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题目：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阐释——以费孝通“人文资源”思想研究为起点
讲座人：方李莉
主持人：张士闪教授
时间：5月4日下午14：00
地点：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A座1306

张老师：各位下午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名家方李莉教授，给大家做一个学术讲座。方老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也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以前我曾跟大家多次提及，如果打开网页，方老师的信息是铺天盖地，因为作为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与学术思想的衣钵传人，她对费先生的思想在这些年多有发挥，而且在具体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实践，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西部大开发、西部人文资源的梳理和文化思索的过程中，她的学术地位在几个方面在国内是大师，我非常敬仰方老师！在成立艺术人类学学会之初，我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方老师有着非常出色的组织能力、个人人格魅力，这在整个艺术人类学学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已经很好的显现。希望大家以后多关注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网站，大家对方老师的了解也不少了，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方老师，掌声欢迎方老师于百忙之中给我们做讲座。
方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张士闪教授邀请我来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张老师刚才已经介绍很多，包括艺术人类学的由来，那么我今天讲的题目就叫“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解析——以费孝通人文资源思想研究为起点”，这里面很多思想是源自于费孝通先生，他的许多思想促进了我们的学术研究，包括我们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的很多思想都是吸收了费先生的思想。这是我们一个课题的总报告书的题目，这个课题的名称叫“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费先生的思想不管在人类学界还是民俗界、社会学界、经济学界都受大家关注，他的一生有两大篇文章，一篇是他的“志在富民”，这个思想怎么来的呢？他一生关注中国人，关注人们的经济生活，他出生在1901年，那时候中国灾难深厚，他从小就知道中国人有多么的苦难，希望中国能富裕起来，所以他一生的希望就是“志在富民”。他早年学医，后来学习人类学到英国留学，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和解剖中国社会，促进社会发展，让中国人富起来。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生活开始好起来了，他又遇到了新问题：“富了以后怎么办？” 关心的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建设问题。大家熟悉的“文化自觉”一词，就是在九十年代提出的。他说他的一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前一句是说，他不管别人怎么评述他，他已到了人生最后一重山，他的愿望是把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带入到一个文化自觉的境地。这个境地，就是对中国文化重新思考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个“文化自觉”的观点促进了我们这一课题，这是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前的一个更早的对中国文化遗产和文化建设的课题。
这个课题从2000年开始，当时中国的背景就是号召西部大开发，中国西部相对东南方而言是比较落后和封闭偏远的地区，这一地区是中国自然资源最为多样性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头之一，更是外来文化的通道和文化多样性的地区。进行大开发，如果只关注经济的发展，而不关心悠久文化历史的沃土，那么，经济发展可能就会对文化资源造成破坏。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的时候，费先生就跟我说，你要带领一批学者做一个课题，研究怎么保护西部文化资源，人文资源是需要保护的，但我不是一个向后看的人，我向前看，在保护的过程中，还要想到如何开发和利用。
我的观点要比费先生的保守一些，我还不太理解“人文资源”，我的一片文章《文化生态问题的提出》，刊在1999年的北京大学学报，当时我看到的是，我们的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人文生态也在遭到破坏，最终，自然生态失衡，文化生态和人文生态也会遭到破坏。但当时我还不太理解“文化资源”，也不太赞成开发和利用，因为那会破坏文化生态，所以我的思想要保守一点。但是，老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说的问题，我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都要执行。所以，他跟我说，我的年龄大了，要由你来做这样一个课题，我可以指导。所以在2001年，费先生到我们院做了一个叫“西部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报告。
当时的孙家正部长参加了这次报告，还有做民间文学十大集成的老部长以及我们院的很多人都有参加。那是一次动员会，费孝通先生在讲座中说：“今天来的都是专家，等一下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怎么样来组织一支队伍，我主要是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在这一方面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愿意以我的力量来帮助一批人，帮助一批艺术家、艺术理论家和考古学家组织起来，看到他们的任务，看到他们将要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和以后将要发展的道路。创造一个全球化下面的、二十一世纪的、能代表中国新的精神面貌的文化艺术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考察和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资源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家底了，这些都是我们发展未来文化的基础。现在你们要了解这些家产，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子。”
这是跨学科的研究，适合人类学、社会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的专家，可以摸清我们的“家底”，费先生认为，文化资源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了解家底是为了找到发展的道路。当时，他非常关注文化的种子和文化的基因。他对我说，我年龄大讲不清楚，希望你通过西部的研究把它讲清楚。中国未来的文化，肯定不能纯西方的，也不可能是纯传统的，但未来的路怎么走? 我们的文化基因和种子是怎样的？ 文化自觉就是要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的来龙去脉要讲清楚，如果不清楚自己国家的文化的形态，就谈不上文化自觉。因为近百年来，中国人已经丧失对自己文化的信心，我们老是失败，老是向西方人学习，所以我们对自己本身的文化认识和理解不够。从那时候，费先生就提出要研究自己的文化，找到自己文化的基因，弄清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性。如果表述不清楚，那么，我们国家发展会是有限的。他讲，我的讲话超前了，因为九十年代时，整个时代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禁止谈文化立国。他说，十年以后中国谈的不是科技立国，而是文化立国。现在看来，费先生所讲是对的。中国跟西方相比差了一个文艺复兴，一个高峰是经济高峰，一个高层是感情高层，即文化的高层。如果没有文化高层，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他认为只靠北京的专家是不够的，所以加上当地人，一共有四十多个单位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是牵头单位，北大、清华、社科院等都参加，西部各省的大学和研究院等都包括在内，总共180多位学者。那么这个资源要怎么梳理呢？
费先生说，对人文资源的整理像整理自然资源是一样的，如果经济发展不到一定地步，我们不会认为还有人文资源。他九次到过甘肃，每次都只谈论经济的问题而没有文化的问题。后来，我跟他去甘肃，他谈论的是文化问题而不再是经济问题，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必然性，我们才会关注文化资源，早期我们只会关注自然资源。譬如，我们最早知道有柴火，后来认识到除了柴火还有煤，又发现还有石油和天然气，最后发现太阳能。同样，对人文资源也有个认识过程。以前我们不认为古文物重要，比如敦煌人就没有认识到敦煌是个宝库，当时谈不上国家保护，因为其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在西部大开发时，提到了保护自然资源，但是没有提到保护人文资源。西部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这个一定要提到一个认识高度，因为费先生的职位很高，当时还是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所以说话还能“算数”。
他提出西部大开发要保护两个方面，一是保护自然资源，二是保护人文资源。自然资源的破坏无可挽回，但是还有一个隐形的人文资源。课题的研究分为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梳理人文资源，建立《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对西北地区人文资源的一个全面的梳理，通过这一梳理使我们大概知道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有哪些重要的人文资源，其大概的分布及现存状况。这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摸清家底，其既是一种文化的研究记录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的保存方式。这是个量大面宽的任务了，我们选了西北五个省，是一个面的纪录和梳理，是文化保护的一个方式。最终的成果就是告诉大家，西部的人文资源是个什么状况，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把它保护下来，然后，用什么方法才能合理利用这些资源。
第二个部分是对西部个别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域进行近距离的，实地考察，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个案研究，对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总结出系统的理论，并提出具体的看法。在研究的过程中，课题认为，人文资源这个词在我们的理论文章里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但当我们将其放在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同时了解到具体承载着这些文化的群体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研究顿时会具体和生动起来，我们会遇到许多我们在抽象的理论中未曾提出和未曾认识到的问题。
当时，费先生告诫我们最多的就是“到生活中去”，做田野实际考察，这是人类学最重要的工作方法。田野研究就像我们面对一片大海而不知所措，但当我们取出一滴，放在显微镜下时，就会发现它的丰富，里面有很多微生物，有许多分子原子，他们在里面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人文资源也同样抽象。只有到具体的生活当中去，我们才能发现具体的研究是生动的，到西部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要深度地把我们的人生和西部的历史人文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要选择一些“海水”来研究，或者像解剖几个麻雀一样得知它们的生理状况和结构，总结出我们的结论。
费先生给我们提出的非常具体的研究方法，他指出： “围绕着西部的文化变迁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主题，来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考察来认识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这种从实践中的来的认识往往比从书本上的来的认识具体得多、充实得多。因为它不是从概念中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中臆想出来的，所以只要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它就会成为西部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的真实纪录，即使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人们来翻看它时，仍然具有价值。这种价值就在于它是未来的起步，而今后的变化则是它的延续。我们的一生，人类的一代又一代，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往前走的。我们今天对西部文化变迁的认识，过些时候回头一看，如果能发现它的肤浅和幼稚，那就证明我们的认识有了进步，这不是也很好么？社会总是在不断的有新的认识中不断发展的。包括我们的学术研究也一样，每一次的实地调查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是一种认识论的提高和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费先生一生做学问最重视是掌握一手资料。他认为，如果你没有第一手资料，你的理论也就新不起来！新的理论是在新的认识当中出现的，不要只看书本，要去看看真实的社会生活，理论是苍白的而生活却是鲜活的。一方面要做案头文献梳理，另一方面要做大量的田野工作。他说，中国传统的研究方式就是书斋式研究，因为中国科举制度的传统造成我们一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在农业社会是可以的，其整个时代的社会变化是缓慢的。我们的经验是前人给我们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做学问的方法，有不同对事物认识的方法，在农业时代我们是往后看的，因为我们明天的生活跟我们父辈今天的生活是一样的，所以，老人常说“我过的桥比你走得路还多”。
我们总是在重复前人的生活，前人的经验对我们是有用的，但是，在工业社会时期，我们时时刻刻关注现实，在信息文明时期，光关注现实还不行，不能一味往后看，而要往前看，要面向未来。如果一个人的研究没有未来眼光，你肯定会失败的，因为我们父辈的经验不足有代替现在的生活，比如我的父辈他们肯定不会用电脑，他们也不懂英文。社会飞速发展，生活是往前冲的，如果只看文献资料已经远远不够了，看西方也不行，因为西方跟我们的语境不同，而且西方翻译过来的理论也已是二十几年前的东西。如果知识来源仍旧是书本，那是非常滞后的，所以费先生说要读好几本“书”：一本是文献的书，一本是博物馆的书，还有一本是活生生的社会发展的书。所以，我们的这个课题是紧跟社会发展的，所以不能仅仅是看文献，而要看看人文遗传和文化资源跟当今人生活的关系。
我在西部做了八年的考察，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完成了课题，对问题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包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以及中国的社会结构有了一大步认识。今后学科发展必然是多学科共同发展，所以这个课题还有一个特点，十个课题组的成员都是跨学科的，有民俗学、地理学的以及各个不同艺术门类的学者，不同学者们在同一个平台上，用同一种人类学研究方法来做研究，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大飞跃。大家通过各种通讯手段进行交流，这对我们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
这个项目自2001年立项，历经七年在2008年结项。最后我们建立了一个《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共收集文字数据18038条，近千万字；音频1262分钟；视频10104分钟；图片17324张。如果说数据库的研究是一个“摸清家底”的资料梳理工作，“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则是一个通过资料梳理、实地考察和个案分析所做的理论研究。如果说数据库的研究是一个“摸清家底”的资料梳理工作，“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则是一个通过资料梳理、实地考察和个案分析所做的理论研究。课题最后完成了七十三篇考察报告，并按内容编辑成五本考察集，四本考察笔记，三本研究专著。总报告书的题目是：《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共十二本书，四百余万字。
但是，这个项目成果还是不完善的，当我们想进一步做的时候，国家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这样一来我们数据库就不用做了，所以把资料都交给了国家。当时，我让大家考察的时候，不仅要写考察报告，还要写考察日志，我认为考察日志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考察报告是经过我们梳理加工过的，日志则是没有加工的更为原始的材料，因为日志中有许多主观成分在内，所以人类学在以前是不出版这些东西的。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是受大家崇拜的，但若干年后出版了他的日记，里面很多地方与《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日志中纪录他对土著人的厌恶和无奈，但是这个大家一般很难看到。所以，我号召大家变写考察报告，也写考察日志。在七十多个个案研究中，我做的最大的一个是在贵州苗寨，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做研究而写成的一本考察报告——《龙噶人的生活变迁：贵州生态博物馆研究报告》。考察期间，我们白天考察，晚上开讨论会，我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每天遇到的问题和困境，这套多余30万字的书已经出版。我们的研究不是个案研究，而是通过个案研究搜集资料，才梳理出这本书。它就告诉大家现在西部遇到的困境，以及它的新增长点在哪里。当时我在《民族艺术》、《中华文化》、《艺术评论》等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可谓是一路考察一路写。当时我们一年出一本《西部人文通讯》，方便不同课题小组了解彼此在做什么。然后，我们的《简报》会告诉大家各个小组在何处考察。
下面我就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课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和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当时我做这个课题是非常兴奋的，虽然我做这个课题之前我已经做了人类学的课题，我花了七年的时间在景德镇研究陶工和民间艺人，当时出了三本书，费先生看了以后非常的兴奋。他认为我的研究价值在于不是从书本来到书本去，而是通过文献和实际考察所写出来的东西，他觉得很鲜活。他让我作西部时，我很担心也很兴奋，西部是中国文化的宝库，有这样的机缘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同时也是一个挑战。费先生对我说，虽然我们面对的资料不一样，但是考察方法可以是一样的。
我很兴奋，在我的想象中，中国西部是多美的地方啊！我想到了西藏的青藏高原，想到了新疆的沙漠，也想到了陕北的沟沟茫茫，山山梁梁，黄土高院那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这些偏远的地方，在我的想象之中，它们的文化肯定非常原始，保存的非常好，等着我们去收集和记录。但是我到了那里以后，就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写的一段话跟我当时的想法简直一模一样！他说：
“民族学如不是处于一种悲剧的位置上，便是处于一个荒诞的景况中。当我们开始把这门学科的车间安排就绪，当我们去为它锻造合适的工具，当我们开始为约定的任务做好准备工作，其研究的材料就已经以令人无望的速度迅捷地融化了。恰是现在，当科学的田野民族学方法和目标初具形态，当人们在受过全面田野工作的训练之后开始到野蛮社会中去研究他们的居民，这些东西就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我从北大博士后出站，也做过景德镇九年的研究了，认为自己掌握了一套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了，可以用到我的西部考察里面。但是 ，下去后才发现整个西部文化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这也是西方人类学所面临的挑战，西方人类学理论要到他方研究异文化，到后来经过几百年的文化殖民，我们发现他者的文化跟自己的文化已经相差不远了，已经被同化了，我们想象中的遥远的异方已经不存在了。譬如，现在很多印第安人已经不会讲印第安语，而是讲法语、英语或西班牙语，都是殖民地的语言，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表演，他们真正的原始生活已经没有了。其实，我们到西部考察也是一样，很多少数民族居民已经不会讲少数民族语言，像我们考察的布依族和彝族都讲汉语，他们的生活完全汉化，也更不穿民族服饰，即使偶尔穿一下也是为了应付表演。
这样一来，是不是我们的人类学就不用做了？未必！西部人文资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遭遇的挑战有那些呢？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我们国家马上就响应了，那这种响应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呢？如果没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中国政府有没有这样的觉悟和文化自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包含了非物质的一面，而人文资源也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两个文化遗产的结合，而且它是动态的过程，是文化再生产的对象。其实，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一样的，只是名称不一样。西部人文资源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我给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各方面，就是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我们知道文化资源所依托的对象，首先是自然环境，没有自然环境，就没有相应的文化遗产，也没有相应的人文资源，而西部的自然生态不仅是西部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也是产生其文化所依附的必要环境，比如，狩猎文化源于森林，游牧文化源于草原，森林没有了，草原沙化了，其文化还会如何存在与发展下去？因此，生态环境的改变，不仅威胁着西部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在威胁着西部人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续发展。所有的文化多样性是跟生态多样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它所依附的自然环境，也就没有它所产生的物质基础。生态环境的改变不仅威胁着西部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危害着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续发展。
当我从飞机上鸟瞰，对于生活在江南的我才知道什么叫穷山恶水。为了考察，我曾经开车一路从北京到西藏，看到的是干涸的河流和寸草不生的山脉。我到美国去，它吸引我的不是高科技，也不是高楼大厦。七十年以前，费先生到过美国，写了一本《访美掠影》，前几年，我到了美国，写了一本《访美日记》，我们俩的感受完全不一样。那时候费先生看到的美国，是憧憬着高楼大厦和高科技，而我们还是农业社会。到了美国，我还是很震撼，那种繁华是全世界最繁华，但是我一点都不稀罕，我最稀罕的是它们怎么有那么多的湖泊、森林、河流，怎么会看到鹿穿行马路？ 所以，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很危险了，比如如果青藏高原遭到破坏，那么黄河和长江就会断流，所以，未来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不是经济挑战，而是来自于大自然环境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自然生态要引起关注，没有了自然生态也就不会有文化生态，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问题。
不同的文化跟自然的关系是不同的，我们之所以把自然破坏的这么千疮百孔，也跟我们的观念是有关系的。例如毛泽东有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事实上，我们不能跟天斗，也不能跟地斗，而要顺其自然。所以，西方马克思的斗争哲学有它正确的一面，但也有要改变的一面。我考察的贵州和西藏人，他们的树林是不能砍的，每个寨子都有片神树林，树就是山神，所以祖祖辈辈得以保留。解放后，破四旧立四新，认为砍树没有问题。驱车去西藏，发现藏民们的生存哲学非常好，他们只吃牛羊肉，很少吃野生动物，所以野生动物保存很好。他们烧牛粪而不是山上的树，牛粪马粪还可以当肥料。他们有一套非常好的哲学思想，而且每个人一生都要从住处匍匐去拉萨朝圣。有的人要跪着走一年多的时间，他去求什么呢？汉族的庙宇已经世俗化了，我们求神保佑发财和升官，保护我们婚姻幸福……他们只有两个字，就是平安。看上去很愚蠢，其实很智慧。他们求所有的生物平安，平安两个字有很深的含义，所有的生物平安了，我们才会有好的生活。文化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互动的智慧，如果都去掉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文化生态的保护和自然生态的保护是一体的，自然生态被破坏跟我们不尊重自然的观念有关系，和我们不断的消费文化有关，所以我们的文化保护是要一体的，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自然资源。费先生的人文资源的概念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不是片面的。如果只保护文化遗产，而不关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互动，也是片面的。所以，用一种完整的眼光看待问题，正是这种完整性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生态的重要。
第二个挑战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加快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的步伐，西部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组多偏远的乡村修通了公路、架起了电线以后，传统的手工业、农业技术模式开始被电动的、机械的、工业文明状态的技术文明所取代，这些地方的机械化程度虽然还不太高，但是其由传统技术所构成的功能圈已经开始解体，而技术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劳动方式，还是一整套的文化模式以及社会结构。也即是说，我们现在所保护的文化遗产大部分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当农业文明开始解体，它就没有附着的可能性，其结构也是必然的。我们说，西部不仅是观念的改变，也是技术的改变，西部由手工的进入机械化，自来水代替挑水，车子代替牛和马，它们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社会模式，这种东西必然会结构传统的社会模式，如此一来，文化遗产怎么会流传下来？
第三、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许多西部农村的年轻人们为了追求先进的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纷纷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城市打工。在我们所考察的西部农村，几乎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市打工，村子里剩下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妇女。没有了人，没有了年轻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如何传承？
例如，在我调查的案例中，有个陈弩镇，十一个村庄从元代开始一直做传统手工制陶，是西北最大的瓷器产业区。但是，我去考察时，此地已经荒芜了，工人基本离开此地而去城里打工了。传统手工制陶技术没有了，包括其他石匠、木匠，他们都边缘化了。我写了一本《西行风土记》，里面纪录了一些陶匠、木匠等匠人们的生活，农业文明里他们是中心人物，现在却成了边缘人物或者不适时宜的人物。他们的退场也就代表着一种文化的退场，文化是需要人来承接的，没有了人来传承，文化也就没有了，这群人被边缘化了，那么文化也就被边缘化了。
那么，第三个挑战就是年轻人的问题。任何一个地方，有年轻人就有生命力和希望。我在西部考察了八年，很多时候的春节是不在家里过的，因为平时我去的时候，乡村是一片沉寂，他们叫“386199部队”，看不到年轻人，在那里考察半年见到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村里才有些许的生气，年轻人和壮劳动力回来，于是一片欢乐。在贵州考察时，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从18岁到50岁的人有百分之七十五到城里打工，而20岁到40岁能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静态的物，它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是种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如果没有了人如何将其传承和保护，所以，文化遗产保护还有个传承人的保护。没有了年轻人，文化也就没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这是第三个问题和挑战。
第四个，中国地大物博但发展不平衡，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已经进入到后工业文明，而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仍旧处于农业文明，这种不平衡导致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态度不同。众所周知，我们人类的文明有三大阶段：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信息文明也就是后工业文明，它的标志是服务业和信息业超过了百分之七十，美国七十年代就进入了信息文明，同样，北京在前几年也是如此。处于不同文明阶段的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已经没有“非遗”保护对象的地方就特别热心，比如浙江、江苏一带；西部文化遗产相当丰富，经济发展和文化话语权孰重孰轻？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层才会谈文化保护，才会意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我就反省，从五四运动时期到“非遗”保护，中国做的最多的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打倒孔家店。要废除旧文化，因为当时认为旧文化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障碍，旧观念是阻止我们前进的阻力。改变观念就是要丢掉旧东西，所以，我们去苗寨看到的情形是，他们所做的和百年以前完全不同，他们想和汉族做的一样，把以前文化丢的越干净越好。这是因为汉族的才会得到认可，比如高中毕业证需要是汉族的，否则打工都是最低级的。我们要和世界接轨，就去学英语，近百年来，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又了解多少呢。或许在坐的很多同学的古文水平还不如英文水平。
我们现在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像费先生所讲，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是不会认识到文化的。这种不平衡就造成了保护意识的缺失，我们称其为文化保护，在偏远地区，即使让他们搞文化保护，他们也会打着幌子搞经济建设。所以，学者和政府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自己所想，当你深入到实地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和实际相差太远的距离，我们不了解民众在想什么，所以只是一厢情愿。这是我考察的深刻体会。当地民众生活在那里，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我们只是在强加很多东西。这个考察对我认识中国的农民生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中国是农业大国，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就是解决农业的问题。
当时，我跟着榆林的一个秧歌队走了二十多天，跟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人类学是个很艰苦的工作。他们问我说，“方老师我们该怎么对你？” 我回答，“你不要怎么对我，就把我当做你们的队员，跟你们同吃吃住就行。”田野是很苦的很不容易做的，与他们同吃同住你才会了解他们，他们才会把心里话告诉你，你才会知道这个秧歌队的组成、他们为何参加等问题。通过他们我发现，只要农业结构没有解体，文化不用保护也会仍然存在，只要农业文明解体，任你如何保护也是没有办法的。保护这么好是因为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还存在。有一天，我开始懊悔为什么选择这里，因为大家男男女女都睡在一个大炕上，我就对我丈夫说了自己的担心，他告诉我说，你想想马林诺夫斯基，他跟原始土著一起，肯定比现在苦的多，你既然选了这个专业就必须这么做。这八年是很不容易的，却让我收获很多。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深入发展，这样的现象会不断减少，通过西部考察我看到了以上四个问题，使得西部的人文资源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此我们很有必要去做考察。萨林斯的话让我们又看到了做的必要性，他说：
“历史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套新的文化、实践和政治结构，人类学家应该借此机会使自己的学科焕发生机。”“文化在我们探寻如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现出来。”
看到他的这句话，我写了一篇名为《西部文化资源与西部民间文化的再生产》的文章，随着生活之流的流动，我们不可能让它不动，所以任何保护都不可能是静态的，它是一往无前往前发展的。所以，我看到的西部人文资源其实是西部新文化的一个建构过程。
文化的变化在精英阶层是快速的，但在民间阶层是缓慢的，有很多宋代的文化还保持到了民国，我考察景德镇的名窑就发现，民国时的很多习俗在宋代就已有记载，陕北地区更是保存着很多元代以前的文化，因为元代以后它就被边缘化了。现代社会，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一样，也在飞速地变化。全球化就是社会和文化的告诉运转，包括民间文化再生产的速度也是飞速的。下面是我文章中的一段话：
“在当今的西部，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许多珍贵的人文资源的流失，更重要的是其民间文化在各种力量的交锋中，向我们展示着一幅重新组合和重新建构的图景。 其中重要的几个关键部分：第一是西部的人文资源，其是西部民间文化再生产所需要加工的原料；第二是各种“权威”、“权力”的“力”的体现，这种“力”不仅是来自国家、国际、民间、市场，甚至来自学界，它们是西部民间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动力；第三是西部的民间艺术，西部当代的民间文化的终端形式往往是以民间艺术来表现的。在当代西部民间文化的再生产中，民间艺术的地位似乎越来越重要，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化都需要民间艺术来粉饰。而且，只要能成为民间艺术的民间文化就能保留下来，就能发扬光大。不仅是因为其是能成为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标志和符号，而且还因为是其能转化成文化商品，是现代文化产业的最终成果。”
其实，文化不仅是艺术，也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但后来我发现，包括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以艺术来分类，所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中心，一种文化重复被表演的时候它就已经死掉了，似乎那些少数民族就是成天唱歌跳舞似乎从不干活，其实民间艺人不再劳动而只是剪纸绣花，现实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传统文化已经消失，所以他们的文化被表演化。我们的一个学者在一篇报告中写道：传统的卢沟湖是一个母系氏族文化保护的很好的地方，处于农耕文明。现在他们负责接待游客、唱歌、划船等，接待领导和游客，他们成了表演者。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都是民间艺术家，那些跟生活有关系而跟艺术没有关系的东西很难保存，很多民间艺术保存下来，但许多民间器具却没有保存下来。人们对石匠、木匠关注很少，而对剪纸、雕刻大家关注的很多，以为它们跟生活没有关系却跟艺术有关系，那么，我们保护艺术是保护了它的形式，而背后的意义世界我们却保护不到。所以，民间美术变成了民间工艺品。
腰鼓的艺术性在农业社会没有收到大家的关注，它所有的艺术都是有用的，包括秧歌也是有用的，秧歌是为神而跳的，不是为人而跳的，是驱邪的募捐形式。他们之所以当秧歌队队员，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许了愿的，我曾问一个小姑娘问什么跳秧歌，她告诉我说，她爸爸被车子撞了，她妈妈就去求神保佑她爸爸康复，说如果你能让我的丈夫康复，我就让我的女儿给你跳三年秧歌。秧歌队的队长为何要跳秧歌呢？她的一个女儿在八岁时去世了，她就跟神祈祷不要再让她经历这样的苦难，你能保证我以后的孩子健康，我就为你跳秧歌。它跟它的一套信仰体系是紧密结合的，不是像我们现在为审美而跳秧歌。现在我们是为了人的娱乐而跳，不再为神而跳。它们的意义世界是不一样的，甚至我们没有了意义世界，所以，如果不加以考察，我们所保护下来的文化遗产可能就是一个形式，而不是内容。
这也是我们要做艺术人类学的理由，艺术人类学不是要考察艺术，而是艺术和文化所关联的部分，如果不关注艺术和文化的关系，而仅仅当做音乐、美术、舞蹈，那我们就太片面了，后人会产生对前人的很多误读，那我们就没有把中国文化的精髓给纪录下来。榆林地区的秧歌是为了娱乐的秧歌，而我跟踪调查二十多天的秧歌是为了信仰的秧歌。所有的民间仪式都变成了表演，所有的器具也都变成了工艺品，比如，刺绣以前是秀在衣服上，而现在只是工艺品。农村的老大娘们手艺可能都差不多，但有的人会能说会道一点，就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很多人就要向他定工艺品，其实也不是她做的，而是分包给其他人做，这也是一个变异过程。再如，原先小孩子穿的虎头鞋、虎头帽都成了商品，不再是自给自足。西方现在有后部落文化，我觉得也有后部落艺术，我们考察的民间文化应该叫后民间文化，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商品，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我家里收了一些潍坊风筝、陕西皮影，它们都已经是去乡土化了，不再是本乡本土的了。
然后，我讲一下课题完成后的一些理论与思考。在课题研究中逐步厘清的几个概念，在课题研究进行不久。国家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一工作对课题的研究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工作的推动下，课题首先对几个重要的概念进行了梳理，课题研究的对象是人文资源，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却和人们通常所说的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对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财、文化资产、文化资源等相关的概念都进行了逐一的研究。
我们看一下 “人文资源”的定义。在课题之初，我对“人文资源”不是很理解，在课题结束后我就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同时，对费先生的良苦用心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费孝通先生指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也就是说，人文资源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之的。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所谓资源是为一定的社会活动服务的，离开社会活动的目的，资源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也就没有了资源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仅仅只能称之为遗产，却不能称之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之为资源。”
人文资源是动态的文化遗产，它跟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就像一片森林，如果我们不用它，它就是一片森林，但当我们把它们砍掉做成房子、柜子之后，它就变成了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那些矿产跟我们没有联系时，它就是石头，当我们将其开采冶炼成铁铜铝等金属之时，它就变成了资源。文化遗产也是如此，我们不去利用它时，它是遗产；我们开发利用它时，它就是资源。这就是人文资源的概念，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研究中课题发现，最早每个国家关注到的都是物质层面的文物和建筑的保护，到后来才逐渐有所扩展，最早从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到对自然遗产保护的是欧洲国家。但最早从关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到关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则是日本、韩国、非洲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生活在美国的拉丁美洲裔和印第安后裔的有色人种等。这些非西方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在人类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性以后，对自己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反思及寻根以后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意味着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概念实际上是非西方国家反对西方文化独霸天下，寻求文化多样性发展的结果。这也是文化民主的结果，我去年到印尼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就仅仅发现一个法国人和加拿大人，基本上都是第三世界的参会者，伊拉克、伊朗、不丹等国家都有参与，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基本上是第三世界主导，即使有一两个欧美国家，他们却也还是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日本、韩国现在属于发达国家，但他们也有被西方文化侵略的过程，这些国家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个解构。
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出现，与以往文化遗产概念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前者更关注的是文化遗产中的文物价值，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概念。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更强调文化的意义价值，其中包括了宇宙知识、生活方式等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概念，用这样的概念去衡量文化遗产，不仅是放宽了标准，拓宽了保护对象的范围。也使得人们更难用“遗产”来加以表达，因为，如果用“遗产”，其实是在暗示祖辈遗留下来的东西，意味着与现实中民众生活方式的一定程度上的区别。但是，某些被统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东西，并非是“遗留物”，而是仍旧作为民众生活方式的、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民众一直都拥有的东西。而且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公约》的解释，它不但存在于民众的生活当中，而且还要随着新的时代得到传承、发展与创新。因此，它不应该是“遗产”，而应该是一种还活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遗产”是过去的东西，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时下仍旧被传承的动态的东西，将其称为遗产有点不太切实。有谁愿意当落后分子和边缘人，这就是一个矛盾之处。到了今天，遗产就有了活用价值，什么叫遗产呢？这里关涉到一个人类学的概念，人类创造文化有三个阶段，最早的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来创造文化，人类要生存必然要从自然中摄取资源。进入工业社会，人通过与人工制造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形成文化。但到了后工业社会以后，就出现了新的文化创造的方式，即在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化。
为什么传统文化不再是束缚现代化的绳索呢？这跟我们当代构建文化的方式有关，当代构建文化的方式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构文化，这样文化就具有了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现在的消费不光是消费物业，也消费文化、符号和知识，所以现在的社会又叫知识社会。文化成了一个新的经济的增长点，二十年前，莱斯比特写的 《大趋势》一书中就讲，今后的世界会有两大支柱，一大支柱是高科技，另一大支柱是感情，后者就是现在的文化产业。支撑美国经济的不是工业，而是高科技和文化产业，它所开发的对象就是文化资源。因此，在传统文化被当作一种资源不断地供给人们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的今天，我们认为，以往的“遗产”概念不能充分体现人们由于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而不断赋予“文化”的多重意义，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认真的解读。
在解读中，我们看到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是从单一化保护走向整体化保护，如：从单一关注文化遗产走向关注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从单一关注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关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到关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从关注单一的遗产保护到关注遗产的活用价值。
当时，我一直在想总报告书要用什么题目，最终选择了“从遗产到资源概念的形成”。而这种活用价值的强调，就是对其资源价值的强调。因此，“从遗产到资源”这一措辞是有它的时代意义的，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个新定义。在这样的定义中， “文化资源”更多地传递并强调了“文化”的资源意义和价值，为当今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意义的阐明做了一种铺垫。
通过这样的梳理，让我们进一步地由遗产与资源的关系中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活态的传承，就必须要融入当今社会，就要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除了费先生的“人文资源“概念，我们也对其他国家对此的概念加以梳理。
日本东京大学文化资源学专攻网站上文化资源的解释是，“文化资源是指为了解某一时代社会和文化所必要的贵重资料的总称，我们把它叫做文化资料体。文化资料体包括建筑物、都市景观或传统技艺、祭祀仪式等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将文化资料体活用并资源化后可以称为文化资源。”日本一向提倡将文化财，即文化遗产进行活用，让其成为重振地方文化和地方经济的的一种资源。其目的是将文化传统活态的保留在社区中，藉此，恢复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力，并在此基础上再造农村社区新生活，这就是将文化遗产从静态转化为活态的过程。日本讲究把遗产资源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部分，不仅仅是建立许多新建筑，而是要传统文化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
美国一开始就是将遗产和资源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其将我们定义的文化遗产，直接就确定为“遗产资源”（Heritage Resources），也称为“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是一个经常用来指一组范围广阔的考古遗址、历史建筑物、博物馆、历史海难和传统文化场所的通用术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再度对文化资源保护和再利用问题引起高度重视。文化资源保护分为地方政府主导(Government-oriented)、私有非盈利型(Private Non-profitable)和市场盈利型(Estate Market Profitable)三类。
欧洲和北美的“新博物馆”的理念开始兴起，“新博物馆”改革过去保守传统的经营方式，博物馆不再只局限于“物”的收集、维护与展示的角色；反之，则扩展至强调在国家、甚至在国际的网络中，博物馆与地方（places）环境与社区（community）发展之间关系的未来性。 新博物馆学的概念，基本上涵括了“生态博物馆”及“社区博物馆”的思考架构，是一种以社会文化进步、发展为指标、富有生机的新博物馆类型。而这样的理念，也就是将文化遗产进行活用，也就是不要让其成为静态的过去，而是让其活态的存在，参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际上也就是将文化遗产发展为文化资源。生态博物馆不再是传统概念中的博物馆，它是让传统的器具器物仍然活态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之中，而且是遗产的整体，里面既有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不断更新的文物。你会看到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产生，开放式的博物馆是教育人们的工具，也会成为振兴当地经济的一个工具。
以台湾为例也是如此，90年代台湾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单一政党执政受到严重的挑战，在本土势力全面抬头的情况下，文化政策与建设的方向也赋予新的思维，开始强调由下而上的政策形成。台湾的文化资产保存政策，一方面趋于经由社区民众的参与，而以形成地方民众的文化认同为出发点，来进行估计保存；另一方面，也考量到地方文化的保存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故提出将地方文化特色加以产业化的策略，使古迹通过活化的利用，成为地方文化产业的资源，创造经济诱因与地方生机。
综上可见，国外的文化遗产都变成了一种资源，它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也是振兴地方经济的重要资源，也是学者研究的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此之热，并不是我们多么热爱传统文化，其实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最重要的是要振兴地方经济，让它成为旅游业的一部分，当然还有民族自豪感。这一切与我们的生活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感兴趣，地方政府也不会如此重视。
我只讲一下我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所遇到的问题，总结一下我们的主要观点。第一，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在转化成一种人文资源。第二，人文资源正在成为各个国家争夺的对象，人文资源将成为一个国家文化与经济实力的象征。就像一个韩国人曾对我讲的那样，“中国的一把土能打败美国的高科技”。现在的发展是科技兴国，未来的发展可能是文化立国、文化兴国，中国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所以国家也提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第三、人文资源是人类文化的积累与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之的，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也就是费老所讲的，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种叫法，有时叫它“传统文化”，有时叫他“四旧”，有时又叫它“封建落后文化”。一个东西在不同的时代，我们会赋予它不同的意义，这就是理论角度不同，它呈现给我们不一样的图景。第四、从遗产到资源这一措词的转化是有它时代意义的，是对文化遗产如何在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个新定义。第五、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西部的文化重构和重组的现在进行时。保护开发和利用是现实存在的，理论是我们发现的，不是创造发明的。发明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你是脱离现实，发现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只是生活中的一种存在，所以，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它是生活中存在的，是我们通过田野总结出来的。
最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创新也是一种保护方式》， 我们总是把任何东西都隔离开来，但人类学把任何东西都看成一个整体，创新和传承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的。如果没有创新只是一味传承，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只是一个没有生机的标本。生活永远是新的和发展的，所以一个传统如果没有了传承，它就死掉了。所以，一种文化被表演就是很可悲的。所以，要想让文化活过来，就必须让它有创造力。
“从遗产到资源”的核心观点就是我们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还应该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将其变成新的文化的一部分，新的社会肌体的一部分，使其溶化在民族的血液中，不断循环和更新。也就是说创新也是一种保护，是一种更深刻的保护。保护一定要和创新联系在一起，将这两者割裂是一种片面，也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到现代的生活中才可以得以世世代代流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种子与基因长存于其中。
我到费孝通先生的家乡，江村已经是全世界人类学的窗口，当地的农民讲起费先生的理论比我们还会讲。费先生告诉我，他一生所做的事，就是“纪录农民生活，发现农民创造，寻找农民出路”。语言朴素而深刻，这三句话就很好地概括了我所做的课题，我们记录西部的生活，我们所有的理论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在生活中发现的，它是农民们创造的，他们始终在传承和保护着自己的文化。我们把农民的创造上升为理论，把它交给国家，然后国家才将其变为政策，这就是“农民的出路”。费先生的话向来非常朴素，这是一种好文风。但是，现在很多学者只局限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不愿意和大家分享，这也是中国人类学为何不能普及的原因。所以，人类学也要像民俗学一样更加朴实一点，不要一味建构一些大家都不懂的话语，很多人类学理论都是从西方翻译来的，费老给出的道路很重要，我们学习西方文化，但是用西方理论来反思自己的文化，西方理论只是武器，我们研究的是中国文化。费先生学习人类学不是为了建构一些生涩难懂的理论，而是用来解决问题。为什么大家不重视人类学？ 因为没有提出让老百姓认同的公共话语，如果人们觉得你的话语有用，你才会受到重视。然而，人类学往往阳春白雪似的高高在上。我希望艺术人类学是一个和他们不一样的平台，走费先生那样平实朴素的道路，比如我们做的这个课题，看上去没有多少理论，但是让我们明白很多朴实的道理，而且认识到和解决了很多问题，这点要比那些读不懂的术语重要的多，当然，理论也固然重要，因为术语决定着理论趋向，不同的趋向会导致我们不同的认识。所以，把学术话语变成公共话语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不能变为公共话语，就不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在西方，人类学是显学，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在中国人类学竟然没有参与。这是值得同仁们共同反思的一个问题。人类学的理论是很好用的工具，民俗学可以借用，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同时并进，现在的学科都是用跨学科的方法来做的，尤其是艺术人类学更是跨学科，包括人类学、艺术学、民俗学和考古学等等，它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跨学科平台，可以用多种方法和视角来解决问题。所以，用八年做这样一个课题，不光是完成了一项研究，也培养了一批人才。这样的研究能提高你看问题的认识水平，完善你研究问题的方法，加深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今天讲出来和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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