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的叛徒
── 一段关于民俗学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小插曲

叶涛

　　近年来，人类学在中国的学术界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尤其是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具体承办的连续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人有幸作为学员参加了这三届研讨班，亲身体验到北京大学那种兼融并蓄、完全开放的学术风气，并且为人类学这个学科在初创阶段就形成的这种良好的学术风气而艳羡。讲习班上国内外知名教授的演讲自然令我受益多多，但一个可能已经被大多数学员忘却了的小插曲，却因为和我所从事的民俗学专业相关的缘故，致使我在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有一种必须把它记录下来、并且应该让更多的民俗学同行了解这段插曲的冲动。

　　1998年7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第三届高级研讨班的研讨活动已经到了结束的前一天，这天下午，主持研讨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副教授高丙中博士，评议人是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副教授阎云翔博士，第一个发言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的刘铁梁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民俗志描述方式”。为了使大家更加清晰的了解以下所说的“叛徒”一词的含义，在这里还有必要对这三个人的学术背景再进一步做点交代。高丙中，1962年生，先后在湖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学士、民间文学硕士和民俗学博士学位；阎云翔，1954年生，先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学士、民间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刘铁梁，1946年生，文革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批民间文学研究生，获得民间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正担任着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

　　刘铁梁教授的发言是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关系谈起的。他开头说了如下大意的话：我是搞民俗学研究的，今天到人类学的研讨班上来发言，可能会有人说这是民俗学向人类学投降。然后，刘教授在限定的20分钟的发言中，就当前中国民俗学界民俗志描述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刘教授的发言十分精彩，但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却是此后紧接着的阎云翔博士对发言所做的评议。高丙中博士在向台下的学员推介评议人时是这样介绍的：“阎云翔博士本来是学民俗学的，现在是人类学者，是投降派的典型。反正民俗学和人类学本来就是扯不清楚的事情，现在我们就请阎博士来给我们扯扯。”下面就是阎云翔博士对刘铁梁教授的发言所做评议的全部内容：

　　“刚才高丙中揭了我的老底，说我是投降派的典型。实际上他说的很客气，我岂止是投降，简直是当了叛徒。我确实原先是学民俗学的，现在干了别的。而且我后来想想，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叛变，我叛变了两次。我最初是在中文系学作家文学，但是后来学了民间文学，实际上我真正想学的是民俗学。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自己为什么要叛变两次呢，我觉得是因为，我始终不满意我学的东西，它不能够使我真正想做我要做的事情，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去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农民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所以，可想而知，当你在中文系学作家文学的时候，这个愿望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学民俗学，我当时的希望也是这样，能给我一个比较有利的途径去真正研究中国当代农村社会。但是，我发现民俗学仍然是特别偏重于那些零零碎碎的表面上的现象，没有做一个系统的社会分析，这是我第二次叛变的主要原因。

　　”现在，站在一个叛徒的立场上，回过头来看自己原先的学科领域，倒反而有一些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刘老师说得特别特别好，我非常赞成。但刘老师的发言准确地说还不是成熟的论文，更多地像是一个呼吁，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举双手赞成这个呼吁，并且特别赞成刘老师说的民俗志应该有理论分析和解释的能力，我认为一个好的民俗志就应该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描述的好就是解释，在描述的基础上应该有理论解释的部分。问题在于，一个比较好的理论解释建立在什么样的描述之上，刚才刘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现有的大部分民俗志就是告诉你这个地区有什么，咱们这儿有庙会，咱们这儿有求雨仪式，咱们这儿有这个，咱们这儿有那个，给你的是一长串的名单，一二三四罗列下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机的联系是什么，他们与当地整个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结构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的运作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不知道。这就是说，你是把民俗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来处理的，这实际上违反了民俗学最初的初衷，当时的民俗学家说他们要还原一棵树，而不只是树上的一片树叶。实际上最后我们做来做去忘了这个初衷，记住的都是一些树叶──可能记住了500片树叶，但是还没有见到那棵树。我想，我们很难在现有的这种描述上面，达到比较好的理论解释能力的那个层次。

　　“第二点我要评议的是，学科的认同危机实际上是当代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并不只是在中国的民俗学中存在。美国的民俗学现在陷于更大的危机之中，就在去年，美国四个可以授民俗学博士学位的学校之一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民俗学系解散了，这在美国民俗学界是一个特别大的震动，因为那是美国民俗学的一个重镇，培养了很多很多现在仍然非常活跃的教授，它去年招了最后一个外国学生──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成为他们的关门弟子，这个系以后不再招生了。为什么民俗学会陷入这种困境？当然其他学科也有危机。我昨天谈了人类学的危机，社会学也有危机，因为社会学觉得现在他们已经太大了，不知道自己究竟研究的是什么，它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外延设计，包罗万象，最后就失去了自我。人类学觉得自己固有的传统研究对象在一点点地消失，受到后现代社会的侵袭之后呢，人类学发现没有独特的领地了。虽然都有各自的危机，但是，我认为民俗学的危机在于它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危机在哪儿！就我看到的非常有限的文献来讲，民俗学可能是探讨自己的危机最少的一个学科。别的学科嚷嚷的那么凶，至少表明他们有这个自觉，当你嚷嚷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解决。民俗学最初的贡献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人类学最初是从民俗学中逐渐脱胎出来的，脱胎出来之后也当了一次叛徒，然后就宣布自己是社会科学的一种，跟民俗学特别坚决地划清了关系。民俗学失利在始终没有自己的学科领域、学科理论与方法，没法使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造成这种现状的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但是它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危机在哪儿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刘老师的文章特别及时，非常重要。”

　　遗憾的是，被阎云翔博士所评议的刘铁梁教授的发言录音我找不到了，无法在这里把刘教授的主要观点一并介绍给大家。不过从阎博士的评议中，我们也可以领会出刘教授发言的要旨。

　　当时出现上述这个关于民俗学叛徒的小小的插曲时，在座的民俗学者，除了上面坐在台上的三位，在台下的我也深深地为民俗学的学科发展所忧虑。如果说，在人类学的讲台上讲民俗表明是民俗学的投降的话，那么，这样的投降派还应该多出现几个。民俗学的学科危机不是不存在，而是我们民俗学者缺少一种危机意识。而且，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民俗学确实需要有一个十分宽阔的胸襟，例如，我们就可以把同样是研究民间文化的人类学者请到民俗学的讲台上来，吸收人类学的知识为我所用，用更多的其他学科的营养来喂养理论知识贫乏、嗷嗷待哺的民俗学。

　　（这篇短文中所记录的阎云翔博士的评议，是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的。刘铁梁教授在这次研讨班上的发言论文，已收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辑的“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论文集”中，即将正式出版。）

1999.7.8-9

   （原载《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