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注意到他对民间文学如民歌以及儿歌的保存、搜集整理所作出的贡献。【1】 大多数学者注意到周作人受到的西洋和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即西洋以泰勒( Edward B.Tylor) 、弗莱则( James G. Frazer) 、安特路郎(Andrew Lang)等为代表的民俗学,以及以柳田国男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民俗学, 【2】但却忽视了周作人受德国近代民俗学者、特别是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思想的影响。民歌即赫尔德所谓的Volkslied, 而美国青年学者Lee Haiyan近年发表的研究中国现代民歌运动的文章特意回顾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和民歌运动的联系,并把赫尔德看作是始作俑者,指出德国的民歌运动影响了日本和中国。【3】 这一观点十分重要,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注意到周作人笔下的赫尔德。首先深入探讨周作人与赫尔德之间思想联系的是旅美青年学者刘皓明先生。【4】 刘先生的研究非常敏锐地关注了赫尔德对周作人的思想影响,但仍有值得补充之处。所以本文除了在评论周作人著作中的赫尔德之外,亦试图从周作人作品中的一些德文词汇来看周作人通过日本近代学术熏陶所受到的德国学者赫尔德的影响。因此,本文一方面提供更多数据支持德国民歌运动在中国的影响的观点,另一方面将周作人与赫尔德思想的联系放在笔者十分关注的赫尔德对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影响这一更为宽广的背景下考察。
他对于民歌的兴趣显然和他早年去日本留学注意民俗学(德文Volkskunde,中文民俗学一称来自日文)有关。根据他的回忆, 1906年初去日本留学,读过日语学校之后,进入立教大学,学习希腊文,读过色诺芬的《远征记》,接触西方古典文化较早,后来翻译希腊文学成绩也不小。他还在日本开始学习文化人类学,并从文化人类学进入到民俗学。据周作人撰于1943 年7 月5 日的《我的杂学》:“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这又成为社会人类学,虽然本身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可是这方面的一点知识于读书人很是有益,我觉得也是颇有趣味的东西。”他还交待自己是“到东京的那年,买得该莱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安德路朗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15】事实上,他接触神话完全是偶然,乃是因为他刚到东京,在住所收到丸善书店寄给鲁迅的该莱(Gayley)编辑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这才对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感兴趣。随后在骏河台的中西屋书店买到安特路朗的书。【16】他在1926 年11 月1 日《发须爪序》中提到在东京买到所谓“银丛书”( The Silver Library)中的安度兰(Andrew Lang,即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 【17】随后在1928年所写的《荣光之手》一文中,他已经引用了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Andrew Lang, Custom and Myth)中所收论文《摩吕与曼陀罗》。【18】
周作人接受英国学者好立得(W. R. Halliday)的意见,主张应该注意民间故事和文学史的研究,【19】所以他对于民歌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十分重视。这可能和他注意到赫尔德的民声思想有关。他是最早注意赫尔德文学思想的中国学者之一。周作人早在1908年就提到赫尔德的写作之民声说,他在署名独应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一文中说:“英人珂尔陲普(Courthope)曰:‘文章之中可见国民之心意,犹史册之记民生也’。德人海勒兑尔(Herder)字之曰民声。吾国昔称诗言志。”【20】此处海勒兑尔即是赫尔德。珂尔陲普(William John Courthope,1842 - 1917 ) 为英国近代著名诗人及文学批评家,牛津大学毕业,后来执教于牛津,有著作多种,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六卷本《英国诗歌史》。周作人之所以把他和赫尔德列在一起,是因为赫尔德1778年完成编辑了六卷本《民歌》(后来改名为《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 ,他还早在1773年发表了《论莪相和古代民族的诗歌》。赫尔德的思想影响了格林兄弟,后者正是德国民俗学的奠基者,他们收集出版德国的传说和童话。应该说赫尔德的民声说其实影响到了周作人。
在赫尔德时代,由于他的倡导,德国近代民俗学和人类学开始萌芽,且两者关系十分密切。正如德国学者林克(Uli Linke)所指出,民族学、人类学和民俗学都是18世纪下半叶德国学者开始对他者感兴趣而逐渐创立的学科,而民俗学的出现在英国与德国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在英国,因为对印度的征服而开始关注他者,在德国则由于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关注自身和他者之区别,这使得民俗学在德国的兴起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分不开。林克还提到19 世纪德国学者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l, 1823 - 1897) ,认为德国浪漫派收集民歌的行为类似于博物学家收集植物标本以及蝴蝶收集者的行为,先收集,然后分类,再标本化,民俗学实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可以用来推行文化政治政策。这和浪漫派的初衷有不小的差距。德国浪漫派则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身份认同来从民俗学中找到德意志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21】 但是赫尔德本人并没有使用Volkskunde一词。根据鲁茨( Gerhard Lutz)的调查,Volkskunde一词在德文文献中的使用最早出现在1783年汉堡出版的周刊《旅行者》中, 【22】这本杂志主要介绍当时城市上层精英特别是诗人不了解的但又十分重要的乡村生活。总之,赫尔德的民声说实在是民俗学和人类学载近代德国的思想合集。所以周作人辗转从日本学习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其实已为赫尔德民声说在中国的先驱。事实上,在周作人看来,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学问的不同说法:“风俗研究本是民俗学的一部分,民俗学或称社会人类学,似更适当,日本西村真次著有《文化人类学》,也就是这种学问的别称。民俗学上研究礼俗,并不是罗列异闻,以为谈助,也还不是单在收录,它的目的是在贯通古今,明其变迁,比较内外,考其异同,而于其中发见礼俗之本意,使以前觉得荒唐古怪不可究诘的仪式传说现在都能明了,人类文化之发达与其遗留之迹也都可知道了。”【23】这种将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同的看法,反映了该学科在中国出现初期的模糊定义,但其中单以周作人而言,乃是受了赫尔德的思想影响。1920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周作人是主事者之一。1922年《歌谣周刊》创办,周作人是编辑之一,他在12月17日的发刊词中提到了“国民的心声”:“搜集歌谣的目的﹐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学术的﹐即民俗学的研究”;“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数据,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些学术的数据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24】 这里所谓国民的心声应该即是周作人前文所说的“德人海勒兑尔(Herder)字之曰民声”;即赫尔德所编Stimmen derVêlker一书。
同时,周作人很早就试图将文学和民俗研究联系起来。比如1921年8月16日他在《在希腊诸岛》的译后记中说:“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在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25】后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谈德国文学特别提到赫尔德对于诗歌的看法,并注意到赫尔德把民族和文学联系起来一起讲。他的由各种英文本的各国文学史杂凑而成的讲稿在1918年出版,题为《欧洲文学史》,其中第五章即是18 世纪德国之文学,其中这样讲到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 盖批评家而非文人,故别无创作。幼读Rousseau书,又受博言学者Hamann教,以为研究人类历史,当自元始状态始。故其论诗,亦以古代或原人之作为主。其说曰,诗者人类之母语。古者治圃之起,先于田功,绘画先于文字,故歌谣亦先于叙述。各国最古之作者,皆歌人也。且其诗歌,各具特色,不可模拟。盖缘言为心声,时代境地,既不相同,思想感情,自各殊异。古歌虽美,非今人所能作,但当挹其精英,自抒情思,作今代之诗,斯为善耳。Ossian 诗出, Herder著论称赏,谓可比Homeros。且曰,凡民族愈质野,则其歌亦愈自由,多生气,出于自然。Homeros与Ossian皆即兴成就,故为佳妙。歌人作而诗转衰,及人工起而天趣灭矣。Herder本此意,为诗选六卷,曰民声(Stimmen derVêlker in Liedern) ,分极北希腊拉丁族北欧日耳曼诸篇,以示诗歌标准。所尊重者为自然之声,感情锐敏,强烈而真挚者也。千七百七十年,Herder就医Strassburg,乃遇Goethe。其后新潮郁起, Goethe为之主,而动机即在此与Herder相识时也。”【26】其中有些观点值得留意,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在1919年即已经十分清楚地抓住了赫尔德的主要成绩和贡献以及赫尔德的思想资源。第一,周作人指出赫尔德不是文人,而是批评家,这使赫尔德和前文提到的珂尔陲普有些不同。珂尔陲普是诗人兼批评家,而赫尔德在周作人看来仅仅是批评家。的确,赫尔德似乎并没有令人称道而足以傲世的文学作品。第二,周作人已经指出赫尔德的历史观强调研究人类历史原始状态的重要;强调研究古代民歌的重要,主张凡民族愈质野,则其歌亦愈自由。第三,周作人注意到赫尔德受了鲁索和哈曼的影响,两人的作品是赫尔德的思想资源。第四,周作人还介绍了赫尔德编辑《诗选》六卷,题为《民声》,这个信息早已出现在他1908年的文章之中。第五,周作人注意到赫尔德在停留斯特拉斯堡期间影响了后来的大诗人歌德。周作人提到的赫尔德所编《民声》即Stimmen derVêlker in Liedern (1778- 1779) ,收集了各国各个时代的182首民歌。赫尔德收集和出版民歌的活动跟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分不开,他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对民歌的看法也推动了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说法。他的文学批评主张体现在《关于近期德国文学的断片》( Fragmente ue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 1767)与《批评的丛林》(Kritische Walder, 1769) 等书。【27】赫尔德对于诗歌的看法受鲁索影响,认为回到自然原始的质朴才是真正有艺术美的诗歌,原始的力量造就了优美的民歌,而诗应该被看作是历史和自然环境的产物。在文学批评的取向上,赫尔德用历史主义来挑战当时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主义。1783年他完成《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Vom Geist der Ebraischen Poesie) ,指出《圣经》中包含丰富的反映古代犹太人精神的诗歌。赫尔德对于德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他对民族精神的重视体现在将民间歌谣、民间艺术、民间诗歌等概念引入德国文学。【28】
周作人对于赫尔德的把握较为准确。唯独令人遗憾的是他提到奥西恩(Ossian)时没有指出这位所谓苏格兰吟游诗人的作品《芬格尔》( Fingal)是伪作,这些伪作居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启蒙运动中的许多文人。1760年苏格兰诗人麦克菲尔森( JamesMacpherson)出版了《苏格兰高地收集的诗歌断片》( Fragments of Ancient Poetry collected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一书,接着次年宣称他发现了奥西恩留下的史诗《芬格尔》,并在1765年出版了他翻译整理的《奥西恩著作集》(TheWorks ofOssian) 。【29】 这些作品的“发现”让不少欧洲文学家深感振奋,并影响德国的歌德。而“思想敏锐”的赫尔德闻讯后写了一篇《一封关于奥西恩和古代人歌谣的信札节选》(Auszug aus einem Briefwechsel über Ossian unddie Lieder alter Vêlker) 的文章称颂奥西恩的作品。【30】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麦克菲尔森的确收集了一些古代民歌,但自己做了很多加工,注入了不少他自己的想法。【31】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前面引用的两处文献提到赫尔德之外,周作人留下的著述中再未涉及赫尔德。而他有关18世纪欧洲文学史的知识并非来自对德文文献的直接阅读,可能来自英文著作,比如他在1934年4月撰作的《塞耳彭自然史》一文中提到英国戈斯( Edmund Gosse, 1849 - 1888 ) 著《十八世纪文学史》。【32】 这可能是他了解欧洲文学史的来源。这部书首次出版于1889 年, 内容是关于1660—1780年间的文学史。他还在《知堂回想录》其中的《翻译小说》下篇提到他曾得到札倍耳的德文《世界文学史》一书。【33】 这可能也是他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的参考书。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由歌德在1827 年首先提出, 随后广泛传播。【34】
而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提到的所谓必要连锁一说, 应该是指赫尔德使用的德文Zusammenhange一词。对这个词,巴纳德有精彩的讨论,他认为这个词反映了赫尔德相信存在历史内在因果力量,但赫尔德也认为历史的这种内在力量十分复杂,所以可能对于历史必要连锁的完全理解是难以实现的,这才需要了解之同情,同情为目的,了解为途径。巴纳德还指出赫尔德把内在性假设的支持建立在形而上学意义的所谓一种超越性的能量上,这种超越性的能量包括所谓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 First Cause)以及产生所有存在的核心。【64】 赫尔德描述这种所谓超越性能量的德文是Kraft一词,巴纳德把它也理解为Dasein的神圣源泉。这种关于历史起源和变迁的思想可能是所谓半玄学性质的历史哲学。赫尔德的史学思想有其内在矛盾的一面,他在讨论民族精神时从集体认同出发,强调民族、种族的文化共同性,而在讨论时代精神时则认同巴纳德所说主张时代精神由少数个人引领,但又不承认历史由少数天才创造。赫尔德并不是强调共性而否认个性的思想家,其实在他讨论民族精神时仍然强调的是个性,即民族的个性,特别是德意志民族的个性。换言之,民族精神思想的提出是针对民族个性;而时代精神的提出是针对个体个性。这仍然是他一贯以社会为有机体的思想。
注释：
1、参见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410—423页;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洪长泰:《到民间去, 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年;赵世瑜:《眼光向下的大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钟敬文:《钟敬文自选集———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胡万川:《反思与认同——— 1920—30年代中国与台湾民间文学运动的异同》,台湾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4年。这些著作多数都提到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接受西方与日本学术的影响,但未讨论赫尔德的影响。
2、如赵京华在《周作人与柳田国男》一文中梳理了周作人民俗思想中的两种外来渊源,并追溯了周作人在柳田民俗学说影响下,对于中国道教和民间宗教的研究。此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9期。
3、Hanyan Lee. Tears That Crumbled the GreatWall: The Archaeology of Feeling in the May Fourth Folklore Movement, The Journal ofAsian Studies, 64: 1, 2005, pp. 35 - 65.
4、LIU Hao-ming. From L ittle Savages to Hen Kai Pan: Zhou Zuoren’s (1885 - 1968) Romanticist Impulses Around 1920, Asia Major 3rd Series, 15: 1, 2002, pp. 109 - 160.
11、《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47—48页。
12、《儿童文学小论》,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51—54页。
13、《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761页。哈特阑的作品为Edwin Sidney Hartland. The Science of Fairy Tales: An Inquiry into FairyMythology, London: Walter Scott, 1891; 麦扣洛克的著作为John A. Macculloch. The Childhood of Fiction: A Study of Folk Tales and Primitive Thought, London, 1905; Macleod Yearsley的作品为The Folklore of Fair-tale, London: Watts & Co, 1924。
14、《永日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70页。周作人将格林写成格列姆,但提供了原文Grimm,现通译作格林。参见《儿童文学小论》,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51—54页。
15、参见《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10—14页。总而言之,周作人是在东京接触到文化人类学。他自己的回忆还见于《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760—764页。
16、《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231页。
17、《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36页。按,银丛书的这本《习俗与神话》出版于1904年,周作人1906年即在东京买到此书,可见当时日本接受西方学术作品之迅速。1907年他在日本即开始翻译英国哈葛德安度兰二人合著的小说《世界欲》,后改名《红星佚史》在上海出版。参见《夜读抄》,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14页。
18、《永日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19页。此文中安特路朗作安特路阑。
19、1930年10月14日《重刊霓裳续谱序》,《看云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98页。
20、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年,第37页。
21、Uli Linke. Folklore, Anthropology and the Government of Social L if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 1,1990, pp. 117 - 148.
22、Gerhard Lutz. Die Entstehung der Ethnologie und das spatere Nebeneinander der F¾cher Volkskunde und Volkerkunde in Deutschland, in H. Nixdorff and T. Hauschild eds. , Europaische Ethnologie, Berlin: Dietrich Reimerverlag, 1982, pp. 29 -46, esp. 34 - 37.
23、《鸦片祭社考》,见《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230页。
24、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第478页。有学者怀疑该文不是周作人所作,而是常惠的手笔,见施爱东:《〈歌谣〉周刊发刊词作者辨》,《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第91—97页。其实,从使用所谓国民的心声一语和周作人曾说赫尔德有所谓民声说来看,这篇作品应该是出自周作人之手。
25、《永日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44页。关于希腊的民俗,周作人在《花束序》中还提到了洛孙( J. C. Lawson)的《希腊现代民族与古宗教》,参见《永日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69页。
26、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171页。
27、贺麟等人引用《批评的丛林》,认为赫尔德对于现象的认识影响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年,译者导言(二)《现象学的来源和意义》。
28、Nicolas Saul. Philosophy and German Literature, 1700 - 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6 - 47.
29、新的整理版见Howard Gaskilled. The Poems of Ossian and Related Work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iona Staffor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6。
30、收入Von deutscherArt und Kunst. einige fliegende Blatter, 1773; 整理本见Hans Dietrich Irmscher, Hrg. , Herder Goethe FrisiMêser: 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 Einige fliegende Blatter ( Stuttgart: Reclam, 1977) 。
31、当代有关研究见Derick S. Thomson. The Gaelic Sources ofMacpherson’s“Ossian”,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52;Howard Gaskill, ed. , Ossian Revisite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 Press, 1991; Peter T. Murphy, Poetry asAn Occupation and An Art in Britain 1760 - 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3, chap. 1; Gauti Kristmannsson. Ossian: A Case of Celtic Tribalism orA Translation withoutAn Original? Transfer, 1997, pp. 449 - 462。
32、《夜读抄》,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99页。
33、《知堂回想录》上,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246页。
34、有关世界文学思想的传播史,参见John Pizer. The Idea ofWorld L iterature: 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 Bar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2、当代已经有学者专门著书探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讨论,如孙隆基,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Armonk: M. E. Sharpe, 2002, p. 148,讨论梁启超受欧洲思想的影响。
43、何炳松:《通史新义》,见《民国丛书》(影印本)第3编第61册,上海:上海书店, 1992年,第221页。
44、Frederick M. Barnard. Self-Determina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Rousseau and Herd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p. 224.
45、Nicolas Saul. Philosophy and German L iterature, 1700 - 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6.
46、Isaiah Berlin. Herder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Vico, Hamann, He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68 - 242; 柏林论反启蒙见JosephMali and RobertWokler eds. Isaiah Berlin’s Counter-Enlightenment,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3: 3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2003。关于赫尔德思想中的多元主义倾向,还可参见近年的政治思想研究: SankarMuthu. Enlightenment againts Empir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 ter 6; 哈曼和赫尔德对语言的研究见Andrew Bowie. The Discovery of Language: Haman and Herder, in Introduction to 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Haberma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3, pp.41-57。
47、David M. Jones. The Image of China inWester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 70 - 75.
48、Frederick M. Barnard. Herder on Nationality, Humanity and History, Montreal and London: McGill - Queen ’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 - 21. 赫尔德很重视律法,认为摩西不仅是犹太民族而且是全世界最早的立法者之一。
49、Frederick M. Barnard, J. G. Herder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17-169.
50、Frederick M. Barnard. Herder on Nationality, Humanity, and History, pp.5-6.
51、Lung-kee Sun.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2002, p. 52.
52、参见德国爱尔兰根大学《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语料库》(WSC databases,见http://www.wsc.uni-erlangen.de) 。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香港:中华书局, 1983年,第128页)说:“我想真正的革命家,应该了解那地方的民族精神才好。”但编者不能确定此信确切年代,推测是1921年。虽然无法知道此信确切年代,但其年代在何炳松著作发表之前应无问题。
54、郑匡民把梁启超这种思想归结为福泽谕吉的影响,见氏著《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年,第55—82页。有关梁启超与日本近代学术的关联,参见狭間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 みすず書房, 1999年。
55、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121—122; Lydia H.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 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7-49.
56、雨尘子:《经济竞争论》,见《新学大丛书》,上海:积山乔记书局, 1903年。此词的信息和民族心理学的德文信息均来自《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语料库》。
57、周作人:《谈虎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346—347页。
58、伍国在《灵魂与国民性和鲁迅的关系再考》检讨了国民性思想的欧洲起源,认为这种思想与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作者并注意到鲁迅已经接触到法国学者勒庞的《民族进化的心理》一书并受到欧洲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参见丸尾常喜著:《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其实,周作人也是很熟悉勒庞此书的。他称勒庞为吕滂,此书书名作《民族发展之心理》,见其作于1929年5月13日《伟大的捕风》一文,收入《知堂文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18页。《北河沿通信》一文则称此书为《群众心理》,见《知堂文集》,第37页。
59、这篇文章改名为《从中国文化史上所见的中国民族性》,见陈高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年,第107—119页。
60、Kosaku Yoshino.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A Sociological Enqui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 pp.54-59. 吉野的讨论引用了Aira Kemilainen的观点,见Nationalism: Problems Concerning theWorld, 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Jyvaskyla: Kustantajat Publishers, 1964). 另一本讨论日本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论文集也涉及了一些日本人论思想的讨论,见SandraWilson ed.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Jap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1-162。
61、参见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20—32页。
62、姜蕴刚:《历史艺术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4年,第3页。本书初版原为华西大学文学院《学术丛刊》第三种,发行于1941年5月。
63、Frederick M. Barnard：Herder on Nationality, Humanity and History.
64、J. G.Herder. Sammtliche Werke,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877 - 1913, XV I, pp. 547 - 551; 巴纳德的讨论见FrederickM. Barnard. Herder on Nationality, Humanity and History, pp. 112 - 113。
65、CHAO Wei-pang. Modern Chinese Folklore Investigations, [Asian ] Folklore Studies 1, 1942, pp. 55 - 76; 2, 1943, pp. 79- 88; Yen Chun-chiang. Folklore Research in Communist China, Asian Folklore Studies 26, 1967, pp. 1 - 62; Sandra Eminov. Folklore and Nationalism inModern China,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12: 2 - 3, 1975, pp. 257 - 277; 又载Felix J.Oinas, ed,Folklore,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Columbus: Slavic Publishers, 1978, pp. 163 - 183。日本也有类似的例子: RichardM. Dorson. National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olktales,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12: 2 - 3, 1975, pp. 241- 256。
66、《知堂回想录》上册六七《日本的衣食住上》,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210页。
67、《知堂回想录》上册七〇《结论》,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