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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刘怀玉】不平衡发展的“现在”历史空间辩证法 [打印本页]

作者: 马衣努 时间: 2012-4-7 02:16 标题: 【刘怀玉】不平衡发展的“现在”历史空间辩证法

　

　不平衡发展的“现在”历史空间辩证法

　　作者：刘怀玉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历史唯物主义如何面对全球化、城市化与区域化这些重大而现实的空间化问题?这是一个突出的当代理论课题。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具有空间化理论视野，那么这也并非是“现成可用”的，而是需要经过一番深刻而曲折的思想史的回顾与重构才是可能的，即有一段很长的理论之路要走。其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性支配的历史批判分析是方法论基础，这种总体性统治所内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则是核心问题之所在，而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物化批判理论到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不平衡发展辩证法，再到以哈维等为代表的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的地理不平衡发展理论范式，集中体现了这种空间化转向的复杂形成过程。

　　一、引语: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旅行”与“越界”

　　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曾以一种“地理学的想象力”[1](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写道:一部重要的思想文化传播与发展史就是一部理论的旅行(travelling theory)与越界(transgressive theory)的历史。所谓理论旅行就是“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与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外一种情境、从此时到彼时旅行。文化与思想生活经常由此观念流通中得到养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维系”[2]138。赛义德曾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关于“物化与无产阶级的意识”思想的曲折流传历史为例，说明理论在不同接受语境下的迥异命运。在他看来，一种理论在旅行过程中的巨大成功必然伴随着一种简化与新的教条化危险。通过对卢卡奇物化理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阶级意识理论的旅行以及卢卡奇的理论被哥德曼和威廉斯接受与修正的具体情景的讨论，赛义德指出，首先，任何理论都无法包揽、封闭、预言它可能在其中有所用处的情境;其次，理论永远不可能是完成的，正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想象永远不会被抽象理论所能穷尽一样[2]153。更为严重的是，一种理论一旦脱离其原初的生成土壤，其批判性与原创性威力便可能被“降格”与被“减弱”，继而被一种相对温顺的学术研究所替代:哥德曼《隐蔽的上帝》这篇博士论文把卢卡奇激进的无产阶级主体意识辩证法，改造成巴黎学术界可以接受的帕斯卡尔式的中产阶级悲剧意识文学批评，便是其中一例。

　　如果说著名的“理论旅行”之隐喻有些悲观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理论的越界”之想象则是重新鼓起了理想的风帆:“理论的汽车是可以在不同的地域奔驰的!”[3] 时隔12年之后在《理论旅行的再思考》一文中，赛义德又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理论在新的政治与社会情境中可以被重新解释，因而重新获得活力。这就是他说的理论“越界”现象。比如:“当阿多诺用卢卡奇来理解勋伯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时，或者当法侬用明显是欧洲主客体辩证法的语言戏剧化地论述殖民地的斗争时，我们不只是认为他们仅仅是紧随着卢卡奇之后，在一种姗姗来迟的次等水平上来运用他的思想，而是认为他们把卢卡奇从一个领域推行到了另一个领域或地区。这一运动表明，在不同的区域、地点和情境对某种理解进行积极的运用并‘激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不会轻易沾染上普世主义或者过于普遍的总体化倾向…… 在此仅仅讲借鉴与改编是不够的。”[4]

　　本文不是专门讨论赛义德的思想的，而是想借用他的这个著名的隐喻说明:作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在其身后的一百多年的理论旅行中，既出现过巨大的成功影响与瞩目的思想繁荣景象，也遭遇过由过度与精密解释所导致的越来越远离原初语境与现实世界而使批判能力“退化”的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思想关系，此外，尤其重要的是实现萨义德所说“理论的越界”。在这方面，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区域化、全球化问题的西方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转向，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二、资本统治逻辑批判及其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历史辩证法，就在于它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方式理论，而且具有“现在”历史性意义上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资本逻辑批判是当代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核心课题。资本逻辑的核心问题是不平衡发展趋势与结构。不平衡发展不仅是一种历史辩证法，而且是一种空间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的最经典理论来源之一是不平衡发展辩证法。

　　在完成第二个伟大发现之前，马克思已经实现了他的社会历史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换，即从对一般历史的物质生产逻辑建构到对现代性社会的资本逻辑统治本质之历史批判。前者是一种同质性理论假设——即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基础、前提与最终动力机制;后者则是一种科学而具体的历史确认——即认为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形态，无非是人类历史暂时出现的一幕盲目必然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象。这个观点最早表述于他“走向经济必然王国”之“入口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那里，他明确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与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的创造的因素占优势。……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5]24-25马克思在以后的著作中，尤其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作出辩证历史揭示的《资本论》中深入具体地描述了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诸如:他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特别是对剩余价值的从属、必要劳动时间与日常生活时间对于剩余劳动时间的从属、活劳动即具体劳动对抽象劳动物化劳动的从属、人们日常消费活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从属、甚至于人口生产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从属等等。

　　如何理解马克思以上论述所具有的超出专业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普遍方法论意义与实质?这恐怕是这部《导言》自20世纪初(1903年)发表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始终争论不休的话题。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涉及对马克思历史观、辩证法的实质争论，涉及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即如何利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如何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等等(列宁与毛泽东的辩证法著作是这方面的创造性典范，限于篇幅，这条重要历史线索的研究从略)。

　　本文认为，马克思以上观点的意义在于历史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特殊的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本质。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因为“真正困难而重要之点”在于如何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发展”，他还提醒自己这是“应该经常提到而不该忘记的”要点之一[5]27-28。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的具有明显的“片面的深刻性”特点的误读成就，为我们进入该理解视野提供了重要的向导。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的哲学意义的阐述具有明显的两个线索与倾向:一是由青年卢卡奇所开创的、在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理论框架中发展起来的物化统治批判传统;二是由阿尔都塞所发起的、在结构主义语境中所演绎出的“结构因果论”或者“多元决定论”的解释传统。需要预先说明的是，无论是对物化统治的总体性辩证法解释倾向还是结构主义辩证法解释立场，它们共同具有一个有价值的启发性观点，就是认为马克思的以上方法论是反对经济决定论即反对把经济看成是离开社会历史具体条件的永恒的抽象的决定力量，而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西方近现代所出现的一切主要的社会发展理论模式有一个根本不同点，那就是认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不平衡的发展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有机平衡体。

　　三、物化统治批判、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与不平衡发展问题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都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辩证法的革命意义，与其说在于它发现了经济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永恒的、本质的和最终的决定意义，倒不如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总体性、主导性的影响与意义。卢卡奇第一个深刻地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的本质。”[6]78“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6]77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发现，“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6]144也就是说，这是“作为人们社会物质代谢的许多形式之一的商品和作为社会构造的普遍形式的商品之间的质的区别。”[6]145资本主义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明细与量化最精确的一种，它实现了对全部社会生活时间与空间的彻底商品化管理，这表现在:时间丧失了它可变的、定性的与流动的性质，凝固成一个界线十分明确的量化连续体，里面装满了可以量化的物;工人的工作被物化了，机械地客体化了，与完整而丰满的人的个性完全分离了。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抽象空间。在此环境下，时间被转换成抽象的、可以确切度量的物化空间，工人主体则被精密的技术分工肢解成客观的碎片。用20世纪60年代法国情境主义国际代表人物居依•德波的话来说，资本主义按照自己模样与需要为自己生产出一种空间，一种统治自己领土的技术。资本主义不仅用时间消灭了空间，更重要的是使“空间的‘和平共处’”(黑格尔语)获得了对“时间进展中永无休止的生成”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尽管现代性时间让原来一切自然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抽象空间却让这种流动而生成的时间重新固定化为空间。形而上学在这里重新获得了胜利[7]。

　　如果说卢卡奇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人物(霍克海姆与阿多诺)的物化批判理论只是侧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并且只是把物化理解为一种主客体颠倒现象，即抽象物化关系对主体生存的支配性或者将其看成是一种消极的统治空间，那么，法兰克福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从更加宽泛的视野看到，物化统治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结构上的严重不平衡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和熊彼得都以自己的方式所建议的那样，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在世界史上，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把自行调节的经济增长机制加以制度化的生产方式。”[8]这种资本的增长逻辑导致了技术工具理性的泛滥与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理性的萎缩，也就是说，正像欧洲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曾经导致全世界的广泛殖民化与殖民地一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王国的无限膨胀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内部也导致了“殖民化”，即对诸如日常生活秩序、传统道德、政治生活、文化领域、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等领域的侵害[9]。

　　应当说，物化批判理论已经道出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包含着空间批判维度与不平衡发展的辩证法思想，但系统而自觉地将不平衡发展的辩证法作为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问题来看待的第一人则是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在深入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资本论》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现实的异质性的矛盾的多元决定论，而后者则是先验的形而上学的同质性的一元论还原论，前者是不平衡的发展论、主导结构论的整体观，后者则是一致论、和谐论、统一论的总体观。黑格尔把社会当做一个总体来思考，马克思则认为社会是一个有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具体表现在:“黑格尔的总体是一种简单统一体和简单本原的异化发展，这一发展本身又是观念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简单本原现象和自我表现。”[10]175-177“在黑格尔那里，任何一个特定的矛盾都不是主导的矛盾。这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整体具有‘精神’的统一性……黑格尔总体的统一性不在于它的复杂性，因而也不在于它的复杂结构;因此，在黑格尔的总体中，没有主导结构。”[10]177而对于马克思的整体观念来说，整体结构，以及各个基本矛盾的“差异”和主导结构，是整体的存在本身。“由此可见，不平衡性是社会形态的内在性，因为复杂整体主导结构的不变性本身是构成主导结构的各种矛盾的具体可变性的条件，也就是各种矛盾的转移、压缩、交替……的条件。…… 不平衡发展(也就是人们在复杂整体发展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的这些转移和压缩的现象)不在矛盾之外，它构成了矛盾的最深刻的内在本质。……这里的不平衡性具有它们所确指的内在本质:多元决定。”[10]184-185

　　毫无疑问，阿尔都塞的结构不平衡发展辩证法是独到而深刻的，但他的结构主义方法非历史地非批判地把资本主义物化统治的颠倒性支配作用视为永恒的常态结构。所以，他为反对机械决定论而非历史主义地提出的多元决定论倾向，当即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施米特在《历史与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中便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既不是无历史的结构，也不是无结构的历史，而是具有历史与结构双重特性的历史辩证法。阿尔都塞反对第二国际式的经济决定论与社会进化论是有合理之处的，但他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作用，没有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资本主义所由以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衡的发展结构，特别是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所决定的当下的实际状况来理解经济在整个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四、当代西方左派社会理论视野中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马克思的总体性历史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作用及其不平衡发展思想，也对当代西方的左派社会理论与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以抽象的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衡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那么当代西方的左派社会理论与历史理论则具体地描绘出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化结构特征及其现实表现。

　　例如，当代英国社会学巨擘安东尼•吉登斯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启发下，在综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形态本质区别的思想的基础上，在吸收当代西方众多社会理论流派的成败得失(特别是诸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主流学派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影响的社会时空构成论。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劳动二重性、价值二重性理论、资本构成理论中，特别是抽象劳动时间理论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与提炼，也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制度与日常生活秩序发展不平衡现象进行了重新审察与批判。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全球性即世界历史性的现代性过程，首先是一个市场经济制度的膨胀与扩展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时间—空间——即商品化的“时间”与工场化、城市化的“空间”——对自然的时间—空间的统治过程，也就是制度化的“时间—空间”对于日常生活时间与空间的支配与控制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引起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的商品化。于是，“一种普遍性的、抽象的、可量化的表现的时间，终于获得了对所有那些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有的、被异质性地组织起来的时间过程的支配地位。”“时间的量化，作为一种脱离开任何其他内容的抽象维度，是劳动与生产双重商品化过程的核心。”[11]134“时间的商品化，及其与进一步的空间商品化过程的分化，构成了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所带来的日常社会生活最深刻转变的关键因素。”[11]131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本质体现在:首先是时空分离。“跨越广阔的时间与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体系的状况”，也就是时间与空间摆脱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中那种局限于日常生活与自然地理限制的具体化、区域化的特征与内涵变成跨越区域与自然界限的即抽象化的全球化的一种独立存在与观念。伴随着时间—空间的虚空化过程，现代性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抽离化，“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它们结合起来等于抽象系统)所组成。抽离化机制使互动脱离了场所的特殊性”。这个过程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和谐整体依据自身功能要求所进行的假设性进步性的分化过程，而是一个不平衡的裂变过程。这种制度化的抽离化过程就是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确切地说，这种将具体时空内涵“挖空”就是抽离化的内涵，它导致了制度化的和抽象化的时空的无限膨胀而使具体化的、区域性的、日常化的时空的意义与内涵的贫困与存在范围的萎缩[12]。

　　如果说吉登斯是从现代社会结构生成角度透视了现代性的不平衡特征，那么布罗代尔则从开阔的世界历史视野鸟瞰了资本主义的宏观等级制地貌。作为当代法国史学泰斗、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深入研究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崛起并逐步统治整个世界的长时段历史的基础上，发现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是一个不平衡的等级结构式的体系。这一观点首先是受到美国的华伦斯坦(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即所谓“中心—半边陲—边陲”理论模式的启发与影响，另外也深受马克思历史观的影响。这一点他本人是公开承认的:“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13]202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提出:从这种长时段的过程来看，也就是从15—18世纪的四百年的历史来看，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世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层次等级关系结构，而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是一个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第一个层次是人们最基本的日常物质生活领域即物质文明领域，这是一个范围狭窄、但存在历史最为悠久的、至今仍然最为广泛影响人们生活的非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生活领域;第二个层次是超出了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范围的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领域，这是一个开放的活跃的自由的活动空间(世界)，但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第三个层次才是由少数商人与资本家所控制与垄断的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布罗代尔的一个引人瞩目的论点就是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平等竞争的经济生活，而资本主义天生就是一个排他的、不平衡、不平等的垄断性质的经济形态，它的最高发展形态或者说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征服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跨国性的“经济世界”，即由一个中心和许多个边陲所构成的不平等的体系结构。一句话，正像华伦斯坦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世界不平衡发展的产物，它必须在国际经济的配合下才能发展。地域的广阔无限，条件的优劣不一，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如果在狭小的地域内，资本主义就不会如此茂盛地生长。如果没有别人为它充当奴仆，它也许会寸步难行。” [13]107(待续)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想象与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转向

　　如果说以上所列举的西方学派与思潮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视野中进行一次次的“理论旅行”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之后所出现的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则是一次根本的“越界”。这里的“越界”有两层意义，一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过度解释为一种地理历史唯物主义，二是从空间的生产而不是物的生产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原因与特征。促成这种理论转向的第一人是法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斐伏尔，他首次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历经危机而幸存下来，就在于它本质上不再是一种空间中的物的生产，而是一种空间本身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抽象空间，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同质化、碎片化特征，是一种不平衡发展的空间。“正像列宁主义早已经预见到了，它的不平衡发展的原则正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显示出它的威力:某些国家仍然处于空间中的物的(商品的)生产的早期阶段，而只有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国家在由技术与知识所开辟的广阔空间中最大限度地获得自身利益”[14]65。“增长和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远远没有过时，而正在变得具有世界性的应用价值。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正在主宰着世界市场的全球化”[14]335。但真正推动这种空间化视野中的不平衡发展研究的是戴维•哈维及其弟子尼尔•史密斯，而对这种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的空间化地理学转向作出最为自觉而系统描述与总结的，则是美国的后现代地理学家、加州大学教授爱德华•索亚。按照一种公认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激进的社会思想倾向，其阵地与象征是1969年创刊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的杂志《对立面:激进的地理学杂志》(Antipode: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开端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与人的新陈代谢交换过程的自然生产概念的创造性激活，而理论创新更集中于对空间生产问题的思考上。其基本观点是:资本的发展逻辑以一种空间影响方式而存在。“具体内容是:理论的发展是从分析资本积累的历史动力的矛盾，到在空间中证明这些矛盾，然后再重复这个过程，空间影响成为在不均衡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观点的主要内容是，区域内部危机的增长通过空间的外部运动表现出来的;地域间的社会关系经理论化，成为更普遍的、符合内外辩证法的空间组成因素”。对这一观点有两种解释，一个是由哈维及其学生查特杰、华尔克与尼尔•斯密斯及其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所作出的，他们的研究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转移与不平衡发展理论。另外一个是以列斐伏尔及其学生索亚等人为代表的，提出了复杂的空间生产理论及社会—空间辩证法[15]112。

　　索亚自从20世纪60年代便致力于激进的政治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其主要著作有关于非洲地理研究的、关于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关于洛杉矶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研究的，包括《肯尼亚的现代化地理学》 (1968)、《空间的政治组织》(1971)、《现代化的地理学:一种激进的重估》(1979)、《在地理的唯物主义与空间拜物教之间:对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的发展的某些观察》(1979)、《后现代地理学》(1988)、《第三空间》(2000)、《后大都市》(1996)等。此处只介绍《后现代地理学》一书的思想。

　　索亚的基本贡献是反思与综合1970年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城市地理学(哈维)、区域研究、世界体系论(沃伦斯坦)与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曼德尔)中所包含的空间问题框架，将空间问题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与发展的根本，并认为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危机必须实现空间化转向。

　　在索亚看来，实际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并不是预先规定好的、同质化的历史目的与历史必然性自我展开与实现的过程，而是对具体的时间与地理的重构过程。于是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可读作:“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与地理，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生产的历史地理的条件下创造了历史与地理”[16]196。但我们关心的不是表面上的地理，而是隐藏于其后的资本主义对地理的空间性政治控制与利用。而“对隐藏于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发展背后的各种更一般的更多层的过程进行概念化并在经验上加以检视”，这需要一种后现代的地理学想象才行[16]175。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空间性、资本主义自成一体的空间母体和拓扑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不平衡发展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一种外部反映，即社会阶级斗争的一面虚幻的镜子[16]248。索亚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的融合始于19世纪末。其思想开端正是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研究。列宁、卢森堡、布哈林、托洛茨基和鲍威尔等人的著述“给对地理学以及历史学方面的不平衡发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但仍然被顽固而狭隘的经济决定论与历史决定论所束缚[16]51。“凭借着布哈林、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及其他一些人的贡献，关于帝国主义及相关的不平衡诸过程的各种概念的理论，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分析的主要语境。”[16]131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地理学融合所导致的一项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已经引发了‘各种地理景观永无休止的形成和革新’”[16]241。而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和哈维的时空压缩与弹性生产理论，是形成后现代地理景观 (geographical landscape)理论的重要里程碑。

　　索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空间化转向的第一个决定性人物是曼德尔。他发现:“关键一点是，资本主义……在内在地建基于区域或空间的各种不均等，这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一个必要手段。资本主义存在本身就是以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的支撑性存在和极其重要的工具性为先决条件的。”[16]162整个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生产能力的等级性结构，而这种等级结构的不平衡发展是由对超额利润的追求所造成的。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标志是区域不平衡发展(它始终是超额利润的生成与榨取的重要基础)转变为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的经济世界体系与格局，导致新的流动性的国际分工与产业重组。

　　索亚还认为，从哈维的《资本之诸种局限》 (1982)一书开始，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广深的发展。哈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终于发现，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人造的自然环境不断建立与转换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历史、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危机与重建的历史，积累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均表现为一种地方性的地理景观的历史地理学。哈维模仿马克思的语言说，资本主义始终不渝地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一种社会和物质景观，但由于其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到头来只是毫无疑问在日后某一时刻必须亲手毁灭掉这个景观。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就是一曲无休止的地理景观舞蹈。由此新角度看，1980年以来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地理景观:金融资本不受地域限制的更加全球化流动化。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首次发生于一系列的边缘性国家和区域，而许多核心国家已经历了广泛的区域性工业衰退。工业与资本的加速的地理流动性引起了各国政府之间的投资的地域性竞争。各国内区域的劳动分工正相应地发生着剧变。随之导致高工资—高技术工人与低工资—低技术工人之间的愈益明显的职业两极化，这加剧了劳工内部的竞争与矛盾。而职业、种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其他与就业相关的可变因素，正在制造愈益严重的区隔现象[16]280-283。

　　六、戴维•哈维:资本的种种局限与地理的不平衡发展

　　如果说列斐伏尔的重要性在于，因为提出并回答“资本主义为什么幸存”这个重大问题而发明了空间的生产方式理论，那么，戴维•哈维的贡献则在于为了进一步回答这个难题而提出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理论。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哈维把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作为自己关键性理论资源之一。在哈维看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地理扩张和领域统治在全部资本主义的稳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马克思并没有回答。而哈维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旨在解释两个对立的问题:一方面，为什么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之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什么它在20世纪会时常陷入全球性危机?这两个问题正是困扰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 [17]

　　事实上，哈维并没有正面与直接讨论不平衡发展理论，而是将其纳入自己的两个基本问题之中，一是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所必然导致的一种地理景观，二是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由于过度积累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解决途径。理解哈维关于资本积累与地理不平衡发展问题有三个关键的概念，一是资本主义弹性积累的基本特征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二是作为“时空压缩”概念的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理论，三是对“空间修复”作更深入说明的“资本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因素”(capital’s moment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理论。

　　哈维关于资本积累与地理不平衡发展理论用力最多的、也是最早的著作之一，是他写于1982年的《资本的诸种局限》一书。该书围绕着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理论分为三个部分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论》[15]114。其中，第一部分讨论过度积累的危机之成因。第二部分考察了在金融资本中生产危机的形式表现。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部分，从地理学角度整合了并集中讨论了不平衡发展问题。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将不平衡地理发展作为解决过度积累危机的一种空间阀门和常态化机制。但是，正像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任何改良性的调整措施都会在新的基础上积累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样，它在释放过度积累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过度积累或为资本积累自身制造了进一步的障碍，从而在更大空间和时间规模上积累着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矛盾后果和界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历时性的或长波性的:某一历史时期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对下一阶段的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危机;二是共时性的或短波性的:在某一时段之内，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共时性不利后果。哈维在该书结尾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是否能宣布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并且需要一种更合理的更健全的生产方式呢[18]445?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发展是资本积累的外在条件，也是资本主义转移其内部社会危机的一个历史性后果。列宁与卢森堡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积累与发展不平衡理论即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必然导致发展的过程、结构与政治经济地理布局上的不平衡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卢森堡，她明确指出:不平衡性的空间结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而不是结果。资本主义历史地生育并发达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中。资本积累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即资本对自然经济的斗争，资本对商品经济的斗争，资本在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存的积累条件而斗争[19]。哈维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平原上，在那里到处都有取之不尽的原料、有相同的劳动力供应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充足而便利的交通设施，所以自然资源环境、特别是历史条件的差异性与空间的多样性是导致地理不平衡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18]415。但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需要又不断地再生产出了新的地理不平衡的景观。帝国主义是由于资本积累动态扩张所带来的地理必然性，帝国主义的具体经济形式是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是一个需要经验地、历史地进行分析的事物。换言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到和谐的均衡的空间配置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则看到了矛盾与危机所导致了动态变化的地理景观。资本积累的深刻矛盾在于:由于资本主义依赖于不可移动的固定资本而不是流动的可变资本，因此对于资本而言，它不得不在以下两个方面寻求协调的道路:保持过去对建设环境的投资价值如城市面貌;破坏这些投资设施，以便为资本积累创造新的空间。

　　但哈维的精到之处在于，他认为不平衡发展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积累与扩张的自然与历史先决条件，倒不如说资本主义为自己创造出的生产空间的内在必然性。正像马克思所说，资本流通与循环的本质表现是“用时间来消灭空间”;哈维认为，资本有一个天生的本事，即它能够打破资本循环中的一切空间障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出于发展自身的需要，将一切地理空间限制都看做是应当被消灭的界限。哈维根据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将其进一步概括为，资本朝着时间加速与地理空间扩张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他称之为“时空的压缩”。

　　哈维的理论精辟之处还在于:他认为，资本持续快速流动或时空压缩动力是以空间的生产与空间重构为前提的。马克思所谓的资本消灭或克服空间地理限止的能力是以空间的生产为先决条件的。因此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是通过生产出自己的空间组织来消灭一切自然地理界限与空间界限的。也就是说，空间组织是征服空间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结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基本的生产力，而不仅仅是表现资本主义关系的上层建筑。只有通过建构那些相对稳定与静止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与规范(地域固有的社会结构)才能达到物质在空间中的高速流动。实际上，资本主义只有依靠或者通过历史性形成的独特的社会地理基础结构，包括例如城市建设环境、工业的融合兼并、区域生产综合体、集体消费体制、大规模运输网络、长距离交通网格以及国家的调节制度这样一个时空压缩过程才得以形成与体现出来。

　　由此来看，现代性的本质是以时间消灭空间、以历史消灭地理，但同时也是第二自然与空间统治时间的过程。从这个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历史进化过程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条件，即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结构持续不断地取代它内在地所继承的前资本主义第一自然界意义上的地理景观[20]。资本主义社会与历史内在矛盾过程，从空间地理学角度来看，表现为不断突破传统地理界限与不断形成新的地理界限的地理学舞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一种永无休止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资本在时间的某个特定时刻建设适宜于自身条件的一种物质景观，通常在发生各种危机的时候，在随后的某一时刻又只得破坏这种物质景观。在人造环境中的这种时间上与地理上的投资的潮起潮落，唯有从这样的过程角度才能得到理解”[16]154-155。为此，哈维引入了“空间的修复”概念。在哈维看来，该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整个资本其中某一部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取决于其经济与物理寿命)，以某种物理形式完全固定在国土之中和国土之上。某些社会支出，比如公共教育或医疗保健体系，也通过国家投资而变得地域化，在地理上被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时间空间修复喻指一种通过时间延迟与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21]。后来，哈维的这个概括又被进一步概括为“资本的去地域化因素”[22]35:“资本主义历史发展有其固定的本质的内在的空间性结构与动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与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空间在持续不断地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去地域化与重新地域化”[22]35。其表现之一是:全球化就是一个以发达的网络社会为技术基础的、灵活复杂的国际分工过程。一方面是生产过程史无前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即再域化;另一方面，是跨国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在全世界的经济管理、控制及决策权力方面的史无前例的集中化与集权化，即去域化。易言之，全球化导致了以下两种趋势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资本主义特有的时空压缩趋势(或曰 “去域化”)与固定空间结构(如城市区域与国家层面的区域设施)不断被创造与调整的趋势(“再域化”)。所以，与早先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地理毁灭与创造过程一样，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重构过程，仍然是以其多领域、多尺度的去域化与再域化的双重辩证互动过程为基础的。

　　哈维的地理不平衡发展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构建过程可以被理解为贯穿于整个现代人类历史的长时段过程之中的资本主义空间性生产的一种暂时历史性表现。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冲突、不平衡与社会空间的辩证变迁过程，而不是“历史终结论式”的或“大一统式”的终点状态，或者平滑扩张之后的临界点状态。正像美国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所进一步引申的那样: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作为一个去域化与再域化过程，起因于多面象的、多领域的政治经济因素:包括公司合作策略的重组、新自由主义的强化以及金融的放宽政策、技术的高速发展、新的人口运动，地理政治变化以及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转移，而不仅仅是某一个趋势。资本主义全球化重构同时表现为多元性互动性的地理尺度:不仅是全球规模与尺度的，而且是以多极化多样性的次全球化空间为平台的生产与重构，诸如超国家的集团、民族国家、城市、地方与邻近地区[22]35-36。

　　七、尼尔•史密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地理辩证法

　　继哈维之后，作为他的学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地理学教授尼尔•史密斯出版了很有影响的《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与空间的生产》一书。该书初版于1984年，再版于1990年，三版于2008年。哈维为此书第三版作序，称此书是对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何以幸存下来的历史原因观点的一种深刻的继续。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高度称赞说:此书精彩地阐述了帝国主义怎样在历史上造成了一种特别的自然与空间，一种把贫穷与富裕、工业城市化与农业衰退结合在一起的不平衡发展的地理风景[23]。该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最为系统经典之作。此书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视野，同样，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结合也会形成自己的新的批判理论视野——现代性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批判。不平衡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地理学的最形象的概括。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历史地理现实的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内在的矛盾，即一方面的差异化和等级化与另一方面的平等化的水平与条件之要求这两者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目前所盛行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差异化给予过多的兴趣，但它并不真正理解差异化与平等化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是空洞抽象的差异化，而是不平等、不平衡发展的矛盾现实[24]12。此书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当代地理学中根深蒂固的新康德主义时空观，也就是牛顿机械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同时也把地理学中的那种抽屉套箱式的静止永恒的空间地理观加以历史地消解与重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理论，同样坚持单一的历史性尺度与视野，而忽略了空间地理的客观的存在与本体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概念最大的问题是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自在地”理解为一个内在统一的历史过程或普遍历史过程，而没有看到这个过程是强制的融合与统一下的碎片与分裂过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走到一起了——这就是将空间从社会历史过程中分离出去。现在的问题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结合在一起。问题在于揭示与建立一种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这个地理学的标志就是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与其说是统计学的毋宁说是结构性的。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对地理作了些什么，而在于地理为资本主义作了些什么。

　　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平衡发展既是资本主义的地理的前提，也是其历史后果。本书的基本逻辑结构是:从自然的生产的不平衡到空间的生产的不平衡。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在不平衡的地理环境中生产，而在于不平衡的地理环境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理论既是地理学又是政治学的。马克思、卢森堡与列宁均有空间的生产与不平衡发展理论。但其始作俑者严格地说并不是马克思，而是列宁、特别是托洛茨基的后发国家革命道路理论。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与自然生产理论不同，尼尔•斯密斯在深刻批判阿尔弗莱德•施米特的自然生产与控制概念基础上，借用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概念并取而代之。他指出资本主义逻辑是一种空间性的、非均衡发展的逻辑。生产力的发展在矛盾运动中把绝对的自然空间转变成为相对的社会空间。生产力的发展将社会从趋于平等化的自然空间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仅仅通过将资本投入到特定空间便产生了差异性及相对化的空间。这些矛盾运动决定了作为综合结果的资本主义空间的具体形式。于是，空间既不是客观存在的平等的“同质化状态”，也不是后现代主义所说的“无限差异化”。它导致的模式是“非均衡的发展模型”:“空间既不是一种平面化的存在物，也不能被无限地差异化，而毋宁说是，它是由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存在物，但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不平衡，而是作为引导着的空间生产的动力的矛盾的特殊成果之一。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空间生产的具体体现。”[24]122-123

　　史密斯认为，尺度(scale)是表明空间独特性水平的地理学概念(诸如:城市、国家、区域与全球)。也就是说，今天马克思主义历史与地理学的科学的理论概念不再是传统的阶段与形态，而是空间化的尺度概念。通过将尺度空间概念与节奏、循环及长波等时间概念结合起来，史密斯提出了著名的“跷跷板”(the seesaw of capital)的不平衡发展理论[24]198-209:即资本力图从发达地区跳向不发达地区，然后再从不发达地区跳到原来的发达地区，因为原来发达地区已经变成了不发展地区。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史密斯发现，“跷跷板”更倾向于发生在城市这一层次，在这种空间中可流动资本破坏了城市内部原有的邻里关系，但这种“跷跷板”现象在国家层面与全球层面是很少发生的。对他而言，解决实现真正的均衡发展的方法是通过全球工人阶级的合作才能实现的[15]115-116。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消除不平衡发展，而实现平衡发展的条件则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抽象平等的交换价值基础。社会主义到来的标志之一是让使用价值从同一的价值暴政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多样性与差异性[24]204-205。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马克思的不平衡发展理论的以往解释，存在着只重视历史性而忽略空间性的缺陷，而当代左派地理学与经济学的解释则存在着用空间辩证法否定历史辩证法的偏差。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基本形态之一是以空间化地解构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为己任的历史空间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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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编辑：张剑《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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