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类似加拿大约克大学傅佛果(Joshua A. Fogel)《汉学京都学派:当时与现在》所说的“京大学派有这样一种倾向,早在内藤时代就已出现,又被吉川和宫崎所继承——更与东大学者相映成趣——那就是对日本史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兴趣”。如果将这一判断落到实处,则在吉川,所谓要在不脱离对日本文化的前提下理解中国,其实就是回到本居思想,回到“无常”与“物哀”的传统,这个才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原乡”。而其所写的《对中国的乡愁》,不过如贝塚茂树所说,是一个非常规的特殊说法而已,指的是一个旅行者对异乡的情感。这种感情因特别深久,对这种感情的体味又特别富有非中国的东方色彩,造成吉川在西方世界有较大的影响。梅祖麟就说吉川和小西甚一让他大开眼界,保罗·德米耶法尔更说即使在中国,也没有如此卓越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者。至于在日本,因持久的研究生涯与高产的著述,更主要的,因那种日本人熟悉的情调和感叹,他继狩野、青木之后成为中国研究第三代中的翘楚,又与贝塚茂树、桑原武夫一起并称“京大三杰”,实在非常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