每个出生于他那个群体的儿童都将与他共享这个群体的那些习俗, 而出生和生活在地球另一些地方的那些儿童则不会受到这些习俗的丝毫影响。本尼迪克特的这一观点说明,人的本质是由文化,即由习俗塑造的,而不是遗传的。人是社会的人,是在一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性动物,人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是由文化的差异性决定的。
（二）、人的行为选择与文化以及文化差异的形成
      本尼迪克特认为,人们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如同在语言中一样,选择是头等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在文化中情况也是这样, 我们必须想象有那么一条巨大的弓形弧, 在这条弧中罗列着许多由人的生命周期、环境或是由人的各种不同的活动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有用的事物。假如一种文化不加选择地利用这条弧中的一切事物, 那么, 这种文化… … 显然是不可能被人理解的。” 在这里, 本尼迪克特把人类能力的范围比作一个巨大的圆弧, 将人类的行为尽可能的置于该圆弧之内, 特定的文化模式, 就是利用该圆弧有限的一部分。一种文化之所以能保持自身的同一性而存在, 正是因为它选择了这条弧中的一部分内容。世界各地的每一种人类社会,都在其文化制度方面做出这样的选择。没有选择, 就不可能有人类的行为,文化差异就是由选择的不同造成的。所谓文化模式, 就是不同文化的构成方式及其稳定特征。如前所述, 一个社会或部落,面对无数人类行为的可能性, 选择是不可缺少的。不同的行为选择形成了诸文化间的差异, 这种差异, 绝非生物学意义的那种必然差别,而是文化、社会选择的结果。“是由于各种文化特质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缘故… … 在各个不同的地区, 由于文化因素的不同结合, 文化特质的性质也全然不同。”本尼迪克特认为,明智的人应对诸文化的差异持一种极大的宽容。
   本尼迪克特为了说明所考察的民族在文化以及民族性格方面的差异,她借用了哲学家尼采在研究古希腊悲剧时所采用的两种具有不同精神特征的文化概念, 即“狄奥尼斯型”文化和“阿波罗型”文化。所谓“狄奥尼斯”文化, 其特征是充满热情, 爱好幻想, 富有竞争心, 崇高超越。而属于“ 阿波罗型”文化的人,只知道一种法则, 那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度”。他们总持一种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循规蹈矩,墨守陈规。另外，本尼迪克特还引入“妄想型”文化，即该文化的人无法无天而又阴险奸诈,彼此之间相互倾轧,惯于与人为敌。她以这三种不同人的文化为例, 分析了不同文化模式在各个行为领域里表现出来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塑造的不同行为类型。并认为,这三种文化中每一种都有着各自确定的目标,有着不同的习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们之所以存在着差异,不只是因为其中的一种文化具有某种特质而另一种文化则不具有这种特质,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三种文化完全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它们追求不同的目标,因而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
（三）、文化的整合
      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犹如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多少具有一致性,每一种文化内部又都有其特殊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是其它民族和社会所没有的。所以,不同的民族和社会有不同的文化模式。但是,文化的差异性并不排斥文化的相容性。这一观点又是与她的文化整体观密切联系的。她认为，各种文化多于其各个特质的总和。“我们可以知道某一部落的婚姻形式、礼仪舞蹈和青春期入社礼的所有分布情况,但对文化整体则毫不理解。而这个文化整体, 正是为了其自身目的才应用了这些文化元素, 并且在其周围地区可能存在的文化特质选择能为这个文化目的所利用的特质,舍弃那些不可用特质, 同时也改选了其他一些特质, 使之合乎文化目的的要求。”在她看来, 整合的首要条件是选择,不经过选择,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被人理解。只有依据一定的文化目的, 经过选择吸取,改造那些为这个文化目的所用的文化特质,舍弃那些不可用的特质,才能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整体。而文化整合能力的强弱又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体系生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
（四）、个体和文化模式的关系
   本尼迪克特认为,一方面,“社会的文化提供了个人赖以生存创造的原材料。如果文化贫乏,个人便会受害,如果它丰富灿烂, 个人便可得到大大发展的机会。” 个人要是没有他所参与的文化, 甚至不能显现出他的潜在能力。另一方面,“文明中的任何元素,归根到底,没有一项不是出于个人的贡献。”这就是说,在现实中,个人和社会之间并不是对抗的两极。作为超越自然的社会存在物,人生活于自己创造的文化世界,注定要同前人创造的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而且还要在既定的文化环境中,再创造新文化。文化塑造了人,人又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不断创造新文化。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有两大理论特征，即文化整体观和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的整体观是其理论的显著特征。以往的人类学、文化学著作偏重于文化特质的分析, 忽视了把文化作为整体来探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论的特征在于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整体来分析,“对文化的整体性研究远比对文化的各个部分的连续分析来得重要。”文化相对主义是其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她认为,诸文化模式之间存在着差异,甚至存在着完全对立的社会价值观,但无所谓等级优劣之别,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各种文化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模式是文化现象本身所具有的,所以应该按照每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来研究各种文化现象本身。文化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

二、文化模式理论在《菊与刀》中的实际运用
（一）、文化整体观的运用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以文化整体观总结出日本文化的总体特征：耻感文化。
      这种整体观是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根据其原意也称为完形心理学，完形即整体的意思，格式塔是德文“整体”的译音。“格式塔”（Gestalt）一词具有两种涵义。一种涵义是指形状或形式，亦即物体的性质，例如，用“有角的”或“对称的”这样一些术语来表示物体的一般性质，以示三角形（在几何图形中）或时间序列（在曲调中）的一些特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格式塔意即“形式”。另一种涵义是指一个具体的实体和它具有一种特殊形状或形式的特征。）在人类学方面的运用。本尼迪克特批判以往的人类学研究都是对特性的分析性的讨论，将零散的证据拼凑成为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弗兰肯斯坦》引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小说，“弗兰肯斯坦”是小说中那个疯狂科学家的名字，他用许多碎尸块拼接成一个“人”，并用闪电将其激活。“弗兰肯斯坦”一词后来用以指代“顽固的人”或“人形怪物 ”，以及“脱离控制的创造物”等。）因此,本尼迪克特在认识日本文化时,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在其特殊的联系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的有机整体,根据文化发生的来龙去脉评价文化现象。但是“整体并非仅是其所有的部分的总和，而是那些部分的独特的排列和内在关系，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实体的结果。”文化整合功能的巨大作用就在于整合不是文化诸物质、现象的机械组合,而是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的新的有机实体。
      我们从书中看到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的强烈依赖。家族等级制度、阶级等级制度，都源于“各就其位”的道德体系。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明治维新时期，等级制度都得以延续，因为它完全契合于国民的想象，同时这种想象也由等级制所塑造。“各就其位”的观念从各方面统一了日本人的秩序。日本是一个严格的阶级和卡斯特社会，在大规模借鉴中国生活方式的背景下，对其进行修改，以适应自身固有的等级制文化。无论是官僚行政制度还是大宗族制度都不足以取代。像是“中国对孝道的系统陈述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就随着中国的佛教、儒家理论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被日本接受。” “忠”、“孝”都是汉语。但是这些难免有所修改以适应不同的家庭结构。在中国，一个人也要对其庞大延伸的宗族尽忠，而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族谱。不仅如此，中国假定了一种凌驾其上的德作为忠和孝的条件，即“仁”，这种伦理观的前提在日本从未被接受过，因为不符合日本的天皇制。在日本，孝道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它意味着宽恕父母的恶行和不义，即“不仁”，这种对父母的义务只有在与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能违背。可见，不同的行为和观念,被吸收到一个整合得完好的文化模式中后,通过形态转变,有可能成为该文化的特征。
（二）、文化相对主义的表现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大量运用了比较方法，分析日本、中国、美国等国家的文化形态，从文化差异中抓住决定日本人特有的心理和价值趋向，之所以能得到如此精准的结果，离不开她客观的态度。例如在分析日本人矛盾性格时，作者指出造成这种双重性的重要因素是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续性。日本的生活曲线是U形曲线，儿童和老人享有最大的自由和随意。这种培养方法造成了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人的倒U形人生曲线。通过对比分析，作者并没有怀揣“那种日本模式安排的生活，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这样的心态对截然相反的两种人生曲线加以任何褒贬，而是客观敏锐地指出，“不论是美国的生活曲线，还是日本的生活曲线，其实质都是要各自国家里的个人在壮年期把精力投入到各自的文化里。”
      笔者认为这种客观的态度来源于她所持的文化相对论。她认为文化具有无限多样性，要相对地理解人类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在历史进程中人类行为的可能性的不同展开，即使是西方文明中的一套风俗和某一新几内亚部落的风俗，有可能也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两种社会模式。
（三）、民族精神、心理及价值观的总结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重在分析国民的心理趋向和价值观，她认为文化模式的内核在个人的心灵里，而且关系到个人如何根据其文化的主观标准，整合出统一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会加深其经验，“与这些驱动力的紧迫性相应，行为中的各个方面也会取得一种越来越和谐一致的外形。”这也是文化整合的内驱力和动机。就像代表日本文化模式的“耻感文化”其实是一种内在心理和价值选择机制。日本人将羞耻感纳入了道德体系，把公众对个人的评价作为有效的约束力量，把“强烈的个人懊恼作为基本道德体系的原动力，”在这个驱动力下，国民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取得统一的形态。与此相对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依靠内心的服罪思想启发人的良知。前者借助于外部的约束力，后者靠内心的反省；前者依附于群体，后者属于个人。无论是何种模式，都建立在各自特定的民族心理上和民族精神上，不同的行动和思维方式是这种潜意识的表象。为了说明同一民族背后这种共同的潜意识，本尼迪克特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就因为文化有它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
      《菊与刀》中谈及日本人的礼貌时说“日本人近年来欧洲化了，但他仍是一个贵族社会。每次打招呼，每次接触都必须表明他们之间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尽管日本广泛吸纳西方现代思想，但日本人仍继续使用自己文化中的各种敬语和适当的鞠躬和跪拜，并且有详细的规则和惯例支配。因为只要日本人的民族精神中“各就其位”的道德体系没有替换，只要等级制度的价值秩序没有改变，等级差别就必须经常以适当的行为加以承认和表现，像是鞠躬、跪拜等。
   值得注意的是，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模式的分析并不是静止的，她还是肯定了各文化传统的自身变化和外来文化引起的变化。因为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想要寻求固定不变的文化模式也是徒劳的。人类行为方式具有无穷多的可能性。文化模式的形成就如同一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在历史的进程中，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即使在形成之后，仍会不断吸收异质因子，整合是个不断进行的动态过程，因为“文明本身所能够产生的变化可能远比人类任何权威所希冀或想象的对文明的变革都要更彻底，更激烈，而且仍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所以，本尼迪克特既不想在共时的维度上归纳出几种文化类型，也不想在历时的维度上建构出一种可以应用到一个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模式，永恒不变的文化模式是不存在的。

三、文化模式理论的评述
      综观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 不难看出, 这一至今广泛影响着西方文化界的理论, 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 同时对人类学研究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在理论贡献上，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关于日本文化模式的研究是在其老师博厄斯理论继承的同时又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同时对文化进行了整体考察，并综合多学科知识，尤其是将心理学知识运用到人类学的研究之中，开始了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中有关集体心理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的新学派。自《菊与刀》出版后，该书在日本、欧美和中国引起强烈反响，有关它及其文化模式理论的研究和讨论至今不绝如缕。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拉米斯、日本学者柳田国男、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和森贞彦、中国学者李绍明对其纷纷发表评论，对其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菊与刀》及其文化模式理论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不少的赞誉，并一直影响着世界文化理论，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种族心理的新领域。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本尼迪克特运用了比较和归纳的方法，并注重实地考察，掌握大量资料。在《菊与刀》中，作者屡屡拿日本与其他的民族如中华民族、朝鲜或欧美进行比较，以寻求并总结他们的独特之处。如在介绍日本的耻感文化时，作者认为日本人的“耻”不同于西方的罪恶，日本人的耻辱与善恶无关，更与原罪无关，而是与所谓的“荣誉”相关。也就是说，日本人不会因为自己做了恶的事情耻辱，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超越性的善恶观念。他们的耻辱都是来自他人的评判，只要觉得别人看不起他或者让他受辱，日本人就会杀人或者自杀。而西方的“罪感文化”则截然不同。罪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是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人生来就带有“原罪”，但通过忏悔坦白、赎罪则可以得到解脱，他们是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而日本的耻感文化社会里那些在罪感文化社会应感到是犯罪行为他们却只是感到懊恼——不良行为不暴露在社会就不必懊丧，因而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再如我们中国人眼里的耻辱，归根结蒂在于求善求仁不能所产生的，在于不能善生，而不在于求死。古人云，知耻近乎勇。这句话在中国人看来，是勇于追求仁善；而在日本人看来，是勇于毁灭一切。这书中这类比较归纳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本尼迪克特对资料的搜集也是十分认真的。她在写《文化模式》时在美国原始部落进行实地考察并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写《菊与刀》时由于条件限制并未实地考察，但却结合大量的日本传说、电影、美籍日裔人及日本战俘的采访和前人研究资料等来作为写作论据。大量资料的掌握和比较、归纳方法的运用，为比较文化研究树立了典范。
      作为人类学的重要著作及理论，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及文化模式理论无疑对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首先，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研究过程中，注意实地考察，反对沉溺于书斋思考的研究方法。并采用归纳的、比较的方法,为比较文化研究树立了典范。实际上要真正科学的研究某一族的文化，解释某一文化的真谛，就需要深入这一文化环境中进行艰苦的探索，搜集、掌握大量资料并进行比较、归纳，否则将一事无成。
      其次，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的研究过程中，注重从文化整体性出发，在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中把握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历史上每一民族都根据当时的空间区域、自然条件创造文化。它们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 因此,它们的主要困难不一样, 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相同, 因而决定了文化模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正如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分析原始文化与文明社会文化时所指出的“ 原始人是在一个许多方面都与我们的世界不相符合的世界中生活着、思考着、感受着、运动着和行动着, 因为生活的经验向我们提出的那许多问题在他们那里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早就指出, 或者更正确地说, 因为它们的表现系统使他们对这些间题不感兴趣。” 只有在这些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中,才能把握住各民族独有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文化历史个性。也让人们明白：由于各种文化模式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历史个性，所以各民族的文化交往必须互相尊重，一切社会的改革必须考虑民族文化的需要。如在《菊与刀》中介绍天皇制度时，作者认识到从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天皇尽管权力衰微，但仍执有祭祀权力，并一直与以幕府为核心的武家统治方式并存。明治维新后，等级秩序并未消失，而天皇成为了日本内部等级秩序的最顶端成为超越一切的日本精神的象征，民众直接对天皇尽忠。对此，本尼迪克特根据日本的民族文化这一特点，对即将占领并管理日本的美国政府建议保留日本原有的统治秩序，实行“象征天皇制”，这些建议影响了战后美日关系框架的形成。这就是在考虑民族文化的需要基础上进行社会变革的成功范例。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的局限性。首先，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文化模式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各种文化的差别性和相对性，其理论的逻辑结论必然是：人类历史不存在共同的规律性和统一性，因而文化之间是无法比较的。因此它也就否定了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看不到人类历史是一个向前发展的总过程。其次，文化模式的适用范围问题比较大，到底文化模式是属于一个个的民族单位还是适用于具有任何文化特色的任何群体？这一观点尚不明确。再次，本尼迪克特将文化模式看成是民族的潜意识造成的，但并没有探讨民族环境、历史等相关因素，从而回到了弗洛伊德主义。最后, 本尼迪克特对于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核的概括和把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她天赋的感悟能力。本尼迪克特著作的最大成功和魅力来源于此，而其理论的最大缺憾也在于此。这种主要凭借个人感悟和洞察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有似是而非之嫌。
      不管后来学者对《菊与刀》及文化模式理论做出多少研究和批判，毫无疑问，《菊与刀》还是一本极有价值的读物，文化模式理论也是值得深度研究的理论，并在纷繁复杂的今天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社会、世界还是有启迪作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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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张多于 2015-4-7 09:32 编辑 ]

作者: 张多 时间: 2012-7-15 23:32

菊与刀不管她的写作和田野受到多少质疑，但是文化模式理论视野下做出的关于日本的成就，确实是难以被超越。

作者: 王倩 时间: 2015-4-6 22:36

拜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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