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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优雅的告别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2-5-29 22:58     标题: 优雅的告别

东方早报  2009-08-28 14:43:35|.

  《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  [美]萨义德著  阎嘉译  三联书店  2009年6月第一版  182页,19.00元

  凌 越

  如果说《格格不入》是萨义德对残酷命运的情绪化反应的话,那么《论晚期风格》则是对这一命运的理性化反应。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萨义德分别以自己的情感和智慧出色地回应了命运的重击,而且始终保持着自身的优雅。

  在回忆录《格格不入》第九章,萨义德细述了他获知自己罹患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情形:1991年9月,萨义德去伦敦参加一个由他召集的有关巴勒斯坦民族自决进程的会议,会议期间,萨义德打电话到纽约给妻子马莉安,问自己一年一度体检的验血结果如何。萨义德当时担心的只是自己的胆固醇,可是从妻子犹疑的语气中萨义德似乎感到某种不祥,他当即打电话给他的家庭医生,从而获知自己罹患了这一慢性绝症。“我费了一个星期,才消化掉这一诊断的最初冲击。…… 又过了一个月,我才领会悬在我头顶的这把‘德莫克利斯之剑 ’给我的震撼有多大。”

  显然,对于萨义德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作为一个分水岭,萨义德的写作可分为之前更多的关注社会、民族、国家等宏大主题(1991年他在伦敦开的那个有关巴勒斯坦前程的会议即是明证)的写作,之后的更多对于自己过去的回忆和自省,以及带有沉思性质的写作——当然作为一种惯性,萨义德前期的更具公共性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他后期自省以及个人意识的最深处,从而使他的自省和沉思也独具一种厚重的质地和魅力。在《格格不入》前言里,萨义德写得明白:“数年前,我得到一个看来致命的医学诊断,我觉得有必要为我在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阿拉伯世界所过的生活,以及我念高中、学院与大学在美国所过的生活,留下一本主观记述。”

  这是一本少有的沉痛而感人的回忆录,我至今还记得几年前阅读《格格不入》时所受到的震动。的确,国仇家恨以及萨义德自己所患的绝症,赋予这部传记独特的沉郁沧桑的氛围,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它的思辨色彩。就像小说家即使在写作评论时也像在写一个故事(典型如毛姆的《巨匠与杰作》和奈保尔的《作家看人》),评论家在写回忆录这样的叙述文体时有时也好像在做论文。几乎充盈整部书每一个页码的思辨色彩,一方面减弱了回忆的感伤气息(当你极力观察自己的伤痛时,这伤痛恍惚间似乎逸出了体外),另一方面这思辨其实强化了感受的质地,痛苦因抑制而更形强烈。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批评家,像这样的直抒胸臆对萨义德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尽管酣畅淋漓,但是终究算是一种面对命运的情绪化的反应。在写作《格格不入》的后期和之后,萨义德职业性的理性思辨终于冲破了往事的藩篱,在更为纯粹和抽象的领域里结出了萨义德后期生命中的另一硕果,那就是副标题为“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的《论晚期风格》。

  如果说《格格不入》是萨义德对残酷命运的情绪化反应的话,那么《论晚期风格》则是对这一命运的理性化反应。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萨义德分别以自己的情感和智慧出色地回应了命运的重击,而且始终保持着自身的优雅。在《论晚期风格》里萨义德似乎又恢复成原本那个洒脱的智者,他任凭自己的思绪在一众他热爱的作家、诗人、音乐家晚期作品中自由翱翔,品评其中的苦涩和美妙——通常这二者紧密相连,难以割舍。在本书中,萨义德完全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剔除,他非常有风度地将自己的智慧完整地奉献给他所评价的小说、电影和音乐,但是所有这些论述你又可以理解为总体上其实是萨义德某种程度的自况,甚至你只有在了解萨义德写作此书的时间和状态时,或是在阅读《格格不入》之后,才能真正深入地理解这本书。尽管萨义德的好友,美国著名文论家迈克尔·伍德在导论里说,萨义德在1991年9月之前就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下过,理查·施特劳斯的晚期作品的再现是“彻底的、优美的、精心阐述的,是那种其快乐和发现被允许放射出来的音乐”,可是萨义德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集中精力于此议题,显然是受到那一致命医学诊断的驱使,或者可以说得更直接一点,是受到死亡的驱使。

  上文提到在《格格不入》里,那一诊断带给萨义德的冲击,但他坎坷的命运造就的坚韧性格,使他不可能束手就擒。他在众多大师的晚期杰作中琢磨着大师们面对死亡的态度,一方面也在暗暗检验着、校对着自己面对死亡的态度;最终在一种凸显勇气的绝不妥协的态度中,萨义德也找到了自己的力量之源,这力量使他和死亡整整搏斗了十二年,并且写下了大批著作——不仅仅是《格格不入》和《论晚期风格》,还包括他中期“理论期”和“政治期”的延续,比如政治性很强的《和平进程的终结》、《权力、政治与文化》、《从奥斯陆到伊拉克以及路线图》等;我还记得2003年我在《书城》做编辑时编发过萨义德的《关于美国的思考》,文章对美国政府当时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文风沉郁有力,根本看不出那几乎是萨义德的“绝笔”了,到那年9月,萨义德在六十七岁的年纪上去世。

  《论晚期风格》的写作几乎贯穿萨义德“晚期写作”的全过程,1997年台湾学者单德兴曾专程去纽约访问过萨义德,他提到正在写作的三部作品:一本有关歌剧,一本有关艺术家的晚期风格,再就是“我在写回忆录”。两年之后二十七万(中文)字的回忆录就出版了,可是有关晚期风格的书只是在他死后,在迈克尔·伍德精心编辑下作为遗著才得以出版。伍德说得很对:“我无法相信他想完成这部书。完成这本书太像是在书写人生终结,要结束那个关于自我发展的漫长的篇章。”而萨义德写作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终结,在最低的限度上,萨义德写作《论晚期风格》是为了廓清自己对于死亡的思路,同时它的确具有美学上所有的复杂性、可能性和最重要的文本的魅力。尽管美学有着抽象的表征,但是和一切艺术形式一样,它其实深深扎根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那么探究它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包括了主客观两面。

  在书的第一章《适时和晚期》中,萨义德厘清了晚期风格的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在某些晚期作品里会遇到某种被公认的年龄概念和智慧:“那些晚期作品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他举的例证是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但是萨义德感兴趣的是第二种晚期类型:“它包含了一种不和谐的、不安宁的张力,最重要的,它包含了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这决定了萨义德在选择所评对象的时候一定有着异乎寻常的视角。比如在音乐家里,萨义德花费大量气力分析的是贝多芬和理查·施特劳斯的晚期作品,一般看来贝多芬晚期的第31号奏鸣曲“明显很粗糙简单”,对施特劳斯经典的看法则是他晚期作品“退隐到过于甜蜜,相对倒退的音调,以及在知性上驯服的世界之中”,当然最终萨义德都予以有力的反驳,那些最初显得簇新的“新音乐”后来被证明比贝多芬和施特劳斯晚期被批评的音乐老迈得多,“在曾经裂开了一道可怕深渊的地方,如今延伸出一座铁路桥,旅客们从桥上可以舒适地向下俯看那深渊。”贝多芬当年看来不合时宜的晚期作品倒以其社会抵抗性,处在我们时代的现代音乐的新奇之处的核心,而施特劳斯晚期作品则“使音乐更加深刻地与当代实用性的问题相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萨义德敏锐地意识到从身体状况出发着手批评的局限之处,他并不愿意人们简单地将《论晚期风格》视作他自身状况的某种隐喻,因而在对贝多芬晚期作品的评述中,他仍然强调了作品本身的某种自足性,尽管强调它终究是从生命中生发而来:“只有在艺术没有为了现实而放弃自身权利的情况下出现的东西,才属于晚期风格。”基于此,整本书弃绝了感伤情绪,而是在纯粹的思之愉悦中展开对“晚期美学”的抽象思考,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要碰触“死亡”,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死亡”也不再是那个阴森的虚空的黑洞,而只是可以被平等、从容探究的研究对象而已。如此,我们也可以说,萨义德凭借思的力量战胜至少是延缓了死亡那阴沉的力量。

  这似乎是一种面对死亡的技巧,但是在不断地冷静地研究死亡的过程中,一种生之勇气在萨义德体内缓慢但却不可阻挡地回潮,看看散落在书中的一些片段,我们或许可以真正明白萨义德心之所系,在第四章“论让·热内”中,萨义德写道:“在热内晚期的那部伟大的散文作品(指《爱的俘虏》)里,人们可以看出他的热衷与他的忘我进行着斗争,而他的西方的、法国的和基督教的身份,则与一种全然不同的和他者的文化进行着搏斗。……要理解热内,最终就要承认其感悟力绝对未被驯化的特性,它坚持不懈地要返回到那个把反叛、激情、死亡和再生联系起来的领域。”在第五章“徘徊不去的旧秩序”的结尾,某种自我激励更是溢于言表:“他们(指施特劳斯、兰佩杜萨、古尔德和热内)已经达到了年纪,不想要任何假想的平静或成熟,也不想要任何和蔼可亲或官方的讨好。然而,在他们当中没有哪个否定过或逃避过死亡,但却不断地返回到死亡的主题上,而这个主题破坏了、并且奇怪地提升了他们对于语言和美学的运用。”请注意最后一句话明显的矛盾,死亡主题对于美学的破坏和提升,它们在同一个维度里共存。这一矛盾其实贯穿整本书始终,真实而准确地对应着萨义德内心深处的矛盾,同时这一矛盾也非常人性,道出了人们获得勇气或者说直面死亡的艰难。话说回来,这一过程的艰难也映现出最终获得勇气的弥足珍贵。

  在《格格不入》里,萨义德毫不掩饰地坦承他个性中软弱和伤感的那一部分,比如在第九章,萨义德写到他父母初次送他到美国学校就读时和父母的离别:“他们随即快速离开,留我喉头哽咽,看他们从视线中消失。空虚突然袭来,我在赫蒙山必须忍受的一学年孤独,几乎令我无法承受,但我也必须回到房间里,寻觅母亲方才的身影,她的气味,她经手的痕迹,甚至巴望找到一张留言。”对于自己的疾病,萨义德也坦率得惊人:“我被诊断得了血癌,有一段时间满脑子受苦与死亡即将来临的惨烈念头,整个人几乎动弹不得。”这和我们印象中那个尖锐地抨击美国政府,勇敢地回到巴勒斯坦,并和巴勒斯坦青年一起向以色列士兵掷石的斗士萨义德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而这两者之间的桥梁其实正是《论晚期风格》。他在研习晚期美学的同时也在研习着死亡,并最终接受了那把悬在头顶的“德莫克利斯之剑”,有时甚至可以坦然直视着那把剑的凛凛寒光。《论晚期风格》再次显露萨义德在批评领域精深的功力,其思维的缜密和细微在他自己的批评著作里也属上乘,可是许多人仍然被书中的人格力量所吸引,正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所说:“萨义德本人就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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