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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恩施治酒疯——中国最爱摆酒的地方不准摆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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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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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30 13:35
标题:
湖北恩施治酒疯——中国最爱摆酒的地方不准摆酒了
湖北恩施治酒疯
中国最爱摆酒的地方不准摆酒了
文/何雄飞
<<新周刊>>第368期
喻四毛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整酒一条龙”的发明人，他同时也是全州最大一家“整酒公司”的老板。
“整酒”就是办酒席的意思。生意最好的时候，喻四毛手下有100多号人，一天之内同时要办十几家酒席，生意半径辐射方圆500公里。
如果你问他一年能挣多少钱？他会伸出五根手指头。“5万元？”他摇摇头。“50万元？”他笑了笑，点点头。
喻四毛生意的春天得益于恩施乡民疯狂的“整酒风”，属于他的春天至少持续了七八年，2011年12月的一个晚上，他的好日子到头了。离他公司不远的山坡上，鹤峰县县委书记杨安文在政府大楼里开了个大会，决定率先在全州狠刹这股让“民不思耕、官不思政”的“整酒疯”。
恩施是中国最年轻的自治州，是“世界硒都”，也可能是中国最爱办酒席的地方。在这里，“人情不是债，提起锅儿卖”。
恩施州是中国最年轻的自治州，也是“老、少、边、山、穷、库”的国家级贫困地区。恩施有两张名片，一张资源名片：“世界硒都”；一张文化名片：“龙船调”——“妹娃要过河哇，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这是当地人在酒桌上介绍自己家乡的活名片。
恩施也是中国“整酒”的疯狂之地。三四年前，恩施州宣恩县民族文工团为“送戏下乡”，曾排演过一部“方言喜剧小品”《借口》，对“整酒疯”有过生动描述。
钱老四是个工人，他老婆周小洁是个下岗再就业职工。有一天，周小洁在家连续接到三个请吃酒的电话，3个不同的酒席定在了同一天中午。几天前，钱老四光为喝李经理嫁女酒、王厂长接媳妇酒、周局长相火炉酒、胡科长整学酒、刘托子36岁节把头酒，就搭进去了580块工资，为凑礼金，他甚至还卖掉了几包香烟。
夫妇俩为不得罪有头有脸的人，一度寻思要找领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妹妹借钱或者找贷款去吃酒，苦无对策。
小洁：噫，我有办法。
老四：你有个么子办法呢？
小洁：学整酒！听到起，我们两口子打结婚到现在都没请过一次客是不是？这几年光给别个送票子对不对？明天啦，我们也来开流水席整酒，摆它个百把桌，也好趁机捞它一把！
老四：唉，那上面抓得紧，恐怕不行呢！
小洁：么子不行罗，你们厂里的周厂长，他的爹都到癌症晚期，他硬把他从乡里拖到城里来，做了个七十大寿，一抬回家就脱皮（死）了，光那一次呀，听说就赚了五六万呢！
说完，小洁便准备上街印几百张请柬。问题的关键是，办酒得要有个好借口，老四先建议办小洁母亲的“丧酒”，又建议办“二婚酒”，再建议给怀胎三月的小洁办“怀孕酒”，还建议给下了一窝仔的狗儿大黄办“满月酒”……钱老四想到头破血流，便说要让小洁发讣告：“就说我钱傻脓包没得钱请客送礼，被这个人情债逼得……（直挺挺倒地）”
每个故事都有一个狗血的结局。小洁最后接到三通电话，里面说：“马厂长请客被纪委查处了，谭科长的寿酒不办了，还有一个酒取消哒！”
恩施有俗语：“人情不是债，提起锅儿卖”，说的是什么都能打白条，唯独吃酒不能。
鹤峰县冶庸办的文件柜上，插着两张像过塑名片一样的红请柬——一张婚宴，一张36岁喜宴，当地人认为男人35岁、女人36岁是人生的一道坎，需要办酒冲喜。
“这些牌牌就是红色罚款单，有人一天最多接过30张。”冶庸办办事员杨涛把脚凑近红通通的电火炉取暖。杨涛的正职是县经管局副局长，去年八月，他被抽调到临时机构冶庸办工作，负责治庸问责，刹“五风”（整酒风、签单风、厌学风、浮夸风、赌博风）治“五病”（懒散病、冷热病、本位病、卡要病、玩乐病）。
鹤峰县是恩施唯一无铁路、无高速公路、无国道、无水路和无机场的“五无县”，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是烟叶、茶叶、包粽子的箬叶和反季节有机蔬菜，杨涛说，当地行政干部月工资大约1600元，农民一天收入大约50元，“五六年前，我封个红包50元，人家回60元到80元，一来二去越炒越高，现在吃酒起步价农村100块，城里200元。多的两三百三四百元，有的甚至成千上万，最多的一户送过两万元。干部一个月接3个牌牌就搞不定了。”在冶庸办办公室忽进忽出的县纪委常委罗平插了一句：“老百姓卖1000斤包谷只够吃一顿酒。”
每年的冬月、腊月和正月是恩施州整“无事酒”的高峰期，城镇居民一年的人情负担在7000元—30000元间，农村村民的人情负担在4000元—15000元间。
王维德是恩施州宣恩县交通物流发展局的一名股长。
2月的一天，他在报上看到当地有人家里下了一窝猪仔也整酒，心中生出一股“怒火”，恰巧，车载MP3里孙楠正好唱起“我拿什么拯救”的歌。王维德回到家就噼哩叭啦敲出一首《整酒歌》，顺手扔到宣恩论坛“贡水民声”上。
歌词写：“请柬收到的时候，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太多人整酒我的心在抖，是否也随波逐流？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被酒伤害的胸口，卖命挣的钱一年累到头，最后都化作乌有。娃儿满十岁整酒，考个中专整酒，当个兵也要整酒，三十五六整酒，六七八十整酒，结几道婚也整酒。买房整搬家酒，倒层板也整酒，修个牛圈也整酒，挖个茅坑整酒，钉个大门整酒，母猪下儿也整酒。我拿什么整酒，当钱覆水难收，谁能把我解救，为凑钱我发呆，我拿什么整酒，人情见血封喉，谁能把我保佑，让整酒从此休。”
有网友跟贴：“强烈要求高手配好音乐再发！”负责网络监管的宣恩县新闻中心副主任、县音乐家协会秘书长欧阳章平嗅觉敏锐，他马上给好朋友、县音乐家协会主席田绍越打了个电话，要他帮忙做首歌。
接着，县文工团歌手郭垚接受了这项光荣但没有报酬的“政治任务”。郭垚是唱通俗歌的一把好手，整酒风盛行那会儿，他一周至少会接到一次演艺掮客的电话，去各色人等的婚宴、生日宴走穴，献唱《等待》、《步步高》、《狼图腾》、《中国之最》、《实实在在》，为他伴奏的乐队由文工团团员和业余乐手临时组成，乐器包括电子琴、架子鼓、小号、萨克斯和中音号，跑一趟，他能得150元的酬劳。
依照王维德的建议，《整酒歌》的曲子用的是孙楠《拯救》的曲子。在一个周末，田主席请来了录音师，在歌曲开头补了一段方言旁白，郭垚唱了两遍，大功告成。
欧阳秘书长把歌做成MP3、手机铃声和MTV发到网上，MTV配的是王宝强《Hello！树先生》喝喜酒的片段，两者的结合，产生出一种强烈的黑色幽默与荒诞效果。
“接下来”，田绍越说，“我准备把《整酒歌》加进《借口》，改编成一个音乐剧。”
田绍越是个爱记账的人，他保留着一本账本，其中完整记录着从1997年至今的所有人情往来。1997年到2004年，吃的是婚宴、寿宴、三十五六岁喜宴，每年少则1次多则5次，礼金多是50元。2005年，礼金起步价涨到100元，九、十、十一月每月人情各6次。到2007年，仅十月人情就达11次，送出礼金2540元，吃的是搬家酒、生娃酒、结婚酒；2010年，礼金起步价涨到200元，4月15个红包，送出2600元，12月7个红包，送出3920元，一年下来人情费达18800元。而他的月薪直到今年才涨到1800元。
每年的冬月、腊月和正月是恩施州整“无事酒”的高峰期，城镇居民一年的人情负担在7000元—30000元间，农村村民的人情负担在4000元—15000元间。
杨涛将整酒异化的原因归罪于：一鹤峰穷，二打工者急于捞回此前的人情支出，趁返乡之机巧立名目整酒，从而令当地人情关系网陷入怪圈。
“以前民风纯朴，大家走亲戚就是背篓里背点鸡蛋、腊肉土特产，以物易物”，鹤峰县冶庸办杨涛回忆，“后来，慢慢演变成不但婚丧嫁娶要整‘母酒’，升学、搬家、生日、满月、开张也要整‘子酒’，人情成了捞钱的生意，请柬成了罚款单，百元大钞成了菜票，无休无止的人情债形成一个旋涡和黑洞，将所有人旋进去。”
杨涛将整酒异化的原因归罪于：一鹤峰穷，二打工者急于捞回此前的人情支出，趁返乡之机巧立名目整酒，从而令当地人情关系网陷入吃酒（送礼）—怕吃酒（反对）—不得不吃酒（还送礼）—自己也不得不整酒（收礼）—再吃酒（再送礼）的恶性循环怪圈。
“整酒搞到农民无心搞生产，甚至赊欠化肥钱去吃酒，干部人浮于事，无心搞发展”。杨涛说，“更可怕的是还因此引发了赌博、治安案件，搞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稳定。”
在恩施州利川市，整酒花样翻新，由公开敲锣打鼓转为家庭聚会，由家庭聚会转为网络化组织整酒，整酒之人与被请之人无需见面，由“中间人”帮忙递“红包”，就达到了圈钱敛财目的。有人盖个楼甚至要请五次酒——打地基一次，浇第一层楼板一次，浇第二层楼板一次，浇第三层楼板一次，装门框刷墙壁一次。整酒成了“募集资金”盖楼的一条捷径。
人情“亏欠”是村庄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每个人都亏欠其他人的，每个人又被其他人亏欠。因为这种“亏欠”，互相之间才有了“情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柏峰在湖北江汉平原的村庄调查时发现，人情互助的功能正在丧失，村民借机敛财的趋势越来越重，人人惧之却又无法摆脱。
其中有许多啼笑皆非的例子。有一农户打了一条造价约3000元的小木船，也整酒请客收人情，之后，村民学之。更极端的个案是“杀人请客”，村里有8个小孩卷入一场人命案，他们的父母希望在二审时将初审判决的死刑改为轻判，决定花钱去“走后门”。由于筹集不到更多的钱，他们便先后通过请客“收人情筹钱”。
陈柏峰还发现，在桥头村还出现了欺诈式的整酒：有一对未能生育的夫妇为敛财，临时抱养了一个小孩，请完客收完人情后，便将孩子送走。有年轻人临时租了个“对象”，办完“订婚酒”收完礼金后，给了“对象”200元“租金”打发人走了。桥头村附近好几个村的书记，先后在城里买了房，整完入伙酒不久就将房子卖掉，这么一倒手，纯赚四五万元人情收入。
荒唐整酒变成一个现代农村版的“皇帝的新装”，仪式性人情中的道德排斥机制不复存在，礼尚往来与人情交际变成了绞尽脑汁的不劳而获。陈柏峰分析，仪式性人情的异化发生于社会转型期及乡村社会剧变期，其原因是村庄人际关系的原子化和缺乏结构性力量制衡，越来越多的人逃离村庄，导致村民行事越来越重眼前利益，并谋求在短期内补回人情亏空达到收支平衡。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耿羽、王德福在《类型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村庄“人情”研究》中将中国村庄划分为伦理型“人情”村庄、情感型“人情”村庄以及功利型“人情”村庄。他们则认为，村庄“人情”异化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原子化”村庄既没有家族势力的复兴，又遭遇了国家力量的大幅后撤，村庄便没有了道德和舆论的控制力。另一个因素是通过电视媒体和外出打工，市场化的逻辑不断进入村庄，金钱至上的观念在村庄中开始盛行，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理性算计逐渐在消解村庄中原有的道德、舆论、人情、面子，村庄原有的“文化网络”正被“利益网络”所代替。
鹤峰县是恩施州最早开始“治酒”的地方，受鹤峰影响，恩施州的建始县、宣恩县、来凤县、利川市、恩施市，也在今年2月掀起“治酒”风暴。
鹤峰县是恩施州最早开始“治酒”的地方，据说因为“治酒”得力，周边的湖南省桑植县、龙山县以及安徽等地纷纷前来取经，受鹤峰影响，恩施州的建始县、宣恩县、来凤县、利川市、恩施市，也在今年2月纷纷掀起“治酒”风暴。
去年年底的那个晚上，鹤峰县委书记杨安文开完会，一份《关于狠刹违规“整酒风”的紧急通知》随即下发，里面规定，自2011年12月20日起，除婚丧嫁娶之外，其他一切整酒均属违规，操办婚丧嫁娶酒一律要申报和分级审批，违者将根据不同情形处以通报批评、纪律处分、扣工资、待岗、取消晋升、免职及高达4000元罚款等处罚。
《紧急通知》管的是7000多名党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员，《村规民约》依照《紧急通知》因地制宜推出罚款和取消惠民政策的“治酒细则”，管的是21万群众。
《鹤峰县狠刹“整酒风”工作总结》宣称，截至今年2月底，县里为了“治酒”开了3次可视电话会，乡里开了58次会，村里开了651次会，签订承诺书责任书、悬挂标语无数，“劝退违规整酒1383家，劝退违规吃酒近10万人次，处理违规整酒8家。初步测算，通过制止违规整酒，可为老百姓减少开支近6000万元。”
“整酒——人人怨声载道，治酒——99%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支持，这是顺民意、顺民心的大好事。”杨涛说。在冶庸办办公室忽进忽出的县纪委常委罗平又插了一句：“治酒最终要靠三硬，就是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要硬。”
太平乡奇峰关村是鹤峰县“治酒”典型村。“我们的工作，那经得起联合国的考察！”新上任的村支书陈功谦对《新周刊》记者说，一群同僚听了，在办公室里哈哈大笑。
“我们村312户，每年最少有180户在整酒”，陈功谦说，“治酒令刚出，村里有21户已经发了请柬要整，24户打了请柬还没发，28户正想整。”他说他马上派村委分两批人马堵在村口劝退吃酒的人，并给已发请柬并成功劝退了的17户每户发了300元补贴。燕子乡石龙村也有类似补贴措施，该村对在2012年1月1日前取消整酒的10户农户分别给予100元至300元不等的补贴。
有两名党员李为洲、覃政泽不听话，他们趁一个夜晚偷偷吃了李家政的“搬家酒”，第二天一早，陈功谦罚了他们每人50元，并在村广播里对他们提出批评。
陈功谦对“治酒”成绩很满意，他说村民现在不再把钱挪作“整酒储备金”，而是一心一意搞春耕生产，村委会隔壁的村民掏4000元买了一台耕田机，村里一下有了4台耕田机，还新添了11辆摩托车。还有16名村民每人自掏五六千元，自发组织三月底去厦门和台湾旅游，“你看，自从不准整酒以后，村民的消费观都变了”。有人要养娃娃鱼，还有人准备要养鸡。
本来，赚钱的是整酒公司、酒楼、烟酒行、鞭炮行、肉菜行、客运公司和整酒户，亏钱的是吃酒户。但“治酒”风起，喻四毛的生意就垮了：“鹤峰是出名了，领导升了，我亏了。”
在整酒产业链中，赚钱的是整酒公司、酒楼、烟酒行、鞭炮行、肉菜行、客运公司和整酒户，亏钱的是吃酒户。
白鹤饭店和华荣宾馆是鹤峰县城整酒最旺的两大酒楼，生意红火时，饭店门口三个喜事牌齐列，许多人经常会上错桌。“一年整酒，白鹤饭店能赚五六百万元。”杨涛说。
“治酒”风起，一夜之间，喻四毛的生意垮了。
3月的下午，“喻四毛酒席上门服务部”只剩喻四毛的老婆杨云慧一人守店，“六七年前，是我们发明了这个（专业整酒）。以前好的时候，我们一年要整几千个酒，现在一个月只有三四个酒了，都是结婚的小酒。”
杨云慧身后的货架上陈列着白酒、饮料、佐料，冰柜里冻着鸡、鸭、鱼，货架下堆着印有“礼尚往来”的大红礼金登记簿以及请柬，她打开后面的仓库，有两个篮球场大，里面散乱堆积着喻家价值50万元的资产：100套高中低档桌椅，1000套碗筷，以及充气喜棚、消毒柜、蒸汽炉、砂锅、酒精炉和锅碗瓢盆，散发出浓浓菜味的红桌布披挂在仓库正中的铁丝上。
“这张桌子值几千块，我们有好几张呢。”杨云慧推了一下餐桌，中间的旋转台忽忽直转，那是一张红色实木桌，中间有四个安放酒精炉的圆孔。
嘀！嘀！正在给两辆东风牌双排座货车搞年审的喻四毛回来了，他说赶回来是要向记者同志“诉苦”。
喻四毛是个生意天才。六七年前，他还在走街串巷卖烤鸭，有村民办酒，会打电话向他要一些货。喻四毛送完货，并不急着走，他站在一旁，看到东家开了30桌，请了十几个乡邻操办，依然手忙脚乱，心中便萌生了一个想法：成立一家整酒公司。他迅速雇佣了一批三十多岁精明能干的中年妇女，小工50元/天，大厨80元/天。他提供的是一条龙服务：桌椅、锅碗、炉具、烟酒、佐料、肉菜、摄像、记账等等。35桌仅收服务费1400元，一个电话就能帮你搞定一切。
喻四毛很快打开了市场，生意最火是在2007年，因为那年他买了东风牌双排座货车。“我手下最多有100多号人，一年要办几千次酒。小的二三十桌，大的100桌。三四年前，有个茶叶老板办白喜事，五天四夜，搞了500桌！”
喻四毛的模式迅速被克隆，现在光鹤峰县就有100多家整酒公司，从业者上千人，“我是发明者，他们以前都是我的人。”
一看“治酒”苗头不对，喻四毛迅速转行，他给货车喷上了“喻四毛烧烤店流动服务车”、“烧烤、麻辣烫、铁板烧上门服务”的新字样。他说他买了些家兔给农民养，再以10元/斤的价格回收小兔仔，“我准备把车开到山上去，给春游的学生和外来的旅游团烤野味吃。”
对“治酒”新政，喻四毛颇有微辞：“这一治，经济全死了。现在卖酒的，卖鸡鸭鱼肉的，卖青菜的，搞种植的，开班车搞运输的，要就业的，全说市场不活了。”
“鹤峰是出名了，领导升了，我亏了。”喻四毛说，几天前，中央电视台的人刚来采访他，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媒体。
“唉，也不知道领导什么时候能调走哟。”喻四毛嘟囔着，他老婆杨云慧白了他一眼，“呆子，调走？调走也一样。”
中国村庄人情考
在中国“大转型”时期，我们把中国村庄划分为伦理型“人情”村庄、情感型“人情”村庄以及功利型“人情”村庄。
所谓伦理型“人情”，是指大家在走“人情”的时候要严格遵循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规矩，“疏的不能压倒亲的，否则亲的不好看”。
所谓情感型“人情”， 是指大家在走“人情”的时候遵循的是情感亲疏远近的规矩，由于情感的亲疏远近是灵活变通的，因此，村庄中的“人情”规则就显得比较有弹性。
所谓功利型“人情”，是指大家怀着工具性的目的进行着“人情”往来，这种“人情”往来的方式，不再具有什么规则性，如何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人情”往来中唯一的考量。
“人情”往来，本来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而功利型“人情”却使这些功能朝着异化的方向发展。功利型“人情”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拉关系型的“人情”。
（二）、敛财型的“人情”。“人情”除了社会功能，还具有经济互助“募集资金”的作用，依靠“人情”募集来的资金是要在别人举办“人情”时偿还的，因此，收取别人的礼金可以看作“贷款”，而给予别人的礼金可以看作“储蓄”。“人情”的经济互助功能在旧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村民办事已经不需要依靠“人情”来融资，但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发展为敛财。一般情况下，村民主要因为以下几件事情举办仪式性活动：小孩出生（以及满月、周岁）、孩子上大学或参军、孩子结婚、老人做寿、老人去世、建新房。但在有些村庄，仪式举办者却大肆增加“人情”的名目，把“人情”完全当成了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财富的手段。
（三）、谋取声望型的“人情”。一般情况下，人们在“人情”中是“消极”地谋取着社会声望，即当你参与“人情”的时候，要符合“人情”的一些基本规则——别人请了你你要去参加、别人给你随了礼你要回礼、回礼要与别人送的相当甚至多出一些、办酒席时档次要够等等，如此，你才不会受到村庄中舆论的制裁，才不会被人在背后“说闲话”。那些不按村庄“人情”基本规则行事的村民，往往会在舆论中遭到大家的排斥，成为没人愿意与之往来的“死门子”。“消极”地谋取社会声望，就是要保住在村庄中立足的基本社会声望。我们在浙江奉化调查时发现，村庄中的富裕阶层（年收入在10万元甚至100万元以上），可以在“人情”中“积极”地谋取社会声望，其通过“亏钱”的逻辑，使自己的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声望，这个声望是具有等级性的声望，能抬高“亏钱”者的社会地位。E村的戴书记（在本地和上海都有工厂，年收入500万元）操办女儿婚礼，摆了130多桌酒席，请了村里90%的人，还请了县市各部门领导200多人，办酒席时，戴书记处处贯彻“亏钱”的逻辑：本村的老人不用送礼，领导不用送礼，大手笔地置办婚礼仪式（花费5万元），酒席上送每个客人100元红包和一包软中华（一般只送15元的红包）。如此，戴书记办酒席共花费了50多万元，礼金只收了30万元，最终亏了20多万元，而其他村民办酒席则一般会盈余礼金收入的1/3~1/2。戴书记用“亏钱”，显示和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村民们谈起戴书记办的酒席，无不表示赞叹和羡慕。这种“亏钱”式的“人情”，正在破坏原有“人情”正常的逻辑，使“人情”脱离出村庄成为彻底的个人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使“金钱至上”这种破坏传统舆论的价值判断在村庄中得到了确认和加强。
1980年代以来，两个因素让中国“原子化”村庄中道德和舆论急速瓦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个因素是国家力量从村庄中大幅后撤。集体时代，深入村庄的国家政权，对村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全盘的控制，国家代替家族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强制力量，对村庄中的道德和舆论进行规制。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村庄的控制程度在不断消退，这时，“原子化”村庄既没有家族势力的复兴，又遭遇了国家力量的撤出，村庄便没有了任何的控制道德和舆论的强制力。另一个因素是通过电视媒体和外出打工，市场化的逻辑不断进入村庄，金钱至上的观念在村庄中开始盛行，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理性算计逐渐在消解村庄中原有的道德、舆论、人情、面子，村庄原有的“文化网络”正被“利益网络”所代替。“原子化”的村庄，不一定都是“人情”异化的村庄，但一定是容易发生“人情”异化的村庄。
“人情”异化的实质就是“人情”成为村民完全私人性的谋利手段。
改造异化的“人情”，首先是改造“人情”自身，淡化“人情”中的“钱味”是重点，更为基础和关键的方式是改造和重塑村庄中良性的人际关系。现在“原子化”村庄已经成为了中国农村的主流类型，在传统家族力量不可逆、现代司法力量对于“虚”事又不可及的情况下，利用发展和加强村级基层组织来抑制村庄中异化的人际关系、重塑村庄中正面的道德和舆论，是一条可取之道，同时也可能是如今最具现实可能性的一种办法。（以上节选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耿羽、王德福《类型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村庄“人情”研究》）
http://www.neweekly.com.cn/newsview.php?id=4142
作者:
大高
时间:
2012-5-30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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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恩施土家
时间:
2012-5-30 14:27
终于有长篇报道出来了，我的感触比较直观，五月份回家，明显觉得家乡安静了许多，这种安静会让亲戚朋友都从浮躁的“吃酒”形式中脱离出来，重新思考我们与身边的人的关系，比如上次我表哥添了小孩，按照现在的规定是不能整酒的，所以没有集中选定日子和场所庆祝，而是亲戚朋友抽自己空余的时间直接到他家去，或带礼物或送礼金。。。
没有“整酒风”之前，走亲访友都是这种自然的形态，个人觉得很好。
为什么州级市级政府会出台这个政策，在我看来完全是“民主”的结果，这个事情群众反响一直很强烈，其实整酒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不管也没有大碍，对于政府来讲，出台一个行政规定是“举手之劳”，政府联合党委联合发布通告，官方话语是杜绝腐败，机关干部不准随便整酒，而在民众中间，大家并没有看到具体的政策文本，所以完全是凭借扣扣相传来熟知这个政策的，因为在老百姓早就有杜绝整酒这个“自治”的心理机制，所以官方发布政策后，根本不需要宣传，民众执行得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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