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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胡小静：关于编撰《汉族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 [打印本页]

作者: 汉风徐徐 时间: 2009-1-20 13:14 标题: 胡小静：关于编撰《汉族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

汉民族研究信息快递

第2期

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主办 l 997年2月1日

关于编撰《汉族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1]

胡小静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简单介绍一下《汉族历史文化》这本书稿选题列选的大致情况，使得大家更好了解这本书的编纂以及今后发展的情况。

我们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搞国家“九五”规划的申报项目，我们社里有几套大的项目。这里面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社里有四个编辑部，还有一个杂志编辑部。其中有一个是搞重点图书，或者说学术图书，其他三个部是讲利润指标的。我们这个部要求抓住国内一些学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些选题。我们“八五”规划的时候搞了三个项目，现在还在延续，一个就是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现在出了28种，这次带来一本就是《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是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田继周教授带的一批学生，也是各地的少数民族的研究生的一个成果。再有一套是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我们俗称叫大通史。白先生是回族，这卷通史讲了各个民族，特别注重历史的撰写，本来是说今年要做完了，但是稿子没有到齐，7共有l2卷22本，现在陆陆续续出了12本，这套书国家领导人也很重视。

再有一套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史丛书”，我们感觉80年代以后，感到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搞一些选题还不够。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开拓选题。于是就请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一位教授主编了这套，也出了几本，大概到明年结束了。这样“八五”规划的选题基本上结束了。当前我们正在寻找“九五”规划的选题，我们准备推出“当代中国哲学丛书”，这个由北大、上海复旦、华东师大一些学校的专家、学者在搞；还有一套“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因为国际政治这方面在我们国家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一种政治概念上的政治学，而不是国际政治学。现在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王逸舟先生写了一本《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在国内的反响很大，又出了一本王缉思先生编著的，就是《文明与国际政治》，在国内也已经有反响了。

“八五”规划偏重历史，到了“九五”规划正好有这个《汉族历史文化》补了缺，我感觉很应列选，所以把这个设想跟社里谈了一下，并且请徐杰舜先生拟了提纲。看了以后，我向社里作了进一步的汇报，讲了一下情况。少数民族的研究比较多，特别是到北京去拜望了中国社科院刘吉副院长(他原是上海市和宣传部的副部长)，他说正在组织民族研究所的一批人在写有关民族政策方面的书。我跟他说有这样的一部书稿，他说很好。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准备跟他谈了一谈。刘吉同志说这个不搞是不行的，应该要搞。把这个信息再带回来，社里就同意，而且已经列入项目，因为国家项目的申报已经结束了，于是我们确定《汉族历史文化》为我们社的重点项目。

这次开会，我本来不一定能够来的，因为年底事情很多，后来徐教授说还是来一下，跟各位专家学者接触，我听后觉得也有必要听听大家的高见，在以后处理这个稿子时能把握好一个度。对我们编辑来说，不可能样样精通，我自己侧重摘历史文化，对民族这方面的东西接触不多，在“中国文化史丛书”当中，出了一本《彝族文化史》，我后来又搞了中国面具文化，最近组织了一本《中国鼓文化》，本是写一个社区的，后来跟作者商量是不是把面扩大一点。现在我们出版界有这么一个情况，希望对有些情况作宏观解决，主要是考虑它的市场效应，印数不多的话，社里亏本是不可能印的。对西北地区我就提了一个想法，比如能包括安山腰鼓、朝鲜族的长鼓，使他的研究面扩大一点。跟作者商量，他也同意。本来说今年要交稿的，但是稿子到现在还没有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组织这么一部《汉民族历史文化》就需要我对民族学方面能稍微有一点接触，做到心中有数。所以，就决定来参加这个会。

其次对选题题目谈一下自己不成熟的想法。昨天晚上，花了一点时间，看了一下三位先生交来的提纲，我想有几个问题大致谈一谈。第一个方面，当时徐杰舜先生提出的中国汉民族丛书是多卷的，这里面首先对多卷提出我的疑虑，因为在专著体不大多见的时候，出多卷，从出版社出发，担心会亏本。因为以前搞文化史、搞民族学的，所出的书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但是社会影响很大，我们于文化史、民族史的研究作出评价，都要提到它。现在我们社有一个想法，要出学术著作，最好有第一手资料，将来人家对它的评价怎么样，都有这本书作底本去研究。《楚文化史》就是这样一本开山之作，张政明先生写的，我们社出了以后，社会上反响很大，后来要搞12卷本我们也想出。但当时湖北人民出版社感到楚文化就出在他们那儿，要他们自己出。我们也理解，就没有再增加这个选题的书稿。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搞汉民族研究的多卷本比较棘手，还要估计一个可行性。我提出一个设想，暂时不考虑出多卷本，而先出单卷本，字数大约在100万字左右，目前的情况也能够承受，而且份量也不小了。《中华文化史》，它本来的基础在3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上面，加了大量的资料。我就提出来，已经多年了，30多年下来，还是在这个基础上来谈中国文化史，好像不够的，一定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后来他经过3年的研究，终于提出文化生态圈的问题。这本书获得了辽宁办的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后来又得了许多奖。基于这样的考虑，是不是不要考虑多卷本，至于以后怎么搞再商量，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的现状。

第二个方面是书名的问题。中国汉民族还可以再涉及到一些海外的华人，他们大多数应该是汉族的，他们怎么发展，是不是这样来写比较好，不要把中国两个字放在上面，书名怎么定，我想了好多，各位学者、专家你们再看一看，想一想，是不是还是用《汉族历史文化》。

第三个方面是解决理论上的参考。刚才谈到我们有些书过去在这方面走了一段弯路，在理论上是不是要有一些突破。现在往往从国外带来好多东西，当然，拿来也是应该的，但是是不是有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在里面?如果有，我们能有一致共识的话，这个观点能够指导全书的写作。我希望大家在写的时候，要把达成的共识贯穿全书，不要有一种脱钩的感觉，因为书出来以后往往要有10年的时间才能再版。中国文化研究，像复旦大学写的那本《方言与中国文化》，作者感觉当时太匆忙，到现在刚刚修订一遍。我看到好多先生在自己的著作里面，都讲到一点斯大林民族学的概念，谈了四个方面。解放以后，苏联学派影响很大，往往在这个范围、框架里面考虑，不敢越雷池一步。广西民族学院96年第四期学报上面有一篇文章，一位学者和美国专家谈了这个问题，他就提出社会对民族的影响，这个对我来说，也有一点启发，我们这本书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徐教授自己的汉民族研究，综合了好多人的想法，‘特别是斯大林的想法，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独到研究心得。在这方面是不是能有薪的发展，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学理论体系。今天早上和陈华文先生一起聊天，我感觉到五六十年代出来的一些学者，在学术方面研究不要有太大的束缚。因为在学术思想上、理论上总有许多条条框框。我的看法，是要把许多年轻的学者补充进去，这样才有自己的创建。

第三，民族政策问题。最近六中全会又开了，主要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发表以后，我们很敏感，注意到解放以后中央的文件中从没有这么多的字数提到出版问题，《决议》里面提的很细，出版的精神，出版的要求，出版的导向，出版的什么……反正字数很多。后来新闻出版总署又下了一个文件谈了十五个方面的专题需要报批，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民族研究。学术研究应该是无禁区的，但是出版是有纪律的，这是我们的行话。同意某一个学者的观点，但是上面有他的纪律，在这方面，我特别敏感。因为西方世界从前苏联的瓦解和南斯拉夫的战乱中，感觉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不是靠政治、经济的封锁，而是要靠民族和宗教问题来摘乱你。现在党中央对这个问题抓得很紧，对我们出版界也很关注，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书，我们一般都要送审，现在我们研究这个问题，肯定涉及到少数民族。鲁刚教授讲到，汉族和少数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这个题目报上去的时候，社领导也提出过民族政策问题。我说徐教授写过关于中国民族政策方面的一些书，在这方面是把握得很准的，我们把住关了，问题就不大了。现在我们社里开了一个会，传达最近中宣部提出出版界要把好八个关，八个关里面就有民族政策关，对这个问题我提出自己的见解，求助于大家的理解。

第四，我谈一下资料的可信度。现在资料很多，不搜集不知道，一搜集什么资料都有，还有好多是惊人的发现。我希望学者专家持慎重态度。在全国，《孙武兵法》82篇是一个虚假的报导，我问一些老专家，他们说不可能有这个事。现在学术界就反驳了，这样搞法不是我们学者搞的，用这种方法想一下子成名也不大好，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徐教授把这个题目提出来。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汉民族也存在认识。当时我们社长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这里面，可能有好多问题要提出来。我们不能够太急功近利。

第五，转述材料当中的运用和解说要有一个度。因为我编了一本《彝族文化史》，是中央民族学院马学良先生带的一批研究生写的，本来70多万字，后来删到40多万字，我就和他商量，其中关于彝民族的哲学思考，觉得有些内容解说得过了分，不能说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考。我看我们这本书，材料的取舍方面要吸收精致的。对这些有研究不要重复，精细一点，因为我没有看到具体的书稿，就是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第六，学术文化搞到今天了，整个中华民族特别学术界的水平、水准都要上涨、提高，我们写书的标题可读性是不是强一点，也就是说能够活一点，不要搞成教科书式的，是不是能够开拓一点。最近我们社里出版的《女性与中国近代社会》，其中标题很有个性，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就是跳，但这个跳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在这一点上把它的特征强调出来。我们这本专著，当然首先是学术专著，把它的特征和特点抓出来，不要太面面俱到，这里边主要是什么，把它写出来，不然的话，好的东西是相同的，会交叉重复，这样，对不起读者。读者可能觉得现在的书价很贵，他是几经挑选的，只要对他很有帮助，书价高他也不管，所以在这方面，希望大家能够深思熟虑，这是我的一点希望；

第七，刚才我们所分析研究的主要是民族学、人类学这些学科方面，我看了这个提纲以后，和徐教授谈了，广西民族学院现在非常注重当代汉民族研究，这就是我们现在出书的目的，包括刚刚讲的我们“九五”规划、“当前国际政治丛书”都强调一个现实意义，让人感觉到可操作和思考。最近发了一个稿子，《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不是对诸子百家哲学的研究，也不是解放以来的考证，而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来谈这些事，就是各个学派。当然，可能和现在讲的民族问题要有一个冲撞，这就是把握问题，怎么写的问题。

现在一批学生，希望学习的东西跟自已是比较贴近的，不要太远，希望自己马上能够出一些成果，不要像过去那样，这是我们现在要求一些著作要注意的问题。这里面有好多资料问题，徐教授讲了，已经收集大量的，包括这次要走的地方，也有这么一个思考，我感觉很好奇，也很放心，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要注意。贵校学报的第四期谈到的社会对民族的影响，我的理解社会对民族研究应该是有帮助的。因此这里面我看到从语言各个方面都有，是不是能够把国际上对社会研究的成果也放进去，使得这本书这些方面有更多的借鉴。

另外关于工作中的技术处理问题。我知道具体写的过程中，好多先生是用电脑的，这个电脑操作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这类书，一般希望注释要规范，你写书要注意，最麻烦的是标点，往往是随心所欲的，给我们的编辑工作带来很多难度。我们考核很严，图书质量检查，标点两个错算一个，一本书不可以有万分之一的错误，一本书你看好了，有万分之一的错误，或严重错误有两三个，都要扣分的。这个要注意，要求我们规范一下。还有一个是注释，在页下注，往往给电脑操作的先生带来麻烦。他希望一篇写完，在后面全部打印下来，但这样会给读者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主要为读者考虑，希望大家能配合好。还有一个问题，稿子最好先自己校对一遍，因为我们看稿子的速度比较快，虽然说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也有一目十行的时候，电脑稿写得很清楚，但是往往出错很多，希望大家先校对一遍。现在我们编辑部的工作量很大，我们全部一共是9个人，包括我在内，今年已看了75部稿子，大概有3千多万字。所以希望能得到大家的配合。再一个是引文一定要核对。现在好多引文差错很多，有些是随心所欲，书一出来，读者首先看是哪一个出版社出的，第二个看是哪个作者写的，如果搞不好，对你的声誉也有影响，我们大家的利益是捆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搞好。

最后，我想谈一点设想，我跟徐教授谈了，我们社制定规划，对我们部有一个特殊的考核，其他的部考核是利润指标，我们部考核的是审核总数，发稿字数、还有一个就是获奖情况。

所以在编制“九五”计划，我们这个都要特别考虑这个因素，我刚才讲到，我们现在在搞的这部书在人文科学领域是属于有开创性的科学成果，甚至是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经过论证，这部书稿我们已经申报上去，已经作为上海市的重点了，和徐先生商量准备98年出版。为什么要排在98年出版，在这方面我有一点私心，希望我们部获奖的书越多越好。97年一年，我们社里有一部百卷本的“中国文化通志”要推出来，据说10月份，这个书肯定要捧奖；还有一本书是我们部在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年图集》。《中国共产党建党70年图集》，也能得到中国图书奖。国家奖是去年开始的，《中华文化史》是一个入围奖，99年搞一个《共和国风彩50年》，又是一个图集，已经和历史博物馆谈好了，已经在操作当中了。那么，98年我们就要推出这么一本学术著作。现在全国图书奖有三大奖，与国际接轨，一个是国家奖，是最大的奖，每年举行一次，希望我们的这本书推出的时候去竞争国家奖。还有一个中国图书奖，以前由辽宁省办的，这个星期一早晨开会，听说已经由中国出版协会接过去了，那么也就作为一个国家奖了，是逢单年评奖。还有一个就是“五个一”工程奖。所以我希望全体专家学者能齐心协力把这部书编好，争取拿大奖。

[1]附记：此文是胡小静先生在’96当代汉族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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