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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变迁：一个观察中国农村社会的理想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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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23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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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变迁：一个观察中国农村社会的理想窗口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2年05月23日 作者：郭建光
无论怎么看，江苏省吴江市的开弦弓村，都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
这里没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没有独特的人文建筑。即使从经济上看，它在吴江的地位也不突出，无法与“热门”的华西村、南街村等相比。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中外学者频频造访此地，来的官员、学生更是不计其数。甚至在人民公社的前夜，还有一名澳大利亚学者，通过时任总理周恩来的安排，进入这个村庄调查。
围绕开弦弓村的作品也多得“统计不过来”。
“大家都是冲着费孝通来的。”很多开弦弓村人都会这么说。
1936年，26岁的费孝通在此考察近两个月。后来他写下以《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为题的博士论文，并于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中国这个普通的村庄，随之进入全球学者的视野。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豪兴，1982年便追随费孝通而来，对开弦弓村展开了持续30年的细致入微的观察。
“这里可算是中国第一个探索现代化的村庄，是一个理想的观察中国农村社会的窗口。”刘豪兴说。他今年72岁，个头不高，满头银发，走起路来像一阵风。
学社会学，可以为这个社会把脉诊断、开药方
开弦弓村极为平常的一天：
早晨6点，村口的集贸市场就热闹起来，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小吃店、小商店陆续开门，开始一天的营生;接着，带小孩的老人出现在大街上;再接着，一些人钻进茶馆、棋牌室……
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刘豪兴带着一拨大学生出现在集贸市场。
不时有村民和刘豪兴打招呼，他面带微笑回应着。他也时而和卖东西的人攀谈一阵，并随时掏出本子进行记录。
30年来，与人交谈，成为刘豪兴在开弦弓村的日常功课之一。其余的功课则是查阅资料和观察。
在这30年中，这位社会学教授掌握了开弦弓村大量的资料。无论提起哪一段历史，他都能说上一通，连数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费孝通先生说过，社会学工作者的工作，就是记录、发现和寻找。具体到开弦弓村，就是记录农民生活、发现农民创造、寻找农民出路。”刘豪兴说。
刘豪兴本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1978年，该系负责人要他整理“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资料，他却被社会学所吸引，一下子“入迷”了。后来，他写了《外国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到系里交差。
正是这篇文章，使他与社会学、与开弦弓村有了不解之缘。
1979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胡乔木正式为社会学“平反”。此后，中央委托费孝通开展恢复社会学的筹备工作。这一学科，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因其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而被砍掉。
次年，首期“社会学讲习班”在北京召开，费孝通主持。复旦大学推荐刘豪兴参加学习。在这次讲习班的学习中，刘豪兴对社会学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也和费孝通结下了师生之谊。
费孝通讲第一堂课，课上谈及自己转学社会学的经历。他本学医，是东吴大学医学预科班学生，后来因参加学生运动，转学北京，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学医只能为一个个人治病，学社会学，可以为这个社会把脉诊断、开药方。”刘豪兴清楚地记得，当时费孝通和大家这么说。
“我一下子有了责任感。”刘豪兴笑道，“对我来说，经历过动荡的年代后，选择社会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文革”前一年，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开始后，这名年轻教师目睹了整个社会的紊乱。
从北京讲习班归来，刘豪兴积极投入社会学系的研究与教学，并参加编写《社会学概论》一书。在此期间，他经常与费孝通保持联系，深为这位前辈学者的魅力所吸引。
1981年，“江村社会调查基地”成立。刘豪兴在费孝通的邀请下，于1982年元旦次日，从上海赶到开弦弓村。从此，他就扎根开弦弓村，并将这个村子作为自己的“第三故乡”。
从集贸市场出来后，刘豪兴又张罗大学生到附近的工厂参观。一上午下来，他带大学生参观了5个地方。他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村庄的气息”。
好客者有时把他让进屋，给他沏上一杯当地的甜茶。他喝着甜茶，主人又上了一杯薰豆茶。
“这里的人太好客了。我都不敢进去喝茶。”说完，他将茶杯中的所有东西吃掉。这是当地的风俗，不把薰豆茶吃掉，意味着轻视主人。
农村问题仍然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
76年前，也是极为平常的一天，26岁的费孝通走进开弦弓村。
后来留学英国时，他根据对这里的社会调查，包括交谈、观察和查阅资料，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他的导师、著名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称此书“将成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做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凭借此书，费孝通于1981年获得赫胥黎奖章。这是人类学学科最高的荣誉。
刘豪兴熟读这本书。在费孝通邀请他到开弦弓村之前，他很好奇，这个中国最早进行现代化探索的村庄，到底发展得如何。
结果，他“大失所望”。
那时的村子远没现在热闹。村民还叫做社员，集贸市场还不被允许。男子大都穿着深蓝色的土布衣服，总喜欢戴一顶瓜皮帽，围一条作裙。妇女穿得稍鲜艳一些，但“也不靓丽”。
村民的肚子饥饱已不是问题，但物质的匮乏显而易见。1982年的开弦弓村，只有一辆自行车，还是公社兽医的“公车”;村民大都住在低矮的房子内，“即便大白天也看不清楚”，个别人家还住在草棚里。
“我就像一下子进入原始社会。”刘豪兴回忆说。
在开弦弓村调查结束后，费孝通在吴江做了一次讲座。在这次讲座中，费孝通强调：“中国要富强，必须先使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富裕起来，农民富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刘豪兴自己就出生在广东信宜的一个山村，从小砍柴放牛，直到9岁才背起书包，走进教室。
小的时候，他吃过山芋叶子，也吃过南瓜秧。肚子虽不至于太饿，但也吃了不少苦头。直到去复旦大学上学后，他的生活才有所改善。
“我是农民出身，很同情农民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就想为这里的人做点什么。”刘豪兴说。
多年来，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意识里。他解决过村民鸡毛蒜皮的小事，也通过自己的关系为这个村庄修了一条路。
但这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他希望能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为村民寻找致富的途径，就像费孝通一直做的那样。
在费孝通的一生中，曾26次访问开弦弓村。几乎每次，他都会为开弦弓村带来有实际意义的指导。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着重考察了“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并考察了现代化企业对这个村庄的影响。他最后得出结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
1982年，刘豪兴第一次踏足开弦弓村时，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遍地开花。开弦弓村的集体企业，也已露出可喜之势。
“我能不能沿着费老的路子走，考察农工副之间的关系呢?”他想。
这个想法得到费孝通的支持。在“江村调查50年”之际，刘豪兴写了一篇《农工之间》的文章。后来，费孝通还专门交给他一个“农工之间”的课题。
随着社会调查的推进，刘豪兴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
“现在，农村问题仍然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事情才好办。”坐在开弦弓村的一个办公室里，刘豪兴严肃地说。
那个厂要还是我们的，华西村根本什么都不是
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南岸，距上海仅100公里，距苏州50公里。村中有两条河，如箭在弦，故名开弦弓。
这一带历史上就是有名的蚕丝业基地，家庭手工业发达，有“日产万匹”之说。
到了20世纪初，这个村庄处在现代化冲击的风口浪尖上。世界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当地的手工蚕丝业迅速衰落。
为顺应时代发展，1920年代，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开始在此地推广蚕种改良及科学养蚕技术。1929年，费达生组织蚕农入股，争取贷款，创办了开弦弓村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工厂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
有记载显示，1935年，这个工厂的产品被国民政府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
费孝通的调查就是在姐姐安排下完成的。
直到现在，村里一些老人仍习惯地称费达生为“费先生”，而费孝通则被称为“小先生”。
合作社当时共有429名社员，基本上包括本村所有住户及邻村50多户。在刘豪兴看来，这个工厂“已经具有现代企业管理形态”。
遗憾的是，1938年日军扫荡太湖时，将工厂的机械毁坏。后来村民干脆将厂房拆掉，以免日军驻扎。如今，这个昔日辉煌的工厂只留下一个废弃的水池。
时局变迁，但开弦弓村一直保有一种创办企业的冲动。
“农民的想法很直接，什么来钱就做什么。开弦弓村从企业中得到过好处，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自然想到办企业。”刘豪兴说。这个结论，是他听很多老人说的。
进入“合作化”时代后，村里的家庭手工业、副业被统统砍掉。村子变成单一的农业村。
1957年，费孝通二访开弦弓村时就提出疑问：“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还是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根据调查，他向中央提出“发展小工业、恢复副业”的建议。
不久，费孝通被打成“右派”。
时至今日，开弦弓村不少老人提起此事，都感觉“不理解”。
“费老说得没错呀!要是中央那个时候听费老的，村里也不会饿死人。”村里一位87岁的老人说。
根据刘豪兴整理的资料，从1959年到1961年，村里减少人口71人，净减7.51%。
“文革”开始后，村民收入依然不高。经过10多年集体劳动后，“磨洋工”的现象愈发严重。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大队干部开始鼓励社员生产土丝。1968年，在费达生的帮助下，开弦弓村与别的村联合，办起机械缫丝厂。
有老人回忆，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村里进厂的工人最高时达到100多人。
1972年，企业被公社接管，开弦弓村又成为单一的农业村。
“文革”后期，同处江苏的华西村农民增收很快，在当地名声大噪。开弦弓村的大队干部被组织到这个“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村“取经”。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华西村致富的“秘密”：办工业。
回来后，大队干部一商量，开始筹办建厂。1978年年初，开弦弓村办起了工厂。这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召开。1980年，工厂进行扩建，一直到1997年，因欠债960万元倒闭。
“我们在60年代就办厂，那个厂要还是我们的，华西村根本什么都不是。要说办村办企业，我们才是第一个。”一提起这段历史，一名老村干部就忿忿不平。
在对这段历史的考察中，刘豪兴看到了农村发展的源动力那就是农民要过上好日子的冲动。办企业就是他们的致富门路。
可是，当时的农民想不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0多年间，开弦弓村的发展仍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绊着。
这种管理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没有区别
到开弦弓村次数多了，刘豪兴和村民逐渐熟悉。也是极为平常的一天，他听到了村民对村集体企业的抱怨声。大家为企业不分红的事而耿耿于怀。
这种抱怨，一直延续到村集体企业的破产。
当时，经过扩建后的开弦弓丝织厂发展迅猛。到1990年代初，全村工业固定资产达到750万元，利润最高的一年超过105万元。
企业实行“一户一工”政策，即一个家庭出一个工人。但是，企业的利润不分红。一部分利润用于村里的公共开支，一部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
村民经常问他：“刘教授，集体企业赚了钱算谁的?”
“集体。”
“集体创业的钱哪里来?”
“村民。”
“村民的钱，为什么不分红?”
碰到这样的追问，他就回答不了了。
他也把村民的抱怨说给老师费孝通。费孝通感慨道：“这就是小国企呀。”
当时国企的通病，刘豪兴非常清楚。他开始担忧起这个村子的发展。
1990年代中期，开弦弓村的集体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到1997年，终因资不抵债而宣告破产。一段时间内，开弦弓村甚至成为吴江的扶贫村。
企业破产后，不少人总结破产原因。村民姚富坤认为，市场优势的丧失、管理混乱、盲目投资等原因，都是次要的。
“企业破产的根本原因是体制性的。”姚富坤分析道。他原是村里的农业技术员，被称为“农民教授”。
他观察到，当时的村集体企业，名义上是开弦弓村的，但是经营的好坏，却关系到村镇以及上级干部的“政绩”。上级每年都要给企业下任务，且一年比一年多。
“这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阻碍企业的市场化经营。这种管理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没有区别。”姚富坤说。
村办集体企业在走下坡路的时候，私营企业却在“偷偷”发展。1995年年底，村里从事羊毛衫编织的农户已经有30多户。几乎每条巷子里都能听到编织机的声音。
不过，在当时的开弦弓村，私营经济步履艰难。
周玉官是开弦弓村最早发展私营经济的人。1983年，他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私营企业处处受限制，不给贷款，用电也是问题。”周玉官回忆说。没有钱，他就想办法筹;没有电，他就自己买发电机。
好多人还记得，1994年镇上组织一次逐户检查，凡发现有编织机的，不是剪断轴头，就是掐电。
1995年，周玉官想扩大生产，就在自家的用地上建造一栋两层的厂房，并办理了建房手续。可是厂房快要封顶的时候，镇上派来大型机械，要将厂房拆掉。最后，他托了层层关系，才保住一层厂房。
开弦弓村的集体企业破产以后，私营企业迎来了“春天”。1999年，吴江市委提出引进外资、启动民资和搞好改制的“三资(制)”，正式为私营企业“正名”。
第二年春天，费孝通第24次访问开弦弓村。有村民回忆，当费孝通听到“三资(制)”的消息后，连声说“好”，并当场挥毫写下一条幅：“审时度势，倡行三资(制)，功不自居，泽及桑梓。”
与此同时，镇上也专门修建了工业园区，吸引民营资本的入驻。
目前，开弦弓村周边有11家较大的私营企业，村里也散落着一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村民受益于这些企业，现在人均年收入已超过1万元。
离土不离乡，“农民”超越农民
从1982年起，刘豪兴到开弦弓村考察时，固定租住在一个农户家。这使得他有机会长期观察他的房东。
这是社会学田野调查的要求之一，即对对象进行持续观察。
在人民公社时代，他的房东只会堆肥种田。1984年，开弦弓村分田到户。他发现房东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每次到开弦弓村，他都能发现房东一些明显的变化。
分田到户后，开弦弓村掀起了“盖房热”。房东和别人合伙，买船运输建筑材料。盖房热降温后，房东又购买了大型拖拉机，开始搞陆路运输。
后来，房东还承包过码头。码头生意不景气后，他就承包了两个工厂的废渣处理，将废渣运送到苏北一带。
直至现在，房东仍然承包着煤渣处理。只是近年因身体不好，他将业务转包出去，自己收一定的费用。
而分到手的耕地，只需半个月，房东就能干完农活儿。其余的时间，他就经营自己的生意。有时，他还会雇人打理自己的土地。
2005年，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允许农民将承包到户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出去。开弦弓村为此成立经济合作社，村民以耕地作股，由合作社集体经营。
刘豪兴的房东也将土地入股合作社，完全变成一个不侍弄土地的农民。
而在大集体时代，开弦弓村的农民，一年有大部分时间依附在土地上。非农忙季节，村民也得集体上工堆肥。
像刘豪兴房东一样脱离土地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经济合作社成立后，大部分村民都将自己手头的一块块土地作股，入了合作社。合作社则发展规模化经营，以养殖业为主。现在，开弦弓村有70多户养殖户，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
其余的劳动力，则分散在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中。长期以来，开弦弓村形成的“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的家庭经济结构被完全打破。
坐在开弦弓村唯一的小旅馆内，刘豪兴掰着手指头开始算，这个工厂有多少劳动力，那个企业又招了多少工。随后，他笑着说：“你算算，全村剩余的劳动力都消化了。”
“你说这些劳动力算什么?离土不离乡，农民还能叫农民吗?”刘豪兴说。
这位社会学教授对农民工问题也非常关注。他担心的农村空巢化、农民工的犯罪问题、留守儿童的抚养和教育问题，在开弦弓村都不存在。
在1990年代初，开弦弓村曾有部分青壮年，到上海、苏州一带打工。今年35岁的徐玲就曾是其中一个。初中毕业后，她在朋友的鼓动下到苏州找活儿干，后又“漂”到上海。
在打工期间，她经常一天干10多个小时，工资也不高，几年下来，“没存几个钱”。后来她回到村里，先是帮着别的小编织厂做工。2003年，她开始经营自己的编织厂。
“村里好呀。有老人，有孩子，一家人在一起互相照应，多有人情味。”她说。
她有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3岁，就养在身边。
打工期间，她见到过不少“悲惨”的工友，丈夫和孩子都不在身边。晚上睡觉，她经常听到有工友压抑着哭。
“农村要是都像我们村一样就好了。村里有企业，农民有收入，家庭能团圆，生活就幸福了。人活一辈子，不就是图个幸福?”如今的“徐老板”笑着说。
现代化，路漫漫
70多年过去，费孝通当年在开弦弓村调查时所看到的景象，已经荡然无存。甚至刘豪兴30年前所见，也已经看不到了。人们要寻找当年的历史，只能到村委会边上的“江村文化园”。
开弦弓村已经发生太大的变化。村中修建了宽阔的水泥路，不少人家门口停着轿车。连不会开车的“农民教授”姚富坤，也为自己的女儿女婿买了一辆轿车。
到村中转一圈就能发现，“小洋楼”到处都是，平房已经很少见了。不少家庭正在开工，不是盖房子就是翻修。
费孝通仍然是当地人尊敬的对象。一提起他，一些老先生就会说：“小先生那人很好，为村里办了不少好事。”
刘豪兴也受到当地人的尊敬。路过人家，总有招呼他的：“刘教授，进来喝杯茶吧。”
不过，这位社会学教授却深深担忧。“这个村庄，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现在条件虽然好点了，但离一个成熟社区还远着呢。”
他最担忧的是当地的企业。这个村庄现在的稳定，是建立在企业发展基础上的。而这些私营企业，如同费孝通在1930年代看到的一样，正在经受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
“费先生”创办的企业，虽然用的是比较先进的机器，但在“小先生”开始观察的时候，已经显露出衰败的迹象。
时隔70多年，同样的问题又呈现在刘豪兴的面前。
开弦弓村现在的企业，产品多出口到欧美市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开弦弓村的企业也面临危机。现在，欧洲市场不景气，企业的生产又开始波动。一些企业开始减产，不少工人的钱袋子开始瘪了。
不少企业加入了行业协会，试图通过此力量来抵御风险。但刘豪兴并不放心：“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是一个大问题。”
费达生在开弦弓村办工厂的时候，就面临人才匮乏的问题。后来开弦弓村几次办厂，问题照旧。现在依然。
“有技术的人在这里待不长。毕竟是农村，生活娱乐还是不方便。”一名企业老板感慨道。他的工厂里曾高薪聘请过几名技术人员，但那些人很快就离开了，辞职的理由均是“不方便”。
开弦弓村距离吴江市近30公里，村里甚至没有一趟直达吴江的公共汽车。
这些年，开弦弓村出了100多名本科毕业生，还有几名硕士和博士生，但没有一个人留在村里。
1990年代初，一名当地的大学生回到村里。他是学纺织的，但是在村集体企业中，他被安排到车间当维修工。几年之间，他学无所用，最后到外地谋生。
刘豪兴曾与这名大学生聊过。对方抱怨：“领导排挤，怕抢了领导的功劳。”
时过境迁，刘豪兴也接触过不少近几年毕业的本村大学生。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回到村里工作，答案几乎一样：村里发展空间小，也怕别人笑话自己没本事。
30年来，村里的另外一些现象，也让刘豪兴深感忧虑。
村中有两条河道，费孝通百年诞辰的时候，开弦弓村委会出资，将河道清理干净。但现在，河道中已有不少倾倒的垃圾。
前年修“江村文化园”的时候，附近的篮球场地面受损。为此，他找过村委会，想让村里出面修修，可是村里说“没钱”。他也找过几名开弦弓村的老板，但有的老板只打哈哈，就是不出钱。
“一点小事，拖了两年了。现在的人，怎么都不关心公共事务?”老教授摆摆手，一声叹息后，不再说话。
在开弦弓村“驻点”了30年，刘豪兴已经老了。有一年，他还在村里生过一次大病。老伴儿担心他，劝他不要再到江村。他不听。
“费老说过，要我写一部江村志。我得完成他的遗愿。”他对老伴儿说。
但同时，不少人问他，研究那么充分了，怎么不多写点关于开弦弓村的文章。他总是回答说：“没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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